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高度重视陆军建设，先学法国，后学普鲁士（德国），引进西方近代陆军建设理论，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实行军政军令分离，构建新式统帅机构；设置六镇台，驻扎全国；设立士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军队装备精良，注重实战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陆军组织体系，终使日本陆军成为一支虎狼之师。 关键词：“朝士视察团”常备军六镇台士官学校 1881年2月，朝鲜国王李熙发布谕旨，指派一批官员组成大型赴日考察团，对日本国的局势、海关事务及其他事务进行全面考察。这就是“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的派出。遗憾的是，对于朝鲜历史上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国内外史学界却少有研究。[①]本文主要以“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截取日本陆军这一断面，全面展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经兵整武的基本概况。 一、“朝士视察团”的派出 1881年2月8日至3月1日，为了修补《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中有关关税问题的规定，全面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形势，朝鲜国王李熙先后发布密令，选派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等一批朝廷重臣，率领一支由64人组成的考察团，以私人出国游览的形式，出访日本。这支代表团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谈及“朝士视察团”出行人数时，往往持62人说。韩国学者姜万吉称：“为了学习外国的新文物，朝鲜王朝政府还向日本派出了‘朝士考察团’”，“以赵准永、朴定阳等62人组成的‘朝士考察团’，在日本视察了政府机关、各种产业机构以及造币等工厂。”[②]其实此说并不准确。根据笔者的考证，使团的真实人数应该是61人或64人。61人说是因为“朝士视察团”当事人所留下的6份记载中，均记有61人[③]。笔者更主张64人说。这是因为在“朝士视察团”的队伍中还有3个日本人，他们分别是中野许多郎、上野敬助、武田邦太郎，其身份是“传语官”，其职责是随团翻译，全程参与了“朝士视察团”在日本的整个考察活动。在以考察为己任的外事活动中，随团翻译的作用尤为重要。此三人是由日本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推荐的随团翻译。据李宪永记载，4月24日，洪英植、鱼允中拜访近藤真锄，当谈及“此行专为叙邻谊，广闻见，而言语不通，两情难洽，是为可闷”时，近藤当即推荐，“现有武田一人，是曾仕元山港，解职住此，此可带去。因招武田来作礼”。洪、鱼二人接受并感谢。[④]4月26日，赵准永、朴定阳一行再次拜会近藤真锄，商讨使团行程事宜。近藤主动提出：“凡于游览之际，两国言语互相不通，必致岨峿，极毋代闷。所以日前洪鱼两公于接时，以武田带去为约，而犹恐不足，方拟添一人计，未知尊意何如？”赵准永等人表示：“武田事因洪鱼两公已为闻知，而如是曲念良感。添定一人事当与诸伴行诸公更商通告矣。”[⑤]此后的史实表明，朝鲜使团采纳了近藤真锄的建议，聘用了中野许多郎、上野敬助、武田邦太郎为随团“传语官”。据鱼允中记载，“三月二十日，抵东莱府。前参判赵准永、朴定阳，……俱承命来会，同往日本也。从余者，士人俞吉浚、柳定秀、金亮汉[⑥]，伴倘黄天彧、金永根，传语官中野许多郎、上野敬助、武田邦太郎。”[⑦]另据朴定阳记载，8月8日，日本人中野许多郎随同使团集体返回朝鲜。“（七月）十四日甲戌，与赵台、严令、姜令、李令、闵令、沈令作伴回发。各其随员及下人、通事并为同行。而日国传语官中野许多郎亦为同发”，在铁道局遇到李元会与其随员及日国传语官武田邦太郎、上野敬助。[⑧]。这3名日本人，既是朝鲜使团的随队翻译，又是使团往返途中的经费掌管者。李宪永对此有过清晰的交待。所李宪永记载，“行中金随其所入聚出付于上野（随中所定传语官），定一一考标会计事”，“行中先定会计担当人，与上野相议措办。中野（日人同船随行者）亦得与其议事。”[⑨]从此3人全程参与的角度看，更从此3人在整个考察行程中所担当的职责看，他们应当是使团的成员。因而，整个“朝士视察团”的人数应该是64人，而不是62人。 表面看来，此次“朝士视察团”出行日本，是一次单纯的私人行为的游览考察活动，所有赴日考察的官员全部以“东莱暗行御史”的身份，悄悄离开汉城，前往南部港口釜山，扮作私人游客的模样，[⑩]登上日本船只，前往日本。其实不然，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则蕴涵着浓烈的国事活动意味，是一次典型的政府行为。史料显示，修订朝日条约中的若干规定，是朝鲜国王李熙派出大型使团出访日本的直接动因。 1876年2月26日，朝日两国代表在江华府练武堂，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8月23日，朝日两国又签订了《修好条约附录》及《通商章程》作为《江华条约》的补充。《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是朝鲜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近代性质的条约，从此这个素有“隐士之国”称谓的国家步入了近代史的时期。