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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五四史学最突出的，并不在于完成了多少史学著作，或者解决了哪些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是方法与方法论的革新。处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旧学与新知并存、中学与西学同在的时代，我们很难明确指出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其中尤以史学为然。如果我们把古史辨运动视为史学之“新”，那么，与古史辨运动紧密关连的晚清经今文学运动，是不是一种“旧”？如果我们把杜威实验主义当成“新”，那么，胡适用来印证杜威实验主义的白话小说与先秦文献，是否为一种“旧”？当胡适推动整理国故运动时，他心中所存想的究竟是国故之“旧”，还是方法之“新”？五四史学即是在此种新瓶旧酒的吊诡中发展，加上中、西文化的交错，形成诸说并起，甚或急弦嘈切的样貌。 如果我们把所有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都归功于五四时期，恐不免有点言过其实；如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可能也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王国维曾指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成立，端赖新史料的发现[1]，就史学而言，新史料的发现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建设，可以用来解决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最具意义的，应是提出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在传统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五四时期这般对方法与方法论如此兴致盎然。就古史辨运动而言，以顾颉刚为中心的疑古阵营，固然高举方法与方法论大旗，反对阵营的史地学报派，也同样从方法与方法论的角度和和疑古派进行论辩，并且双方都认为自己所用的才是正确的方法[2]。类似情形也出现在胡适和李大钊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上，论辩双方甚至将“主义”当作一种方法。胡适以杜威实验主义为其“科学方法”做张本[3]；李大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为马克思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在此次论辩中也变成了一种方法。 由于五四时期发生儒学解体[4]，造成诸说并起的现象，相关讨论，大抵紧扣五四前夕中国知识分子迫切探求文化新契机的渴望[5]，并且希望突破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旧格局[6]，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学与西学的问题。 本文所拟讨论者，为五四时期儒学解体、诸说并起的学术环境中，中国现代新史学究竟透过怎样的方式建构？在建构的过程中，方法与方法论有何关键性的意义？ 二、儒学解体，诸说并起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极为复杂，学术界对此一运动的定义与解释，亦莫衷一是，尤其当五四运动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各层面纠结难分时，学者们的解释更是各出机杼，难有定论。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急遽转变的时代，虽然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言人人殊，但无论如何，其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对于影响现代中国极巨的五四运动，一般有两种基本看法：（一）以五四事件为主的观点，亦即认为五四仅系一学生的爱国运动；（二）以宏观的眼光看待五四运动，亦即以整个学术思想的演变来加以探讨；两种说法均有支持者，亦各有其反对者[7]。 如将“五四”设定于政治层面或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之范域，则以五四事件代表“五四”可做一合理的解释；至于大陆史学工作者对五四运动所做的扩大历史解释，将192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变化，均归诸五四运动，则不免于是过度推论，甚或带有特定的政治色彩[8]。 在政治层面与学生运动之外的“五四”，学术研究工作者惯以新文化运动为思考方向，其内容包含白话文运动与相关之各领域，以及学术思想的转型等等。 五四时期的学术风气[9]，大体可以从下列三个方向加以思考： （一）浓厚的反儒学传统气息：不论是提出把线装书丢到毛坑里或主张打倒孔家店，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10]。虽然以今日学术眼光来看不免有所偏颇，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认为只有这样纔有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道，而追求富强是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所日思夜慕的[11]。 （二）科学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虽然在讨论“问题与主义”的几篇文章中，胡适曾极力呼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12]；然则他自己在提倡“科学方法”时，却不免有流为科学主义的危险[13]。而此一科学主义的时代风潮，却成为五四时期各学门的攻坚利器，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以“科学”自命，形成五四时期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三）到民间去的呼声此起彼落：此风气主要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体验民间生活及乡村建设为基调的各种运动，另一则是研究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之类。前者可以晏阳初“平民教育”和“勤工俭学运动”为代表[14]；至于在研究民间文化方面，则以两个方向为分支：1.以白话文运动衍生的民歌采集为中心，形成一股采集民歌以编辑现代诗经的风潮；2.到边疆去的呼唤，形成西北考察热潮，则与清中叶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有相当密切的关连[15]。 由于上述学术风气的影响，造成五四时期的几个重要论辩与运动：如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主的“文学革命派”推行白话文运动，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派”则与之相抗[16]；张君劢与丁文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北大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为主的古史辨运动，引起对立阵营“南高”系统的强力反击，柳诒征、刘掞藜等人以《史地学报》为主要阵地，对古史辨运动大加挞伐[17]；以及由社会史论战引发的史观之争，并因而掀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热潮等等[18]，均可视为五四学术风气之切片，其重要意义在在说明了传统儒学解体、诸说兴起的历史现象。 上述现象中，值得探讨的是：在传统儒学崩解之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找寻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是从传统中探索或向西学取经？在西学与中学之间又如何找到平衡的坐标？ 而再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而言，若其基本精神可视为一反儒学传统之运动，那么，在五四时期纷扰的学术讨论中，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吊诡[19]，产生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对立与结合，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儒学解体、诸说兴起的意涵，处在此种学术风气下，史学研究一方面具有传统再生的力量，另一面则是在反传统中找寻传统的现代性[20]。 由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传统与反传统之两难，因而在找寻替代方案时不免左右踯躅；有西化的一方，自有捍卫传统之一方，乃陷于胶着难分之境地。因而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风气时[21]，常面临传统与反传统难以厘清的现象。 五四时期的史学，承继清代以复古为解放的知识历程，以及晚清学术的浓厚经世思想，反映出当时史学界对时局变动的敏感性，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呈现多元并进、百家争鸣的现象。 标举杜威实验主义旗帜的胡适，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对方法与方法论的浓厚兴趣；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籍的“整理国故”运动[22]，显示胡适学术志业的依归；顾颉刚掀起的古史辨运动，自诩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史，却也因此招致柳诒征、刘掞藜等人以《史地学报》为主要阵地，对古史辨运动大加挞伐[23]。新旧学术的交错杂揉，使五四时期的史学显得活泼而多样化。 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担负批判中国传统旧思想与介绍西方新思想的《新青年》，正式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引发李大钊与胡适等人论战“问题与主义”，两种西方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进行交锋，象征五四时期知识界大量汲取西学的诸种面向；而马克思史学输入中国后，在中国历史寻求相关阶段的论据，引发了1930年前后的“社会史论战”。而傅斯年所主张的“史料即史学”，则强调利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即可使事实显明，因此致力于扩充史料的范围以及检证史料的方法，大异于马克思史学重视理论的方法，而这两种史学方法的歧异，成为后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界的两种基调，影响至今。 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显然不是单音或独白式的存在[24]，而是在各种领域或论战中，出现激烈的对话[25]。史学是整个学术思想的一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史学自不能独立于思想文化之外。1920年代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整理国故的风气，而史学显然被视为“国故”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整理与研究的焦点[26]。但相较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与白话文运动，五四史学受到的瞩目显然较少，其中原因甚多，大要言之，约有下列数端： （一）五四的根本精神，有碍于史学的独立发展。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民族主义代替了理性思考，对需讲求独立学术研究的史学而言，是很难去除的迷障[27]。 （二）五四反映出浪漫主义精神[28]，有利于文学创作而不利于需要缜密思考分析的史学研究。在浪漫思潮迷漫的时代，史学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易与政治相结合，而失去其客观的基本史学伦理。 （三）中学西学的论争，使中西各种思潮齐聚一堂，有利于思想启蒙，但亦使史学研究易走向方法与方法论的迷思，而无法进入理性分析的深刻见解。 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史学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式论述层出不穷，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探讨五四史学，将会发现方法与方法论是当时论述的主轴，对于实际的历史研究，反而着墨无多，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探索的问题。而方法与方法论不仅是五四史学人物极关心的主题，也成为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呶呶不休的论述，甚而影响及台湾史学的发展[29]。从1920年代前后的五四时期，到1949年以后的海峡两岸，史学工作者不断重新检讨史学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任何一门学科之得以成立，均有待典范的建构[30]，而建构典范过程中必须不断重新检讨方法与方法论的正确性，但回顾五四以后的史学发展，对方法与方法论的相关论述，真可谓漪欤盛哉[31]。 三、走出今古文问题的纠葛 今古文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纠结，从汉代的今古文问题，列入学官与不列入学官的争议[32]，到晚清变法论者藉今文立说，在孔子躯壳注入自己的王心论[33]，在在显现了今古文这个学术公案的争议性。而今古文之所以陷入长期以来的学术纠葛，部分虽然可能与秦火以降造成的版本、辨伪相关，但大部分时期的真正问题，仍在于现实政治的权力掌控。以清代的今文学发展而言，由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一路下来的今文家们，一面致力于学术真伪的考辨，另一面则是学术与现实政治结合，使得晚清的经世思想得以借孔子之尸，还其变法之魂[34]。这种借尸还魂的现象，使晚清今文学派的历史解释，依违于考辨学术真伪与为现实政治服务之间，真正切入版本、考据的意涵反而被削弱。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使得今古文之争不再具有绝对的学术真伪，而成为家法与现实政治的意气之争。今文家不断曲解孔子的意旨，注入自己的变法改革思想，无形中将今文经可能有的学术地位亦加以铲除[35]。今文学的殿军康有为，不免成为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这种吊诡的发展，正好替五四时期的儒学衰颓、诸说并起，做了很好的铺路工作，胡适正巧站在这样的转折点上。 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燃灯者之一的胡适，在五四时期各种文化向度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都亲历其役[36]。而在这些论战中，不论赞成或反对其理论者，均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余英时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认为，「从思想史的观点上，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新典范（Paradigm）」[37]。余英时教授进一步指出，胡适所建立的“新典范”约略具有孔恩所说的广狭两义，就广义方面而言，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就狭义方面而言，胡适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起了示范的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问题[38]。 从余英时教授的论述中，可以了解胡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性影响，正因为这样的角色，使得在1954年由郭沬若所领导的批胡运动中，洋洋洒洒地举了八项批判，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哲学史观点”、“历史和古典文学的考据”、“红楼梦研究”等项目[39]。而从中国大陆出版的8辑《胡适思想批判》来看，可以了解胡适治学范围的广泛与全面性，可以说几乎触及了广义人文学的各个面向，但这并不意味胡适在这些专门学术上都有高度的造诣[40]。以研究成绩而言，胡适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方面，有较高的成就，这种开创性的成就主要来自他所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正因为在方法论层面的突破与创新，建立了余英时教授所说的“新典范”，胡适思想的影响力，才扩散到他本行以外的广大领域[41]。 在审视五四史学的内容时，无可避免的涉及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新工具／旧材料等问题，晚清的经今古文学之争，在民国以后已是强弩之末，这不仅涉及今古文何真何伪的问题，而是儒学的地位已然崩解。当儒学成为被打倒的对象，那么，今古文的谁是谁非还有什么意义？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自序》中描述当时以今古文互攻的情形，贴切地表达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造成儒学崩解的现象[42]。这种击碎玉连环的方式，将今古文的矛与盾互戳，最后终不免两败俱伤。在今古文两败俱伤的同时，儒家的高文典册不再是“圣经”，乃可与通俗文化放在同样的天平上称斤掂两，造成诸子史料化、六经史料化的现象，此时儒家经典与通俗白话小说成为同阶的“史料”，并无谁高谁低的成见，甚至在史学研究中，通俗小说的真实性有时反而被视为高过儒家典藉，而五四时期“六经史料化”的现象，可以说是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43]。 为什么是“六经史料化”，而不是其他？关键在于宋代以后儒家典籍形成绝对的威权，从学校到科举，均以儒家经典为依归[44]，而六经的内容为上古历史，以考据为主轴的北方学统，由六经入手论述古代史实的重建，是一符合内在逻辑的发展，古史辨运动的掀起狂涛巨浪，殆源自于此。 