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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者在上海为宣传亲日思想、美化侵略战争，通过大力办刊和拉拢文化界人士有目的、有计划地炮制了一系列的亲日历史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者采用随意比附、歪曲历史的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影响了历史研究的准确性。而其中的反战论调、合作论调、研究论调，均体现出日伪当局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统治要求。亲日史学随着上海日伪政权的发展而走入高峰，也随着日伪政权的垮台而宣告终结。 【关键词】抗战时期 上海 亲日史学 1937年11月，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不到四个月，上海即告沦陷。随着日伪政权的建立，上海的亲日史学在近八年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和内容逐渐登上各大报刊杂志的版面，并担负起为日伪当局制造“侵华有理”、“投降有据”舆论的重要使命。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作为爱国史学的对立面，以往鲜有学者论及①。然而，作为傀儡政权着力扶持的“官方”史学，亲日史学存在于1937—1945年日伪占领下的上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对其特点和内容进行认真而充分的研究，就难以准确解读当时上海的抗日史学，更无法客观评价沦陷区史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并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文化现象。因此，这里结合上海沦陷时期的社会环境，考察亲日史学的发表途径、研究者和研究内容，总结其特点、刊发文章并评价其内容。 一、两类刊物 在上海沦陷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书籍和报纸迅速萎缩，期刊业反而一枝独秀，呈现出畸形繁荣的景象，这些期刊成为沦陷时期言论发表的主要载体。这一时期的亲日史学，主要出现在两类刊物上：一类是日伪当局主办的以介绍时政、评论时事为主的政论性刊物，如《更生》、《政治月刊》等；另一类则是由日伪政客或与日伪有牵连的文人主办的文化类刊物，如《东方文化》、《风雨谈》、《古今》等。 (一)政论性刊物 在涉及亲日史学的政论性刊物中，《更生》较有代表性，它的诞生和发展与汪伪集团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 《更生》周刊于1939年4月创刊于上海租界。继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之后，汪系宣传骨干林柏生、李圣五等在日方的支持下，相继前往上海暗中收买文化界人士，拉拢文化团体，准备开报馆及办刊物。《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等一批汉奸报刊相继出笼。《更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最初创刊的《更生》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它不仅不敢公开宣称是“汪派”刊物，反而费尽心机地辩解自己是“没有立场”的客观公允的杂志，甚至试图伪装成鼓励民众在困境中不要气馁的进步读物。上述意图在它的编辑自述里就流露出来了：“本刊是人民的喉舌，绝对的公开，执笔的同人(仁)也全都抱着一个像古书上说的‘鉴空衡平’或是向(像)外国人说的‘白纸’的客观态度，接受一切。”[1]“其实，本刊根本够不上有资格配说‘有什么立场’；出一本刊物，何必一定要有什么‘立场’和‘背景’?……如能为国家有真正谋福利的提议，我们就赞同它，也谈不到什么汪派不汪派的”[2]。《更生》早期不敢公开支持汪精卫集团，提倡用笔名和隐蔽的方式来写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沦陷初期抗日的呼声高涨，投降派的观点被社会主流舆论所鄙夷，刊物对此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则是想要混迹于租界，更好地假借“中立”、“客观”的态度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和平”思想。 不久，随着汉奸活动的日益嚣张，曾经宣称“没有立场”的《更生》很快露出了它亲日卖国的本来面目。它在刊物中抨击反日文章是“抗战八股”，并肉麻地赞扬汪精卫的汉奸言论是“旗帜鲜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新论，是上海舆论界“转变的曙光”，是“孤岛难民”的代言人[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孤岛沦陷，《更生》也由原来的向租界登记转为向伪政府登记。此后，刊物不用再做伪装，于是放开手脚大力配合日伪当局的政治宣传。