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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外关于蒋中正的研究依照地域可分为两大部分，欧美与日本。此二区块与台湾及中国大陆，共同构成蒋中正研究最重要的四个学术传统。四者虽分别有观点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但却也相互影响，甚至得出相近的结论，由此可见历史真相之探求绝非渺不可得。本文借由考察海外蒋中正研究成果，使国内的研究者掌握当前国际对于蒋中正相关研究的实况，作为深化此一研究的学术基础。 英美学界目前正逐渐摆脱过去将蒋中正给予负面印象的历史诠释，走向正负交织，或说较为客观的历史叙述，加上近年来相关资料的大量公开，也带来了新一波研究的热潮。英美学界的动向是在细节上做更细腻的探讨，或从事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文化面向、国际视野，尤其突出美国因素的重要性，此外则是跨足战后台湾的发展，如蒋氏在台之施政与后来民主化的关系等。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方面跟着世界潮流，另一方面跟着中国研究趋向而发展。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样，对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日记甚感兴趣，不过尚未看到较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焦点有三：第一，他们着重探讨国民党权力基础何在。第二，着重于战争，尤其关注蒋中正的作战与战略。第三，他们特别重视外交史方面的研究，从外交的角度来研究蒋中正的一生。同时在处理上述的议题时，日本学者特别注意挖掘日本当地的史料，以探讨蒋与日本的关系来解答上述的问题。 早期美国的蒋介石研究 对于1986年之前的英文有关蒋中正的研究成果，艾恺(Guy S. Alitto)所著《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一书已做过详尽的分析。根据艾恺所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共识。第一，蒋中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爱国者，这几乎是西方学界的共同结论。包括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塔区曼(Barbara Tuchman)、邹傥(Tang Tsou)、梅斯基尔(John Meskill)都接受此一观点，而且即便批判他最深的克拉布(O. Edmund Clubb)亦同意此点。不过克拉布觉得他为了消灭共产党，迁延对抗日本乃为一大错误，因此批判蒋的“安内攘外”政策。 第二，蒋中正的性格受儒家思想影响，律己甚严，生活节俭，择善固执。汤普森(James C. Thomson)的分析指出，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蒋也受到了日本武士道的影响。此外很多学者指出他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三者结合之下，埃萨克（Horold Issacs）则认为他有着凶狠无情、血腥镇压反对者的特点。对他带着儒家思想的认定，也联系到蒋中正作为地主及资产阶级保护者的描述。此一观点直到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改采较为修正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蒋中正并未具有任何阶级基础，而他也认为蒋并非一般所认定的法西斯主义者。田弘茂也表示蒋中正试图将中国国民党转为法西斯党，却未能成功。不过因有上述的争论，这样的看法影响了《剑桥中国史》的论述，该书即认为蒋中正融合了儒家与法西斯主义。 在蒋中正受儒家影响的讨论上，易劳逸认为蒋的儒教是“过去的俘虏”，而毛泽东则是要摆脱过去，不断革命。因此便产生了一种认为蒋中正被儒家思想腐蚀的观点，莱特(Mary C.Wright)与毕仰高(Lucien Bianco)都持此一看法。易社强(John Israel)甚至以为这样的落后、保守的儒家思维完全不能吸引年轻人，因而也成为日后蒋失败的一个原因。梅斯基尔、田弘茂、克拉布等都同意此一特点是蒋中正的缺陷。 英文学界对蒋的评价亦有一些争议点。这部分集中在讨论为何蒋中正“失去中国”这一核心问题。许多人论述的焦点是：为何毛泽东成功而蒋介石失败？其中多半归结于蒋的“限制”，因而产生异于毛泽东的结果。易社强认为他缺乏对群众运动的信心；陈福霖(F.Gilbert Chan)批判他没有弹性；毕仰高等学者也认定他的军事专业方面的背景有其限制，使其行事僵化。但艾恺却认为，蒋中正虽因其军事背景而带来视野的限制，不过或许也因为他的军事背景，才能完成一些非军事将领所无法完成的事情，诸如平定纷争与叛乱而统一全国。卡文迪斯(Patrick Cavendish)、易劳逸、克拉布与费正清都确认他是一个不能或缺的人物，尤其在1927年之后，当局面需要他时，他便出来平衡各派。西安事变更使他的地位巩固，这点也为费正清、梅斯基尔、易劳逸、薛光前等学者所同意。各家学者也都肯定1927年至1937年间他为增强以南京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力的努力。