因为六经内容本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当此儒学崩解之际，经过晚清以来长久的今古文之争，不论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都已如旧墙倾圯，古史辨派只须轻加一指之力，便化做石堆瓦砾，甚至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倒掉了[45]。 事实上，今古文问题在古史辨运动时期已是强弩之末，面对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甚嚣尘上，儒家经典的倾颓已是指顾间事；而当儒学崩解之后，如何找寻替代方案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迫切课题，不论在中国文化找寻新契机，或在西方文化探索新方向，都具有这一层意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好填补了这一段空白[46]。一方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又用西方哲学史的论述方式装点新的门面，这种一手古代一手现代，一手中国文化一手西方文化的模式，有如巴洛克时期的复音音乐[47]，两条旋律线交错出现，既照顾到传统中国文化，又引介了西方文化。胡适一面着手进行整理国故[48]，一面则不忘提倡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虽然许冠三教授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胡适引介的杜威思想过于浅薄，只有浅出而没有深入，但这里要思考的并非深浅问题，而是被引介的杜威实验主义在五四时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正因胡适用浅白的文字引介杜威实验主义，使得当时稍具中学生程度的读者都能了然其说，其影响乃无远弗届。所以，当胡适藉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而以干嘉考据为方法，论述先秦思想的逻辑方法（名学），使得中国古代材料运用干嘉朴学考据，配上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完成了材料、方法、方法论三位一体的学术新典范，使得儒家与先秦诸子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斤掂两，加速了儒学的崩解，而依附于儒学的“六经”乃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处境，自章太炎以来的诸子史料化、六经史料化，到胡适手上可谓是千里来龙到此结穴，今古文问题的纠葛亦到此告一个段落。 四、方法与方法论的迷思 五四是一个迷信方法与方法论的年代，知识分子们相信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方法与方法论的思考并未分门别类，同样的方法与方法论可以用在相异学门上，形成一法多用的情形。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观察，便可以了解为什么胡适的治学领域可以横跨文学、哲学、思想、历史、教育等诸学门；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后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身上，他既是诗人、思想家，又是史学家，成为自1930年代起到1970年代现代中国的重要学术人物之一[49]。郭沫若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范畴的影响力，和胡适于五四时期所代表的意义类近；其他前五四、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也是由方法与方法论入手，涉足于广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诸领域，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柳诒征、陈寅恪等人，都代表了这样的意义，这也是为何五四以后人文与社会科学急于找寻治学新方法的缘由。陈寅恪曾戏写一付对联暗讽这个现象，“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50]，此联虽系对科学与玄学论战而发，但很可以道尽当时学术风气的一般情形。 因此，在论析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时，必须考虑五四时期所讨论的方法与方法论并非特别针对史学而发，而是面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时的整体性思考，因而五四时期所发生的各次论战，诸如白话文学与古典文学、古史辨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社会史论战等，几乎都环绕在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进行攻防，而在各次论战中，攻防双方所持的重要武器即为方法与方法论；以今日的学术眼光来看，五四时期所发生的各次论战，其实常有以思想为方法、以思想为方法论、以方法论为方法等层次混淆，论述浑沌的现象，思想∕方法∕方法论的交错运用，常常模糊了论辩的焦点，而且在论战过程中，并没有绝对的胜负，仅系局部的、片面的彼此互占上风或处于下风，除了宣称自己找到学术的真理外，彼此间的说服力其实非常薄弱。因此，如果杜威实验主义可以用来解决一切学术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可以；两种主义在面对政治现实时，又同样各自宣称自己所拥护的真理四海皆准。而这种以主义为思想、方法的模式，其实比较接近信仰，这也是为何五四时期各种主义争胜，方法与方法论意识高张的原因，因为各种主义的拥护（信仰）者，都宣称自己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条通往真理之路以当时的名词来说就是“科学方法”[51]。 “科学方法”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解决各种问题的万灵丹，至于“科学方法”为何，则是言人人殊，各出机杼，彷佛只要戴上“科学方法”的帽子，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但事实是否如此？当论战各方都戴上“科学方法”的帽子，那么，真理站在哪一边？如果各方主张的“科学方法”都是真理，学术研究又将何去何从？ 五四时期引介到中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并非有秩序的，而系片断的，甚至杂乱或缺少整体认知的；犹似溺水者抓到的任何一支稻草，都当成是救命的倚靠；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想纷纷引入中国，其目的在追求中国之富强，这是自1940年代以来晚清知识分子所亟于努力者，这种由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一路发展下来，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与长久以来中、西接触的主轴，基本上可以说是矛盾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亦然。他们一方面举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大旗，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全盘西化论，造成了现实政治与西方对抗，文化思想向西方学习的矛盾情绪，而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便形成中国材料／西方方法的奇特模式。 现代中国史学对“方法”的提倡，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为荜路蓝缕之作[52]。稍后的胡适，更是提倡“科学方法”的燃灯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53]。但他的整理国故和科学方法其实很有科学主义的意味[54]。在科学主义的涵盖之下，“科学方法”几近无所不能；历史研究显然属于“国故”的一部分，同样应该讲求“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 五四时期，有关方法与方法论的著作甚多，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杨鸿烈的《历史研究法》（1939）等；此外，两本代表西方实证史学的著作亦译成中文，陈韬译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1926） （Lehrbuch der Historichen Methode, 1889），李思纯译法国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合着的《史学原论》（1926）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1887），亦甚有影响。19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些左派史家开始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以唯物辩证法处理历史问题，从不同的方向助长了此一强调“方法优先性”的史学意识[55]。 就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而言，梁启超、胡适、何炳松、顾颉刚与傅斯年，是几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 （一）梁启超：抨旧史，迎新史 五四时期提倡新史学最有力，又最具影响力，可为新史学燃灯者的，首推梁启超。 梁启超晚年全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尤其1920年欧游归国后，讲学时间更多，范围大部分关乎史学，除在清华大学任教外，亦常到南、北各大学讲学，对当时青年学子在史学方面的认识极具启发性。 梁启超多采多姿的一生，中外学者兴趣盎然[56]；亦有部分学者对其史学进行讨论[57]。 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专著与论文，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研究六篇》、《先秦政治思想》、〈新史学〉等，对现代中国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58]。 影响梁启超思想与学术的学者，以清代学者最为重要，如黄宗羲、顾炎武、顾栋高、章学诚、赵翼[59]。同时代学者对其有影响的包括康有为、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蒋智由、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胡适、严复等人。尤其是丁文江、胡适、严复等通西文的朋友，直接间接帮助梁启超接受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或观点。1918年，梁启超到欧洲游历，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观念，这些新思想是他革新史学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60]。 梁启超的治史缘起，除了受早年读史与师友的影响外，其所处的时代亦影响甚巨[61]。或许将梁启超视为一民族主义史学家，可能较易了解其对中国旧史学之抨击。 1. 批评旧史，提倡新史 梁启超认为不将旧史的弊病革除，新史学无从立足。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陈中国旧史学的弊病有四：（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其所主张的新史学包括：（1）反对历史为朝廷君主而作，历史应该为国民而作；（2）提出旧史不能为群体着想的缺点；（3）提出著书的宗旨是为了经世之用；（4）认为中国旧史缺乏探究深远宏大的理想[62]。 指出中国旧史的四大弊病之后，梁启超认为旧史根于这些缺点，产生了两大病症：（1）铺叙而不能别裁，（2）因袭而不能创作[63]；此处系指史学著作的外在形式而言[64]。 然而，梁启超对旧史并非感到一无是处[65]；在旧史的体裁方面，他最推崇记事本末体，认为这种体裁与理想的新史最接近，并表示这是过去史学界进化之轨迹[66]。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除了提出旧史学的四个病源外，亦反对中国旧史中的一些观念；如正统论、书法、纪年等[67]。 基本上梁启超反对正统的观念，认为正统论的源起，完全是统治者的私心作祟，是霸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以箝制人民之口特地制造的，因而他反驳正统论，主张民有统及君无统[68]。 梁启超反对旧史学中以为书法善则为良史，反之则为秽史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史家之言书法，皆源于孔子春秋之义[69]；他所主张的书法则接近西方的传统史学[70]。 纪年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传统中国史学的纪年方式为一帝王一年号，甚或一帝有众多年号，梁启超认为这种方式造成考史和读史的不便，因而反对用帝王年号，但也不赞成采公元或黄帝纪元，而主张用孔子纪年[71]。 由于旧史的诸多弊病，梁启超认为史学需要革命，而史书的著作，可以参考近代的西方史学。梁启超认为近代西方史学进步的原因有二：（1）客观资料之整理；（2）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家一人之谱录[72]。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阐述史的意义，认为治史者绝不能只知有局部之历史，而不知有全史，不能局限于一地或一时代，不能只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和其他学科，如地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的关系[73]。虽然梁启超的说法，并非画时代的新见解，因为传统中国史学将天文志、地理志等均视为史的范围，但他也扩大增入新的内容，且将旧史中不必要的部分屏除。新史的范围更充实丰富，且更适合于今日的群众之需要[74]。 2. 搜集史料，分类鉴别 梁启超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论史料的章节有两章，分别为第四章〈说史料〉，及第五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梁启超提出三种搜集史料的方法：（1）汇集同类事，然后加以比对；（2）求消极性的史料，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性史料，某时代无某现象则谓之消极性史料，他认为从消极性的史料中，往往可以看出历史的意义；（3）博搜旁证，即广泛搜集史料，特别是难以找寻的史料，认为此种方法往往能引起无数史迹的发现[75]。 搜集到的史料，须加以正误和辨伪才可使用，梁启超认为最直接的方法是举出有利反证，若无明确反证可使用时，亦须先消极的表示怀疑，第二步则是立假说以后还再审定[76]。 3. 专史通史，交互为用 梁启超认为通史撰写非易，若能个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合起来即为一部好的通史；他所谓的专史包括下列五种：（1）人物专史；（2）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3）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4）断代的专史，如旧史中的断代史体，但不必以一姓兴亡画分，如“春秋史”、“战国史”、“晚唐藩镇及五代十国史”、“宋辽金夏时代史”等[77]；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即偏重如何下手研究上述各种专史。 整体而言，梁启超的新史学，包括：（1）在历史观念的革新中，标明“史须为国民而作”的目的，并画定历史应包括的范围；（2）期待良好的中国通史产生（3）留意方法论，参考西方近代史学，提倡中国的新史学。 虽然梁启超的部分史学观念遭受批评[78]，但大部分学者仍肯定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79]。 （二）胡适：科学方法与实验主义 胡适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极为巨大的学者，从1917年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到1962年逝世，40年中胡适几乎涉及学术与思想的各个领域[80]，其思想具有相当的全面性[81]。而且因为胡适本身著作的复杂性，使得相关讨论很难提纲挈领，如《中国古代哲学史》便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甚至方法论等论题；他晚年所研究的禅宗则牵涉宗教、思想与历史等范域，在小说考证方面则涉及版本、作者、社会史的背景等层面，因此胡适对研究工作者向来具有浓厚的吸引力。虽然胡适在和李大钊辩论时要人“多谈方法，少谈主义”[82]，但他自己也无可避免地犯了“科学主义”的毛病，事实上，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乃系清代学者之考据[83]。所以，胡适虽然头上戴着杜威实验主义的帽子，实质上他所倡导的“科学方法”，是颇为粗陋的，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84]，并经由归纳法得出结论。虽然胡适标举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在他本人的研究中似乎并未超越清代学者的原有系统。 1. 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胡适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而国故中又有“国粹”与“国渣”的分别，所以胡适认为如果不了解国渣，就不懂得何者是国粹[85]。他也反对用附会的方式，对西方的制度或思想进行比较[86]。 由于胡适引进杜威实验主义[87]，并且杜威本人也在1919-1920年之间在中国巡回讲学，使得杜威著作被广泛地译为中文，而胡适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先秦名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China）[88]，即是以杜威实验主义之方法，中国古籍为材料写成著作之最佳范例。 