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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一场震撼中外的重大战役。这场会战规模之巨大，前后方动员之广大，参战兵种之众多，战役过程之持久，战斗之激昂惨烈，战场之辽阔，以及它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之广大，在中国正面战场20多次重要战役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淞沪会战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深远意义，被载入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而熠熠生辉。正如魏宏运教授不久前在《民国档案》杂志发表的《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几个认识问题》一文中指出：“八一三淞沪抗战，在中国抗击日本战争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从对外战争的角度讲上，上海战争和卢沟桥战事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1]123在魏先生的文章里，我们读到了关于淞沪会战的不少真知灼见，真可说获益匪浅；而且魏先生提出对这一史事的“有些问题需要再评估再认识”，这对于继续深化淞沪会战的研究无疑地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笔者以为魏文关于淞沪会战若干问题的叙述和论断似乎还需要探讨和商榷。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尊重科学的精神，本文就若干问题略诉己见，以就教于魏先生，也恭请史学界同行和读者们不吝指教。 一、虹桥机场事件是不是八一三战争的导火线 关于虹桥机场事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全局过程中的历史定位，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却是研究这场会战不能回避的不可不考查清楚的一件史事。因为这一事件是八一三战争发生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关节点，带有一定的历史标杆性意义。从75年前淞沪会战结束以迄于今，关于淞沪会战的论著中比较普遍的见解，都认为虹桥机场事件是八一三事变的导火线，也是淞沪会战的导火线。当时直接指挥这场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在会战结束不久的1938年初，在《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一文中，明确写道：“自八月九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淞沪方面战云弥漫，中日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至十三日双方前哨开始接触，全面战争遂告爆发。”[2]377虽然这份文献并未使用“导火线”词句，然而在这里，是虹桥机场事件直接触发了八一三战争的爆发，这个含意是十分清楚的。1938年在上海编写的《文汇年鉴》，在回顾总结八一三抗战全过程的基础上，给了这个事件以“战争导火线”的确切的历史定位：“新的上海战争，是以虹桥飞机场事件为导火线而扩大开来的。正如华北战争是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线一样，都是日本军阀有计划的挑战行动。这和日本侵略者历年来在中国制造的地方事件，以诈为借口来对中国政府施以恫吓或威胁的阴谋，是完全一致的。”[3]15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当年淞沪会战的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陈诚，回顾总结这场会战时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之必然爆发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淞沪战争的导火线是虹桥机场事件。”[4]1946年冯子超所著的《中国抗战史》，作为一部颇具影响的战史，也明白表述：“日本侵占淞沪之战的导火线——‘虹桥事件’”[5]41。1986年台湾学者王平编著的《抗战八年》一书，也明确表述：八一三淞沪“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起于八月九日虹桥事件。”[6]201987年，淞沪抗战的亲历者，时任张治中统率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史说，在回忆文章中也明确指出：虹桥机场事件是“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引火线”[7]90。1999年出版的《上海通史》，同样确认虹桥机场事件是“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端的导火线”[8]327。2000年余子道、张云的专著《八一三淞沪抗战》一书，再次指出：“日军挑起的虹桥机场事件，虽未由此直接开始中日双方之间在上海的大战，但却成为大战的导火线。”[9]73 显然，关于“导火线”的论定是有其充分的根据和符合淞沪会战的客观历史进程的，因而是正确的。现在，魏文提出要对此进行“再评估再认识”，说“论者常以此(指虹桥机场事件——引者注)作为八一三的导火线，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没有虹桥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并且认为，“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上讲，都不能讲虹桥事件……是八一三上海抗战的导火线。”那么，否定“导火线”说的论据是什么?通观魏文，我们发现它提出的唯一论据是，“因为没有虹桥机场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这个说法着实令人费解，因为它是以推理而非以事实作为论说的前提，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诚然，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虹桥机场事件，当然或迟或早也会发生其他事件，从而引发上海的中日两军的一场战争，那么“导火线”的角色就会由那个事件来充当了。但是，研究历史不应以假设作为依据。用假说中会发生的事件，来否定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 虹桥机场事件“导火线”说，之所以长期以来为史学界和舆论界普遍认同，是因为此说符合这个事件本来就具有的性质和地位。这个事件是一个具有深刻的军事政治背景的突发事件，其发生的时机、地点和情节无不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和特点。