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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在他去世之后，不同政治派别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根据其政治需要，对于孙中山的事功与思想，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言说，塑造出颇具差异的孙中山形象。其中，宋庆龄因其特殊的身份，其言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并一定程度影响到孙中山形象的建构。这些阐述随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亦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脉络。宋庆龄的孙中山论述，力图淡化晚年孙中山同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分别。其要因在于：她的政治选择，是基于其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理解；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论述，又一定程度基于其自身的政治倾向。宋庆龄可能更愿被视为孙中山思想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与孙中山晚年思想毫无二致；而不愿被视为后来突破了孙中山思想的局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关键词：宋庆龄 孙中山 阐述 孙中山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在他去世之后，不同政治派别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根据其政治需要，对于孙中山的事功与思想，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言说，塑造出颇具差异的孙中山形象。其中，宋庆龄因其特殊的身份，其言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孙中山形象的建构。这些阐述随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亦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脉络。宋庆龄的孙中山论述，也折射出她自身思想发展的轨迹。系统梳理这些阐述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并将之与政界、学界对孙中山的论述进行对比，或可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的认识。 一 宋庆龄1915年与孙中山结合后，一身兼任妻子、学生、助手多重角色。在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等诸多政治活动中，宋庆龄并非完全消极被动，而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辅助配合孙中山的政治举措，促进事态发展。[1]根据既有资料，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倚重无可置疑；但孙中山生前，宋庆龄一直居于幕后而不为人所知，在国民党内亦未曾有任何实际安排，也是不争的事实。[2] 宋庆龄实现角色转换，得到国民党内同志及社会民众的认可，获得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权威阐释权，从根本上而言还是来自孙中山临终前的嘱托与安排。 对孙、宋结合，国民党内不少人持有异议，胡汉民、朱执信甚至还当面向孙中山“诤谏”。[3] 1922年6月孙中山羊城蒙难，宋庆龄临难应变的大智大勇，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令国民党内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不但承认她是‘总理夫人’，而且对她十分尊敬了”。[4]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作政治嘱托，并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签字。由于对宋庆龄的未来处境放心不下，他用手指着宋庆龄对何香凝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5] 孙中山的临终嘱托，自然极具分量，何香凝也不负所托。1925年4月12日，上海10万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何香凝在演说中高度称颂宋庆龄，“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6]何香凝以其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此明确将宋庆龄定位为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继承者。1925年12月25日，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广东省党部投票正式选举宋庆龄为国民党二大代表。1926年1 1月4日国民党二大第一次会议，汪精卫提议宋庆龄担任主席团主席。1月8日宋庆龄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1月16日高票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月22-23日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她被推选为特派驻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7]至此，经过国民党组织程序，宋庆龄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确立了其政治地位，成为孙中山事业与思想颇具权威的阐释者与继承者。 二 1925年6月9日，宋庆龄发表《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8]这是其首次就时事公开表述政见。她在谈话中表示：“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对内推翻满清帝制，对外反抗一切强权与侵略，皆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7月2日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9]谓：孙中山“明知列强必以武力恫吓，而卒毅然行之者，一以公理所在不能屈于威武，一以国人习于帝国主义之侵略久而忘之，欲以独力反抗，唤起民族之自决与世界之公道”，“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宋庆龄进而阐发道：“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此两文发表于“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之中，后者直接为声援中共发动的“省港大罢工”而作。，因而特别强调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极具现实针对性。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做出系统阐释，是在1927年7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共”前夕用英文写成、7月18日在汉口发表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0]宋庆龄在“声明”中一方面阐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要义：“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而“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11]另一方面又着力叙述勾画孙中山的贫苦出身：“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12]宋庆龄还回忆：1924年7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大会，“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3]着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详加阐述。“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因为工农“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第二项政策是“国共有合作的必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通过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宣传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控制党内军人，使他们服从政治当局”；第三项政策是“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因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 1929年5月，宋庆龄公开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将孙中山“学说的基本原则”概括为：“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3、实现工农政策。”[14] 蒋介石、汪精卫“分共”的主要理由是中共发动的工、农运动“过火”，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阐释中，特别强调“工农阶级”的重要；并且着力叙写孙中山出身之贫困，以追溯其工农革命思想的根源。