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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上个世纪初，他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促进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全面转换，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基础。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的许多方面，例如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都有着开创性的重大贡献。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也是学界所着力研究的。然而。迄今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梁启超在世界史的学科建设上也有着突出的贡献。 一、提倡宏观的世界史 所谓世界史，在中国史学界，有两种意义。广义的世界史，是宏观的，全球的，全人类的历史。狭义的世界史，只是外国史，而且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国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自认为中国就是天下，而没有世界的、全球的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是没有世界史的。在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只有对个别外国或外族的零星记载。梁启超在上世纪初建立新史学时，明确提出“世界史”和“人类全体史”的概念，并较全面地着手做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工作。然而，在后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相对忽视世界史的全面意义。在许多人眼里，世界史只是指第二种意义的。在我国，高校的世界史专业实际上只教授外国史。而一些号称《世界史》的著作大多并不包括中国史。同时，外国史又以国别史为主，缺乏综合的观点。西方史学常持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或者无视东方民族的历史，或者将其看作是无足轻重。所以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学者，大多缺乏宏观世界史的眼光。因此，在上世纪初（尤其是在那个对世界大势及外国情况极度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梁启超有关宏观世界史的理论和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和难能可贵了。 梁启超十分明确地阐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不同意义。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①]梁启超指出，中国人需要“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这表明，他希望建立新的中国史，也希望同时建立新的世界史学科。 梁启超提倡宏观的世界史。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息息相通的，犹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生动地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麟麟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②]对此，梁启超提出两个有趣的题目：一、“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在常人看来，这或许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梁启超却详细分析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及世界大势，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这些重大事件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确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梁启超看来，人类活动的性质是整个的，成套的，因此不仅各国历史各自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也是整体的。 梁启超提倡宏观世界史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从发展的眼光和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看待文明的进步。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即拟议中的《中国通史》的纲领）的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中，梁启超首先论述“中国史与世界史”。他说：“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梁启超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 梁启超认为，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而且对现在的先进国家有着重要影响。有些在今后也可能再度得到发展。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五个，即小亚细亚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亚美利加文明。现在左右世界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小亚细亚文明与埃及文明结合的产物。而今后则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相结合之时代。梁启超说，凡不同文明汇合，就会产生新的文明，推动世界的进步。所以，中国文明将有可能左右世界。为此，他大声疾呼要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范围内。他说：“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③] 世界史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各民族日益消除闭关自守状况，扩大相互间的交往，历史才不断演变为全球的历史。因此，人对世界史的认识与研究也有历史的过程。梁启超正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他按照中国对外发展状况及内部政治制度，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中国的中国”是为上世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政治上先是由酋长制变为封建制，然后又进到大一统。第二阶段，即“亚洲之中国”，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国民族与亚洲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政治上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中世之时代，长达二千年，因未受亚洲以外民族之刺激，所以内部没有太大的变动。第三阶段，“世界之中国”是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今，是中国民族合同亚洲民族与西方民族交涉竞争之时代。政治上君主专制政体渐渐湮灭，而前所未有的国民立宪政体将姗代兴起。这一时代虽时间甚短，却十分重要，其变化为二千年来所未有。中国从此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梁启超致力于撰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他对新通史的设想十分重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中重要项目有：世界其它民族与中国交往情况及相互影响的历史，各时代中国受外国文化影响的情况，以及中国文化贡献于世界的情况。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④]梁启超高度重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因此极力推崇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梁启超称赞张骞开辟亚欧交通，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世界史开幕一大伟人也。”班超通西域，“布我皇帝子孙之声明文物于欧土，为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纪念。未可知也。呜乎，人杰矣哉！”