胡适认为整理国故要用“科学方法”，而且要“扩大研究范围”，其目的在打破一切的门户之见，以历史的眼光来统整历史的方法，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态度，将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制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89]，因而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为中国学者从清代中叶以后所困惑的中、西学问题，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打破了自汉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迫使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从新思考这些问题。 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以时代还其时代，「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而要做到“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的重要方法就是审定史料。 胡适认为审定史料的方法，必须注重证据，而他所谓的证据有五种：（1）史事：书中的史事是不是和作书的人年代相符；（2）文字：一个时代有其特殊的文字，不会在前代出现后世的字汇；（3）文体：一个时代有其自己的文体；（4）思想：胡适认为一个著书立说者的思想应该会有一个系统可以遵循，不致于会有严重前后矛盾，思想冲突的情形；（5）旁证：胡适认为前四种都是内证的方法，都是从书中找出来的证据，他认为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的书找出来的，称为旁证[90]。 除此之外，胡适又提出整理史料的三个方法，分别是：（1）校勘，（2）训诂，（3）贯通；胡适认为作到上述这些方法之后，才算是做到“述学”这项基本功夫[91]。 胡适认为各时代的文学、思想都有一定的特色，而研究历史必须抓住其时代特色，而后将演进的轨迹找出来。所以他提倡使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历史，而他认为使用历史演进法的步骤有四：（1）把每一件史实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每件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成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92]。 但是在排比故事演进过程时，要如何运用这些证据？误用证据很可能会推出错误的结论。所以胡适又提出在运用这些证据之前要先问五个问题：（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93]？ 胡适在很多地方都使用这种历史演进法，例如有关井田辨的考证，以及白话小说考订，特别是《水浒传》、《三侠五义》、《龙图公案》、《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都是如此。因为胡适认为要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必须先了解那个时代[94]；从这些例子可以略知他如何运用历史研究法于小说版本之考证。 在历史研究中，胡适相当重视社会史与生活史的重要性，因此反对写通史的时候专着眼于政治，而忽略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层面[95]，而应选择能代表时代变迁的事实，写出文化的进退与人民生活的状况[96]。 2. 实验主义，万法归宗 胡适提倡的杜威（John Dewey）实验主义（Pragmatism），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影响中国学术界极巨的重要思想。胡适把杜威学说简化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并用这一套方法批评、分析各种学问，而非着重于杜威的理论架构上[97]。因此，胡适在历史研究中所重视的，只是一家学术或思想背后的方法与态度而非实际内容。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拿出证据来”，就在这种想法之下提出，实验主义亦成为他治学上的万灵丹[98]。 胡适将杜威实验主义的两个重要方法，“历史方法”与“实验方法”运用到中国材料上，对五四时期的学术思想造成了普遍而广大的影响。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可分为两方面来了解：（1）超越儒学的体系：胡适将“六经”与“诸子”纳入同一个体系，用平等的眼光对待[99]。虽然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有这种倾向[100]，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并非个别之观点，而是一整套的典范，所以才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101]。（2）将通俗文学列入研究范围：传统中国学术多以经史为重心，轻视通俗文学，胡适将小说当成社会史、经济史的材料，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尤其他将小说版本与历代政治、思想演变相结合，以补充正史之不足。胡适将小说与儒家经典放在同样的地位加以批判、研究，脱离了传统的权威与家派束缚，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一切典籍与文献。对胡适而言，不论儒家经典或话本小说，都只是研究时使用的史料，而无高下之分。 3. 建立典范，影响深远 胡适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就广义而言，是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而这个典范是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的建立与改变。就狭义而言，胡适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许多争议与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接受他说法的人受到影响，连不接受胡适说法的人也必须从胡适所提出的问题出发，参与相关的学术讨论[102]。 而五四时期的年轻史家，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等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胡适学说的影响[103]，因此也影响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顾颉刚受到胡适历史演进法的启迪，创发了“层累造成说”，并激起古史辨运动[104]。傅斯年则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史料学派的燃灯人[105]。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发展其考证技术，并对史料重新建构与解释；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等等[106]；使得胡适所提倡的方法与方法论，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胡适并非专业史学家，所引介的杜威实验主义及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亦遭部分负面批评，这些批评包括文字过于浅白、学问只有浅出而没有深入，或指摘他太过强调实验主义以及科学方法，但不免流为口号，而非完整之方法论[107]。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他的浅白、浅出，才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几风靡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各个面向[108]。胡适是风气的倡导者，思想的启蒙家，因此，苛求他介绍一套完整的方法学，或拿他在历史或古文上的造诣比拟章炳麟和王国维，不免于是将胡适的角色过分放大。而且因为胡适所涉猎的范围太广，当然会有不足之处，但如能以其所处时代加以衡量，将会获得一同情的了解。 （三）何炳松：社会科学与史学的结合 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授课所用课本，多为哥伦比亚大学“新史学”派教授的著作[109]，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欧洲史纲》（An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现代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an, Our Own Time），詹姆士．鲁宾逊（James Harrey Robinson）《西欧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由何炳松授课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在此时期的主要兴趣在于将西方史学引介到中国[110]。虽然如此，何炳松对传统中国史学仍有所关注，他和胡适同时都对章学诚产生兴趣，胡适写成《章实斋年谱》，为此书写序的就是何炳松。但何炳松对章学诚研究的兴趣显然只是牛刀小试，并未太过用心，因为他认为当时重要的不是振兴国学，而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在讨论中国文化时，何炳松指出章学诚的学说固然值得研究，但他觉得这种程度已经够了，无庸过分热心[111]，因为他觉得过分热心会有“腐化”的危险；何炳松同时也对当时中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只要加上“国”字做为保镖的武器，如“国医”、“国术”、“国菜馆”，就变成时髦的玩意儿，而这些都是”国学”所引出来的流弊[112]。 以何炳松和胡适的交情，应该不致于和胡适所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唱反调，比较可能的解释是何炳松在这个时期极力鼓吹西方史学的成就，甚至认为用西方的方法论来整理中国旧学（国故），可能过度抬高这些旧学的地位，而忽略了西洋近代史家对史学的贡献，因而呼吁中国学者们“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113]。 1. 治学途径，思想主导 何炳松有关章学诚的研究论著，在观点上与胡适亦有上下床之别，何炳松不采取和胡适一样的考据方式，而是将章学诚的史学方法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分析。何炳松认为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有三大贡献：（1）将著作与材料分离，即指出史学（撰述）与史料（记注）的不同；（2）强调通史的写作；（3）章学诚对史学主观与客观关系的阐述[114]；从这些论述来看，何炳松对章学诚史学的分析，主要是架构于近代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和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手法可谓如出一辙[115]。但两人在研究章学诚的取径，则略有所异，胡适谨守干嘉朴学考据的方法，何炳松则是用西洋史学的成就来反观章学诚的史学。反映在著作上的特色自亦有异，胡适重考据，何炳松重思想[116]。胡适推广“科学方法”时，系采取将西方“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材料的模式，亦即西方科学方法是一条主旋律线，中国材料是另一条主旋律线，形成复音音乐的现象；何炳松则同样以西方方法为一条主旋律线，但另一条主旋律线则是用西方方法反观中国史学的考据方法与史学思想；所以，同样是复音音乐，在主旋律的选择上却有所不同，胡适是西方科学对中国材料，何炳松在中西史学的讨论上，方法对方法，思想对思想；表面上看起来，何炳松和胡适似乎都论及中、西文化问题，但在手法上却大相径庭。 2. 译介新史学，中西复宏通 1920年，何炳松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请，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以鲁宾逊（James Harr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为教材，并用该书为“西洋史学原理”课的教材。 如果说胡适是将杜威实验主义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何炳松则是引介美国新史学到中国的燃灯者，因而北大史学系成为中国最早将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者，开启了往后现代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联姻的先声。自此以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成为探讨方法与方法论者所关心的课题，自1920年代迄1990年代的台湾，可谓历久不衰[117]。 何炳松正式翻译鲁宾逊《新史学》始于1921年2月，此项译事获得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学生江兴若之助；其后因江兴若另有他事，倩友人傅东华相助。1921年8月，译稿完竣，由朱希祖审定，胡适校阅，成为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义[118]；1924年，《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对当时学术界造成巨大的影响[119]，可视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现代中国史学的第一波冲击；其后于1930年前后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以马克思史学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造成众说纷云所引起的论战，而其火药线早在何炳松引介《新史学》时即已埋下，虽然真正点燃这条火药线的是“科学与玄学”论战[120]。 鲁宾逊所主张的“新史学”特点有四：（1）历史的实用性：要求史学工作者注意那些与现实有关的史实，反映美国进步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2）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注意历史上社会力量的发展，不能只研究一些伟大人物。（3）加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和预测历史的发展。（4）重申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虽然“新史学”派的历史学者并不认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121]。 这些主张事实上是美国“新史学”派对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的反动，亦即对19世纪以来科学派史学的反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反兰克科学派的史学于1921年由何炳松先引介到中国，而兰克史学输入中国则是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虽然稍早或可上溯至1926年傅斯年于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122]。 （四）顾颉刚：古史辨与史料学革命 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古史辨运动无疑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拥护者认为是吹响新史学革命的号角，反对者认为是破坏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紧咬住“大禹是蜥蜴类”的论题不放[123]，而忽略了古史辨运动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正面意义。 不同于胡适等人，顾颉刚从未出过国，对科学方法的认知并不多[124]，然而却无碍其史学成就，主要关键在于他所实行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基础的科学方法”与“故事的眼光”。 就“基础的科学方法”而言，顾颉刚虽未直接沈浸于国外的科学研究环境，但五四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影响顾颉刚最深的老师胡适，是将杜威实验主义引介到中国的学者，其“历史演进法”启发了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并因而发展出“层累造成说”。 《古史辨》第1册出版于1926年，但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讨论古史的来往书信却早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之间就开始了[125]。 由于顾颉刚与胡适有师徒之谊，顾颉刚也和胡适同样提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主张[126]，使得古史辨运动很容易贴上杜威实验主义的标签，也更加强了顾颉刚受胡适影响而从事古史辨运动的说服力[127]。顾颉刚究心古史固受胡适之启迪，而他对科学的认知也同他的老师胡适一样是说得多做得少。如果顾颉刚真的服膺“科学方法”进行古史讨论，那么，他所采取的将是一条一条细密考证史料的归纳法，而不是在一开始就全面否定上古史的可信度，就此点而言，顾颉刚的先有成见而后动手找材料证明其说，毋宁是比较接近“刺猬式”立论而非“狐狸式”。 1. 朴学考据与科学方法 顾颉刚一面自诩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史，一面自清学汲取养分，顾颉刚与钱玄同所引发的古史讨论，爰引了康有为立足于今文学攻击古文的部分，用崔述“考信于六艺”的说法怀疑诸子关于上古之事的可信度，然后再用古文家的说法攻击今文家。而顾颉刚唯一的宗旨是依据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古史[128]，这方面的思想渊源即直承清学而来[129]。 事实上顾颉刚举起疑古大旗的目的，并不在经学的考据或家派之分野，而是古史之真伪，但因“六经”本为古史之记录，因此不得不把儒学经典当成要击碎的对手。用今文家的说法攻古文经，用古文家之说攻今文经[130]，使儒学经典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但全面否定古史，考辨那些书是伪书，那些事是伪事，并非古史辨运动的最后成绩（虽然这是顾颉刚等人的最初动机），而是此一运动提出了“六经史料化”的观念，为现代中国史学注入了新生命。 