就这样，《更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最初的刻意抹杀立场，到遮遮掩掩的替汪伪宣传，再到最后大肆鼓吹日伪政策，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汉奸舆论阵地。 《政治月刊》也是当时上海有影响力的日伪政论性刊物，它创刊于1941年1月，隶属于汪伪《新中国报》系统。尽管该刊的社长袁殊和编委鲁风、吴诚之等人都是秘密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但由于《政治月刊》定位于政治，又属于汪伪机关杂志，大力宣传伪政府政策便不可避免。《政治月刊》自诩为“当代最严肃之政治性综合刊物”[4]，时人也评论它是“追随了‘汪伪’国民政府的政策而发展的”[5]。《政治月刊》出过多次专辑，如“新国民运动”特辑[6]、“清乡”特辑[7]、“收回上海租界”特辑[8]、“中日同盟一周年”特辑[9]等等，刊发伪政府要员的讲话，紧跟伪政权的政策，汪精卫、周佛海、周化人等汪伪要员常为其撰稿。 (二)文化类刊物 《东方文化》创刊于1942年7月，每卷六期，1943年6月出至第2期第6卷后终刊，前后历时约一年时间。在这份“以阐扬文化，讨论学术，介绍新知，发表创作为宗旨”的学术刊物上[10]，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如《西戎续考》[11]、《司马相如著述考》[12]等。 然而，《东方文化》并不是一份单纯的学术性刊物，它的主办人冯节是汪伪在沪从事宣传工作的干将。冯节时任汪伪中央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不仅主管着《东方文化》，还担任由日本军方直接掌控的伪上海报业改进协会主任，以及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的总经理。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自己也披露过《东方文化》的经营背景：《东方文化》隶属于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其言论以“《中华日报》一贯的理论为思想的中心”[13]。林氏所谓的“一贯的理论”，其实就是为了配合“大东亚政策”，宣扬以日本为首的所谓“东方文化”来抵制、打击英美文化。由于日伪官办的背景，使这份学术刊物蒙上了为敌伪服务的阴影，其间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明显存在着美化中日关系、宣传“大东亚政策”的倾向。 《风雨谈》是一份在日伪资助下由其御用文人掌控的刊物，它创刊于1943年4月，1945年8月出至第21期终刊。《风雨谈》的主编柳雨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频繁地参加汉奸文化活动，与日伪关系密切。他先后于1942年11月和1943年8月两次出席日方举办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并积极提供文化奴化建议。《风雨谈》的出版者太平出版公司成立于1943年，由柳雨生、陶亢德主持，是一个与日伪三通书局一样从事文化奴化宣传的机构。 《风雨谈》主要刊载诗歌、散文、随笔、学术论文等，史学论文也有相当数量。正如伪《申报年鉴》所介绍的：《风雨谈》是一份“综合性的文艺期刊”[14]。由于柳雨生与华北沦陷区一些作家交厚，使得该刊不仅有上海作家的作品，还吸引了身处北京的周作人、沈启无等人前来投稿，当时的“南北名作家均有作品刊载”[15]其上，为这份文艺刊物扩大了社会影响。 《古今》创刊于1942年3月，终刊于1944年10月，共出57期。《古今》主办者朱朴在办刊之前曾担任过汪伪交通部政务次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刊物在12期以前由李世群掌管的“国民新闻社”印刷发行，并向“该社自李社长(世群)以下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16]；周佛海也以个人名义捐资赞助《古今》，为其提供经费来源[17]，这一切都使《古今》具有不名誉的背景。 《古今》内容偏重于文史，涉及题材广泛，所刊载的文章既有自传式作品，如周佛海的《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也有历史考证和文史掌故，如《四库琐话》[18]、《〈水浒传〉作者考》[19]等。《古今》的作家群既有上海文人，也有华北作家，更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等汪伪党政要员。《古今》“就作者身份之‘显赫’和散布沦陷区各主要都市的情况而言，非仅就上海，就是在当时日伪整个统治区中，再没有别的刊物可与之比肩”[20]。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一些爱国文人皆耻与为伍，不愿向其投稿。《古今》的创办经历使其无法摆脱汪伪的政治影响，多多少少带有“和平刊物”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间刊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史料，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乃至全国都是一份有影响力的文史刊物。 