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论纲)
早在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就提出一个耐人思索的问题，这就是“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古人，就是孔丘、关羽两位。”又说:“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建国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关羽的研究几成空白，迄今未有改变。毫无疑问的是，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从未把关羽放在眼里，可偏偏这又是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位人物之一，作为“愚夫愚妇”可能不知道孔夫子，但没有不知道“关老爷”的，这一现象不容学术界长期漠视。二十世纪末匡亚明先生在拟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评传名单中又列出关羽，并引起争议。思想史学界怎样看待这一“关羽现象”? 中国思想史应该以什么面貌充分反映中华文化的特色? 这是本文想要提出的问题。
一、清官、义士是封建社会的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并非是近代市民社会独有的现象，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清官和义士是社会上层和下层民众共同推崇和敬仰的偶像，这与现代市民社会公众人物不同的特点是，具有神圣性、恒久性和全民性，包拯和关羽是最典型的代表。
二、公众人物在封建社会中的出现，是缘于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传统文化是礼俗文化。以礼化俗和以礼代法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也是造就义士和清官的温床。
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以礼为中心的文化模式(1)，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法律、文艺、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司法裁判，到日用器物的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构成来说，具有等级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一体化的内容。所以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构成主流社会的大传统，它依靠权力干预、法律强制、道德教化和生活方式的等级化，制约和规范民间风俗即小传统，通过以礼化俗，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推向下层民众，使世俗生活伦理化或意识形态化，这是礼俗文化特有的世俗理性。关羽是尚义的化身，伦理意识的偶像化造就了关羽崇拜，这是以礼化俗的的产物。
以礼代法，是这一文化模式在社会权力方面最突出的表现。“为国以礼”还是“缘法而治”，这在先秦有过争议，但是以礼定分，援法入儒，成为历代王朝治国安邦的通则。古人惯以礼法并称即明确地表示礼凌驾在法以上，主导立法和司法的运行。礼渗进封建法制主要表现在人治为上，同罪不同罚。口含天宪和以经义断狱就是这一表现。封建法制用立法形式压迫敌对势力，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必然要求本阶级成员循礼守法，以维护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但是以礼代法又不可避免地肇成法外特权的泛滥，致使不法权贵经常干扰、破坏封建法制的实施，甚至激化矛盾使统治陷入危机。清官以打击不法权贵，公正不阿为职能，是维护封建法制的有效力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行为。平民百姓更是向往由清官来保障自己的有限权益。法定权利与法外特权的斗争，是礼俗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只要有以礼代法的存在，就有对清官的标榜，民众对清官的幻想就永远不会消亡。
三、清官、义士是神化的历史人物
中国人富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它最原始的形式，就是追本溯源，祭祖祈福，礼即是从这种仪式中起源。历代的圣君贤相、哲人高士，莫不善于以史为鉴，进行治国、理家、修身和说教，寓教于史的传统使得史学读物普及民间，历史故事家弦户诵，从上到下形成全民重史的国风。致使神灵崇拜也要附以有根有据的历史人物，甚至牵强附会，这已成为习惯性的民族心理。中国文化重视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以立德为先，历代都不乏有为道义献身殉职的仁人志士，这是伦理偶像化最丰富的资源。包公对北宋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关羽更是一个小国的败将，论功绩都可以约而不计，但是民众却把对清官、义士崇拜的幸运给了他们。这有历史的依据和民间文学介入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跨大了他们的业绩，神化了历史人物，所以有传说中的包公、关公与历史上的包拯、关羽之别。
这种现象在思想史上并不鲜见，即以孔子而言，明清时期的孔子也并不等同先秦的孔子，因此在儒学研究中有所谓真孔子和假孔子一说，如果是研究孔子的传记，必须以春秋的孔子为准，如果从思想史研究孔子，不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还是明清时期的孔子都有研究的价值。
四、把公众人物引进思想史的意义和作用
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比历史真实增加了许多附加值，这附加值本身就是一定思想作用的结果。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思想，有人物自身的思想也应包括社会赋予此种人物的思想，神化的历史人物一旦成为公众的偶像，那就成为公众思想的符号，思想史不应拒绝研究这一现象，应该以积极探索的精神去说明这一现象。
神化的人物写进思想史，不是没有先例。西方思想史往往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写起，这两部著作都不是信史，而是荷马口述的史诗，是属于民间文学，主人公也是半神半人，战争故事半真半假，有许多是虚拟的场景，但它所表现的尚武精神、重视智谋和宿命论的思想倾向，被研究者认为表现了一个伟大的英雄时代。
建国以来的思想史著述都是观念的发展史，即使是写人物的也是以人物的观念为主体，姑且不论此种研究用唯物、唯心分界，以及用理与欲、善与恶、义与利、体与用、名与实、道与器等诸多范畴来架构思想史的著述体系是否完美无缺，此种观念仅仅局限在精英阶层，精英的思想虽然是一代思想的精华，但在当时未必都能流传，甚至束之高阁，到后世才重新发掘。被明清思想史著作大书特书的《明夷待访录》在当时了无声息，更无作用可言。可在晚明的话本、戏曲、民歌、民谣中流传的大量的非君、儆君等抨击君主的思潮，却没有在思想史中得到应有的反映。所以观念的发展史并不都符合历史的实际，更不能如实地反映民众的思想动向。思想史研究必须要放眼大众文化和民风民习才能真实地反映一代思想的全貌，在思想史研究中，怎样反映社会上层与下层思想相互促动、制约和渗透的关系历来就是一大难题，公众人物为这难题提供了一个可以解析的活体。
中国思想史应该是礼俗文化的思想史，公众人物的引进必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原有体系。二十世纪末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当代的崛起，都呼唤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应该作出这样的改变。
注: (1)有关问题请参见拙作:
《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6 期，
《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
《礼俗文化的社会研究》，《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
《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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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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