毕仰高则直言蒋中正在此段时间想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创立自己的威权，二是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过，就所讨论的国家统一问题来说，有学者指出蒋中正或许未曾完全地统治过中国大陆，他所达成的只有表面的统一。这部分是因为蒋的北伐是与地方军事利益和保守社会团体妥协的结果。 至于蒋中正为何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中央政府，部分学者则认为其关键在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与派系斗争问题。费慰凯(Albert Feurwerker)与吉丁斯(John Gittings)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也认为军阀持续阻碍国家的统一，但蒋却苦无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他们，甚至在抗战时期还依赖地方军阀。史景迁(Jonathon Spence)在《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一书中，甚至表示蒋中正只不过是联军统帅。在派系问题方面，他力图在各派间维持均势的平衡，追求集权中央，却又无法控制地方。 总结关于蒋中正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的课题。艾恺归纳出4个西方学界所下的论断：(1)群众组织与运动必须跟随在军事成功之后进行；(2)建立持久的政治机构；(3)实现农村改革或土地分配；(4)弥平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间的鸿沟。上述的失败，多是相对于毛泽东的成功而作的对比，对蒋来说或许并不尽公平。这样的讨论仅是套用毛泽东成功的元素，来批判蒋中正的缺失，进而确立毛泽东成功乃是不可避免。在讨论“为何失去大陆”的主题时，易劳逸与众多作者都将焦点置于农村以及群众运动组织上，仅有杜勉(Jurgen Domes)例外，但也因此使他受到了忽略土地问题重要性的批评。薛立敦在《分裂的中国》(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 of Era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便认为中国乃是分裂的两个世界，旧的传统的无法跟上新的潮流，以建立新中国。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美国学者努力于诠释毛泽东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薛立敦也认为，毛泽东将中国推过了整合的门槛，但蒋中正没有这样的成就。杨格(Ernest Young)则强调阶段论，他认为1911年是集权解体，1920年是民族革命，1930年起是共产党运动。柯文(Paul Cohen)着重地理上的因素，他认为中国是海岸与内陆不断的交互作用，这类似于西方对东方冲击的思考模式，内陆不断吸收沿岸带来的撞击，形成现代化的历程。阿瑟(Arthur Young)则认为，日本的侵略阻断了蒋中正将中国带往现代化国家的可能，因而影响现代化的发展，而高岗哲男(Kataoka Tetsuo)与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更认为对日战争直接促成了中共的胜利。易劳逸则在《毁灭的种子》(Seeds of the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一书中，直接指称蒋中正必然失败。邹傥站在美国的角色上认为美国应该决定性地介入或撤出中国，而美国期待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办到，因为蒋追求的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总之，早期的研究多着重于解释蒋中正的失败，并以此映照毛泽东的成功。 日本蒋中正研究之概况 日本的蒋中正研究起源甚早，早在1927年即有《支那革命的统师蒋介石》一书出版，虽然篇幅不长，不过却也显示出于当时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局势下，蒋中正在北伐中逐渐崛起的态势。蒋的崛起及其与日本特殊的关系，使得当时日本的蒋中正研究不仅出现甚早，其研究的数量甚至超过中国。再者，日本研究的角度也触及蒋的亲友或是敌人。战前日本的蒋中正研究种类相当的多，从属于传记文学的小说、供政治参考的政策研究，到直接翻译蒋中正的著作等，洋洋大观。 战后虽日本民间对蒋中正的观感不错，然战后日本学界受到左派影响，基本上不重视蒋中正的研究，对蒋的评价几乎都是否定的。相对于蒋的研究，孙文跟宋教仁在日本居留期间的研究相当多，这当然是因为探讨孙文或是跟孙文相关的人，较不涉及左右派的问题。 2000年之后美日蒋中正研究之发展 2000年后美国与日本对于蒋中正的研究，进入另一新阶段，或提出新的理解，或修正过去研究的错误。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在2000年之后仍持续关注以往研究的一些议题，如中日战争期间蒋中正主政之下的国民政府，以及蒋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等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包含：蒋对边疆、同盟上的策略表现，蒋汪关系，史迪威事件，魏德迈与蒋的关系等，仍受学者关注。