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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全文 伟大的辛亥革命过去整整100年了。 四川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的重要省区之一，其保路运动是作为伟大辛亥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和接踵而起的全国大起义的前奏，重庆、成都等地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是它的继续，先后出任成都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大都督和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的四川军政府第一任大都督尹昌衡是四川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全国上下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了解一下这位四川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的主要思想和实践，对拓展四川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尹昌衡，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潜庐、止园、将军，四川彭县人。1884年7月11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九日）生。祖上“九世力农”，家境富裕，太平天国后逐渐衰落，至尹昌衡出生时，已跌落到需要当塾师的父亲于“舌耕”之余，同时兼做点“负贩”之类的小生意及母亲养猪赚取微薄收入才能维持生计的地步。尹昌衡自小受到当塾师的父亲和自幼读书、能诗为文的母亲精心的经史儒学教育，9岁即“通经诸子百家”，10岁能“备赋颂诸体”，11岁便成了“诸生”。随后，他随父母迁居成都，就读锦江书院，白天在书院学习新知，晚上继续随父亲习读经史，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1903年5月，尹昌衡以魁梧健壮的身体条件和良好的文化素质，入选四川武备学堂本课科头班学习。这是一所为清政府培养新军人才而开办的新式军事学校，学生享有必要的生活“底饷”，尹昌衡为此兴奋不已，因为他从此可以专心学习，不必再为衣食担忧了。由于尹昌衡学习努力，“试辄冠军”，又在作文题中抒发出“目空廿四史，胸聚数万兵”的豪言，赢得学校的一致赞许，次年，他就以校方选中的七名川籍留学生之一的身份被清政府核准派往日本学习陆军了。1904年10月，尹昌衡开始了中国第六期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的学习生活。他自觉“军容艺术，倍劳于前”，但却不太喜欢“艺”与“术”这类纯技能性的功课，仍对祖国的经子史学情有独钟，而“无间息读汉文书”。由于“校规”不允许，“乃窃取书读厕中，常雪夜不寐”。其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宣传反清革命。尹昌衡受祖国遭受列强凌侮、民族危机严重的剌激和不少留日学友纷纷参加同盟会、革命风声四起的影响，思想渐趋革命，参加过刘存厚、唐继尧等人在东京发起的“秘密”革命小团体。1908年12月，为避讳新登基的宣统帝溥仪的“御名而更名为尹昌衡”。 1909年春，尹昌衡结束了日本第八师团第三十一联队的士官见习期，学成回国。次年初，为雪国耻，他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聘，前往广西编练新军。初抵桂林，他“精神腾绰”，亟欲“为国开新疆”，移“铜柱”于频频侵略我国西南边疆的“法兰西”，大“有推倒一切豪杰之风”，但张鸣岐却始终未委以重任，只给了他一个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的差使。尹昌衡自觉张鸣岐不能用其才，加上他性格直率，口不择言，又“使酒纵欲，亢傲不羁”，已不为张鸣岐所容，而且从当时陆军干部学堂发生的驱逐总办蔡锷的事件中，他发现广西人存在十分强烈的省籍观念。因此，他在桂林仅仅待了8个月，便毅然辞职回川，另谋出路了。不过，尹昌衡在这里也遇到了两个十分赏识他的人，一个是视其为“奇特士”的按察使王芝样，竟“不耻下问”，孜孜向她请教“将学之要”，并授“册而命著焉”。尹欣然应诺撰成《兵事纲要》一文，“陈之于左右，以勖大有为之士”。两人也由此结成“忘年交”，尹昌衡表示愿像古代的广武、许历那样，辅佐王芝样成就“万里之志”。另一个就是拥有翰林院编修身份的颜楷，颜不仅视尹为“异才”，且愿将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他，后来果然成了他的大舅子，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之一。 尹昌衡初到成都，仍如在广西一样不受当局重用，直至王人文代替赵尔巽为护理总督时，才将他由教练处编译科长提拔为编译局总办和教练处会办。但是，由于他从回到四川第一天起就特别注意维护川籍军人的利益，并利用担任“秋操审判官”及赵尔巽离职阅兵等一切机会和场所，抨击当局“用人不公，所举无知兵者”，极力为本省军人鸣不平，从而很快就赢得不少本省军人的信任和拥护。