但由于条约的签订是在日本的强迫之下进行的，对朝鲜而言，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据此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司法独立权。更为糟糕的是，日本利用朝鲜对于国际公法的缺失，规定两国人民贸易往来自由，两国政府不得干预、限制，进出口货物，一律免征，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关税自主权。1880年8月，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访问日本东京，拜会中国驻日公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在谈到朝日两国间的贸易、进出口货物不征关税的问题时，方知朝日条约的危害性。何如璋说：“西例通商，惟欲己国有益，故两国往来，税则无论出入口，均由本国自定”，强调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黄遵宪说：“与他人立约，必声明细则，由我自主之一语”，敦促金宏集归国后，上奏朝廷，尽快派员与日本交涉，修改《通商税则》，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11]10月初，金宏集向朝鲜国王汇报了日本之行的见闻，提交了黄遵宪“联日抗俄”的《朝鲜策略》。此事成为朝鲜王朝改革变法的导火线。对此，李鸿章1881年3月1日的奏折成为了最好的佐证。李鸿章称：“嗣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称：朝鲜外交一事，近日廷议渐知变计”。“适有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于正月二十赴津禀谒，据称专为奉办武备学习事”，“又索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税则，带回援照。是何如璋所称朝鲜国王与执政大臣决意外交而未敢遽发，固已确有明证。”[12]使团要员沈相学和李宪永的话语，道出了“朝士视察团”出访日本的原委。沈相学称：“伏念与日本讲约有年，我国踈于知彼之机，圣念委以直指之行，伏不胜万万钦仰。”[13]李宪永表达的就更为明晰。他说：“邻谊更修而尚未谙彼国之情形，商路既通而迄未定两港之税则，是特有是合，使之周爰咨诹，以记耳目，期有补于交际之地。”[14] 5月6日，“朝士视察团”全体成员，乘坐日本商船“安宁丸”号，离开釜山港口，起程前往日本。孰料，天公不作美。“才过五六岛，前洋风雨忽作，波涛颇险，还泊黑岩前洋”。[15]第二天，“朝士视察团”才开始了真正的日本之行。 “朝士视察团”于1881年5月7日到达对马岛，8月25日从长崎启程回国。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朝士视察团”考察了日本外务省、大藏省、内务省、工部省、海军省、文部省、陆军省、农商务省，行迹遍及长崎、大阪、东京、横滨、神户、京都等地，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的隆重欢迎，左大臣炽仁亲王、右大臣岩仓具视及各省高官或出面接待或设家宴款待。各部门长官遵从天皇的旨令，为“朝士视察团”大开绿灯，从而使“朝士视察团”对日本社会有了一个全方位、近距离的系统考察。根据出发前的工作分工（见分工表），对日本陆军的考察是由洪英植、李元会负责。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国王的旨令，留下了完整的有关日本陆军方面的考察报告，清晰地展现了日本推行明治维新14年之后的陆军军力概况。 “朝士视察团”考察日本分工表
二、日本陆军的组织编制 明治维新之后，为了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日本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在陆军方面，日本先学法国，后学普鲁士（即德国），引进西方近代陆军建设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陆军组织体系，初步显示出强劲的战斗力。 （一）推行义务兵役制，全民皆兵 兵役制度是日本军制改革的突破口。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采用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国民义务兵役制，取代旧式的武士世袭制度。1872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告谕”，确立了取消士族的军事垄断权，规定国民均有服兵役的权利的义务的基本原则。[28]此后历经3次修改，到1880年建立起了完备的近代兵役制度。新兵役制度明确规定：凡年龄在17—45岁的日本国民，无论华族，还是平民，皆有当兵服兵役的义务，“三府三十七县之丁壮，悉隶兵籍”。军种分为四类：常备军、预备军、后备军、国民军四种。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每年四月，“以二十岁，壮健未娶者，征聚一万四百八十名，以充常备。三分之一而计其服役，役满三年，则亦以三分之一归于预备，使之赴农，许娶，只于大操时来参；又过三年，则谓之后备；又过四年则谓之国民兵。盖兵卒二十岁入常备，二十三岁为预备，二十六岁为后备，三十岁称曰国民，至于四十以后，割名军籍。