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宋庆龄再次强调“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15]。1931年12月为抗议邓演达遇害而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中，再次特别强调“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16] 蒋介石、汪精卫均着力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神圣化，并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中共方面也高举孙中山的旗帜。1927年分裂后的国、共两党激烈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也即争夺政治合法性资源。宋庆龄此时已逐渐具备孙中山思想代言人的身分，被认为能得孙中山思想之真传。如汉口《民国日报》谓：“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17]她基于自身政见而对孙中山思想的阐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对蒋、汪方面构成有力的冲击。 平心而论，孙中山晚年虽有“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所侧重的“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18]因而很难说孙中山已将“工农”置于国家“柱石”的重要地位。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这些阐释，亦有服务于时代主题的个人发挥。而她对于孙中山贫贱出身和贫民意识的刻画，对于孙中山形象的建构影响深远。宋庆龄本人后来对此也不断强调，并被学界反复引用。后文还有详论，按下不表。 宋庆龄1939年发表的《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19]是她仅见的对于辛亥革命历史背景及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之系统阐述。她分析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为：清廷沦为列强的收税机关，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和清廷的双重压迫之下，惟有推翻满清的暴虐统治；并以白莲教起义-—太平军-—义和团作为辛亥革命的酝酿。其论述逻辑与所追溯的革命系谱，与中共的革命史叙事模式并无二致。她对于辛亥革命的叙述，亦大体本乎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20]但她的阶级分析却颇为独特：在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之后，“一般思想简单及只顾私人权位者，多为变政的巧妙名词所迷惑，于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这些人就相继做反革命的官僚、大地主、军阀和买办。而另一派眼光远大的真正爱国分子，人数虽然比较少，但是不受清廷欺骗，这些人可以代表都市中产阶级和全国农民、工人的真正意志，他们就组成了革命集团，那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组成的革命党，后来改名为国民党的。”在宋庆龄的叙述中，立宪派均是“反革命的官僚、大地主、军阀和买办”，而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中心的革命派则“代表都市中产阶级和全国农民、工人的真正意志”。而如何使革命领袖与民众联结呢，“这个问题，就利用当时清廷组织的新军来解决。……新军是当时最有组织的唯一革命集团。里面包含着都市的失业群众、手工业工人，而大部分则为破产的农民。革命党同志遂乘机向新军大规模宣传革命思想，新军遂成为我国第一次革命的根据地”。 在中共的革命史叙述中，辛亥革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1]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党人严重脱离民众。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提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22]彭述之也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辛亥以前，“在群众方面只看到几个会匪，智识者，一部分新军人和华侨，绝没认真想到工人农民的身上。在辛亥后连会匪，、智识者和华侨的运动，也都停止了”。[23]陈独秀且认为：辛亥革命“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24]国民党代表团在1923年10月向共产国际代表递交的《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也承认：“1911年的革命是少数学生和军人的共同事业，而群众只是赞同推翻满清王朝，并未参加革命”[25]。宋庆龄关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表述，论及革命的阶级基础，与毛泽东、彭述之、陈独秀等人的看法迥然有异。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陆史学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并不太重视，“那时候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占据了大家的思维空间，总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旧的革命，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一个铺垫而已”[26]。1949年至1955年之间，仅有两篇关于孙中山的论文，还将重心落在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上。[27]1951 年 10 月辛亥革命 40 周年纪念之际并未举行纪念活动。1955 年5月，周恩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与此相应，为纪念孙中山逝世 30 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28]周恩来在讲话中称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身的战士”。[29]苏联方面各主要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30]这些都预示着政治层面某种新的趋向。 1956 年的中共八大，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正式确定下来。同年适逢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纪念孙中的文章，不少文章均卒章显志，均点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意旨。[31]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各种纪念活动。[32] 中共方面的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相继于11月11日、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孙中山。[33]毛泽东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同时点出“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34]。毛泽东的论述奠定了研究孙中山的基调，孙中山研究也因此在1956-1957年一度出现热潮，期间发表有关孙中山的论文100余篇，专著则有《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孙中山》等，还编辑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上下卷）和其他有关孙中山的资料续集多种。这一热潮直至1958年因“史学革命”而中辍。 宋庆龄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3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第一篇题为《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35]第二篇题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36]第三篇题为《回忆孙中山》。[37]三文均含注释，类似规范论文的写法。宋庆龄借纪念之机集中论述孙中山，于以下几点再三致意。 其一，同1920年代的论述一样，反复强调孙中山的贫苦出身：“孙中山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正是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人民的种种痛苦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于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孙中山“出身是个贫农家里的贫儿，受尽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摧残”。“孙中山一贯要求把农民吸收到斗争中来，因为他从自己的出身知道土地问题对革命和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但国民党内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害怕发动群众，并且实际上不愿意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 其二，突出孙中山后期的“转变”，强调孙中山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共的一致性。