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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是国家设在口岸的管理进出国境货物、人员、运输工具、征收关税并办理有关事务的行政机关[1](p.1)。中国近代海关实行的是外籍税务司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国海关成为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和英国控制下的各国共管的国际官厅，海关除从事本身业务外，其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容丰富而庞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海关档案的认识不断加深，进一步整合开发海关档案资源，发挥其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近代海关档案的收藏和现状 康熙二十二年(1863年)，清政府开放海禁。此后两年(1864—1865年)，清政府在福州(厦门)、广州、宁波、江南(上海)四处设立海关，称为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海关”之名正式出现[2](p.58)。随着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西方列强企图在中国开拓市场，倾销商品，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鸦片战争的爆发、各口岸的通商以及上海小刀会的起义，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被他们夺取。1859年清政府指派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至此海关外籍总税务司制度正式确立。总税务司署初设于上海，1865年迁至北京，1928年又迁回上海，先后隶属于总理衙门(1901年改为外务部)和1906年成立的税务处及1927年成立的财政部关务署。 中国近代海关在外籍总税务司的控制下长达百年之久，其间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分藏在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各大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尤以中、英两国为多。兹分述如下： (一)中国内地近代海关档案的收藏 从明清档案目录中心、民国档案目录中心收集的资料看，中国内地保存的近代海关档案约十二万余卷，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最为丰富而完整，约有六万余卷，海关图书资料约两万余册。它是以接收原国民政府存档为基础，先后从天津、河南、上海、陕西等地多次接收补充而成，其起讫时间为1842年—1949年，主要分藏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税务处、关务署、缉私署、金陵关、重庆关、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财政部中有关海关问题文件以及汪伪总税务司署、汪伪关务署、汪伪财政部税则委员会、维新政府国家税则委员会等全宗。其中以海关总税务司署所藏最丰，约有五万五千多卷，主要有以下内容：海关总税务署设立缘起、各地海关及分支关设立、变更和裁撤等组织机构档案；该署及所属各关华洋人员任免、调动、奖惩等人事档案；该署工作计划、报告及总税务司给各关的通令、手谕、函电等总括性档案；航道勘测、疏浚、灯塔设置等海务档案；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纲要、各种关税会议等贸易、关税档案；各关走私、缉私情况报告和章程；海关插手筹建北洋海关、办理邮政、参与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等几十个条约签订等洋务、外交事务档案；海关汇解税款、清偿赔款等财务档案以及各地收集的政治、经济隋报等[3](pp.183,186)，内容广泛，价值颇高。 从1854年英、美、法人夺取江海关管理权至1849年，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先后设有57个海关(洋关)[4](p.152)，各关在自身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分藏在各地档案馆，数量达六万余卷。如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档案馆分别藏有重庆海关、万县海关全宗；湖北省、沙市、宜昌市档案馆分别藏有江汉关、沙市关、宜昌关全宗；安徽省档案馆藏有安庆关、蚌埠关全宗；南京市档案馆藏有金陵关全宗；天津市档案馆藏有津海关全宗；青岛市、烟台市档案馆藏有胶海关、烟台关、威海卫关全宗；浙江省档案馆藏有浙海关、杭州关、沧州关全宗；福建省档案馆藏有闽海关全宗；广东省档案馆藏有粤海关、潮海关、九龙关、拱北关、三水关、梧州关、江门关、雷州关、琼海关、曲江关全宗；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有梧州关、龙州关全宗；辽宁省档案馆藏有沈阳关全宗；营口市档案馆藏有营口关全宗；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有滨江关、绥芬河关、瑷珲关全宗；云南省档案馆藏有昆明关全宗。其主要内容有：各地海关贸易税收；走私稽查；港务、航务、气象记录、报告；与英、美、俄、德等国通商条约、关产契约；人民争夺关税自主权等有关档案以及当地政治、军事、经济、重大社会事件等情报。 (二)英国近代中国海关档案的收藏 在近代中国海关占坐第一把交椅的除李度外，其余四人均为英人，分别是李泰国、赫德、安格联、梅乐和，海关中雇员实行的也是英人为主的洋员制度。随着海关外籍人员的返国，许多文件、私人信件、日记被他们带回国，或被捐赠、或被售给英国各档案馆和博物馆，因而英国各档案馆、博物馆也保存着较为丰富的海关档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ican Studies)保存的海关档案，形成年代为1860—1943年。主要有：1．人物全宗档案：(1)赫德(Robert Hart)档案：有赫德给驻伦敦办事处代表金登干(J．D．Campbell)的往来书信(7盒)；赫德给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书信抄件(1888—1911年)；(2)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档案：有l921—1926年间安格联与阿其荪(G．F．H．Acheson)和包罗(C．A．V．Bowra)的密函；1926年易纨士(A．F．H．Edwards)致安格联函(5封)；(3)梅乐和(Frederick Maze)档案：有个人信件、密函、半公函、杂函、半官性通令以及与伦敦办事处、英国大使馆往来公函共计(65卷)，其中有关其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及退休返国文书；“天津海关事件”史料；丁贵堂奉命解决问题的报告，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与有关人物交涉的情况；(4)费士来(George H． Fitzroy)档案：有1860—1863年间书信、手稿(104页)；(5)包罗(Edward Charles Macintosh)和包腊(Cecil Arthur Verner Bowra)档案：有关于他在中国海关工作经历及赴欧洲执行任务的日记、家信、家谱、公文、照片、新闻剪报(4盒另7卷)。