凡有国乱，自常备至后备、国民，无不召聚，而四十以外之人不参焉。若其大乱，则自十七岁至四十，虽不入兵籍之人尽为召募，是故兵卒无老弱，征用有缓急。”[29]“以此推之，则十年之间，预备、后备之数二倍于常备兵卒三万四千三百四十八。又十年之间，自二十岁生兵至四十岁国民军者，将合计为二十万六千八十八人之演习精兵”。[30]“举国人民初无白丁之类”。[31]全民皆兵的体制，蔚为大观。 （二）军政军令分离，构建新式统帅机构 军事领导体制改革，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改造军事制度的重要举措。明治之初，设立“军防事务局”，继尔“复兵部之旧”，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1872年撤销兵部，分设陆军省、海军省。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获胜，将日本的学习、模仿兴趣转移到了德国身上。“以德国为师”成为日本19世纪70年代后军事改革的口号。明治政府按照西方制度，创立了新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和近代作战指挥体制。 最初，全国设有“近卫及六管镇台，以节制之，统于陆军一省。”1878年之后，明治政府按照作战指挥体制的发展要求，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制度，模仿德国军制，将原本隶属于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后又设立了监军部。至此，整个陆军事务分属三个机构。陆军省，设中将省卿一人，负责军队的训练、指挥。参谋部，设中将部长一人，职责是“参画筹略”，专门负责军队战略、战术方面的规划、制定。监军部，设中将部长一人，负责“检察军纪”。[32]三个机构，“鼎峙分理，而不独举其事务。”[33]此项改革，厘清了军队日常军政管理与战时军令指挥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决策、指挥效能。 （三）设置六镇台，驻扎全国 明治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从1871年之后，实行军制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军管区，1873年后扩大为六大军管区，各军管区设置镇台，逐渐扩充规定的常备军数目。洪英植对此有过如下记载：“陆军常备兵队扎驻各地方，分为六军管，又分为十四师管，使各镇台统率”。[34]其配置如下： 日本陆军配置[35]
当时，日本陆军常备军“恒留都下而操练者九千四百余名，恒留镇台而操练者三万四千五百名，统合平时人员四万三千九百余也”[36]，“马二千八百余匹”。“又于各镇台常备兵中择三千三百二十八人置日主之所居，谓之近卫兵。”[37]“各镇台缺额，以最初征兵时留置补充兵抽签充数焉”。[38]“近卫兵则无预备、后备之编，而比他兵有三四五个月重役之论矣，乃稍厚饩料，以示勤劳。”[39] 近卫局及各镇台的军事编制如下： 近卫局兵力配置
东京镇台兵力配置
仙台镇台兵力配置
名古屋镇台兵力配置
大阪镇台兵力配置
广岛镇台兵力配置
熊本镇台兵力配置
在此，就涉及到日本陆军的编制问题。具体编制如下： 日本步兵编制：2卒为一伍，5伍为一分队，2个分队为半个小队，2个半小队为一小队，4个小队为一中队，4个中队为一大队，3个大队为一联队，外加位数不等的军官，故一个小队40人，一个中队184人，一个大队757人，一个联队2285人。一个旅团由3个步兵联队，1个野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组成，有人员11223名。师团由2—3个旅团组成，军团由2—3个师团组成。[40] 日本骑兵编制：4小队为一中队，1中队为145人，2中队为一大队，1大队为319人。 日本炮兵编制：“野炮兵二门为一小队，合右左中三小队，炮车六个，弹药车六个为一中队”[41]。一中队144人，2个中队为一大队，一个大队319人。 山炮兵，一个中队138人，2个中队为一大队，一个大队306人。 海岸炮兵“为徒步兵队，以兵卒八十人编制，士官临时分定。”[42] 工兵队编制：4小队为一中队，2中队为一大队，1个中队153人，1个大队329人。 辎重兵编制：“六十卒编成小队，合二小队为一中队”，1个中队161人。 近卫兵编制：“步兵一联队分为二大队，一大队分为四中队”，[43]“合二大队为一联队”。[44]1个中队192人，1个大队789人，1个联队1592人。 分区驻扎，实质上就是现代国家军区制的前身，是日本近现代国防理念和新国家防卫体制形成的标志。 （四）重视军事教育，设立士官学校 为了提高士兵、士官的单兵作战技能和指挥能力，提升军队的整体素质，日本重视学校教育。素有“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于1869年就明确提出：“取舍文明各国之规则，渐次振兴全国之学校，实乃今日一大急务”。[45]当时主要有“户山士官学校”。《陆军条例》强调“教育士官为第一急务，所谓百卒易得，一将难求者也”，明确规定：下士一级军官，必须接受“教导团”培训。士官一级的军官必须出自士官学校。具体的培养程序是：“士官生徒教养在士官学校，诸士官温习在户山学校”。士官生在校三年或四年期间，必须完成繁重的学习科目，毕业后“为各镇台少尉之任”[46]，进入作战部队，领兵打仗。 日本士官学校培养方案[47]