“孙中山的进步的决心使他在晚年能够领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国家最强的动力。……他修改了他的旧政策主义。他宣布和苏俄联盟。他欢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因为这对革命有利。他得到了更确切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因为他已经明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最后他制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来解决农民问题，这就是他在几十年中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绝望”。 其三，强调孙中山同国民党内右派的斗争。“孙中山在思想中每前进一步，就遇到来自右派分子的抵抗。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束缚他的手足，因为他们知道，要使孙中山沉默是办不到的。他们试图用反对他的虚构的论据来警告他。这些论据破产之后，他们又想从背后破坏他。这些人使他愤怒得甚至食不下咽，有许多次，他身体上因气愤而感到剧烈的痛楚，终于成病，以至不治”。 在1955年、1956年的孙中山生辰、忌辰纪念中，周恩来、毛泽东均把孙中山定位为“革命先行者”，这一总体定位，从时间先后的角度强化孙中山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链条中的创始地位，同时淡化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层级的差别。但在政治与学术层面的论述中，仍大体本乎列宁的论述，将孙中山定位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38]苏联《真理报》在1955年3月12日发表题为《杰出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论，《劳动报》发表题为《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章。[39]毛泽东曾指出，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40]吴玉章称孙中山为“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其身上体现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41]唐生智的文章也说：“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迫切要求推翻那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是作为当时这一新兴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42]。1949-1955年史学界关于孙中山的学术论文共3篇，就有2篇直接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作为标题。[43] 总体说来，中共方面对孙中山的论述，力图将“转变”后的孙中山刻画成一个准社会主义者，但又往往强调他尚未来得及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认为，“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和处理问题”。[44]或者将孙中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朋友。如董必武认为，“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朋友”[45]；周恩来也指出，“在他（按：即孙中山）革命生活的晚年，他成了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46] 对于这种定位，宋庆龄有自己的看法。她强调：孙中山晚年“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追求”，“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他的新理想——人民共和国的理想”。有学者认为，史学界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一直坚持孙中山的理想和政治目标始终都是追求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47]。实际上，宋庆龄这一表述，可能受《人民日报》1955年纪念孙中山社论之影响。[48]史学界也有类似表述。如孙守任认为，“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他实际上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接受了人民共和国的纲领”。[49]陈任清提出，“而在后一时期（即新民主革命时期）他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接受了人民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且为了它的实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50]但在相似的表述背后，若细加分析，隐然可见其分歧所在：宋庆龄强调的是，孙中山晚年主动“提出”“人民共和国的理想”，而孙守任、陈任清强调的是中共在孙中山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孙中山只是被动“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孙、陈等人的论述，体现出对于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领导权”这一理论问题的把握，又基于毛泽东的论断：“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51] 1950年代的大陆史学界的史学研究，阶级话语无疑居于极强势的地位，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相当看重其出身的阶级属性，阶级属性关系到政治形象和政治定位。宋庆龄反复强调孙中山的贫苦出身，强调“孙逸仙没有什么财产，他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革命，死后只留下他的书和他的故居作纪念”，[52]窃以为也有针对当时将孙中山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阶级定位的用意。宋庆龄的论述，对学界研究者也有一定影响。如李泽厚就据此认为，孙中山是“与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洪秀全的倾服，不能够单纯归结为对反清的民族英雄的向往，实际上它充满着更亲切的阶级的同情”。[53]李时岳也据此分析：孙中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受过西方资本主义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于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是他思想中人民性与革命性的出发点”。[54] 1962年，宋庆龄发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此文中，宋庆龄仍然特别强调孙中山与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她论述道：早在1896-1899年期间孙中山早年对马恩及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已有所了解，“听过他演讲的人们记得，他常常预言，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1912-1913年间，孙中山在演讲中“还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确是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才渐渐形成的。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在这种合作中，象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但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55]。 随着政治日趋左倾，史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难以顺利进行。1966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百年诞辰，然而此时“文革”风暴已席卷神州，南京孙中山铜像被移走，宋庆龄父母的坟墓被挖掘，她在北京的住宅也受到冲击。面对“诋毁孙中山伟大形象的歪风”，宋庆龄一反此前在孙中山诞辰纪念、忌辰不外出活动，只在家中默念的习惯，撰写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这一篇长文，并在首都纪念孙中山的万人大会上加以演说。此文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得以在《人民日报》刊出。[56] 宋庆龄为此次写作颇下功夫，主要参阅了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文中有6处引用《辛亥革命回忆录》。此文仍一方面强调孙中山的出身对其革命思想之启发：“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有时饭不够吃，只好以甘薯充饥。