[⑤] 梁启超时时向中国人提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论述《清议报》历史的讲演中专门有一段，即“《清议报》时代中外之历史”。他说：“《清议报》时代，实为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之时代，读者若能研究此时代之历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奋，则其于天下事，思过半矣。”[⑥]梁启超首先介绍当时发生在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然后介绍外国的重大事件，最后总结出与中国有关系的三件世界大事。 梁启超从全人类发展史的眼光出发，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范围。从同一个角度出发，他突破西欧中心论的模式，把文明的进步看作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专利。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梁启超提出，历史上各民族可按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及贡献不同而分为“世界史的人种”与“非世界史的人种”两大类。“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⑦]历史上，世界史的人种可分为两大期，前期是阿利安种与哈密忒、沁密忒两种合力运动时代。后期为阿利安种独立运动时代。哈密特的代表是埃及，沁密忒人是亚西里亚、巴比伦、希伯来人。故今日欧洲文明，实是从东方文明发展而来。后来，阿利安人，即欧洲人成为世界史的主人翁。 梁启超之所以提倡宏观的世界史，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时时抱有对中国和对世界的强烈责任感。梁启超独特地提出“世界人”的概念。他号召国民既要做中国人，也要做世界人。他说：“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⑧]做中国人，就要担负对中国的责任。做世界人，就要承担对全世界的责任。梁启超在上世纪初建立新史学，目的是要用新史学启发民众，教育民众，动员民众奋起救国，从而使中国强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振兴中华，梁启超不仅建新学术，而且积极从事政治运动，都是要“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⑨]梁启超还要写作新史书，“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⑩] 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我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明确提出建立全球世界史的理论，大力提倡对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和整体研究。在他的影响下，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写了多卷本的新型世界史：《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对从宏观、整体角度撰写世界史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们的努力可以说是梁启超所提倡的宏观世界史的实现。 二、大力撰写外国史，介绍世界知识 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外国史、中国史及世界史的概念是十分明确的，没有丝毫的混淆。他所说的世界史，就是指全人类的历史。说到外国史，就用“西史”、“西洋史”、“泰西史”或其他更具体的国名来表明。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大力开展外国史研究和编纂，是建设世界史学科的重要工作。梁启超对西方的历史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西方历史上充满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事件。他说：“我们读西洋史，真是越读越有趣，处处峰回路转，时时柳暗花明。只看见他们国家里头的细胞，好像‘无事忙’一般，在那里运动个不休。”[11]梁启超重视西方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也看到中世纪欧洲贵族具有独立性的特点。他认为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贵族政治有助于抑君权，伸民权，是“君主专制之悍敌”。他说：“征诸西史，国民议会之制度，殆无不由贵族起。”梁启超特别赞赏英国贵族因争取自身权利而建立议会的行动。他说：“贵族政治，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12]梁启超的这些见解，确实抓住了西欧史的特点。 梁启超撰写了多篇外国史和外国人物传，梁启超写《斯巴达小志》和《雅典小史》，描写古希腊人因建立民主制度和具有进取精神而强大，从而称雄于世。梁启超还写了一些弱小民族的历史：《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日本并吞朝鲜记》等。梁启超写作的外国人物传有《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这些著作通俗而又生动，深得青年的喜爱。梁启超写外国史，向读者明确阐述读史及读西洋史的目的。他说：“吾侪读史何为乎？察往以知来，鉴彼以诲我而已。吾读泰西列国近世史，观其事业及其人物，无不使我气王而神往。”[13]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仅三个月，梁启超即撰写了长达6 万字的《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写作此书既有现实政治目的，也有长远的学术目的。一方面，他希望通过阐述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分析世界各强国之间的关系，来使中国人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处境，以便审时度势，加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梁启超欲借世界大战提高中国人对世界史的兴趣，推动全面的世界史研究。他说：“吾国人研究世界之兴味，浅薄极矣。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刺激，稍好事者，固欲求知其真相，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一良机会也。”因为这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世界史，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必将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梁启超特别强调此次大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他说：“欧洲今兹之役为有史以来所未尝睹闻。交战者十数国，皆泱洋当代之雄也。”“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则记载之义例，其亦安得不有以异于古所云。”[14] 梁启超详细分析了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从1871年普法战争后欧洲各国不断的争斗，直到最近奥皇储被刺导致战争爆发，由远到近，层层递进，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历史的画卷。《欧洲战役史论》堪称我国世界史著中的优秀之作。 梁启超还写了一些有关外国学术史、经济史及科技史、政治史、政治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例如《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希腊古代学术》、《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5]、《格致学沿革考略》[16]等。 除了专门的史学论著外，梁启超还在许多政治文章中介绍外国先进的政治制度，探讨政治进步史。这些也极大地促进了外国史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开始连续发表《新民说》。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涉及到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历史。例如，《论自由》叙述了西方民族争取自由的历史。梁启超总结说：“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17]梁启超具体分析各种自由所包含的不同内容，例如政治自由包括平民对贵族争自由。国民对政府争自由以及殖民地对母国争自由三种。他又阐述各种自由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梁启超还专门列了一张近代史上各国争取自由的大事年表，共列大事37件。例如，有关宗教自由的历史事件有：1532年旧教徒与新教徒缔结关于信教自由的条约。