以上是上海沦陷时期刊发亲日史学相对较多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刊物，实际数量当然不止于此，因篇幅有限，不一一详说。需要指出的是，前述提到的日伪刊物上刊载的并非全是汉奸言论，其中也偶有弘扬民族气节、委婉表达爱国热情的作品，这些作者如何冲破日伪的宣传统治藩篱不得而知，但其中反映出的抗日与亲日思想之间的斗争不可忽视。 二、一群“研究者” 从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历届傀儡政府为配合日军的统治需要，通过查封报馆、取缔刊物、审查内容、引导舆论等手段，全面取缔上海华界反日爱国言论的发布渠道。然而，在大规模的压制抗日言论之后，一些报刊或出现空窗或干脆停刊。为了防止上海的文化界过于萧条，更为以后能有力地宣传亲日思想，日伪当局必然要新建舆论阵地，并拉拢、收买文化界人士。 负责汪伪宣传工作的林柏生尤其重视上海，他明确指出汪伪在上海办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是“对于中央诸领袖的言论与施政记载特详，社论及星期评论，足以代表中枢及宣传部的见解”的[21]。而上海的《中华月报》则是“以《中华日报》的培育而以互为表里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黑暗的舆论界”，它可以长篇大论的“清理”革命理论，“分析”时局问题，“瞭望”国际大势，可以更有力地配合汪精卫集团的政治宣传活动[22]。在汪伪势力的威慑之下，复刊后的《中华月报》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编辑委员会，其作家群更为庞大，被冠以“本报特约撰述”人的就有56位之多，这个规模空前的编委和作者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沦陷区的文化名流[23]。其实，这些人背景各异，并非都是亲日派，也并非都是心甘情愿地为伪政权服务，其中不乏受到伪政权威吓、利诱、欺骗之后被强拉起来装点门面的，我们不能一概地加以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伪当局费尽心力主办和资助各类亲日刊物之时，一批伪政权的政客和御用文人，已经自觉跳出来为日伪政策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了。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宣传部编审司司长、伪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伪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授杨鸿烈就是其中之一。杨鸿烈早年学习历史，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致力于法制史研究，他在附逆之前已经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法制史专著。杨作为学界专家，在抗战时期本应利用所学为国家民族服务，可惜的是，他选择投靠傀儡政府，担任伪职，并写下了一些明显美化侵略者、歌颂日伪政策的文章。其他还有如曾担任汪伪监察院院长的梁鸿志，担任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厅长、伪北京大学代理总监督的瞿兑之，主持伪太平出版公司业务并在文学界颇为活跃的柳雨生、陶亢德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写过宣传“大东亚文学”、谄媚日本的文章。此外，还有大量以化名和笔名如“点元”、“齐宣”、“津渔”、“奇梵”等写作的亲日史学作品出现。作为沦陷区统治者的传声筒，完全可以用真名实姓大摇大摆的来写作，但这些化名作者却刻意影藏身份，其目的无非有两个：第一是考虑到躲在幕后可以更好地替主人发言，怕因身份暴露后引起爱国民众的反感，不利于宣传；第二则是有人可能预料到自己所写的文章将来会受后人唾骂，因此故意用化名。总之，不论真名也好，化名也好，这些人的学识没有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反而成为其捞取政治资本的进身阶，其作品也往往为了迎合日伪的需要而空喊口号，歪曲历史，质量不高。 三、三个基本论调 通过日伪当局和亲日文人的共同“努力”，上海的亲日舆论以各种方式逐渐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就亲日史学而言，文章数量虽多，但其中心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基本论调上，以下分别选取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加以分析。 (一)“反战”论调 自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起，至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前后，是上海各级伪政权频繁更替的时期，初称“大道政府”，后改“督办上海公署”，最后成为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市的市政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以战逼降。