……他的家庭出身、他和下层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生活，以及他所听到人民企图挣脱压迫者的斗争故事，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另一方面强调孙中山排除阻力实现转变：“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要末革命，要末就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开表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57] “文革”中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要“立足于批”，“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使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动辄得咎，寸步难行”[58]。江青于1971年秋窜到香山碧云寺，大骂孙中山为“牛鬼蛇神”，并下令撤除中山纪念堂、封闭碧云寺。史学界则以“儒法斗争”模式，扬章太炎抑孙中山。这些乱象就非宋庆龄可以抵制了。 四 作为孙中山朝夕相处的亲密伴侣，宋庆龄参与和见证了1915年后孙中山的政治活动。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阐释者与继承者。系统梳理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关于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论述，可以发现，这些论述因不同的现实关照而有所侧重，同时又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脉络。 大体说来，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尽可能摒除情感纠葛，方有可能趋于客观。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论述，不可避免存在情感胜于理智之处，但其所处的独特地位与其视角，使她的论述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对于孙中山身后形象之塑造，国、共两党按照各自需要而迥然不同。国民党为维护其正统地位，浓墨重彩地描绘的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孙中山；[59]或强调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贯性，否认其晚年的重大转变；或者强调孙中山被欺骗、利用。而中共方面则特别强调孙中山晚年的转变，注重阐释新、旧“三民主义”的本质区别，[60]意在争夺孙中山事业、思想的继承者地位。但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理论阐释框架中，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只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就辉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经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担当主角，孙中山只能是接受共产党的帮助而不断前进。孙中山只是处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之中，而始终未曾突破局限，二者界限分明不能混淆。 对于史学界的相关论述，宋庆龄可能一定程度持保留意见。在她对孙中山的阐述中，往往特别强调孙中山的贫苦出身、历来对工农大众的重视、对社会主义及社会革命的主动追求。[61]换言之，她尤为强调的是孙中山晚年已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强调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之后与共产党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一致性。 有学者指出，“宋庆龄一直认为，解放后对孙中山的评价有些欠公允，宣传孙中山的工作也做得不够”。[62]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相关论述来看，这一说法不无根据。1949年以后，宋庆龄论述孙中山的几篇长文，均采用论文注释方式，笔者以为有引起学界关注与认可之用意。然而，可能正因为宋庆龄的这些论述，同列宁、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定位，同史学界的一般认识之间隐隐存在一种紧张，史学界对宋庆龄的孙中山论述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本就具有矛盾性与复杂性，他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又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63]从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其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孙中山晚年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区别，“主观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便成为我国历史学家评论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经典用语”[64]。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论述，力图淡化晚年孙中山同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分别。笔者以为，除了因为宋庆龄对孙中山情感上的景仰而外，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宋庆龄的政治选择，是基于她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理解；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论述，又一定程度基于她自身的政治倾向与政治立场。笔者揣测，宋庆龄可能更愿被视为孙中山思想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与孙中山晚年思想毫无二致；而不愿被视为后来突破了孙中山思想的局限，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是大陆史学界宋庆龄研究中的热点论题之一）。皆因“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背叛”。在这种潜意识引导之下，她的论述自然更倾向于将孙中山建构为一个同共产党人并无分别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形象。 注释： [1] 有学者认为，宋庆龄“在孙晚年的政治方向上有实在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沙曼：《孙逸仙：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英文），转引自伊斯雷尔 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2] 据考证，宋庆龄未曾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梁华平：《宋庆龄史事新证两则》，《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但宋庆龄也并非全无社会活动。1921年的讨桂战争中，宋庆龄在广州发动广东妇女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自任会长。并在此基础上，在广州组成“红十字会”。还在桂林倡议成立了“桂林市妇女会”（何香凝：《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李文钊：《关于<孙中山北伐在桂林>的修正和补充》，《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出版；石田：《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桂林》，《团结报》1984年3月10日）。 [3] B·马丁（Martin）:《孙逸仙传记》，转引自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54页。 [4]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95页。 [5] 参见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6]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3日；何香凝：《在上海各公团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上的演说》，《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8页。 [7] 详参周大计：《解读孙中山逝世前后的宋庆龄：从幕后走到台前》，《决策探索》2009年第3期。 [8]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9日。 [9]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 [10] “声明”完成于1927年7月14日，7月18日在英文的汉口《人民论坛报》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首先发表，中文稿印成传单，遍帧武汉大街小巷，并刊登于7月24日的《晨报》。 [11] 据王奇生先生研究，“三大政策”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而是中共概括提出。这一提法，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大约定型于1926年10月前后，随后迅速传播，至1927年春夏间已成为最流行的口号。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76-78页。 [12]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3-44，第45-46页。 [13] 载《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11页。 [14] 载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29年6月1日，转引自《宋庆龄选集》（上），第72页。 [15] 《再致蒋介石电》（1927年12月23日），《宋庆龄选集》（上），第69页。 [16] 《宋庆龄之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0日。 [17] 《中央执委会慰问孙夫人》，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0日。 [1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80页。 [19] 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 [20] 据欧阳军喜研究，这一套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为孙中山本人所建构，以此达到灌输革命学说和凝聚党人心理之目的。详参欧阳军喜：《记忆与历史：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及其影响》，《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 [21] 参见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22] 《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23] 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24] 陈独秀：《五四运动：民族革命运动》，《新青年》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2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26] 陈菁霞：《章开沅：辛亥革命研究60年 从无到有，从宏大到专精》，《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16日第9版。 [27] 分别为：魏宏运：《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历史教学》1953年第12期）；刘立凯：《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和他的联俄主张》（《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后者仅为数百字的短文。 [28] 《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29] 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30] 《莫斯科各报撰文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55年3月14日。 [31] 如何香凝：《对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9日；张治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现了》，《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日；张难先：《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回忆和感想》，《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日；周士第：《纪念孙中山九十诞辰》，《人民日报》1956年11月6日；唐生智：《纪念孙中山先生，学习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7日。 [32]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工作计划》，《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8日。 [33] 朱德：《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34]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35]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4日。宋庆龄在1954年12月28日在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的讲话中就称孙中山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中苏友谊——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灯塔》，《宋庆龄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63-64页。 [36]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8日。 [37]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38]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39] 《莫斯科各报撰文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55年3月14日。 [4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6页。 [41] 吴玉章：《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2期。 [42] 唐生智：《纪念孙中山先生，学习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7日。 [43] 如魏宏运：《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历史教学》1953年第12期；拱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文史哲》1955年第3期。 [4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416-1417、1409页。 [45] 董必武：《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董必武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46] 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47] 宋戈：《试论孙中山与宋庆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3期。 [48]《人民日报》社论中有：“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一生的最后几年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而接受了人民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49] 孙守任：《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走过的道路》，《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3期。 [50] 陈任清：《谈谈列宁对于孙中山的看法和我们怎样学习“孙中山选集”》，《读书月报》1956年第11期。 [5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3页。 [52] 宋庆龄：《<上海中山故居>纪念册序言》，《宋庆龄选集》（下），第288页。 [53] 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纪念中山先生九十生辰》，《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54] 李时岳：《孙中山的道路》，《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 [55]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56] 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1966年11月6日），转引自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页。 [57] 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宋庆龄选集》（下），第497页。 [58]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59] 参见陆宝千：《中国国民党对总理遗教解释之确定》，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第5-26页。 [6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694页。 [61] 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话语中，崇“无”贬“资”成为主流思潮，越趋近于无产，则其革命性越强。如瞿秋白所言：“若是我们说某国的社会党不是下等阶级的政党，-这正是骂他背叛革命，骂他等于中国研究系”，“历来‘劫富救贫’‘官逼民反’等种种口号便足以表示他们的革命性”。瞿秋白：《国民党与下等社会》（1924年2月15日），《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62]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72页。 [63] 孙文著：《三民主义》，商务印书馆1947年4月版，第343页。 [64] 详参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追求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30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