2．海关文书档案：主要有总税务司与伦敦办事处、英国大使馆往来函，内容包括海关税收征收、海关雇用日籍、法籍等人员文书；滇缅路修筑及政府改革等文件。 英国北爱尔兰贝法斯特女皇大学Queen’s Uni- versity Belfast)藏有赫德、魏尔特个人档案全宗。有当年赫德在校学习学籍、成绩档案。1971年赫德长孙将赫德有关档案及遗物捐赠该校，主要有1899—1908年间赫德与家人、朋友、私人代表金登干等信函14盒(约8000封)；1854—1908年日记77卷；海关照片千余张及各种地图、勋章等实物。其中有关他与中国女友阿桃及三个孩子的记载等均是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魏尔特(Stanley Fowler Wright)档案有四个书柜，有个人信件、官函、手稿以及其收集的有关海关资料等。 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UK)有关海关方面资料主要在外交部全宗中，如F017、 F083、F0231、F0881等，主要内容有海关总税务司关于人员任免给英国外交部报告及插手中国多项条约签订的情况汇报、外交事务处理请求等。其中有关英国政府、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反对裴式楷为赫德总税务司继任者与英国外务部往来函电；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易纨士与梅乐和争夺总税务司职位之斗争；英国外务部与公使馆支持易纨士反对梅乐和的有关资料；安格联被解职的原因及其声明等均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此外，英国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伦敦科学博物馆图书馆London Science Museum Library)、伦敦帝国学院(London Imperial College)等均不同程度地藏有赫德、梅乐和魏尔特等海关高级人员及有关海关资料。 从中英两国所藏海关档案情况来看，可以看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海关档案是国内外最为完整、系统、全面的资料，各地档案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所藏海关档案各有特点，如两广地区由于所设海关较多，又临近香港、澳门，因而档案馆所藏海关档案为地方档案馆之最，达三万卷，内容除有海关业务文书外，还有反映港澳地区历史状况的资料，海关缉私档案颇多；东北地区档案馆所藏海关档案中有中国与日、俄贸易、航运及中东铁路管理等方面的资料。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差别较大，加上海关档案形成年代久远，档案系统经费短缺等原因，海关档案不同程度地存在破损、虫蛀、霉变、纸张酸化、字迹蜕变等现象，海关档案仍有一定数量未得到整理和编目，已整理的档案还存在不够规范化、标准化，不能适应今后数字化处理要求等现象。海关档案除在20世纪80年代各地掀起海关志编写高潮时被利用外，一直处于低利用率状况。英国除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所藏赫德档案未予整理编目外，几乎都得到系统整理和妥善保管，并建立了机读检索体系，利用者可以通过计算、网络快速查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还编印了馆藏海关档案介绍册，极大地方便了利用者所需。 二、近代中国海关档案的特点和意义 近代中国海关是在列强争夺中国权益，中华民族藩篱被冲破的半殖民地时代产生的，是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而设置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正如总税务司赫德所述：“由于它(海关)的国际组织，它的治外法权化的成分和它的奇特的国际职责”[4](p.115)，近代中国海关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海关，是一种变态的海关，因而其档案有着鲜明的特点。表现在： (一)内容的广泛性：近代中国海关是一个包罗万象、庞杂无比的行政机构，所涉及业务内容广泛而庞杂。它以征收关税为核心，承办港务、航政、气象、检疫、引水、灯塔、航标等海事业务，还经办内外债、赔款、邮政、教育、国际博览会、条约签订等洋务和外交事务。活动范围渗透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贸易、财政、邮政、港务、教育、军事、外交关系等。因而对海关档案进行开发研究，不仅可以推动、深化海关史的研究，而且可以充实、丰富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内容，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二)语言使用的特殊性：海关是一个国家大门的钥匙，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然而近代中国海关档案使用的语言80％是英语，此外还有日语、俄语、德语等语言。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海关是英国控制下的先后有23个国家人员参加的国际官厅。英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始终是西方各国中势力最强的国家。近代中国海关五任总税务司的前四任，三任副总税务司的前两任，均为英人。这种情形使得使用英语为正式语言成为一种自然又必然的现象，赫德对此还发有通令。某些地方语言的使用，还表现出鲜明的列强势力范围的色彩，如胶海关采用德文为正式文字(兼用中文和英文)。此外，海关档案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务用语等专用名词、常用语等表达方式比较隐晦，形成了独特的海关英语。这些情形造成学者开展海关档案研究的特殊困难，同时对研究人员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形式的多样性：近代海关档案丰实的内容以多样的文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总税务司通令、机要通令、半官司性通令、公函、半官性公函、私函、说帖、节略、红白禀、札、照会、申等。其中有些文种是海关特有的，如通令、机要通令、半官性通令、半官性公函等。这些形式各异的文种形式反映了清代至民国海关文书的多样性及海关档案文种的特别性，是研究明清、民国时期文书不可多得的资料。 三、近代中国海关档案的开发方法和途径 如何对这些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实现其价值，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海关档案基础建设入手，采用先进的方法和手段，通过与社会各界广泛合作及对管理人员素质强化提高等几方面，对其进行整理和开发。 (一)完善馆藏基础建设是开发海关档案的重要基础 首先，科学规范化整理。