2. 民俗戏曲与儒学经典 古史辨运动的形成，非单一线索所能解释，包括杜威实验主义、经今古文问题、戏曲与小说、故事的眼光等[131]；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儒学经典与民间戏曲，造成现代中国史学的史料观念革命。 由于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儒学经典与民间戏曲，发展出“典籍史料化”的观念，典籍史料化系指将传统中国的目录学分类拆散，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古籍，这样一来，经史子集的内容就成为辨伪书与伪事的材料，而无高下等第之分[132]。 从中国近代到现代的学术思想发展来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思想上有很多和变法派人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纠结，由康有为“意在尊孔，乃至疑古”的线索[133]，到五四时期结合反儒学思潮而形成的古史辨运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在审视顾颉刚的史学内容时，我们发现他所运用的材料、方法，与前此的考证辨伪学者，并没有太大差异，那么，何以前人的辨伪工作，并未发展成古史辨运动般的狂涛巨浪？这一点必须从时代背景来加以了解。在崔述进行《考信录》的辨伪工作时，同时代的学者们正耽于考据之学，不但忽略，甚且鄙夷他的工作；易言之，崔述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并不在同一范畴进行论辩，而是各自拥有自己的治学领域；因此，不论崔述提出多么惊人的说法，都不易受到重视；至于康有为在著述《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时，敌对的保守阵营犹方兴未艾，附和者亦难造成声势，尤其保守派的反击更使其论点处于岌岌可危之势。但到古史辨运动时期就不同了，此时参与论辩的学者们（不论赞成或反对），所使用的材料与方法，都显示他们是在同一范畴进行讨论。这种在同一范畴进行讨论问题的方式，使得古史辨运动得以造成风潮，卷起千堆雪，这是其他时代辨伪工作者所没有的背景，其中将“六经”与“诸子”史料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 3. 典籍史料化 古史辨运动打破儒学定于一尊的古史解释，使得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可以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上古史料，这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相当重要的里程碑。 顾颉刚曾指出古史辨运动时期研究古代典籍风气勃兴的两个因素：（1）学问上的束缚解除了，大家可以做自由的批判；（2）文籍考订学的方法趋于一致，而观点颇有不同，因此易起辩论[134]。打开研究诸子学的大门之后，经学与诸子学便可以放在同一天平上称斤掂两了[135]。提出诸子的重要性，实即拈出古史辨运动对史料观念的重要突破。顾颉刚注意到儒学对传统中国的支配性，而现在正是打破这层迷雾的时刻[136]。他明白揭示古史辨运动对史料的看法，也扫除了儒学“经世”理论的支配性，乃能将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并且抛弃儒学旧有的心法，就历史而论历史。从诸子学地位的提升，发展到反儒学运动的勃兴，毋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从辨“伪书”与辨“伪事”，到儒学权威性的崩溃，正好说明了古史辨运动一步一步超越儒学体系的思想线索，因为只有儒学的权威性崩解了，才能将“六经”和“诸子”放在平等的地位，而均视之为研究古史的材料，使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迈向更广廓的天地。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对史料观念的转变，正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重要突破，如果不是古史辨运动对史料观念的重新厘清，那么，今天的上古史研究很可能仍停留在解经、注经的框限中而难以超脱。 以吾人今日的眼光来看古史辨运动，常有两种颇为极端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卫道之士所特有的，他们认为古史辨运动对上古史造成了无以弥缝的大破坏，使得上古史研究到今仍支离破碎，经过80年的岁月，重建中国上古史依然遥遥无期。但如不经这一番破坏，中国上古信史又将从何建构起？另一种看法是将古史辨运动视为现代中国史学的革命，这似乎又过度夸大了古史辨运动的成绩。事实上，古史辨运动仅仅止于是史料学的革命，而不能视为史学革命，因为正是此一运动，重建了史料学的新观念，将古史研究自经学的附庸独立出来，使中国史学能够迈开脚步，扩展史学和史料学的视野，开拓出现代中国史学的新局面。 （五）傅斯年：史料与史学的对话 不论多么新颖的理论，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先通过史料这一关，经不起史料考验的历史研究，一切无非空中楼阁而已。“没有史料，没有历史”之类的论调，虽然不免失之偏激，而忽略了史学本身的地位[137]，却道出了史料与史学之间的真实关系。傅斯年说“史料即史学”、“史学就是史料学”[138]，虽不免有史料挂帅之嫌，而忽略了历史工作者潜心思考的殚精竭智，而在他领导之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形成所谓的“史料学派”[139]。然而，对史料观念的重新检讨，无疑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 身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力不言可喻[140]。他曾留学欧洲7年，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从Charles E. Spearman教授学实验心理学，兼及生理学与数学。1933年自英至德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除心理学外，还旁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勃朗克的量子论[141]。但后来他既没有从事这些学科的任何研究，甚至很少提到这方面的学问。 但就其日后事业而言，傅斯年留欧时受益最深的应属当时德国科学治史的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傅斯年修习语言学的课程，接触语言文字考据的方法。后来他所倡导的“史学即史料学”，与当时盛行于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之“科学的史学”颇为类近[142]。 1926年冬天，傅斯年束装返国，就任广州中山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兼任文、史两系的系主任，并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应聘为第一任所长，至1950年去世为止。自1926年归国到1937年是他教学与研究上的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学术论著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143]。 傅斯年史学的最大特色，乃系提出材料和工具的重要性，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认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能扩张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因而发展出史料学派本于清代朴学考据照着材料出货的精神[144]，“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并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145]。在方法与方法论方面，傅斯年的具体成就有三：（1）揭橥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宗旨；（2）在方法上发展王国维的二种证据法，力主直接、间接材料并重，并融合中西历史语言学（philology）治史的门径；（3）建立中国第一个具有规模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亦成为史料学派的大本营[146]。 1. 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在史学与史料学的对话中，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等说法，其内涵包含下列意义：（1）认定从史料中获得大量的客观知识，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材料；（2）相信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3）肯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本业在于纯就史料以探史实。（4）史学的起点为保存材料，搜集材料；史学的扩充在扩充材料，尤其是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47]。 至于到何处找寻材料？傅斯年主张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各文化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148]。 傅斯年虽然非常重视语言学，认为思想哲学是语言的副产品，并与历史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他自认在这方面的研究着力不多，其功力所淬主要在中国历史。傅斯年认为史学是科学，且与自然科学无别，颇似当时正流行于欧西诸国之“科学的史学”主张。傅斯年所说的“科学”，其实是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史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碰着的史料」，而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149]，而整理史料的方法则是比较不同的史料[150]。他甚至以“史学便是史料学”订为他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导论的“中央题目”，把“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的应用”订为讨论〈史料略论〉这一讲的主旨[151]。利用科学方法（比较方法）考证史料，再根据确定真伪后的史料重建过去的事实，这是典型的“科学的史学”。因为只有这种历史才是“纯粹客观”的历史，才是“科学”的历史，所以傅斯年坚决反对把历史当作艺术创作，反对从任何先验的观念解释历史，更反对历史当作鼓吹某种意识型态的工具[152]。他更进一步说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为可能当然是不诚实，所以他强调处理史料的原则是“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只根据材料的有无多寡说话[153]。材料既然如此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就必须扩张研究的材料。所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54]。 2. 考古、语言与文献整理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决定了他的学术活动，在他主持史语所期间，虽然不能“上穷碧落”，但他确实“下黄泉”去找新材料。他主持殷墟与城子崖的发掘成果震动全世界，为中国史前史与古代史找到宝贵的新材料。他也在地上找材料，先后为史语所取得居延汉简13,000余片，金石拓片25,000余种，俗曲8,000册，以及许多敦煌卷册与善本书。另外有大批明清档案，亦为1927年冬由傅斯年建议蔡元培以大学院名义向私人购得转赠中央研究院，交由史语所保管整理。他也推动有系统的整理《明实录》，并且搜集到7种版本对校。在语言调查方面，史语所在成立之初即计划对各地方言进行调查，到1940年已调查的有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徽州的方言。对日抗战期间，史语所所到之处，每多就地调查，史语所因而藏有大批方言调查资料[155]。 傅斯年将史料的范围扩及地上文献材料与地下考古材料，结合了文献考证学派（疑古派）与文物考证学派（考古派），使史学研究迈向一个更寥廓的新天地。傅斯年提倡语言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所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语言、考古与文献整理合为一体，使他所主张的“材料扩充”与“工具革新”，必能达到史学进步的理论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考古、语言与文献整理三方面，均有可观的成绩。 （六）小结 上述各人所讨论的方法与方法论，对五四史学造成了程度不一、面向多元的影响[156]，部分学者着专书剖析方法与方法论，部分则在相关论文中述及，并非人人皆有融铸一体之论著，而系对方法与方法论时有萦怀，这是五四时期学术思想的一个共通面向，冀期方法与方法论的解决，可促进现实政治、思想文化等一切问题的解决。 就学术研究而言，检验某一个方法对该学门是否有益的最佳途径，乃是这个方法对实质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帮助，然后就方法所建构的典范（paradigm）检讨，分析其方法论；所以，就学术发展的一般历程而言，实质问题的解决有其优先性，而非方法与方法论先于问题而存在。五四时期的学术思想惯常以思想／文化的方法与方法论入手，试图藉方法与方法论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分析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对当时引介的各种西方思潮、主义、方法与方法论，看似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另一方面却也是杂乱无章，各出机杼。当我们试图检阅五四时期所引介的各种西方思想、主义、方法与方法论时，将会发现这些引介并非有系统、有组织、有秩序的状态，甚至有点随机取样的意味，局部的、零散的各类学说同时出现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学术界，直教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当各类精辟／粗糙的思想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学术舞台，直是五光十色，令人目不遐给，另一方面却亦是取法维难。这是为什么五四时期出现的各种论题，在后五四时代继续燃烧的重要因素，包括科学、民主、白话文学、史学、社会科学等论题，在大陆与台湾的讨论几乎无时或衰，而结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枢纽的历史学，自然成为探讨方法与方法论的重要阵地；这是长久以来台湾与大陆地区历史学研究强调方法优先性的重要线索，而由何炳松引介鲁宾逊《新史学》所引发的结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在1970年代的台湾，又再度搬上台面；1990年代以后，方法与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仍属重要论题，至于台湾地区的大学历史系、所课程，亦均将史学方法（论）、研究实习等课程列为必修[157]；台湾历史学界强调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可说是由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一路发展下来的，而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的幽灵，80年来不断地在台湾与大陆史学界重现，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笔者并不意味自五四以后，台湾与大陆地区在史学方法与方法论上没有任何突破；事实上，每个时期所面临的学术思想环境不同，纵使处理同一面向的问题，结果仍旧有异。1970年代台湾史学界掀起的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热潮，当然不会是何炳松引介鲁宾逊《新史学》的翻版，也不会是张荫麟引介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狗尾续貂[158]；类似的情形亦出现在大陆史学界，1949年以后大陆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圣经”所进行的各种运动，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论代史”[159]，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160]，绝非1930年前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余绪。每个时代有其新的时代命题，但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的历久不衰，甚至每当面临新思潮或新运动出现时，方法与方法论就重新下锅，再度炒热，这是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影响最深远者。当然，每一个学门在创新其领域内的研究时，都会面临新方法的问题，而当新方法创造出新典范后，有关方法论剖析便随之出现。但笔者所欲指出者，乃系方法与方法论意识的优先性，在后五四时期台湾与大陆史学界受重视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其他学门，而重视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正是五四史学最具关键的影响。这些是长远以来，台湾与大陆史学界“方法意识”高张的潜在因素。以台湾而言，1960年代末期“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绍及输入，不仅加强此一意识，而且添入新血，许冠三教授的《史学与史学方法》（1963）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161]；1970年代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影响尤为深远[162]。 五、众声喧哗：旧学与新知 每个时代都有符合其时代的新史学，五四时期亦然。