有关政治自由有1649年英国人民杀国王查理士第一，行共和政治、1776年北美合众国宣告成立（殖民地之关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贵族平民关系），1822年墨西哥独立（殖民地关系）。有关生计自由有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82年美国大同盟罢工及各国罢工等。还有些事件具有双重性质：如1871年意大利统一，是民族自由和政治自由两种性质。 梁启超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外国进步思想家的学说和著作。在这些介绍中，有大量关于外国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知识。这些对于世界史也是十分重要的。据有关人士统计，梁启超介绍的外国文化名人有5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霍布士、斯宾娜莎、卢梭、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达尔文、康德等。梁启超所写的这些著作具有外国学术史的性质。他研究学者和学派，从中探究文明进步的原因。 梁启超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他使这些报刊成为宣传进步思想和普及外国知识的阵地。正如梁启超所说：“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18]《清议报》即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民丛报》在这方面又超过了《清议报》。仅《新民丛报》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就多达百人以上。 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杂志。《新小说》辟“历史小说”专栏，以介绍历史知识。梁启超在《新小说》第1号上阐明宗旨说：“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新小说》于1902年—1903年连载《洪水祸》，即法国大革命演义。演义以故事形式讲述法国革命的经过，并用俚语宣传革命的意义。该演义大力歌颂自由平等思想，并推崇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先后刊出法国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头像及法兰西共和场上的自由神像，还登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巴黎市民逮捕的图片和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围攻王宫的图片。《新民丛报》还刊登美国独立厅的照片和《独立厅图记》。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把法国人基佐写的《欧洲文明史》介绍给中国读者，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基氏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此书在欧洲，其声价几与孟德斯鸠之《万国原理》、卢梭之《民约论》相埒。近世作者，大率取材于彼者居多。”[19] 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建立一切新学术的前提。它比具体建立某一学科更重要。而对于建立世界史学科来说，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但是对于一个长期自我封闭并且固步自封的民族来说，要认识到外国的先进，并主动地学习外国先进知识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其艰难的程度是我们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所以，在上世纪初建立世界史学科的难度远比现在要大得多。梁启超最可贵的是使中国人拓宽了对外开放的眼界，无论是以史的形式，还是以历史小说或政治文章的形式。他激发起青年探寻世界知识和外国先进文化的热情。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所说的：“从当代力量最伟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笛卡尔、卢梭、边沁、康德、达尔文等诸泰西思想家。”“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20]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领袖陈独秀也说：“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21] 三、开创中外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研究 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宏观的研究方法，它有助于消除孤立的和狭隘的眼光，使人建立起对事物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的观念。世界史不是国别史或地区史的简单堆积。只有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才能建立真正的世界史。所以对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史学科所必不可少的。 梁启超对比较研究极为重视。他指出：“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所以贵‘比事’也。”[22]梁启超广泛地做中外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批评以前的旧史家只知有局部的历史，而不知有人类的全体史。梁启超说：“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23] 梁启超无论是在史学专著中，还是在政治、文化、科学等著作和演讲、教学中，都时时做广泛的比较研究和论证。关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就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为了探讨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梁启超于1902年写《新民说·论进步》（又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中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违反一般历史进化的公例，出现“凝滞之现象”。台湾学者黄克武认为，梁启超可能是中国最早提出西方历史正常发展，中国历史病态发展的人。[24]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在中国大陆史学界渐渐发展成为一场历时多年的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大讨论。 1902年，梁启超写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在这篇论著中，梁启超指出，世界文明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发展成为三种类型。中亚、非洲及南美等高原地区属草原游牧文化，实行族长政治，还未发展到国家。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等是平原文化，很早就出现巩固的国家，文明发达较早。欧洲之地中海周围地区由于海路的便利，交通、贸易及殖民用兵极为方便，各国间的频繁交往及激烈竞争也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故地中海地区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点。梁启超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途径，较全面地阐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着重比较东西方文明，指出亚洲虽文明发生最早，但因地理原因，交通不便，与外界无竞争，造成进取开拓性弱，保守性强。欧洲人以地中海为文明发源地，以海洋为扩张的战场，对外竞争，可辟新世界，梁启超又指出，没有亚细亚文明，也无欧罗巴文明。 梁启超重视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梁启超说：“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源莫不由于地势。中国所以逊于泰西者在此，中国所以优于泰西者亦在此。”[25]他认为大一统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大一统国易于形成专制统治。而欧洲小国林立，利于竞争、自治，发展民主制。 梁启超在《斯巴达小志》和《雅典小史》中，将这两个小国与中国相比，提问说，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如此虚弱，而雅典、斯巴达这样的小国反而强大。在《斯巴达小志》中，梁启超比较中国专制政体与斯巴达专制政体的不同。在《雅典小史》中，梁启超比较雅典和斯巴达的异同，并将雅典民主政治与现代欧洲民主政治相比较。