课程及培养计划清晰地显示出日本“士官学校”培养下级军官的三大特点。其一，学制有异，分科培养。步兵科、骑兵科学制为三年，炮兵科、工兵科学制为四年，毕业即授与少尉军衔。前两年四种科目的学习内容基本相同，但从第三年开始，根据科目不同，课程设置有了明显的差异，即增加了本学科的相关内容，突出了各科目的特色。两年的相同基础课程学习，一年或两年的专业知识学习，从而使得“士官学校”培养出的基层军官，基础理论深厚，专业特长突出，便于战时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推而广之，在此军事理论指导下的整个日本陆军浑然一体，既能单兵种作战，更能多兵种集团攻击，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其二，注重军事理论学习，强调实战能力培养。步兵科、骑兵科在三年的军校学习中，所学军事理论课程为31门，属于实战能力培养的课程则多达163门，超过理论课程5倍以上。在此种教学模式的培养下，由“士官学校”培养出的日本下级军官，既具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更具备丰富的贴近实战条件下的战场指挥能力，一个合格的士官生只要稍加锻炼，就能成为一个在战场上独挡一面的优秀军官。其三，全新的近代化培养模式。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代表了19世纪70年代世界陆军军事理论的最高水准，从而使得日本陆军成为一支兵种齐全，优势互补，能够协同作战的武装力量。数学、化学、理学、外语、建筑学、地理图学等课程的设置，标志着日本陆军完全按照近代西方的（此时主要是法国）军事理论创建军队、锻造军队，完全跳出了旧式军队的培养窠臼，站到了世界先进军事理论的前沿。 （五）装备精良，演练频繁 全新的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建军原则，带动了日本陆军装备的近代化。李元会对此有过记载。他说：“盖其军制由来多沿革，而及西舶来航，始启外交，于是乎制度、艺术取诸泰西之法，编成铳炮之队，全废弓枪之用矣。”[48]这是因为“刀法之利，不如铳法之利，是欧米所以强也”。[49]在建军思想上，“陆军从德国、法国制”。[50]单就设立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而言，完全涵盖了当时世界陆军军事理论的精华，站在了世界陆军建设的先进行列。无怪乎朝鲜代表团在近距离考察之后，赞叹道：“（日本）海陆军技艺之专精，器械之利捷，足可谓兵强也。”[51] 步枪是日本士兵的主要武器，或购自国外，或自造[52]，虽是单发，但射速与射程较前有了大幅度提高。野炮、山炮是陆军的重型武器，仿制意大利技术，用钢与青铜合金而成，口径为七点五厘米，野炮的最大射程为五千米，山炮的最大射程为三千米。李元会对日本陆军的武器配置有过如下记载：“士官单佩剑，鞘用铁造，下士与各兵卒佩剑（应为“刺刀”——引者注）持铳，而以剑插铳为饰，放火时，解剑纳鞘，鞘用革造，铳枪制用亦同此式。骑兵佩剑持短铳，制以各用，剑不插铳。步炮工辎，各具背囊，骑兵鞍挂受筒，所入各具与背囊同。”[53] 武器的变化，带动了训练模式的革新。在训练规模上，既有以小队、中队为单元的小规模演练，又有以大队为单元的较大规模演习。在战术训练上表现的更是变化多端，一切演练贴近实战。据李元会在《日本陆军操典》中记载，步兵中队规模的战术训练有15种，分别为：“中队第一单设小队图”、“第二横队图”、“第三排开横队图”、“第四横队变为纵队图”、“第五横队变为两层纵队图”、“第六两层纵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七四层纵队变为两层分列图”、“第八纵队变为横队图”、“第九纵队右转变换方向图”、“第十纵队左转变换方向图”、“第十一横队变为左转纵队图”、“第十二纵队变为右转横队图”、“第十三四层纵队变为八层纵队图”、“第十四八层纵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十五战斗之图”。[54]大队规模的战术训练多达18种，分别为：“第一排开横队图”、“第二横队四中队变成纵队横队图”、“第三纵队图”、“第四重复纵队图”、“第五全距离纵队图”、“第六横队变为纵队图”、“第七重复纵队图”、“第八四列横队变成四层纵队图”、“第九纵队变为重复纵队图”、“第十排开横队图”、“第十一纵队中队四列横队图”、“第十二四列横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十三四层纵队变成四列横队图”、“第十四四列横队转行斜立变换方向图”、“第十五四层纵队列开还变四层纵队图”、“第十六纵队中队四列横队变换方向图”、“第十七纵队中队四层纵队变换方向图”、“第十八重复纵队左转为重复纵队变换方向图”。[55]战术训练涵盖了进攻与防御的所有内容，突出强调突击与冲锋，崇尚短期决战。 为了检验部队的作战技能，日本军队时常举行规模不一的战斗演习。明治政府宣布：每年三月举行全国规模的“预备军”操练。届时各预备役人员15天内必须到达指定位置，以检验“预备军”的战备动员能力。朝鲜使团要员姜文馨对此有过记录。他说：“常备役满三年，退归农桑，亦许娶妻，称以预备，但于每年三月大操时，限十五日入参。”[56]演习对于“常备军”而言，更是司空见惯。朝鲜使团要员姜文馨、朴定阳、闵种默、沈相学均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他们称：“设置操练场，小队每日习之，间数月一大操，虽无旗帜金鼓之肃容，整齐简易，易于指使。”[57]“练兵之规分为大小之别，而各队则每日就场练习。至于大操则每年一次行之。日主有时临观，而其进退号令之际，不以金鼓，只用小旗与喇叭而已也。”[58]“凡地之险要，器之精良，营垒之坚整，手足之纯熟，皆绘图贴说。”“其于图说之所未尽者，用土木以肖其形，若聚米为山”，[59]“使一览身验力行。每日练小队，间数月一大操，每兵负皮帒为衣粮，近身之具，以红毡包帒，两头为优，被籍且炮柄连饰环刀，便宜于两用。凡坐立须臾不去身手，如呼吸应敌之势。