在这种政治军事环境下，沦陷区一部分民众由恐惧战争、害怕失败，进而产生观望甚至苟安的心理。日伪当局为配合前线侵华战争的需要，借机利用民众害怕失败的心理，在沦陷区以反战、爱国的名义展开了较早一轮的宣传攻势。日伪文人也首先将讨论的主题定在了为“战必亡”、“和为上”的投降思想寻找历史依据上。 1939年5月《更生》周刊打着检讨历史文献错误以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的旗号，开辟了一个《古文检讨》的新栏目，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作者对于《后出师表》中“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一句话表示了否定，并明确指出：“倘使伐与不伐，可决定同是一亡，结果劳师丧民的伐，有什么价值?……凡是不能成功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的任何名正言顺的计划，都是不应该随便决定的。”作者还提出检讨历史的标准应该以“人类相爱的标准”、以“博爱”的标准为依据。言下之意，既然抗战必败，那么民众就应该放弃抵抗以保性命，至于国家兴亡倒并不重要[24]。 1939年6月，《更生》又刊出一组题为《观海楼读史稿》的系列文章，其中《论晋魏绛宋秦桧之贤奸》一文，表面论的是春秋时期晋国魏绛和宋代秦桧的“贤奸”问题，实际说的仍是当时在日本侵略下，中国所面临的“和”、“战”选择问题。作者认为衡量历史人物“贤奸”的标准是“在心不在迹”，所以秦桧的大罪不在于与金人“议和”，而在于他因“阴谋狡毒，忌贤害能”的低劣品质被清流所抨击，导致后人不敢提“议和”，这才是真正的大罪[25]。 还有1942年在《政治月刊》上刊出的洋洋万言的《求己录论和战》。这篇文章刊出之时虽已过了“和”、“战”讨论的高潮期，但却是前期“和”、“战”之辩的集大成者。作者将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诸多征战一一加以评论，不但对此前的“和”、“战”之辩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且将“抗战必败论”推向了极致。例如文章认为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完全起自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耗空国库，拖累人民，可谓是“屡次出师，得不偿失”，使西汉走上了衰亡之路。作者旁征博引，使这个观点看起来有理有据。然而，我们客观地回顾历史就能看到：军事出击源于匈奴对西汉民众生命财产的虏掠和破坏，虽然因军事损耗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但出击换来了北方地区的安宁。又如作者在谈到晚清天津条约时，以推崇的口吻说：“晚清曾文正公主持天津和议，不惜以身负谤，拌声名以顾大局，虽清议不暇惜，虽文人传世之笔亦不暇避，必有如此魄力，始能言和。”晚清政府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损害国家利益，签约个人固然不能为此负全责，但签下这样的“和议”也绝难在历史上定位为爱国行为。作者在此却非要抬高求和者的地位，把他们描绘成替国家大局着想，不惜抛下个人荣辱的民族英雄。《求己录论和战》一文如此卖力地论证过去历次战争的错误，强调求和的好处，甚至把中国当前的抗战说成是“求战”而非“应战”，将中日矛盾淡化为“疆场小耻”而非“骨肉之仇”，其目的就是想抹煞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为各色汉奸顺利投敌作铺垫。作者不论是非，不看情况，对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议和才能不伤国体，战争则是好大喜功，显然成为汉奸集团的说词[26]。 (二)合作论调 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日伪倡导的“和”、“战”之辩有了初步的结果，接下来就是探讨怎样“和”的问题了。从1942年起，亲日史学逐渐转向为中日“联合”寻找历史依据。 1942年11月发表的《连日兴亚的先觉者黄遵宪》一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为把黄遵宪塑造成历史上“提倡联络日本复兴东亚的先知先觉者”，就从黄的著作《日本国志》和诗歌入手，因在其中找到“兴亚”两个字，就断章取义地下结论道：“按一般少见多怪的人，以为‘兴亚’两字乃是‘卢沟桥事变’以后，为日本方面所‘杜撰’的，其实黄诗人在光绪八年即首先铸造这个名词，后来到了民国二年国父孙中山先生为日本内田良平撰墓志铭亦用过‘兴亚’二字，可见现在大家都是犯了‘数典忘祖’的弊病”[27]。其实，作者对中国“现在大家都犯了‘数典忘祖’的弊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倒是他自己为了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有意曲解历史。首先，黄遵宪固然是中国“介绍日本”、“研究日本”的“先知先觉”者，但介绍和研究日本，是为了解日本、学习日本，并无“联日”之意，更未提出“联日”口号。即如力图从黄遵宪的著述中证明确有其事的作者本人，也未能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提出这一口号。