各档案馆应从各海关的特点及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明清档案整理规则》、《民国档案整理规则》，以创新的思维，采用边整理、边著录、边修复、边拍摄、边录入的一条龙形式，对海关档案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使无序的档案成为有序的信息。其次，深层次的加工。建立文件目录、专题目录数据库，可以使海关档案信息内容得到更清晰的揭示。再次，完善检索体系。传统的簿式目录存在信息要素不全，查找速度慢，查全率低等缺点，因此应组织力量编制一套全方位开发海关档案的检索体系，实现由手工检索向计算机检索的发展，使档案得到准确、快捷的利用。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海关档案电子目录数据库及税收、贸易、职员录专题数据库，为前来查阅海关档案的利用者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先后有加拿大、英国、美国等数十名学者使用了该检索系统。 (二)更新利用方法和手段是开发海关档案的有效途径 档案信息资源靠传统的技术手段开发，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传统的利用方式由于受时间、地点、经费等种种条件的制约，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存在难以逾越的瓶颈。计算机的广泛使用，网络大潮的兴起，为海关档案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模式。运用扫描、缩微、光盘等技术手段可使纸质的海关档案转化为信息容量大、存储密度高、便于携带、易于检索和联网的数字信息，通过网络技术，可实现从局域网到广域网，最终链接英特网的过渡，使利用者可以超越时空、足不出户地快速查找海关档案信息，从而形成滚动性的经济和社会性效益。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英国Gale公司合作的《中国与西方》海关档案缩微项目，分七个专题对海关档案进行缩微，其中第一专题“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已发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英国 Bristol大学的“中国海关档案网站”为致力于海关档案研究人员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 (三)强化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开发海关档案的智力保证 海关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是一项知识密集型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开发的效果和程度如何，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素质。海关档案的开发呼唤的是一支具备广博知识、扎实英语功底以及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切实保证海关档案开发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要把提高档案人员综合素质摆在重要位置。提倡岗位学习，鼓励自学成才，营造学习氛围，采取“请进来”与“送出去”并举，“换血”与“充电”并重的方式，多途径、有目的地培养人才，逐步培养一批海关史研究人员，建立一支适应海关档案开发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先后选送数人赴美、香港参加培训，选送一人参加厦门大学开办的海关史专业研究生班学习，七人先后赴英国调查了解英国所藏海关档案情况，参加海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做法开阔了档案人员的视野，充实了专业知识，提高了英语水平，从而保证了与英国合作开发海关档案项目的顺利开展，并开启了与海外机构合作开发海关档案的先例，为进一步开发海关档案，参与清史编修储备了力量，打下了基础。 (四)广泛加强合作是开发海关档案的必由之路 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需求的扩大，给海关档案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开展合作，互通有无，合作开发海关档案成为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通过纵横联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档案信息的流通，使档案在交流中转化为经济效益，产生社会效益。首先，应加强档案馆之间的合作。通过明清档案目录中心、民国档案目录中心，将分藏在海内外的海关档案信息采集回来，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海关档案目录体系，实现海关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其次，开展档案馆与行业间的合作。档案馆具有资源丰实的优势，各地海关具有经费宽裕的优势，双方合作，优势互补，这在目前档案系统经费相对短缺的情况下，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战略举措。一来可使档案信息得到系统开发，二来有助于各地海关以史为鉴，服务于现实工作。再次，开展与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各档案馆要在立足本馆馆藏的基础上，借助国内外高校人才力量的优势，在编研选题上下功夫，多层面、多角度地制定出切合社会需求的选题计划，合力打造出高质量的精品成果，将海关档案开发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英国Bristol大学合作编辑出版《海关档案资料选编》(共4册)。该书采集二史馆、海外档案馆海关档案信息，配以著者对海关历史的介绍和评注汇集而成。该书的出版将使海关档案研究迈向一个新台阶。 中国近代海关档案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浩如烟海的海关档案尚“待字闺中”，未得到有效的发掘和利用。我们应顺应时代的要求，更新观念，开拓思路，使海关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M]．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8)． [2]赵铭忠、李祚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指南[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6)． [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M]．人民出版社，2002(8)． 作者简介:许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江苏 南京 210016) 原载《历史教学》(津)，2006．3．62～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