1911年9月，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以保路同志军为主力的武装起义新阶段，为稳定政局，新任署理总督赵尔丰不得不附和“川人治川”舆情，以尹昌衡取代云南人姜登选为陆军小学总办。11月27日，又迫于外有武昌起义、内有重庆蜀军政府宣布“独立”的巨大压力，进一步发布所谓《四川地方自治文》，成立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大都督、新军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经川籍军人的呼吁和川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特别会会长颜楷的力荐，尹昌衡被蒲、朱接受为军政府军政部长。12月8日，由于蒲殿俊等人的政策失误与不够作为，成都突发以索饷为号召的兵变事件，参加东较场阅兵的巡防军四出抢掠藩库、商铺、民宅，蒲、朱二督临危避祸，隐匿自保，军政府解体。尹昌衡凭借他在川籍军人中的威望，挺身而出，以新军之力，迅速平定变局，次日与兵变后一直坚守在军政府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一起被推举为军政府正、副都督。 尹、罗取代蒲、朱重组军政府后，尹昌衡随即做了四件影响不一的事，第一件是承认曾在保路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哥老会的合法地位。尹昌衡此举满足了哥老会的合理要求，但也因哥老会固有的缺乏纪律的负面影响招致湘、黔、滇等邻省军政府及后来的袁世凯北京政府的责难，其军政府被指控为“哥老（会）政府”四川社会被指控为“袍哥社会”。第二件是为防止清朝残余势力的反扑和打消重庆蜀军政府及入川滇军“北伐”成都的口实。12月22日，他亲自下令部署围捕、诛杀赵尔丰，最终结束了川人恨之入骨的“赵屠户”的统治并迫使奉命东犯的傅华封部缴械投降。第三件是利用在云南任过军职，并与该省都督蔡锷关系友善的胡景伊，以“馈饷十万，酬劳三十万”的代价，换取入川滇军回滇，和平了结纷扰数月的川滇纠葛。第四件是为结束成、渝两军政府的“对峙”，实现全省统一，屡与重庆蜀军政府函电相商及派出全权代表，前往重庆协商合并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代表于1912年1月27日达成合并协议。尹昌衡依仗身居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独特优势地位，迫使重庆方面接受合并后的“政治中枢”暂设成都；重庆设重镇府，“领兵一镇，直隶全省军政府”；“认定成、渝两都督为全省正、副都督，惟须两军政府合并所成之各处、部、院职员票举选定正、副”等有利于成都军政府的条件。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自知依此条件，将来两军政府合并后所成立的处、部、院职员，必定成都军政府成员居多，自己绝无当选正都督的可能，因而于3月3日自动通电宣布推举尹昌衡为正都督，而自居为副都督。11日，尹、张在成都宣誓就职，尹昌衡顺利当上了全省统一后的第一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大都督”。 然而，成渝合并、全省统一的实现，并不等于各方矛盾与利益的争夺，便可就此消失和停止了。在成都，早在尹昌衡平定兵变，代替蒲殿俊为都督时，就有兵变为尹昌衡所发动的流言，有些舆论机构甚至抓住尹昌衡一些失误，不惜穷追猛打，抨击其沉湎酒色，生活腐化，任人唯亲，行事专断；即使尹昌衡公开发表《十诫文》，诚恳表示要“为公捐私，改过不惮，放刀作佛，舍生度人”，此后一定“绝旨酒，远声色，惜分阴极勤苦，薄俸以报公，亲贤以共治，深讥诬罟者决不罪，面规直诫者无勿容，不党不私，敢死敢进也不能相谅。在重庆，一些人对所在军政府几为成都“吞并”，本来就心存不甘；加上随后不久，尹昌衡又任命胡景伊而不是渝方所推举的张习或黄复生接替辞职留洋的夏之时为重庆镇抚府总长，甚至最后连镇抚府也在胡景伊的巧妙运作下宣告寿终正寝了，旧痕未泯，新怨又起，自然要对尹昌衡继续持批评、反对态度了，成渝矛盾同样未能因全省的统一而化解。 1912年6月，尹昌衡眼见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中国辛亥革命之机，唆使和怂恿西藏上层亲英分裂势力挑动民族仇恨，驱逐驻守拉萨的北京中央政府军，并派军东进川边，先后攻占江卡、盐井、里塘等地，企图实现所谓“大西藏”图谋，分裂中国领土。于是，他决定自信总司令，领兵亲征川边和西藏，暂时离开成都这块是非之地。为稳固其四川都督的地位，他没有选择曾是重庆“蜀军政府都督”、现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的张培爵，而是舍近求远，敦促尚在重庆，曾为他促成入川滇军回滇与解散重庆镇抚府出过大力的胡景伊速回成都，于他出征后接任四川护理都督一职。7月10日，尹昌衡率部踏上征途，向川边进发。出发之时，他便意识到，因为这次出征属于藏区，“非利用佛教，操纵喇嘛”不为功。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即使侥幸取胜，也“难与言治”。因此，他“军行所至”，一直坚持“无寺不入，无僧不见”，以“瞻礼佛像动民视，演说佛法启民听，奖慰规戒喇嘛惬民心”之法，争取藏民的支持，并取得“虽挝伐屡张而编氓不扰，虽诛戮时有而革壶偕”的良好效果。