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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事关国计民生，是关系朝廷生存命脉的重要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有重要地置。正是漕运的这种重要性，使得它成为历代朝野人士研究的重点课题。司马迁的《史记》出现了对“漕”的记载。隋唐是我国古代漕运制度基本完备的时期，宋人王溥著《唐会要》卷87辟有《漕运》专条。此后，对漕运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除了在正史和典籍中设有“漕运”的专门章节，漕运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专著也接连出现。经过元代和明代的调整与建设，到了清代，漕运制度不管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于完备，成为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总结者和实践者。清代的第一次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由陶澍等人主持，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直到二十余年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清廷才推行第二次漕粮海运。咸丰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时偶有中断外，清代的漕粮海运都持续下来，并在事实上取代河运，成为清代漕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式。因此，清代后期的漕运，主要是指海运。 清代对于漕运管理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基本上与漕运同时进行。除了传统的《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辟出专章专节对漕运进行阐述外，《户部漕运全书》、《海运全案》等官修漕运专书也纷纷刊载，对清代漕运活动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梳理。随着清代中叶“经世致用”学术风气的蔚起，很多学者如施彦士、包世臣、魏源等人，更是积极撰文和著书。对中国传统社会漕运史的研究，一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近代意义上的漕运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它的第一个研究高峰，则出现于三、四十年代。当时，不少学者开始着手对中国历代的漕运进行爬梳和总结。比如杨文煊在《历代漕运评述》一文中，对漕粮的定义、方式及其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他指出，漕运运粮之事，乃为“漕运功业上微末之一端”，而“懋迁有无，和籴粮米，通济物资，利济灾患，方为漕运上之最高目标”》[1]。这实际上突破了历来对漕运“运输粮食”功能的初浅认识，将其拓展到商品流通的社会功能研究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清代漕运史研究，亦开始得较早。1937年，署名“杰”的学者在《北平晨报·艺圃》上发表《清季漕弊与海运》，分析清代漕运的种种弊端及试行海运的情况[2]。1940年，万国鼎撰有《明清漕运概要》，通过对明清漕运的分析，认为“是则先民漕运经验，不乏参考之处”[3]。同时期也出现了对清代漕运制度（集中于河运漕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位论文，惜其传播不广，无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影响[4]。纵观民国时期（1912-1948年）的相关研究，夏鼐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5]长文，无疑是最重要的成果。作者通过搜集当时力所能及的官书、政书等史料，对于长江流域有漕各省的田赋及其减免过程，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对于梳理此阶段漕运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仅就资料所及，中外学者关于清代漕运研究的专著，出现于50年代，这就是美国学者Harold·C·Hinton的博士论文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1845-1911)（《晚清漕运制度》）[6]。作者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对此阶段漕运的总体运行，尤其是河运漕粮制度及其与运河、黄河的关系，做了尽可能详尽的勾勒。此后，台湾学者张哲郎的硕士论文《清代的漕运》[7]，将清代漕运分为河运期、海运期、河海并运期，但叙述重点仍置于第一阶段。因资料、篇幅以及文章立意等多方面的限制，它们都没有对清代漕运（尤其是海运），展开深层次的分析。但作为最早对清代漕运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有益尝试，这两部著作功不可没。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中外学者均没有出版清代漕运史专著，相关论文则发表了不少，总体上看，研究水平较以前上了一个台阶。最为突出的，当推李文治、江太新两人。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他们发表系列论文，并最终出版《清代漕运》[8]。该书以清代的河运漕粮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清代河运时期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运道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精细分析，在制度史研究的水平上具有相当深度。该书体大精深，细密周详，可谓清代漕运史研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断代史研究的力作。该书的问世，表明中国的漕运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漕运的制度史研究，已向纵深拓展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当然，该书对于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海运问题，仅用一章的篇幅进行初略描述，使得研究难以深入，而漕粮海运本身与国家财政和税收的互动关系，以及清代后期漕运制度在重大历史转型时期的演变，及其所折射出的规律与特点，也无法在该书中得到确切体现。彭云鹤所著《明清漕运》[9]一书，也在同期出版。该书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明清漕粮河运史的基本状况，并对清代前期河运漕粮繁荣的原因、漕运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对漕弊的整顿进行了分析。这对于疏理清代前期的漕运状况，具有参考作用。 在研究中国漕运史方面，日本学者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清代漕运而成果斐然的，又尤以星斌夫引人瞩目。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围绕清代漕运制度撰写了系列论文[10]，对清代河运漕粮的运道、水手、坐粮厅、粮食商品化趋势及向海运的过渡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时颇具影响。不过，他并没有对清代漕粮海运进行系统探讨。 与清代漕粮海运相关的研究，还包括海运史、轮船招商局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的探讨，因考察视角的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往往存在重大差异。比如相关的海运史专著，多从地理环境、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入手，对于漕粮海运的问题则语焉不详。轮船招商局的研究，又多从洋务运动、股份制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忽略了漕粮海运与轮船招商局两者的关系。 有关清代漕粮海运的学术论文，为数不少，多系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其中有相当份量的论文，如萧国亮的《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11]、戴鞍钢的《清代后期漕运初探》[12]和徐元基的《海运漕粮对中国轮运业创立的作用问题》[13]，值得注意。它们或是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或是进行宏观的整体把握，或是就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均给人以眉目清晰之感，得出的结论也颇令人信服，因而取得了较大成绩。 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展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总体而言，出于研究手段、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原因，已往的清代漕运史著作偏重于漕粮河运，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仅限于专题研究阶段，对占据清代后期漕运史主导地位的漕粮海运问题，以及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晚清，伴随着漕粮海运而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尚缺乏全面的探讨。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注释： [1]杨文煊：《历代漕运评述》，《中国学报》1944年10月25日，第二卷第二期。 [2]杰：《清季漕弊与海运》，《北平晨报·艺圃》1937年4月28日。 [3]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 [4]参见张玮瑛：《清代漕运》（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38年5月）；董继瑚：《清代漕运之经济研究》（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学士论文，1941年5月）和张金水：《明朝初年的漕运》（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学士论文，时间不详），以上诸文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论文收藏室。 [5]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1935年第2期。 [6]该书于1956年初版，第二版于1970年由EastAsiaResearchCenter,HarvardUniversity出版。台湾政治大学陈一铭的硕士论文《晚清漕运变革之研究》在参考书目中将该书列出，但在“绪言”中却称：“清代晚清漕运相关的研究，首推张哲郎师1969年的硕士论文：《清代的漕运》”，难以令人信服。 [7]张哲郎：《清代的漕运》，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赞助印行，1969年6月版。 [8]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 [9]彭云鹤：《明清漕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 [10]参见参考文献之星斌夫著作。 [11]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12]戴鞍钢：《清代后期漕运初探》，《清史研究集》第五辑，光明日报社，1986年12月版。 [13]徐元基：《海运漕粮对中国轮运业创立的作用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