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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邹小站同志的博士论文。小站同志勤奋刻苦，读书既博亦精，深得为学方法，故能于章士钊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以往甚少研究成果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做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写成这样一篇相当优秀的论文。 章士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其特别之处，据我看，第一，他一生热衷于政治，却始终未加入任何党派。在清末，在野人物中凡于政治上崭露头角者，不入革命党，即为立宪派，而章士钊虽明确抱持反满革命的主张，却并不加入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凡有所主张，有所活动者，几乎都依托一党派，而章士钊却仍以一独立言论家的身份发表其主张，对各派人物之党见，持独立批评的态度。后来国共两党成为国内吸引人才最多的两大政党，而章士钊却仍周旋于两党之间，而不加入党籍。第二，章士钊既有过非常激进的革命活动，又有过“全面反动”的表现。在清末，章士钊的反满革命言论，其激烈之程度，其影响之广泛，可算是顶级人物之一，青年学生受其影响归入革命党者，不在少数。而当五四以后，保守主义抬头之时，章士钊不但大力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一度加入北洋政府，在“整顿学风”名义下，对新思想、新人物大张挞伐，因而得“老虎总长”之恶名。一个人一生有如此两种截然相反而又颇为极端的表现，实并不多见。第三，章氏一生曾与各色各样的人物保有不同寻常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其中既有晚清重臣岑春煊，又有创建民国的孙中山；既有北洋强势人物段祺瑞，也有黑社会的大首领杜月笙；既有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张继等，也有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从这种特别的人际关系上，也可以看出章士钊是个何等复杂的人物，研究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本书并不是章士钊的传记，也不是对他一生思想轨迹和学术见解的全面梳理，而是选取章士钊从1903年到1927年的社会政治思想为其研究范围，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一段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言论最为发煌的时期，也是他比较最具独立人格、最有发言地位的时期。而且这一时期包括了章氏登上历史舞台，从反清革命的斗士到将其早年所持信仰“扫地无余”，走向全面反动的时期。可自成一段落。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之一切有价值，有特色的东西，都可一一呈现。所以说，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章士钊，选取这一段是很有道理的。 在本书所考察的这个时期里，正是中国改革与革命交错进行，无数仁人志士为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奋斗的时期。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然而，那些仁人志士的思想主张和为实现其思想主张而进行的奋斗，并非毫无意义。近代民主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成长历程。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传统的社会里，要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必定要经历较长时期的思想启蒙、组织群众、反复的改革和革命的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仁人志士，阐述民主思想，探索实现民主的方法、途径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有益的遗产，包括他们有时误入歧途和遭致失败的教训在内。 章士钊虽然参加了一系列实际的政治活动，但他基本上还是以言论主张而名于世。因此作者主要考察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据我所见，章氏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有下述几点： 一、章士钊曾留英五年，深受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他在宣传民主思想时，着意论证，国家的目的在使人民能各谋其幸福。人生而避苦趋乐，许其自定苦乐，自谋幸福，乃民主政治的出发点。这种思想见解明显表现了原生态的英国自由主义的特点。 二、民主政治的运作，须赖政党政治的推行；而政党政治之确立，首须“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不容许反对意见之存在，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陈独秀之强调容许反对派，胡适之强调容忍的精神，皆命意在此。章氏确知民主政治的津要，故反复强调这一点。 三、民主政治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欲在中国迅速建立起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方才确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但亦正惟如此，不当因人民程度不足，或其他条件不成熟而拒绝创立民主制度。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基于此种认识，他倡导精英民主政治，即所谓“以平民之国家而建贵族之政府”。但章士钊的思想亦有其不周密之处。他既然倡导精英政治，“贵族政府”，他就不该完全否定开明专制论。“开明专制”、“训政”等等，皆是以精英政治作为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一个阶段。 四、章士钊秉持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政治论。他严分政治与道德为两事。政治之进步不依赖于道德之向善，而在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防制人们之为恶。利欲之私，人皆有之，倘无好的制度加以限制和规范，由私必产生恶，权力愈大，为恶愈甚。故民主制度即以承认人之有为恶的可能，并且权力会加大其为恶的机会，所以要对权力加以限制。此乃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前些年，寓美学者张灏著一书（《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着意发挥此义，值得一读。 五、章士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思想渐趋于反动。其思想变迁在中国颇具典型意义。应该说，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国门被打开，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追求改革、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以求强国富民。但改革屡屡遇挫，革命亦未成功。在政治混乱，社会危机重重，有心人一时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往往怀疑以往之所信仰、所追求。章氏甚至说他“从来所持信念，扫地无余”，因而走向反动。社会演变犹如江河流水，遇阻而激，若得他途以通，遂形成曲折河道。倘无他途可通，则必泛滥成灾。但无论如何，企图使江河倒流，回到源头，是断断不可能的。章士钊的反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对自由民主的信仰，仍属根基较浅，遇到过大的外在压力，便撑持不住。二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根深蒂固，欲根本铲除其根株余蘖，必须花较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我们从中应得的教训是：对于政治，总要因势利导，遇阻而开辟之，或别求通途，但决不可以向后退，倒退是决无出路的。 本书作者善于把个案研究与整体背景紧密结合起来，使章士钊的思想言论皆能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形势之下，显示出其意义与影响。人物研究本来就应是藉人物以见其时代，又通过那个时代更了解这个人物。但这需要史识与功力。认真读此书的读者，一定能见及此。 做学问，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充分地占有材料，揭示这些材料的内在联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邹小站同志的这本书能取得成功，关键亦即在此。但这个功夫是无穷无尽的。小站还年轻，学问之路正长，持之以恒，必可达更高的境界。 2000年5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