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在北方大举进攻，意欲鲸吞整个华北。在南方，攻略上海、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其既定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游弋于东海、黄海和长江水道，以上海为主要基地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和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在七七事变后已进入发动上海之战的临战状态。7月初，第三舰队主力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爆发，该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按照东京海军军令部的指令，率舰队驶回上海、青岛等港口“警戒”备战。7月11日，日本政府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召开有陆、海、外、藏四相参加的会议，决定向中国增派陆军和海军，以击败中国军队，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日本军部规定海军的任务是除第三舰队和旅顺、马公要港部队所属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外，其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也各自集结待命。另外又下令联合舰队所属第二舰队配合在华中华南沿海的作战，主要作战方向为上海。7月28日，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准备进攻上海的命令。次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下达“第一号作战命”：由第一舰队主力驶赴上海，联合第三舰队在上海和长江作战。在此前后，日本海军大大小小的舰艇接二连三地开进黄浦江，海军陆战队一批批登陆上海，会同原有驻沪部队，在虹口、杨树浦据点构筑工事准备作战。8月4日，长谷川清根据东京海军军令部指示，制定了《关于上海登陆作战计划》。8月8日长谷川清正式下达了作战部署的指令。8月9日的虹桥机场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它在七七事变之后，在上海首次发生了中日两军士兵的正面交火，双方出现了人员死亡，而且由此引起的中日双方当局在谈判过程中的外交斗争以及谈判的最后破裂，迅速引发了八一三战争的爆发。 虹桥机场事件的发生地和事件的情节也是非同寻常的。它不同于此前1935年11月在上海市区虹口、闸北发生的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狙杀事件和1936年2月日侨萱生镰作枪击事件；也与发生在七七事变后的7月24日日本水兵宫崎贞雄失踪事件大不相同。虹桥机场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机场，又是上海唯一的军用机场。此前不久，机场经过扩建，延长了飞机跑道，以适应新型军机的起降。中国军事当局鉴于原先担任机场警卫的上海保安总团所属的一个连队兵力单薄，乃于1937年7月13日决定调派第二师补充旅(同月24日改称独立第二十旅)赴苏南，准备改装为保安队进驻机场。据该旅旅长钟松回忆：“七七事变之后，为了积极备战，把我的第二十独立旅(驻苏州)第一团改为宪兵第十三团，开驻松江，第二团化装为保安团，秘密进驻上海虹桥机场。”[10]机场事件发生前，中方驻守机场的军警部队已处于高度警备状态。同样，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也加紧对机场进行侦察。当时驻沪日军侦察的要点有两处，一个是中日两军对峙的闸北与虹口之间的边沿地带；另一处就是虹桥机场[11]347。对于日方侦察虹桥机场的活动，中方早已多次提出抗议。“在这之前，上海市政府就曾经为日方军人屡次窥探虹桥飞机场事，屡向日方提出书面抗议。”[3]16 8月5日中午，正当中方一架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时，有乘坐日军官兵8人的一辆汽车突然出现在虹桥机场边沿，机场卫兵当即拉响了警报，直到日方车辆离去。显而易见，虹桥机场当时为极为敏感的军事警戒区域。日军在这里挑起冲突，制造流血事件，意味着放出了一个战争即将打响的气球。这必定会引起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的高度关注，从而决定对上海日军采取断然措施。 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代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代表，在8月9日晚上开始至12日为止的围绕着机场流血冲突事端进行的外交交涉和谈判，是虹桥机场事件的延续和进一步恶化，这实际上成了走向八一三战争的一个短暂的过渡。对于日本当局来说，交涉和谈判是为了扩大虹桥机场事件在政治外交上的效应，迫使中国当局退让，为在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制造借口和造成有利的态势。对中国当局来说，是要通过谈判揭露日本侵略上海的野心以及它的种种非法行动，从政治和外交上打击日本，同时也是想摸清日方的企图和目的。日方在谈判中狂妄的提出中方撤退驻沪保安部队，清除防御工事的要求。“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12]48而在日本当局方面，当双方谈判还在进行时，日本东京军部就作出了调遣陆军部队赴上海作战的决策。8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次日，日本政府内阁召开会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就虹桥机场事件作说明时，强调要求“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陆军大臣山杉元对此表示“同意”。最后，“内阁会议……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11]341—342会后，杉山元与参谋本部次长梅津美次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会商，决定第一步先向上海派遣陆军两个师团。日本内阁和军部的上述决策是全面侵华战争中迈出的重大一步。七七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打击重点在华北战场，并无在近期出兵上海，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和部署。虽然在7月11日由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共同签署的《关于华北作战之陆海军协定》已有规定：“对华中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负责警戒。在情况恶化……时，仅限于青岛及上海附近，由陆军海军的必要兵力协同担当之。”[11]312但这还是属于原则性的预案。