在《新民说·论政治能力》中，梁启超广泛比较不同民族的政治能力。他比较朝鲜人与日本人、南美人与北美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世纪罗马人和印度人等。 1902年，梁启超写了长达8万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该文中纵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变之迹，并时时横向比较中外学术思想的异同。例如，他把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印度学派相比较，找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诸多优缺点。通过大量比较研究，梁启超总结出中外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他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26]这一见解的确抓住了中国学术史的特征。 在《中国文化史》中，梁启超比较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的不同，指出中国的贵族没有西方贵族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国债史》以及其它许多文章中，梁启超大力称赞西方人为争取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他指出西方各国政治革命都是由经济革命引起的。英国宪法史大部分是抗恶税之事迹。美国独立也是因反抗不合理税收。而中国人长期以来只知道逆来顺受，实在忍无可忍时，就用暴力反抗，却不知道进行合理的政治斗争。梁启超大力鼓吹西方的：“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原则，教育民众懂得“无无权利之义务”。梁启超在宣传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向民众普及西方宪法史的知识。 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梁启超指出，数十年前的意大利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经历过外族的压迫；国内专制的程度也相似。其不同之处是；意大利国土小，人民少，无中央政府，有政教之争等等，这些都不如中国。但意大利却能巍然立于世界上，这一结果令人深思。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梁启超指出，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同之处是：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三个时代。尤其中国周代的国体与欧洲希腊的国体相同点最多，即同为贵族政治、列国分立。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异点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欧洲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处于分裂状态，而中国自两汉以来却为大一统。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从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反。原因一是儒教被定为一尊，二是种族的界限在中国不严格。至于一统与分裂孰优孰劣，则前者利于安民，后者利于竞争，发扬民气。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第二个不同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尤其是汉以后，布衣将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然而中国无阶级这一历史状况也是有利有弊。利在国民有一定的平等，而弊则是没有竞争。同时下层可通过向上流动得到富贵，所以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梁启超说，西方在古希腊即有了民选代议之制，而中国却从来没听说过。这就是由于大一统闭关和无阶级自安的缘故。梁启超通过比较，探讨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 梁启超还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历史人物来探讨中西文明的差异。在《郑和传》中梁启超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明代郑和的航海事业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及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都要早几十年，为什么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原因是，西方人的探险，背后有全体人民支持，其目的是为本民族开辟新世界。所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在探险家后面有无数后继者继承他们的事业。而中国郑和的航海，只是为满足皇帝的欲望，并无民众的支持。所以没有结果，也没有继承事业者。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梁启超指出中国古代的这些探险家与外国的哥伦布等人有着同样的才能和毅力，但是为什么中外英雄对历史的影响不同呢，原因是外国人的探险，主动力在国民，是为民族增加财富。而中国人的探险，主动力仅在君主。君主好大喜功而不惜一切代价。民众对此无动于衷。此外，中国古代英雄通的是陆路而非海路，这也妨碍了中国的发展。梁启超认为海路的畅通有利于各国的交往，能极大地促进文明的进步。梁启超的这些分析，说明了不同社会结构对民族命运的不同影响。 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0日在科学社年会上的讲演）中，梁启超将中国的战国时代和欧洲的希腊时代比较，将秦汉以后的中国和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比较，说明反科学精神的普遍存在。 梁启超具有丰富的联想力。他所做的大量比较研究，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世界史知识，增强了世界史的整体性。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104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01页。 [③]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7页。 [⑤]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第8、14页。 [⑥]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5页。 [⑦]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5页。 [⑧]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5页。 [⑨]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76页。 [⑩]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页。 [11]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43页。 [12]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80、81页。 [13]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56页。 [14]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第1页。 [15] 生计学即经济学。 [16] 格致学即科学技术。 [17]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0页。 [18]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2页。 [19] 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 [20] 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出版社1986年版，第89、47页。 [21]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2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09页。 [23]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24] 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25]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7页。 [2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