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之争看太平天国的上帝教
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就是近代史上本位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保守与创新之争，即中学和西学、旧学与新学之争。这场争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孔子；二是怎么看待西方文化。前者说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学、旧学；后者说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西学、新学。本文想从中西文化争论的视角考察太平天国的上帝教。
一、曾国藩与洪秀全的斗争是近代初期一场中西学之争
鸦片战争后十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吸取西方基督教、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平均主义思想资料基础上创立的上帝教，是“中西结合”、“亦中亦西”，以中为主的新宗教，作为太平天国“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即“打倒偶像及清朝”[1]的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洪秀全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东学传统挑战”[2]。太平天国之所以要“同心同力以灭清”，目的是为了“开创新朝”，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正直之世”——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是千百年来受尽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
曾国藩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打着捍卫孔孟儒学的旗帜，写了《讨粤匪檄》，号召动员将士“忠君谋国，不折不回，勇敢赴敌，视死如归”，与太平军战斗。他指责上帝教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主教”，破坏了几千年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圣人名教和道统，哀叹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要保卫封建旧秩序，洪秀全则要打破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与洪秀全的斗争，也是一场近代初期中西学之争。
二、从政治层面看，争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异端邪说
洪秀全把曾氏要保卫的几千年的至圣先师孔子的道统和清朝皇帝，都贬斥为“魔鬼头”，“妖魔”、“阎罗妖”与“邪说”、“邪道”，[3]属于“该诛该灭”的打倒对象。洪秀全不仅“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曰烧”，还把清朝皇帝玄烨、奕詝直斥为“伪妖康熙”，“满妖咸丰”，号召太平军将士“共击灭之”。[4]尽管洪秀全没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有以好皇帝反对坏皇帝的局限。但是，他在150多年前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洪秀全把维护皇帝制度的儒学斥为异端“邪说”，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把反孔与反皇帝斗争结合起来。
为了捍卫孔孟为代表的旧道统及清朝君主专制政制，曾国藩则把反孔反清朝皇帝的上帝教贬为异端邪教。他写的“卫道辟邪”的《讨粤匪檄》就是铁证。为曾国藩编写《贼情汇纂》的张德坚也说，太平天国上帝教是“邪教”。它“毁先王圣人之道，惟耶稣是奉……几欲变中华为夷俗，是开辟至今逆天悖理第一狂寇，为天下万世罪人”[5]。太平天国后期还进行反对“妖和番鬼盟军”的斗争，所以初期同情太平天国的外国人后来转而支持清朝，指责咒骂太平军。英国翻译官富礼赐把上帝教视为“异端邪教”，并声称要绞死洪秀全。
高举反孔反清的斗争旗帜的洪秀全，与卫道保清的曾国藩是近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中西学和新旧学之争。从曾国藩这个“旧制度保护者”立场看，上帝教确实是政治性邪教。以要求“开创新朝”洪秀全立场看，孔孟为代表的旧学是“邪说”、“邪道”，清朝皇帝则是“满妖”、“妖魔头”，曾国藩是“曾妖”。政治斗争使得双方都把对方妖魔化。可见“邪教”是一个政治概念。
三、从学术层面看，洪秀全代表了进步和创新，曾国藩则代表落后和守旧
太平天国后期同清朝政权的对抗，实际上也是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斗争。正如陈旭麓教授所说：“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现实中(中世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前者用理想汇聚力量，后者用传统汇聚力量”。[6]结果是传统战胜理想。但是，历史不能以“成王败寇”论英雄，更不能以成败论进步和倒退。
自由、民主、平等、市场、法制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比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整整先进一个时代。前者代表近代化的工业文明，后者则代表中世纪的农业文明。《甲申文化宣言》以文化多元为名，否定文化无优劣和先进落后之分是不对的。
在近代中国，凡是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人，决不是什么落后倒退的，而是进步和先进的。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直到孙中山等等，就是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因为“当时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建设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7]。
与此相反，凡是主张维护封建旧思想和旧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拒绝学习西方的，则都是落后、守旧以致是反动的。鸦片战争期间封建统治中的顽固派，视西方先进生产力为“奇技淫巧”，拒绝“师夷长技”。曾国藩等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发起了洋务运动。就“师夷长技”这一点来说，洋务派比顽固派进步。但是，他们要用西方先进生产力来巩固封建专制政制，与顽固派并无质的区别。洋务派对待西方技艺、政制和思想的态度是，物质上接受之，精神制度上则拒之。
“中日甲午一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的中国”。强敌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要向日本人学习”。[8]战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了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的戊戌变法运动，要变封建专制君主政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制。维新派比洋务派大大前进了一大步。变法触动了封建政制这个体，慈禧为代表的反动派血腥镇压了这场进步的变法运动，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9]，完全成了“洋人朝廷”——帝国主义走狗。
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次革命的胜利成果为袁世凯所篡夺而失败。“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中国社会一天天坏下去。1915年陈独秀等发起了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批判孔子为代表的旧学、旧伦理、旧道德、旧迷信，后来发展到彻底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史进入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过程，从学习西方物质层面进到政制层面，最后进到“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层面。“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之纲，荡然尽矣”，“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美国，到五四之后仿效苏俄，表现这个时期先进中国人的选择”。[10]
四、以否定太平天国来为曾国藩翻案是错误的
洪秀全采取粗暴的方法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洋迷信反对传统迷信，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领导太平天国农民沉重打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时，也“对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积习，古代圣人名教格言”和“偶像崇拜”，[11]发起了猛烈的扫荡，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曾国藩等举起“卫道辟邪”的旗帜，血腥绞杀太平天国运动，挽救了清朝封建反动统治，是反人民、反进步、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行动。这就是从中西学之争考察太平天国上帝教应该得出的结论。
冯友兰教授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又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将倒退黑暗时期”——中世纪。潘先生在《太平杂说》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划上句号，是曾国藩的重大贡献”。这就是说，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阻力，曾国藩挽救清朝中世统治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冯老之前所以要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是从中西两种文化之争立论的。他认为曾国藩和洪秀全的斗争，是“从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就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意义”。[12]这就清楚地表明，冯老与解放前钱穆教授的观点是一样的，即“认定洪秀全的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道统的邪恶政权，拥戴曾、左、李的卫道行动，而洪杨是罪该万死”。这种以否定太平天国反孔反清的正义性、进步性，来肯定曾国藩‘卫道’和挽救清朝封建统治的反动行动，是对历史的一种颠倒。史实证明：把中国历史重新倒退到黑暗时期——清朝反动统治，确实是曾国藩的重要贡献。正因如此，清朝统治者为曾氏树碑立传，并给他加上同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
冯老等以否定太平天国来为曾国藩翻案的看法，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种看法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见解，只不过是重复150多年前曾国藩《讨粤匪檄》一文看法的新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的结果”。[13]
上述看法有不当之处，望专家教正。
[1]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195l页。
[2]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3] 《太平诏书》。
[4] 《太平诏书》。
[5] 《太平天国》(三)第25页。
[6] 《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第94页。
[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年。
[9]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1l8页。
[10] 《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第94页同上。
[11] 呤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35页。
[12]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章，第751页。
[13]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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