至于练场之进退、发刺，不失尺寸，乐节随应，此真兵可数月而成也。”[60]最高级别的军演是日本天皇亲临的为期三天的全国“常备军”演习。每年七月初，日本各镇台挑选精兵强将，云集佐仓营，天皇自东京驱赶300里，下榻宇都宫，“临观陆军大操练”。[61] 三、惊艳与忧患 1881年5月7日至8月25日，“朝士视察团”在日本政府的大力配合下[62]，对明治维新14年后日本的综合国势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考察范围之广泛，记载之详尽，堪称绝佳。从考察团成员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记载中，后人看到的是：少许的反对，部分的质疑，更多的赞叹。仅就日本陆军军力而言，朝鲜人笔下流淌的是惊艳与忧患。 访日期间，“朝士视察团”通过实地考察，目睹了日本陆军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赵准永称：“抄其丁壮，教练勤笃，故其卒精锐”。[63]沈相学认为，日本“修兵政，陆军有炮兵之练，海军有舟舰之备，虽平居无事之时，常如临阵对敌，观其兼修兵农之政，孜孜勤勤，若此不已，未过几年，似有富强之渐。”[64]事实也正是如此。日本新建陆军在成军后不久，就在国外、国内两个战场上初步显示出不俗的战力。1874年日本仅凭数千兵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悍然发动对中国台湾的侵略，迫使拥有数十万军队的清政府签约、赔款，取得了日本近代开国以来的首次外战胜利。1877年在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内战——“西南战争”中，新建陆军表现同样优秀。面对拥兵数万之众的西南藩阀，新建陆军以高昂的士气，灵活的战法，精良的枪械，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荡平了叛军。外战、内战获胜后的日本在“富国强兵”的道路加速前进，正如闵种默所言：“现今陆军士学校教育、博物、横须贺造船场，此三者比诸欧米诸国，不在其下，其庙议方锐，意张大。”[65] 赞叹彼国的富强，担忧己国的命运，是贫弱者的常有心态。“朝士视察团”在考察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巨大成就。李宪永认为，维新之后的日本，“上自朝廷，下至闾巷，惟以尚功趋利，孜孜勤勤”。[66]“近数十年以来，专以富国强兵为急务，而各样机械局之设置，规模甚宏，百般器用之制作，技工兼备，可谓夺天造，穷地利。而况复讲武蓄锐，小不怠倦乎。亦可曰富国经。富国则亦可曰强兵也”。[67]改革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提速。“火轮之转迅如电，而器物之成速或神”。“轮船之一日千里，轮车之一时百里，尤岂人力可致哉？”电信纵横国内外，“各国事为咫尺可闻，万里书信顷刻可通”。[68]视察团的另一要员严世永同样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赞不绝口。他说：日本“财货尽海山之饶，器械工作之巧，兵卒组练舸舰便利传消递息，见电线之闪烁，交来替往，听铁桥之隐轰。凡诸富国强兵之术，利用厚生之方，靡不毕具。”[69]并对此断言，“日本治国，专尚富强，南取琉求，北拓蝦夷，而又欧洲各国车船之往来，货物之流汇，足为富强之效”。[70] 对朝鲜民族未来命运的担忧，更是“朝士视察团”的另一大收获。日本人的 言传身教和对国际大势的粗浅了解，使“朝士视察团”体会到了富强在维护国家主权中的作用。日本在开国之初由于对国际公法的无知，更由于自身国力的贫弱，致使与欧美诸国所签订的条约皆为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的自主权。19世纪70年代初虽有“岩仓具视使团”的修约出访，但在信奉“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两年之久的修约谈判无果而终。日本人的失败，深深启迪了“朝士视察团”。赵准永认为：“大抵近日各国惟以强弱相较，不可以仁义责之者也。设有好意，若视其弱反生恶意；设有恶意，若视其强，必当修好。到今事势先务其自修自强而已矣。”[71]闵种默、李宪永更是用简短的话语，道出了现实的真谛。闵种默说：“通商在强弱之如何，此二字包括万象。而自主之权亦系于此矣。”[72]李宪永则说：“国富兵强，然后不受外国之侮也。”[73] 鱼允中是“朝士视察团”成员中最富有见地的人。他从宗教与民族性格的方面，剖析了朝日两国贫弱富强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朝鲜面临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他认为，世界存在八大宗教，其中佛教讲求清净寂灭，不究富国强兵之理，信守者，国穷民弱，“其无益可知也。”基督教“除救灵魂、得永生之外，必究格物致知，利国利人之德。”儒教“最重修齐治平之道，学者皆宜熟习，亦重四海皆兄弟，万国如一家。无彼此欺侮之风，上必敬上帝，下必爱众人。凡能常存此念，体上帝好生之德，尽心为善，虽不求人爵，而天爵从之，可盼百年之后得进天宫，立上帝之左右也。”[74]儒教虽好，但它宣讲的安贫思想却导致了儒学的式微。他说：“古人每以安贫为贤，真不是也。使人安贫而不务养民之具，何以保其口体？此儒学之所以不振也。”[75]可悲而无奈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淫，朝鲜民族养成了一种崇尚儒道，重文轻武的民族特性。反观日本则大相径庭。 鱼允中认为，“我邦素尚儒道，以沉潜柔懦为贤，无一人勇敢作气者，是可先变风俗，使之痛革前俗而后可耳。