虹桥机场事件使日本海军当局找到了一个借口，借此推动陆军当局以及政府内阁同意立即向上海调派陆军部队。8月10日内阁会议以后，日本军部迅速调兵遣将，“陆军于14日动员两个师，编成上海派遣军，并于18日以后陆续地紧急派往上海，加入战斗”[13]135。这就使得日本进攻上海的这一场大战真正启动了。 在政府和军部的决策之下，日本一方面在国内立即开始陆军出兵上海的动员和集结，另一方面加紧增派海军舰队和陆战队来沪。8月11日中午，从佐世保开来的第二舰队所属舰艇16艘驶抵上海，随舰队而来的陆战队2000名随即登陆。次日，又有日舰5艘进入吴淞口。至此，在黄浦江和长江的日舰已增至31艘。此外，还有9艘日舰停泊于吴江口外海面，其中包括航空母舰一艘。日军在沪海军陆战队这时也增至5000人以上。 综上所述，虹桥机场事件之所以成为八一三事件的导火线，是因为这一事件直接促使了侵略野心勃勃、对上海觊觎已久的日本军部和政府决定向上海派出陆军和增调海军，立即向上海大举进攻；同时，也促使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更清醒更坚定地断定，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从而下决心调动京沪警备部队进军上海，发起对驻沪日军的围攻战。由此可见，其“导火线”的历史定位完全符合历史本来面貌，魏文以“没有虹桥机场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为由来加以否定，在史实上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的，如此“再评估再认识”也是不正确的。[NextPage] 二、淞沪会战是否由中方首先发动 魏文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上海战争是由谁挑起的”问题，其中写道：“八一三战争是谁首先发动的，这本来不是问题，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还问谁先开战?不过事实上存在两种观点。”那么，存在哪两种观点呢?魏文认为，“一种说法是中方”首先发动的，这以黄绍竑《五十回忆》一书和马仲廉《论淞沪战役》一文的见解为例；另“一种说法是日方”首先发动的，这以冯子超《中国抗战史》一书的见解为例。魏文明确表示不同意黄绍竑和马仲廉的观点，而赞同冯子超的观点，认为八一三战争是由日本军队首先发动的。 以笔者之见，魏先生在这里是把有关淞沪抗战的两个不同含义、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了。我们如果客观地采取分析的态度和方法考察淞沪会战起始阶段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两个不同含义、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八一三战争是由中方还是日方首先挑起的，即通常所说的是谁先打第一枪的；另一个是淞沪战役(淞沪会战)是由哪一方首先发动的，这后者是属于战略和战役层面上的问题，而与何方先打第一枪含意不同。如果把这两者不作区别地加以混淆，不仅在逻辑上会发生混乱，而且会对历史真实面貌作出误判。 无论是黄绍竑还是马仲廉，都是从整个淞沪会战的战略战役层面上观察和认识八一三开战问题，认为是中方首先和主动地发起了淞沪战役。笔者同意他们的见解，因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黄绍竑是淞沪会战的亲历者，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直接参与了南京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决策和指挥。他在战后的194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做过如下陈述：“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地姿态，先把上海敌军的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地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14]403马仲廉作为一个抗日战史的研究学者，也认为淞沪战役是中国军队首先发起的，在《论淞沪战役》一文中，他指出，“淞沪战役是中国方面采取‘先发制敌’的方针，首先主动地发动了向驻上海日军的攻击……这既是战前的预定，也是根据当时敌人的动向而决定的作战方针。”[15]显而易见，黄、马两位上述论断的都非中国军队打第一枪的问题，而是说中国方面首先主动地发起了淞沪战役。至于魏先生赞同的冯子超的见解，那说的是日本军队首先挑衅，即打了第一枪，从而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争。冯氏《中国抗战史》写道：1937年“八月十三日晨三时，日军向我闸北横浜桥以东及青云桥(路)一带守军开枪挑衅，我守军并未予以还击。到了九时三十分，日陆战八十七人图越淞沪铁路，冲往宝山路，我守军乃忍无可忍，当予猛烈还击。”淞沪会战就此打响了[5]44。在这里关于日本驻沪部队蓄意挑衅，首先向中国守军开枪的记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几十年来，大量的确凿可靠的历史资料已无可争辩地证实了是日军首先打响了进犯中国守军的第一枪。所以，以笔者之见，黄、马、冯三位的见解都是正确的，而魏先生误读了黄、马两先生的论著，把主动发起淞沪战役望文生义地误读为首先挑起战端打响第一枪，这显然是不妥的。 如果历史地考察一下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关于淞沪地区对日作战的战略和战役构想，就不难发现，其实在七七事变之前，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已基本上确立了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我方应在上海实行“先发制敌”的战役方针。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明确既定了淞沪对日作战的方针：“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长江、海岸阻敌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心攻击而歼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16]1936年10月4日，按照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令，负责统筹上海、南京地区国防战备和对日作战事宜的京沪长官张治中，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即已提出一旦上海形势突变，中国军队应主动进击驻沪日军的主张：“在事变之初，(我军)必先以充分的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澄锡线，亦属非宜。”[7]15这一作战指导思想，获得了蒋介石的首肯。后者还下令张治中为扫荡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预作筹划和准备。