其次，如该文所指出，黄遵宪乃至孙中山的确都提出、使用过“兴亚”这个口号，但是他们提出、使用这个口号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目标，均与作者所比附的日伪统治时期完全不同，黄遵宪是在晚清，孙中山是在民国初年，他们倡言“兴亚”，均以彼此平等互惠为基础，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条件，以谋求国家自强和发展为目标，这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无不了然于心的。何况黄遵宪还在介绍、研究和学习日本的同时，力主以强硬手段对付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阴谋和野心。黄氏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写下过《台湾行》、《哀旅顺》等大量爱国诗篇，以诸如“百代流求在我手，万众一心谁敢侮”等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他对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的侵略者的蔑视和不畏强暴的民族自信心的赞颂。该文刻意回避黄遵宪的爱国思想，仅利用黄氏个别诗篇中的片言只语，就将其塑造成了一个“联日兴亚”论者。并将此杜撰的黄遵宪思想与日伪当局的“联日兴亚”理论等同起来，不仅是对黄遵宪个人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1944年12月《政治月刊》上发表的《活跃在晚清外交界的姚文栋》一文介绍清末姚文栋的外交事迹。作者赞成姚氏在《筹边论》中建议中国与日本结盟以对抗俄国的观点，因为“日本至于中、俄，犹春秋晋楚之有郑。得郑者强，失郑者弱。何言之?使俄与日本为一，则俄长伺衅于卧榻之旁，中国必不能安枕；日本与中国为一，则日为中国守门户，中国可以高枕”[28]。这段话显然是混淆视听。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亟欲瓜分中国，日本与俄国的野心是一样的，所谓“为中国守门户”无非也是在争夺利益地盘，怎能说与日本结盟就可以让中国高枕无忧了呢?文章借评说晚清人物的外交思想来借机论证中国自古就有与日本联盟的理论，也暗示当前只有与日本合作才是正确的出路。 亲日史学家要论述与日本联合的好处，自然离不开攻击英美。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抨击、丑化英美的文章大量出现，内容多以控诉英美对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的侵略为主，其目的是要引发人们对英美的仇恨，并企图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伪装成是帮助东亚民族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义举”，进而说明“东亚联盟”的重要性。如《百年来的血债!》[29]、《一百三十六年来反英政治之总结》[30]、《东方民族被侵略的经过》[31]、《南洋民族与过去的英美帝国主义》[32]等。 (三)研究论调 1940年到1943年，是华中各级伪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汪伪南京政府政治统治日趋强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亲日史学中除了像前述那些明目张胆地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依然层出不穷之外，一批看似与现实无关、实则委婉地为日伪当局服务的历史文章也悄然出现。这些“研究”文章大多篇幅较长，史料丰富，论证有力，更具学术性，也更具迷惑性。 1941年2月在《更生》上连载的《一个典型的政治家——郑子产》一文，表面上是研究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如何在“强邻环伺、国难当头”的时候制定国家政策，实际上却是处处在影射现实。例如作者大力歌颂郑子产“不御寇”的主张，认为正是子产不主张对外兴兵，不“徒逞一时之快”，而积极致力于解决内政问题，才获得了“全盘的和平”，这其实正迎合了汪伪联日反共的思想[33]。又如作者赞扬子产的军事手段高明，说他“善于用兵”，且很注意“对于战败国战后秩序的维持”，这其实是在美化日伪侵略者，暗示日本为维持“战后秩序”而建立的伪政权是合理合法的[34]。 在1941年8月刊登的《清代的户籍与保甲》一文中，作者在比较了明清两代的户籍和保甲制度后总结道：“保甲制之本身，含着必得任用奸滑之徒的因素，自然流弊丛生，无法遏止——除非根本不要保甲制，所以说：保甲制不是圆满的地方制度”。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正是汪精卫集团筹划清乡运动之际，文章大谈明清保甲制度的流弊，容易让读者以为作者是在暗中反对日伪的保甲和清乡。恰恰相反，文中的一句点睛之笔揭露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保甲之制……不如现行警察制的十分之一”[35]。作者不赞成保甲制是因为他认为警察制能更有效地管理地方，两种方案殊途同归，都是为日伪政府服务。 