其间，他还认为这次西征必须采取“控边制藏”方针，控边制藏，同时并举，只知“控边”，不去“制藏”，必然是西藏不保，川边难控。因此，他在西征过程中，屡次请求袁世凯任命他为“边藏宣慰使”，“率领卫队进藏”，但却始终为袁世凯所拒绝。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征战，尹昌衡不但收复了先前的川边失地，而且“收复白玉、三瞻、洛隆宗等处”，改土归流，新“建州县三十有余”，渐成省域，虽为袁世凯所阻，未能进军西藏，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毕竟未能实现如当年沙皇俄国分裂外蒙古那样分裂西藏的图谋。尹昌衡西征，功不可没。 尹昌衡以胡景伊接任四川护理都督，本以为他是守护成都的最佳人选，没想到竟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胡景伊接任四川护督后，立即展开了结党营私，上下其手的篡权阴谋活动。他一面在省内到处安插亲信，培植私党，一面密遣亲信赴京，游说各方，并通过陆军次长陈宦与袁世凯搭上了关系。尹昌衡虽早在1912年10月便对胡景伊的阴谋有所察觉，特地致电袁世凯，以军民分治以来成都军民两界发生冲突为由，请求袁任命胡景伊为“川边镇抚使”，让他回省主持工作。1913年3月，甚至在致袁电中暗示胡是个“群趋于中央，冀蔽上聪”的“奸谗不逞之徒”，而自己则是“不肯赂一报馆，遣一私使”的“忠纯极洁之士”。但是，尹昌衡的陈说，不仅未能打动袁世凯，反而促使他于这年孙中山发动反袁“二次革命”前夕反其道而行之，果断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而让尹昌衡去当那个他避之唯恐不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愤怒之极，当即发表通电，宣布“食已尽矣，兵己穷矣，权已夺矣，迫己甚矣”，经略川边，“惟有必败”，因此只好辞职；并于7月3日率部赶回成都，由省议会和各社会团体掀起一个迫袁让步的舆论高潮，大有与袁决裂之势。但是，随着袁世凯略施缓兵之计，答应加任他为“川边都督”，并允许他在成都设立“筹边局”后，他很快就彻底妥协了，不仅宣布接受袁世凯的任命，而且遵命与胡景伊联名出示，声明他们“彼此泱洽，毫无恶感”，“交恶之说，究从何来”？表示“本经略使俟边事筹有端绪，立即起程旋炉”。 随后，尹昌衡为重新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对袁世凯开始采取全面支持的态度。对外，他赞同袁世凯与沙俄议定的丧权辱国的《俄蒙协约》；对内，早在7月他还在成都的时候，就发表过通电，宣布退出国民党，并要取消一切军人的党籍。8月25日，又在川边打箭炉亲自镇压了他的警卫团长发动的响应重庆熊克武的反袁起义。此外，还多次为巩固袁世凯的统治秩序建言献策。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晚了，袁世凯经过多方权衡，己决心要将他除之而后快了。1913年11月，尹昌衡以就医为名，请假三月，前往京城北京，期望晋见袁世凯，就川边相关事宜有所陈述。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会趁机下令裁撤他的川边经略使兼川边都督职，并于1914年1月24日，以“冒功通逆”等罪名将其投入监狱。虽然经过一年多的所谓审理，查明“冒功通逆各款，均无其事”，但仍以“侵占公款，罪情昭著”的罪名，于1915年10月16日判处他有期徒刑九年，着严行追缴其侵占之款。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由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特赦，并开复陆军中将暨陆军上将衔，给还勋位勋章。 尹昌衡出狱后，时代大变，失去了继续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舞台，开始转而从事个人著述活动。他撰写、出版了大量总结个人经历、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著作，主要有：《自记》、《西征纪略》、《经术讦时》、《成功论》、《圣学渊源》、《道德经详解》、《原性论》、《王道法言》、《唯白论》等等。在这些著述中，他感叹人生，揭露时弊，品评各种治国理念，主张政治上取“中和主义”，认为“主义之正，莫如中和”，“安少数，害多数”是“专横”，不可取；“安多数，害少数”是“过激”，同样不可取；经济上要取消货币，使“民无交易，国无市廛”；文化上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建设。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尹昌衡年事已高，但仍以社会贤达身份，主持会议，发表演说，勉励爱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3年5月26日，病逝于重庆。 尹昌衡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研究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同样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怎样理解、认识和正确继承这份遗产，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