虽对整体历史诠释未有翻转式的变化，却能有许多细节上的修正。比较特别的是，以往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关注的议题多集中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俄关系等相关大国间的互动，近年来开始关切国民政府与其他小国或区域之间的关系。在2000年之后便有中泰关系、中印关系与中国内部西藏问题的论文，开启另一种较新的视野。就后者来说，虽都是讨论军事上接收的策略问题，但却也点出对日战争的骤然结束，使蜷居西南的国民政府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进行战后接收工作，并特别阐述了中国东北接收的情形，将国民政府的崩溃，拉出一个异于以往几乎一面倒指责蒋介石忽略土地改革、农民及经济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并将战争失败的远因连接到接收东北的问题上。 随着众多新史料的出现，西方出现更多有关蒋中正的研究，然而如何从这些年来如《蒋中正日记》等新公布第一手史料的爬梳与检视过程中，提出新的诠释角度，譬如是否可以从“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opportunistic nationalist)等观点，来重新解读蒋中正一生，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如胡佛研究所的林孝庭2010年出版有关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研究的新著（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A Journey to the West），即持此一观点。 在日本的蒋中正研究方面，2007年所成立的蒋介石研究会（以庆应大学中国研究的核心系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日本学者开始有一股比较凝聚性的力量。尤其是前述50年代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当中曾提及的山田辰雄教授是师承石川忠雄的一位核心人物。山田辰雄是从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为出发点进行民国史的研究。开始之时，山田辰雄提倡民国史的研究从横向扩大研究的层面，1989年以后又提出中国政治史连续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山田认为除了横向的研究之外，若不能从纵向地研究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或者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联性，则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在上述的研究理念之下，山田辰雄的研究途径转向了蒋中正研究，其主要的目的是要透过蒋中正研究推展中国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就是从横向扩大中国研究的范畴；第二是加深中国史纵向面的研究；最后则是综合横向及纵向的研究，来理解中国并观察中国未来的发展。从他开始，日本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国民党权力的基盘，或者国共之间的斗争；至于年轻的一辈则以山田辰雄的学生家近亮子、段瑞聪等人为研究蒋中正的代表学者。整体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以资料见长，且长于挖掘与日本相关的研究课题，研究上主要是学者们利用蒋在日本时期的资料，撰写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相关的论文。 近年来美国蒋中正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随着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私人档案文献的陆续开放，西方学界与社会对于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的相关研究与历史评价，一时间颇有增加之趋势。在过去数年之内，即有好几本有关蒋中正夫妇的专著问世。本文以近5年来出版、受到西方学界、媒体极大关注的3本讨论蒋中正、蒋宋美龄专著为焦点，对近年来所兴起的这一波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研究热潮与成果，进行初步评析。 1、乔纳森•范比的《委员长：蒋介石与他丢失的中国》，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London : Free Press，2003). 范比利用大量二手数据与部分源文件，完成了这一本号称是近30年来第一本有关蒋中正的传记作品。该书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开始，以5大部分、26章的篇幅，描述蒋自1887年出生至1949年赴台为止的事迹。