日本之能有作为者，以其人素尚武事，人之习于勇果，故也。可以为鉴。”[76]朝鲜“尚文则国势不振”，日本尚武则国运昌盛。古时日本“士大夫以上旧皆佩刀，长短各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其旁。好死轻生，一语睚眦，辄拔刀杀人，亦时时自杀。今禁带刀，而刺客、侠士犹多纵横”。[77]明治维新后，日本更是将尚武之风发扬广大，“非特学校养武，工场、官人、商民皆定为头领，为规则，于每日几时习武事。至于山野农民亦皆为法，以养勇卫国为义务，则常有数百万之军也，他国焉敢侮哉？”[78]为此，他大声疾呼，“宜于学校设武学一科，每日分几刻学骑射、炮击之技。自小学而习之，人才不流于颓惰矣。此圣人之遗法也。射御不为六艺之事乎？今之人可深究行之。”[79] 最为难得的是，鱼允中提出了“邻国之强，非我之福”的思想，预判到了朝中两国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东方的近邻——日本。1881年12月19日，鱼允中在上海拜见即将出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谈及游览日本之感想时说：“邻国之强非我之福，从可力求富强乃已。”[80]在比较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鱼允中得出了中日争战，中败日胜的结论。他认为，“日本人不计事之利钝，断然行之，故虽有所失，能立国体。清人狃于旧习，荏苒度日。以此观之，天下犹以不顾利害而行之者为得计。”[81]“宗主国”中国尚且如此，“藩属国”朝鲜的命运可想而知。1882年2月2日，当国王李熙问及日本是否对朝鲜“有他意”时，鱼允中说：“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也。”[82]不幸的是，东亚历史进程验证了鱼允中预判的准确性。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中朝两国从此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作者简介：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韩国史学界主要有：许东贤：《1881年朝士视察团研究——以日本见闻报告书之内容为中心》，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崔震植：《韩国近代的稳健开化派研究——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之思想与活动为中心》，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日本史学界对此事件虽有涉及但也不多，主要体现在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宗高书房昭和15年版，第746—747页；《世外井上公传》，内外书籍株式会社，昭和9年版，第449页。中国学界涉及此事件的仅有1篇论文，即权赫秀：《韩国人中的近代上海——以1881年韩国使臣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韩国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但也仅仅是简单提及，并没有深入研究。 [②]（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5页。 [③]（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7—289页。（韩国）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72—73页。（韩）李宪永：（66）《随录》第86—91页。（韩）宋宪斌：（69）《东京日记》第467—472页。（韩）姜晋馨：（68）《日东录·闻见杂录》第342—347页。（韩）鱼允中：（63）《从政年表》，第191页。上述史料均出自（韩）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国学资料院2001年1月版，第3篇，第13卷，第14卷。（下同略）。 [④]（韩）李宪永：（66）《随录》，第94页。 [⑤]（韩）李宪永：（66）《随录》，第97页。 [⑥]另据朴定阳称，金亮汉为鱼允中小组的4名随员之一，但他并没有随视察团一起从朝鲜出发，只是到了日本东京才与队伍会合。“（五月）初十日，自东莱有士人金亮汉因船便来到，现留于鱼一斋（鱼允中，号一斋——引者）行中。”——（韩国）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300页。 [⑦]（韩）鱼允中：（63）《从政年表》第192页。 [⑧]（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314页。 [⑨]（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73页。 [⑩]“扮做寻常旅人，带率随员二人，跟从一名，即时登道，直抵东莱府。”——（韩国）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49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1]《修信使日记》第二卷《大清钦使笔谈》，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国史料丛书》第九《修信使记录》，（汉城）探求堂1971年版。