当胡适举起杜威实验主义的大旗，以实验主义的方法，用儒家与诸子著作为材料撰写其博士论文〈中国先秦名学之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史》）时，建立了新方法用在旧材料上的新意义。 虽然胡适一生治学以中国研究为主，但他却是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者，正好显现了复音音乐多主旋律的特性；何炳松于1921年将美国史学家鲁宾逊的《新史学》译为中文，却在1935年参与起草和发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国文化本位[163]。 这种差异正好说明了五四史学虽然都在中、西文化的论题上打转，不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鲁宾逊的新史学，甚至学衡派引介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965-1933）的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164]，都显现了五四时期文学、史学、文化诸问题的众声喧哗[165]。因此，检讨这段时期的史学发展，似不能只扣紧史学的命题，而须将史学当成整体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来加以观察。 在这类讨论中，还有一个必须厘清的观念，即西方文化并非单一的、或精当无误的，同样都是引介西方文化，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学衡派，引介新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就和胡适所引介的杜威实验主义不同，但都是西方文化的一支。所以，西方文化本身亦是一种复音音乐的样式，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西学术的对立与融合中发展，中国文化本身有其复音音乐的特性，加上西方文化的复音，彼此交错、对立、融合，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内涵的多样性，这种复杂的众声喧哗，显然不是中国／旧学、西方／新学、中国／传统、西方／现代，这类二元分法所能完全解释，这也是为何胡适要提出国粹／国渣对立论述的关键[166]。在中、西文化的取向上，我们看到胡适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西方方法／中国材料的模式，虽然他是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者，但显现于论著中的却以中国部分居多；而在五四时期同样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何炳松，则是一心一意地将西方史学介绍到中国来，他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徐则陵[167]，均为致力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重要学者。徐则陵和何炳松所引介的西方史学，大抵从理论入手，而且直指西方近代史学，他们和胡适、梁启超所实行的方式是大异其趣的，胡适和梁启超对西方史学的引介，常常是呼吁大于实践。 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儒学崩解，使知识分子们忙于找寻替代方案，这些方案中，有的是新瓶旧酒，如胡适的杜威实验主义装了干嘉考据的旧酒；有的是以主义为方法，如马克思主义以方法的面貌出现[168]。1930年前后的社会史论战，学者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者，基本上都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甲冑登场，争议焦点其实是参与论战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造成对阶段的年代画分与解释有异，这种以同一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各阶段做出不同解释的情形，不仅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出现，1949年以后的中共史学又再度出现，争论的焦点仍在奴隶制度之有无、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上古史分期等问题[169]。而中国大陆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发展出儒法斗争、厚古薄今、以论代史等史学论题或指导原则[170]。 五四史学便是在各种主义／方法、方法／方法论、思想／方法、思想／方法论、思想／主义杂揉的交锋中发展的，于是我们看到各种主义、思想、方法、方法论彼此争胜，呈显了儒学崩解，亟寻新索的焦切。 从五四时期所输入的各种方法与方法论，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众声喧哗，各种学说、思想均非以单音音乐（monophony）的样式存在[171]，而系以复音音乐的样式出现。包括史学方法与方法论在内的各种思潮，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解决单一的问题，而是企图在思想、文化、社会、方法、文学诸领域中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其旋律并非以单音的样式出现，而以复音的形式互为主奏旋律，从新文学运动中白话与文言的论争、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古史辨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一路延烧到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我们看到琳琅满目的各式思想、主义、方法、方法论，犹似电光石火，五光十色，令人目不遐给。而在各次大小论辩中，我们听到不同时期、不同论辩场次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主奏旋律，如白话文运动中以文学为主奏旋律，科学与玄学论战的主奏旋律是思想，问题与主义的主奏旋律是方法，古史辨运动则是儒学与反儒学、杜威实验主义、民俗与戏曲等诸旋律交次出现。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以史学为主奏旋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形成主题与变奏的样式[172]。 由上述五四时期各场论战的内容，可以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驳杂，对研究者而言，最困难的是如何找到主奏旋律，因为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不像是其他有明确主题的历史事件，以单一的旋律登场，其余只是和声伴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范域的主题都可能成为主奏旋律，形成多旋律线的现象，加上待解决的问题綦多，因而混杂了各种相干不相干的思想学说，形成众声喧哗样式，而五四知识分子为找寻文化新出路的急弦嘈切，亦是可以理解的了。 六、结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涉面向既广，论题亦非单一，而被视为最具统合功能的历史学范畴所受冲击亦最巨大。五四时期的各场论战几乎均涉及历史层面，因而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中，史学一直是焦点所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白话文学与文言的对立论述，古史辨运动对传统史学的挑战，杜威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垒，在在显现了五四时期学术思想复音音乐的多旋律样式，在各种方法与方法论的对话中，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成为涵盖面极广的主奏旋律，当这些方法与方法论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时，我们发现各领域所使用的方法与方法论虽有其分殊，在本质上却是理一的。因此，在检讨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时，过度局限于史学层面，可能无法探析五四时期学术思想的全貌。就学术研究而言，除了少数著作具有典范的意义[173]，大部分仅止于提出问题[174]，并未获得实质解决。历经80年的雨露风霜，五四的论题仍继续燃烧。但除了提出诸如“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75]、“中国的文艺复兴”[176]，“全盘性反统主义”[177]，或其他各种相关解释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完成了哪些“典范”，以及如何开启后五四的学术思想，似乎很难明确指出。本文提出方法与方法论意识，旨在说明五四史学真正的贡献，并非解决了哪些重大的历史问题，或提出哪些至当归一的理论，而是揭橥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这个观念影响了后五四时期80年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史学研究。至于局部问题的解决，诸如“大禹是否为蜥蜴类”，“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于何时”等问题，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至于余英时教授慨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分道扬镳所造成的不幸[178]，如果从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加以厘析，或可略窥其可能的发展轨迹。从这个角度思考，或许可以比较直接切入五四史学的中心论题，而避免陷入传统／反传统、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论辩。而对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何以影响如此深远，便可以获得一较合理的解释。 [1] 王国维认为，自古以来新学问的发展大都由于新发现，诸如孔壁古文、汲冢竹简等，晚近发现之殷墟甲骨文与敦煌文书等大量资料，尤多于前代，使当代成为“发见时代”；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45 （上海，1925. 09；本文所据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景印本）: 6151-6163; 所引在6151。 [2]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83-92。 [3] 虽然有学者指出胡适的科学方法其实是一种科学主义；郭颖颐（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4] 林毓生教授以“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儒学普遍王朝的崩溃”，解释五四时期的反儒学运动；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85, 89, 91-92；林毓生，《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78-89。 [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10-11。 [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1-15。 [7] 有关五四的定义，参考：周策纵（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0）；陈曾焘（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1972）；林一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0. 6（台北，1977. 06）: 14-22。。 [8] 这方面的著作甚多，较具代表性的如：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7-57。 [9] 周策纵教授以1917-1921为五四时期的上下限，其解释为1917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921年以后，新思潮运动的方向转到政治上，不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因而以此年为五四运动的下限；周策纵又将此一时间断限以1919年5月4日为中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新知识分子以新思想灌输学生及青年；后期则开始攻击传统与保守主义，并将运动的方向扩及到知识活动的范围以外；周策纵（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3。张玉法教授主张1915-1923年间（甚至以后）为五四运动的上下限，以1915年为五四运动启始年代的理由有三：（1）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引起当时普遍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到19198年巴黎和会，中国不能从德国手中收回山东利权而爆发，酿成反帝国主义，特别是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2）《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3）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个运动最早由胡适于1915年发起于美国；而五四运动止于1923年的原因，张玉法教授认为也有三个理由：（1）《新青年》停刊于1923年12月；（2）五四时期的思想特征是百家争鸣，而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都发生在1922年而止于1923年；（3）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是民众的政治觉醒和国家统一的要求，1923年国民党在统一的大目标下开始联俄容共，奠定1928年北伐的基础。但张玉法教授也指出，如果从反帝国主义的角度而论，五四运动的时代可以延伸到1925年的“五卅惨案”；而如果就学术思想自由的风气而论，也可以延伸到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上（台北：东华书局，1980），253-264。本文对“五四运动”、“五四时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广义的说法，包括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至1923年前后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其间各种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之变迁。本文使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均广泛地指这段时间学术思想之变化，与张玉法教授所称之“启蒙运动”略等。 [10] 关于五四反传统运动，可参考：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85, 89, 91-92；陈昭顺，〈五四时期的反儒学思潮〉（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未刊稿）；彭明辉，〈古史辨运动与五四反儒学思潮〉，《史学集刊》，20（台北，1988. 05）: 265-324。 [11] 史华慈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见解；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1964）；另，黄进兴，〈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史学评论》，2（台北，1980. 07）: 85-100，对此亦有深入分析。 [12] 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作品集》，4（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142；相关讨论可参考：林毓生，〈「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收入：余英时（等），《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63-71；胡适主张对于各种主义与学理都应该研究，但「祗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祗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认作金科玉律的宗教」。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作品集》，4/142。 [13] 郭颖颐（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pp. 91-92. [14] 关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参考：李孝悌，〈平教会与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8/301-334；勤工俭学运动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对当时的青年学生颇具号召力；参考：陈正茂，〈少年中国学会之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未刊稿）。 [15] 有关清中叶以降到1949年间的西北史地研究，请参阅：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333-352。 [16] 关于学衡派的讨论，参考：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84），61-120。 [17] “南高”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易名为东南大学，1929年改名为中央大学，即今大陆南京大学的前身，亦为台湾中央大学前身。在白话文运动的反对阵营中，《学衡》的主编吴宓是反对白话文最力的，学衡派的其他要角，如柳诒征、胡先骕与刘伯明等人则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报》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之机关刊物；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79-91。 [18] 如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开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风气，即起于社会史论战；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输入中国，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风气的形成，参考：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此外可参考：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收入：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青峰出版社，1991），25-76；潘光哲，〈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简史》（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29-53。 [19] 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收入：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113-124。 [20] 近年大陆出版的几本有关中国近代史学专著，将五四时期引介的西方史学，均列为资产主义的史学，似有落入既定框限之嫌，而忽略了各种思想与方法的分野；且均视马克思史学之输入为中国新史学的曙光，亦有太过政治化之嫌；袁英光、桂遵义，《中国近代史学史》，下（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320-435；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09-370；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叙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07-421。 [21] 关于五四学术风气的讨论，杜维运教授认为民国以来的自由学风取代了清代的笃实学风，形成轻浮、谩骂的学风，与本文所论寻求新知、到民间去之风气，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杜维运教授着重学者个人的气质修养，本文则从大时代的背景加以考虑，两者的讨论基础非一，不可一概而论。参考：杜维运，〈民国以来的学风〉，收入：杜维运，《听涛集》（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5），207-266。 [22] 陈以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1927）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未刊稿），111-178。 [23]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1-14; 52-127。 [24] 单音、独白（monologic speech）：语出巴赫汀的文学评论，意指唯我独尊、自闭自足的言谈思维方式；M. M. Bahk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and trans. by Emerson （Minneapolis: Mi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6. [25] 对话（Dialogism）：语出巴赫汀，意指一种不断与他我或他人交相融接、冲激来往的言谈思维方式，指向一意义更开放及自由的天地；M. M. Bahk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66. [26] 陈以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1927）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69；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杜维运、陈锦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3（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509；汪荣祖教授指出，1920年代与1930年代的学术期刊中，以史学刊物为最多，汪荣祖所据为余秉权，《中国史学论文引得》，〈序〉。 [27]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杜维运、陈锦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3/505-539。 [28] 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收入：周策纵（等），《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295-315。 [29] 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 11（台北，1985. 10）: 36- 43。 [30] 有关典范的说法，参考：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王道还（编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53-66。 [31] 本文的论述主体，系以五四时期的方法与方法论为中心，探索五四前后各式方法提出的背景及其影响，至于五四史学在各断代或专史领域解决了哪些问题，则非本文所欲检视。而关于五四时期个别史家的史学研究，论者已多，本文不拟在此多费笔墨，惟在论述过程中，将酌量征引各学者的相关论著。因此，个别史家的成就，个别史家的史学论著或影响等，均非本文重点。 [32]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1（台北：三民书局，1993），237-244。 [33] 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164-183。 [34]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32。 [35] 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3-208。 [36] 余英时，《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19。 [37] 余英时，《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19。 [38] 余英时，《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20。 [39] 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87-121；余英时，《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28。 [40] 许冠三教授认为胡适因对义理的缺乏了解，因而以方法与方法论来掩饰其思想的不够深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164-169。 [41] 余英时，《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29；但杜维运教授对这点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中国史学的“科学方法”，其实是干嘉考据的现代版；杜维运，〈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收入：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2（台北，1985），344-358。 [42] 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象。」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台北：里仁书局，1985），5；不过在这段话的后面，顾颉刚也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有点偏的，他说：「这番议论从现在看来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堕入虚无主义。但在那时，当许多经学家在今、古文问题上长期争议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彷佛已经打开了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判断了。」 [43] 彭明辉，〈顾颉刚与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萌芽：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探讨〉，《国史馆馆刊》，复刊12 （台北，1992）: 9-24。 [44] 这里不上溯到汉武帝采董仲舒〈天人三策〉之议而独尊儒术的缘由，是因为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并未构成唯一的权威；有关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讨论，参考：逯耀东，〈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大陆杂志》，71. 6 （台北，1985. 12）: 1-7。 [45] 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297。 [46] 余英时，《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10。 [47] 复音音乐（polyphony）：系根据对位法（counterpoint）作曲，在和协的原则之下，参差进行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性的曲调。西洋音乐自上古起至900 A. D.左右，所有古代希腊音乐皆属单音音乐；到了第10世纪，由于奥尔港农（Organum）的发明，开始进入复音音乐的时代。其后由于拉梭与巴勒斯替纳等人的倡导与改进，复音音乐始具备健全的形式，采用对位的方法创作卡农与赋格等乐曲。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凭借其浩瀚的才华，写出了无数美丽的曲调，而使复音音乐获致千古不灭的光辉。复音音乐特别注重每一声部的旋律性，部分乐段以A旋律为主奏声部，部分乐段以B旋律为主奏声部，亦有部分乐段为两条主旋律互相对话的情形，有异于以和弦伴奏旋律的主调音乐。在复音音乐中，每一个声部的旋律都可能成为主奏声部，也可能转换为伴奏声部，或彼此对话；重要的复音音乐包括经文歌、轮唱曲、卡农、复调弥撒曲与赋格等。参考：Don Michael Randel, The 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5; Stanley Sadi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15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Washington, D.C.: Grove dictionaries of music, 1995）, 70-72;王沛纶（编着），《音乐辞典》（台北：音乐与音响杂志社，1989），397。 [48] 陈以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1927）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111-132。 [49] 胡适与郭沫若的种种恩怨情仇，逯耀东教授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参考：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87-158。 [50] 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政府派罗家伦接长清华，罗家伦去看陈寅恪，罗家伦赠以所编新书《科学与玄学》，此书记载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翻了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家伦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蒋秉南，《陈寅恪编年事辑》（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5），63。 [51] 郭颖颐（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91-92.。 [52]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收入：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21- 42；所引在25。 [53] 胡适说：「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胡适，《胡适文选》（台北：文星书店，1967），51。 [54] 胡适谈到科学方法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用这种方法的结果」。胡适，《胡适文选》，360。 [55]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25；黄进兴教授在文中并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山者陶希圣先生回忆当年的“社会史论战”，略谓此次论战的参与者将“社会史”视为史学的研究方法，而非史学研究的分门别支。这种观点对于今天已经习惯于学科分类的人们，似乎十分奇特，但倘若我们把此一观点放入长远以来“方法意识”的潮流，则其中的真切涵意便能凸显出来。 [56] 对梁启超事功作全面性研究最著名的是张朋园教授；参考：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对其思想作全面性分析者，有美国学者李文森（Joseph Levenson）、张灏、黄宗智，此三人皆有专书著作；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Mind of Modern China，张灏，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黄宗智着有《梁启超与近代中国之自由主义》，此书晚于Joseph Levenson之著作，对于Joseph Levenson将梁启超情感与理智二分的观点已有所匡正。 [57] 本文无意探讨梁启超的整体史学研究成绩，而将焦点集中于方法与方法论，对梁启超史学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下列相关著作：（1）汪荣祖，〈梁启超新史学试论〉，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2（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955-968；（2）林德政，〈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态度及其新主张〉，《成大历史学报》，16（台南，1990. 5）: 229-255；（3）林德政，〈论梁启超的治史方法〉，《历史月刊》，14（台北，1989）: 154-155；（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9- 53；（5）罗炳绵，〈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新亚学报》，10. 1（香港，1971）: 148-268；（6）康虹丽，〈论梁任公的新史学和柳翼谋的国史论〉，收入：杜维运、陈锦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3/429-498；（7）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6. 1（台北，1973. 03）: 1-15。梁启超本人有关方法与方法论的著作，可参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含〈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合刊本》）（台北：鼎文书局，1994），下文引述梁启超本人之著作，未特别标明者皆出自此书所录。 [58] 康虹丽，〈论梁任公的新史学和柳翼谋的国史论〉，杜维运、陈锦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3/429-430。 [59] 罗炳绵，〈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新亚学报》，10. 1: 157-161。 [60] 罗炳绵，〈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新亚学报》，10. 1: 167。 [61] 汪荣祖教授在讨论梁启超的思想时，指出梁启超之学旨在“经世救民”，并说明梁启超的史学是「经世之史学也，自由之史学也，民族之史学也」；汪荣祖，〈梁启超新史学试论〉，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2/ 958；罗炳绵也认为在国家存亡之际，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是常有的事，因此他认为在史学观念中，梁启超往往会有前后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有一点始终未变者，即欲藉历史以刺激中国人的爱国心；罗炳绵，〈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新亚学报》，10. 1: 148。 [62] 梁启超，〈新史学〉，4-6。 [63] 梁启超，〈新史学〉，7-8。 [64] 梁启超，〈新史学〉，9。 [65] 梁启超承认旧史仍有某些优点；相关讨论可参看《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在史家方面，梁启超认为刘知几是中国史家中最出类拔萃者，「事理缜密，识力敏锐，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他将刘知几、郑樵和章学诚并列，认为「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69。 [6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64。 [67] 这方面的讨论，参考：梁启超，〈新史学〉，26, 33-39。 [68] 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之谬，未过于言正统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得以搧惑人之奴隶而已。」梁启超，〈新史学〉，26。 [69] 梁启超指出：「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志焉，以代之，书尹氏卒，非贬尹氏也，借尹氏以讥世卿也，书仲孙忌帅师围运，非贬仲孙忌也，藉仲孙忌以讥二名也。」梁启超，〈新史学〉，33。 [70] 梁启超提出的书法是：「当如布尔特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气，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字迹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之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以何原因而至衰亡。至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无侪宜尔，无侪宜勿尔。」梁启超，〈新史学〉，36。 [71] 梁启超，，〈新史学〉，39。 [7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43。 [73] 梁启超，《新史学》，7。 [74] 罗炳绵，〈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新亚学报》，10. 1: 174。 [7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11-118。 [76] 金毓黻对梁启超鉴别史料的方法颇为推崇，《中国史学史》云：「梁氏之所谓鉴别，即吾之所谓整理。鉴别者，整理之始功，整理者，鉴别之终事也。故不精于鉴别，不能侈言整理，盖自罗王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于此，搜集整理之功，可谓着有成绩，而梁氏又言其方法，以为搜集整理之准，近代史学之趋势，此盖其一端也。」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台北：鼎文书局，1983），350。 [7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82。 [78] 林德政教授即认为梁启超主张孔子纪年的方式不合时宜；林德政，〈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态度及其新主张〉，《成大历史学报》，16: 247；有关专史与通史的写作，罗炳绵教授对梁启超认为个人各做一部专史合起来便成一部很好的通史，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想法；罗炳绵，〈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新亚学报》，10. 1: 213。 [79] 许冠三教授教授认为梁启超：「不仅是首创“史学革命”的新史学开山，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学巨灵，而且也是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3。 [80] 中共在1954年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其中包含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观点、文学史观点、历史与古典文学的考据、红楼梦研究等项目，可了解胡适涉猎范围之广泛；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126-127。 [81] 胡适是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热门研究对象，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不拟费事赘述，而仅就史学方法与方法论部分略加讨论；对胡适研究或胡适史学有兴趣的读者，可参下列著作：（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2）吕实强，〈胡适的史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1983），581- 616；（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1900-》，上/137- 172；（4）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3-158；（5）周质平，《胡适丛论》（台北：三民出版社，1992）；（6）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7）王震邦，〈台湾近三十年来的胡适研究（传记类专著部分）〉，上，《国文天地》，6. 9（台北，1991. 02）: 108-111；（8）王震邦，〈台湾近三十年来的胡适研究（专论类专著部分）〉，下，《国文天地》，6. 10（台北，1991. 03）: 107-111；（9）朱鸿召，〈文化与政治的岐途──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月刊》，203（台北，1997. 02）: 73-87；（10）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胡适之先生杂忆〉，《历史月刊》，70（台北，1993. 11）: 68-76；（11）张朋园，〈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台北，1986. 12）: 81-108；（12）蔡学海，〈胡适对史学方法论及文化史的见解和贡献〉，《大陆杂志》，67. 2（台北，1983. 08）: 3-26。。 [82] 胡适，《胡适作品集》，4/113-126。 [83] 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胡适，《胡适作品集》，4/155-185。又，杜维运教授认为现代中国史学的“科学方法”，其实是干嘉考据的现代版；杜维运，〈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收入：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2/344-358。 [84] 胡适，《胡适作品集》，4/182。 [85] 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是：「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统整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家还古文家，以今文家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绝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胡适，《胡适作品集》，7/9。 [86] 胡适反对今文学家称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就是矩子，而矩子就是十字架的说法；胡适认为应该采用西方经济、社会、语言制度来比较，进一步发现中国的性质与价值。例如胡适所写的《墨子》经上、下就是其中的例子。胡适，《胡适作品集》，7/16-17。 [87] 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70）, 173-209. [88] 此论文其后改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又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8。 [90]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149-155；但胡适后来的观念亦有所修正，而认为思想线索有其危险性，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 [91]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156。 [92] 《古史辨》，1（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景印本），193。 [93] 《古史辨》，1/197-8。 [94]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提到：「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的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不懂得元明之际的文学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那样幼稚。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有招安的事之外又加宋江等有功被谗遭杀害和李俊、燕青见机远遁等事。不读《明史》的〈文苑传〉，不懂得明朝中叶的文学进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浒传》的价值。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胡适，《胡适作品集》，5/108-109。 [95] 胡适，《胡适作品集》，10/183-184。 [96] 胡适认为：「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镠在浙江兴的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学上的影响；与其痛骂冯道的无耻，不如研究当日政府雕板的监本九经的历史；……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里，无意之中，记载着五代时江南的米价，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这种真正的史料来，什么谨严的史传，什么痛快的论赞，都变成一个钱不值的了！」从胡适的说法来看，他反对中国传统写史的方法与材料，主张转而研究“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亦即胡适已经不再认同旧的历史观点，不再将政治史当成历史研究的主流，而是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甚至小说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胡适，《胡适作品集》，10/183-184。 [97] 许冠三教授认为胡适“只有浅出，而无深入”，并且认为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事实上从未充分领会并运用它的精义”；甚至批评胡适浅薄或不知长进；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 /164-165；但本文不拟讨论这些问题；而将重点放在胡适所了解的杜威学说究竟为何，以及对于五四史学发生哪些影响。学说之传播，有时其实是透过“误读”（misreading）的程序，对胡适而言，很可能正因他用浅白的文字介绍杜威思想与方法论，因而才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而胡适虽然过度强调方法论，但反过来说，亦正因胡适如此重视方法与方法论，导致看事物的眼光不同，才会将春秋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同只当成“为学方法”的不同，程、朱、陆、王的不同也简约成方法的不同，也才能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诸子与各家、各派的观点。 [98]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当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孙子。抓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2）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胡适作品集》，4/380-381。 [99] 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贡献是：「我那本着作里至少有一个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 “文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216。 [100] 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 [10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79-88。 [10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20。 [103] 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87-140。 [104]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128-169。 [105] 但傅斯年并非仅受胡适影响，而且他的某些观点也影响了胡适，参考：王泛森，〈傅斯年对胡适观点的影响〉，《汉学研究》，14. 1（台北，1996. 06）: 177-193。 [106]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134。 [107]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164-165。 [10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61-65；余英时教授认为严复与章炳麟的古文都比胡适深晦，所以影响力反而逊色。 [109] 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533-535；507-508；王晴佳，〈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北京，1996）: 66。 [110] 王晴佳，〈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 66。 [111] 《何炳松年谱》，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543-544。 [112] 《何炳松年谱》，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544。 [113] 何炳松说：「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何炳松年谱》，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543-544。 [114] 何炳松，〈章实斋年谱序〉，《胡适作品集》，33/7-10。 [115] 但这里要指出的是，胡适是结合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干嘉朴学考据的方法与西方哲学史观点，何炳松则直接切入章学诚的方法论，并将其与西方史学比较。 [116] 何炳松认为浙东史学是程朱学派影响下的发展，陈训慈则加以反驳；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收入：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2/597-666。 [117]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21- 42；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 2（台北，1983. 04）: 69-76；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下，《汉学研究通讯》，2. 3（台北，1983. 07）: 135- 145。 [118] 胡适，《胡适的日记》，272-273。 [119] 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着〉，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74。 [120] 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37-40。 [121] 王晴佳，〈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 66；台湾的史学工作者可能会发现，类似的论调在1970年代的台湾史学界又重新热炒一次；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汉学研究通讯》，2. 2: 69-76；2. 3: 135- 145；杜正胜，〈发刊词〉，《新史学》，1. 1（台北，1990. 03）: 1 -4。。 [122] Wang Fan-shen（王泛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3）, 102-106。 [123]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下列著作：（1）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2）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137-172；（4）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5）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6）施耐德（Schneider, Laurence A.）着，梅寅生（译），《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7）叶忆如，〈顾颉刚古史神话观研究〉（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8）张中云，〈整理国故运动的研究：以章太炎、胡适、顾颉刚为例〉（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未刊稿）。 [124] 顾颉刚本人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也坦承自己对科学认知的浅薄，《古史辨》，〈自序〉，1/94-95。 [125] 《古史辨》第1册收录的前14封信，始于1920年11月23日至次年1月28日之间，均为胡适与顾颉刚往来讨论姚际恒《伪书通考》与崔述《考信录》之文字；据《古史辨》第1册所收录函札来看，似乎很容易获得这样一个结论：顾颉刚讨论古史主要是受胡适的影响。而且，如果只读《古史辨》第1册〈自序〉而不细心分析7册《古史辨》的内容，也很容易有这种错觉，更易误解的可能是过度扩大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本文无意在此剖析施耐德之论点，何况古史辨运动亦非单一思想下之产物，而有其源远流长之发展线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顾颉刚受胡适启迪而走向研究古史之路，但章太炎和康有为的影响也不容忽略。如果没有今古文问题，吾人实难想象顾颉刚会从所谓“科学方法”点燃古史辨运动的火花。 [126] 顾颉刚，〈我们对国故应取的态度〉，《小说月报》，141（上海，1923）: 26。 [127] 美国汉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即采取此一观点；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62-3. [128] 《古史辨》，〈自序〉，1/65。 [129] 顾颉刚说：「清代的学风和以前各时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运用，清代学者则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以前说好规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学者为要回复古代的各种家派，无意中把一尊的束缚也解除了」《古史辨》，〈自序〉，1/77。 [130]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5。 [131]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50-204。 [132] 钱玄同在民国十年致顾颉刚的信札说道：「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真象，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即以孔二先生而论，假使礼运是伪书，春秋繁露非孔学之真，则“大同”之意，“三世”之说，纵极精美，却不可视为孔学，假使墨子非儒篇或庄子盗跖篇等不但非伪书，而且所记是实录，则我们虽甚爱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剥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径和向土匪磕头礼拜的丑态。」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古史辨》，1/25。 [133] 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91-109 [134] 《古史辨》，〈序〉，4/15。 [135] 顾颉刚说：「中国的古籍，经和子占两大部分。普泛的说来，经是官书，子是一家之言。或者说，经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但这几句话在汉代以前说则可，在汉以后说则不可。经书本不限于儒家所诵习，但现在传下来的经书确已经过了战国和汉的儒家的修改了；倘使不把他们所增加的删去，又不把他们所删去的寻出个大概，我们便不能径视为官书和古代的政治史料，我们只能认为是儒家的经典。因此，经竟成了子的附庸；如不明白诸子的背景及其成就，即无以明白儒家的地位，也就不能化验这几部书的成分，测量这几部书的全体。因此，研究中国的古学和古籍，不得不从诸子入手！俾在诸子方面得到了真确的观念之后再去治经。诸子书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见。」《古史辨》，〈序〉，4/15-16。 [136] 顾颉刚说：「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这固是一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他们各个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总之，送他们到博物院去。」《古史辨》，〈序〉，4/13-14。 [13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131。 [138]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6。 [139] 刘龙心，〈史料学派与中国史学之科学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未刊稿），74-123。 [140] 有关傅斯年的史学研究，可参考下列著作：（1）Wang Fan-shen（王泛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209-234；（3）刘龙心，〈史料学派与现代中国史学之科学化〉。 [141] Wang Fan-shen（王泛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81-142. [142] 王泛森教授指出，虽然一般认为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是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但在傅斯年本人的著作中，并无任何相关之论述；Wang Fan-shen（王泛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94. [143] 刘龙心，〈史料学派与中国史学之科学化〉，74-89。 [14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45] 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傅斯年全集》，2/5。 [146]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215。 [147]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1900-》，上/221-222。 [14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4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50] 傅斯年说：「假如有人问我们处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傅斯年全集》，2/5。 [151]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2/5。 [152]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2/5。 [153] 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4/356。 [15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55] 刘龙心，〈史料学派与中国史学之科学化〉，74-89。 [156] 本文未讨论对当代中国史家影响巨大的马克思史学家，系因马克思史学成为现代中国史学重要论题已是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未论及陈寅恪、张荫麟，系因陈寅恪于1925年归国，张荫麟于1934年归国，稍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所论五四时期之年代断限为1915-1923；参考：周策纵（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3；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上（台北：东华书局，1980），253-264。傅斯年虽于1926年方始归国，但因他在1919年已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因而列入讨论，并非笔者别有厚爱于傅斯年。 [157] 杜维运，〈史学方法的教与写〉，收入：张哲郎（主编），《历史学系课程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3），45-64；黄俊杰，〈关于「史学方法论」教学工作的几点思考〉，收入：张哲郎（主编），《历史学系课程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上/65-136。 [158] 张其昀，〈张荫麟先生的史学〉，收入：张荫麟，《张荫麟先生文集》，上（台北：九思出版公司，1977），5-11。 [159] 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史”与“论”──中国史学类型学的研究〉，收入：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施耐德（Axel Schneider）主编，《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323-347。 [160] 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69-82。 [161] 许冠三教授认为，今日史学研究的要求较为严格，除所治领域的历史知识而外，史学家还得具有其他许多科学知识，“常识”是不够的，史学家的“共同必修科学”包括下列学科：（1）逻辑学与方法学；（2）社会科学，或称行为科学，最主要的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3）自然科学；（4）哲学；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台北：莘莘出版社，1963），28。 [162] 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收入：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5-76；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 2: 69-76；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下，《汉学研究通讯》，2. 3: 135-145。 [163] 王晴佳，〈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 （1996）: 63。 [164] 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965-1933），美国新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巨擘，其中国弟子梅光迪、吴宓等人将其学说引介到中国，成为学衡派的代表性人物，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力；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239-248。 [165] 众声喧哗（raznorechie）：俄籍评论家巴赫汀（M. M. Bakhtin, 1895-1975）独创的俄文名词，用来描述文化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现象。众声喧哗存在于社会交流，价值交换和传播的过程中，凝聚于个别言谈的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音调、语气之内，是一种文化的基本型态。对文化的研究，主要是把握其组织、结构型态，而语言乃是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中结构性、形式感最强的东西，也是最基本的东西。众声喧哗理论基本上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1）小说话语理论，（2）西方语言、历史、文化史，（3）小说的文体与形式理论，包括戏拟、时空型等。小说理论是巴赫汀文化理论的一条主线，他由小说的历史嬗变来审视，阐发文化史的规律。在巴赫汀的论述中，“众声喧哗”指涉人类在使用语言，传达意义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制约、分化、矛盾、修正、创新等现象。这些现象一方面显现文字符号随时空而流动嬗变特性，一方面也标明其与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往来互动的多重关系。在反驳“单音独鸣”（monoglossia）之语言观的前提下，“众声喧哗”的理念亦可及于我们对文化、历史、政治等范畴的再思考。“众声喧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历史性，因为只有在文化发生剧烈动荡、断层、裂变的时刻，只有在不同的价值体系、语言体系发生激烈碰撞、交流的转型时期，众声喧哗才全面地凸显，成为文化的主导。本文所用raznorechie（众声喧哗）之中译为王德威教授所译。相关讨论，请参考：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ed. by Michael Holguist, Trans. by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guist（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428；王德威，《众声喧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5；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汀文化理论述评》（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14, 208。 [166] 胡适，《胡适作品集》，7/9。。 [167] 徐则陵曾任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其论著在译介外国史学上着墨甚多，如介绍鲁宾逊（James Harrey Robinson）之《新史学》（New History），柏克（H. T. Buckle）的《英格兰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亦有所论及，也引介了韦尔斯（H. G. Wells）的《世界史》；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99。 [168]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25。 [169] 逯耀东教授用“汉儒注经”和“宋明儒解经”来说明中共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现象；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序〉，2-3。 [170] 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25-68；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史”与“论”──中国史学类型学的研究〉，收入：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施耐德（Axel Schneider）主编，《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323-347。 [171] 单音音乐：单音音乐（Monophony），意指只有旋律、而没有独立或衬托性伴奏的音乐；音乐进行的过程中，同时只有一个声音或一群相同的声音。例如中国古乐，笛子吹工工四尺上，胡琴拉工工四尺上，其他乐器所奏者皆为工工四尺上。900A.D.以前的西洋音乐，皆为单音音乐，当时虽亦有数人同唱或数人同奏之举，但彼此所唱或所奏之音，皆系相同之音，而非相异之音，到了第10世纪起，遂由单音音乐进而为复音音乐。素歌、民歌、独唱曲、法国吟唱诗人的香颂（Chanson），以及大多数非欧洲音乐均属此类。参考： Don Michael Randel, The 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507; Stanley Sadi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 12/498; 王沛纶（编着），《音乐辞典》，343。 [172] 主题与变奏（Theme and Variations）：主题指乐曲的音乐实体，由若干音符组成，通常具有旋律性，是乐曲的主要乐思或几个主要乐思之一，在器乐曲中，主题是铺叙、展开或变奏的基础；变奏则是改变一个主题、音型或经过句，但仍能使人认出它是由原型变化而得。参考：Don Michael Randel, The 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844, 902-904; Stanley Sadi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 18/736; Vol.19/536；汪启璋、顾连理、吴佩华（编译），《外国音乐辞典》（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775，814-815。重要的主题与变奏乐曲，如巴赫（J. S. Bach）《郭德堡变奏》（Goldberg Variations BWV 988）；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海登主题变奏曲》（Haydn Variations Op. 56A）；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迪亚贝里主题变奏曲》（33 Diabelli Variations Op. 120）。 [17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20。 [174] 如五四时期的几个重要论战，古史辨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等论题，均未获得至当归一的解释。 [175] 主要是大陆史学工作者提出的观点，如：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7-57。 [176] Jerome B. Grieder（贾祖麟）,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173-209. [177] 林毓生，《思想与人物》，78-89。 [178]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收入：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1-29。 本文来自彭明辉著作《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第1-6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