结尾再将叙述拉回到西安事变，为蒋在大陆时期的这段历史，做出一个总结。作者以一个西方人的角度，企图抛开中国历史的包袱，大胆地想要回答一个西方社会长久以来所探究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无法有一个清楚且明确的对华政策？美中之间是如何打交道？在大多数篇幅中，只见他对蒋负面的评价。作者认为：蒋介石身为国家领导人，是“不可置信地无法胜任”；军事上，蒋的表现同样不合格。蒋从来不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鼓舞振奋老百姓的人物；蒋残酷，但未必有效率。整体而言，作者把蒋中正描述为一个“包着儒家思想外衣的独裁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蒋与他的死敌毛泽东并无二致。范比书中对宋美龄充斥类似的负面评价，认为她虽然高贵、迷人，但心机极重、固执且傲慢，而整个孔、宋家族则是一群贪婪并好竞逐权力之徒。作者以西安事变为题，提出了一个“后设”问题：若无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中正不可能停止剿共，则日后毛泽东也不可能有机会翻身，成为中国的领导人。只不过该书最大的缺憾，是仅以1949年为结尾，未能论及蒋中正在台湾20余年的主政事迹，并和中国大陆时期的历史做一对比。此书的论断与上述艾恺所分析的早期的诠释基本上是一致的。 2、李台珊的《宋美龄：中国永远的第一夫人》，Laura L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6). 这是蒋宋美龄逝于2003年后的第一本全传。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蒋、宋的结合，作者采取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权力考虑优先，爱情只是其次。不过随着蒋中正私人日记的公布，这种说法已受质疑，蒋、宋之间似乎存在着浓厚的爱情。 作者利用不少过去从未刊布的史料，特别是宋与大学密友的往来书信，呈现出“少女宋美龄”内心对于婚姻、爱情、家庭与中国社会不为人知的看法。书中论及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合，使自幼赴美受美式教育的她，产生不少角色与面貌的歧义。作者从“文化冲击”的角度出发，认为宋身上结合三种现象：美国南方名媛气息、新英格兰学养气质，以及中国贤妻良母的传统价值。但她的个性与一生却是各种矛盾的组合，对爱情既憧憬，却也充满失望；聪明过人，行事却冲动；既实际也天真；对当时中国社会不满，又没有利用她既得的机会，去改变国家的命运。在这部传记里，作者视宋美龄为一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批评宋美龄受美国教育，在西方自由民主环境成长，回到中国后，却未能对蒋中正独裁与法西斯式的治国方式产生正面影响，甚至连她自己都因权力而思想僵化。书中的结论表示，宋美龄一生的故事结局是个悲剧，原因并非在于她生为公众人物的悲哀，而是她未能把握她所拥有的珍贵机会，去改变中国。她的生命虽曾面对解决中国弊病机会，可是当她生命结束时，她反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宋美龄只是个“有深度缺陷的女主角”。 3、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作者为美国国务院前外交官、目前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运用大量第一手史料，特别是蒋中正的日记，将讨论延伸至1949年以后的台湾时期，直到1975年蒋去世为止，因而对蒋一生功过，有更全面的了解。陶涵得出与Fenby完全不同的评价。在本书中，蒋中正被视为是一个目光远大、高度自律、英明谨慎的谋略家，多次预见重大政治事件，且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最后都能逆转不利局面。作者亦认为，蒋身为近代中国(与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长达半世纪之久，他对世界格局的变革所作出的贡献，在整个20世纪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就陶涵看来，蒋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尽管有许多缺点与失败，然而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石，同时也为台湾日后的民主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本书极大程度上平衡了长期西方论著中纯以西方角度看待蒋中正与近代中国之弊，却又矫枉过正，太过于从蒋本人或中国的视角，看待近代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缺失，此外他也犯了不少事实叙述上的错误。 本文出自《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海外）》，限于篇幅，有删节，注释从略，原文载于《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作者黄克武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