第171—190页。 [1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1932年版。第32—33页。 [13]（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15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4]（韩）李宪永：（56）《日本闻见事件一·别单草》，第527—528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5]（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52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16]（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79页。 [17]（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74页。 [18]（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第349页。 [19]（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51页。 [20]（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3页。 [21]（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3页。 [22]（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23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23]（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15页。 [24]（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3页。 [25]（韩）鱼允中：（63）《从政年表》第118页。 [26]（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4页。 [27]（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4页。 [2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页。 [29]（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2篇，第180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30]（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22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1篇，第5卷。（下同略）。 [31]（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44页。 [32]（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189页。 [33]（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184页。 [34]（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61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1篇，第5卷。（下同略）。 [35]（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61—365页。 [36]（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4页。 [37]（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79页。 [38]（韩）严世永：（51）《闻见事件》，第331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39]（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16页。 [40]（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66—470页。 [41]（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86页。 [42]（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99页。 [43]（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08页。 [44]（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13页。 [45]万峰：《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46]（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25页。 [47]（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285—316页。 [48]（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13页。 [49]（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问答录》，第56页。 [50]（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3页。 [51]（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4页。 [52]明治十三年（1880年），陆军少佐村田经芳发明的“村田枪”被陆军正式采用，作为军用步枪。该枪口径11毫米，单发。初称“十三式”，后经改良，定名为“十八年式步枪”。 [53]（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48页。 [54]（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51—68页。 [55]（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第69—151页。 [56]（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64页。 [57]（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63页。 [58]（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事件》，第181页。 [59]（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43页。 [60]（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9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61]（韩）鱼允中：（59）《东莱御史书启》（单），第574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62]“朝士视察团”到达东京后，日本外务省特作如下安排：“一．一行人员既入东京，则以本省属员华族五辻仲长，便谊周旋，如昨年信使之例。旅馆则芝区增上寺内，海军所管官舍一宇充之，即如略图。若其欲散处者，亦任其意。一．学术研究，奉命处理之事，及观览伺察，苟以为开发智见者，务诱导之处办之，要令其无遗憾。一．练兵之事，虽待开场定日诱观之，或可有特为此临时观兵。一．此外随时酌议，务恳切诱导，但未审奉命处理之事，目为何故，姑未豫定之也。”——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一卷（日案1），第56页。 [63]（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11页。 [64]（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31页。 [65]（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05页。 [66]（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6页。 [67]（韩）李宪永：（57）《日本闻见事件草三·别单草》，第540页。 [68]（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5页。 [69]（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66页。 [70]（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65页。 [71]（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9页。 [72]（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0页。 [73]（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54页。 [74]（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13—14页。 [75]（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56页。 [76]（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25页。 [77]（韩）姜晋馨：（68）《日东录》，第333页。 [78]（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48页。 [79]（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48页。 [8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7页。 [81]（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7页。 [82]（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从政年表二》，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