1943年，杨鸿烈在《东方文化》和《古今》上先后发表了《中国驻外使馆制度的总检讨》和《中国设置驻意使馆的经过》两篇学术长文。《中国驻外使馆制度的总检讨》一文以晚清驻外使馆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外交史实，检讨其中存在的问题，灌输新的外交思想，作为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但这样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却用来为日伪当局提供借鉴，成为“改进我国(笔者注：汪伪政府)外务行政效率的参考”[36]，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而《中国设置驻意使馆的经过》[37]一文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作者用大量史料论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设置驻意大利使馆的历史，却在文后试图从法制史的角度承认汪伪政府的外交合法地位，使学术论文沾上了亲日色彩。 此外，还有如1944年4月《中华月报》上刊登的《老庄典籍东渡考》，是一篇考察中国传统思想如何进入日本并影响日本文化的学术论文。作者查阅了许多中文、日文资料并有规范的注释，对我们了解日本传承中国道家思想的历史有所帮助。但作者选题和写作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他看来，“老庄典籍之东渡，是为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的事实，际此‘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之一‘文化沟通’高呼入云的时候，提出这一个问题来‘考证’一番，大概不能说是一件‘多余之举’吧?”[38]从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到作者为沟通“中日文化”和宣传“东亚联盟”所做的努力。 四、结论 抗战时期上海的亲日史学是日伪当局有目的、有计划扶植起来的“官方史学”，充分体现了日伪当局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统治要求。伪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压制反日言论，大办亲日刊物，并通过收买、恐吓等方式收罗了一批亲日史学家为己所用，在幕后策划和炮制了各类汉奸言论。其中既有借史论今，旗帜鲜明地为日伪政策奔走呼号的；也有以研究历史问题为名，委婉为统治者服务的；还有一些作品虽未涉及亲日内容，却也被强拉上场装点门面的，这些文章都成为了日伪当局文化宣传的工具。 上海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常常对历史采取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影响了史学研究的准确性。由于亲日史学带有强烈的政治实用性，其中重复选题、人云亦云和喊口号的文章较多。即便是学术研究，因作者带着为伪政权服务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难免断章取义，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亲日史学家选取的某些题材，比如评论历史上某些战争的负面影响、质疑对一些历史人物是否汉奸的评价等等，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并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然而，这些讨论如果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自然无可厚非，可研究者在全民族艰苦抗战的关头，为宣传亲日舆论而随意歪曲、影射、比附历史，这样的分析自然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上海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也最终随着日伪政权的垮台而告覆灭。 注释： ①十年来国内外关于抗战时期史学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多，且基本上都集中在抗日爱国史学方面，主要有田亮的专著《抗战时期史学研究》，洪认清的《论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和黄静的《抗战时期史学流派研究：1931—1945》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杜学霞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史学研究》等。目前对亲日史学，尤其是沦陷区的亲日史学研究仍很缺乏。 【参考文献】 [1]开场白[J].更生，19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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