据时任京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史说回忆，“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张治中，如战事发生，我军应先扫荡这些据点及在虹口、杨树浦的日海军陆战队，使它无法策应登陆的日军。张治中命我拟订扫荡计划，我的主要设想是陆空军配合强袭，张批准了，转报给蒋。”[7]89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治中进一步申述并积极主张实施“先发制敌”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说：“这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次在淞沪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军，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7]17张治中本着这一战役作战思想，审察当年7月中、下旬的中日关系和上海的形势，于7月30日向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和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提交了上海对日作战我方“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的建议[17]259。蒋介石当即于次日复电，同意张治中“先发制敌”的建议：“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7]17由此可见，在八一三开战前的第12天，从淞沪战区的司令部到南京最高统帅部已一致地确立了“先发制敌”、主动发起淞沪战役的作战方针。虽然，后来在8月12日至18日之间，蒋介石出于对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曾有过三次短促的暂停进攻的处置，对实施先发制敌的方针有些延误，但从总体而言，首先主动发起战役进攻，围歼驻沪日军的决策并未改变。当然，蒋介石决定主动发起淞沪之战，有着内外远近诸方面的深刻背景，是在衡量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等各种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的抉择。 除了从中国军事当局的决策层面进行剖析外，对淞沪会战初始阶段的实际进程加以考察，也不难得出是中方首先发动的结论。事实上，自虹桥机场事件发生，中日双方在上海的谈判陷入僵局，南京统帅机关已清醒的作出判断：日军即将对上海发动进攻。决定在日本陆军师团到达上海之前，迅即主动发起在上海的进攻战役，首先歼灭日军驻沪部队。为此南京统帅机关当即下令在沪宁线一带待命的京沪警备司令部所部进军上海。8月10日，独立第二十旅主力奉命开抵沪郊。据旅长钟松回忆：“我于8月10日晚上10时左右接到命令，将驻在苏州的部队于8月11日清晨进入上海市郊的真如。”[10]8月11日，南京统帅机关正式决定向上海日本驻军发动进攻，当日其《上海作战日记》记述：“中央决心围攻上海。”并于当日晚做出以下部署：命令“张司令官治中率领第八十七、八十八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围攻。”同时决定，“令蚌埠之第三十六师星夜开苏州，归张治中指挥。”[18]263张治中后来回忆道：“8月11日下午9时，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7]19张治中乃于当晚下令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等部运用汽车和火车输送，快速挺进上海。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19]87。何应钦在会上表示：在上海“如果他(日军——引者注)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那就难了。”[20] 8月12日黎明之前，京沪警备军各部进抵上海市郊，向市区对敌围攻线推进，开始实行战役展开。第八十七师一部进驻吴淞；主力进至大场、江湾一带，当日上午前出江湾新市区之中心区，将进攻矛头指向虹镇和杨树浦日本海军陆战队沪东根据地。第八十八师主力进至真如、大场之线，准备前出江湾、闸北，将攻势指向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独立第二十旅一团由松江转进至南翔待命。炮兵第十团一部和炮八十团进入真如、大场占领阵地。原隶属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上海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以主力固守真如、闸北、吴淞和江湾新市区中心区，一部警戒沪南与沪西，掩护八十七、八十八师向围攻线推进。 其时，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及其部署，据张治中8月9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称：“总合各方情形，计陆战队官兵约5000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3000人，壮丁义勇队3500人。各种轻重炮约30余门，高射炮8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约20余辆；本日长江上游抵沪之日舰，计9艘，连原有在沪之日舰3艘，合计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约3000人。”①[18]251 8月10日至12日之间，日本海军加紧增调兵舰和陆战部队来沪，兵舰达30余艘，陆上部队达五六千人。日军的部署，置重点于东江湾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周围地区和杨树浦东端浦江沿岸的公大纱厂及其周围的军事据点。为收缩兵力，8月12日，日方自行放弃沪西中山路的丰田纱厂和戈登路(今江宁路)、宜昌路的同兴纱厂、日华纱厂的军事据点。 综上所述，八一三战争打响前夕淞沪战场的总体态势，呈现为以下基本特征。(一)日本军部和政府已确立进攻上海、攻略宁沪杭地区的决策，日海军已下达准备进攻上海的作战指令，陆军正在组建上海派遣军，准备开赴上海。中国最高统帅机关已发布围歼上海日本驻军的命令，京沪警备军已开抵上海市区附近围攻线。淞沪地区一场大战已是箭在弦上，处于一触即发之势。(二)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战场态势，日本海军舰队分布于黄浦江、长江末段水面和吴淞口内外海面，在水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处外线包围态势。然而在地面，中国军队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后续部队正在向战区调动，完全处于外线进攻态势，“当时我军兵力超过日方在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力约八九倍，进攻力量绰有余裕。”[7]43，相反，日本海军陆战队居于劣势，处于内线防御之态势。(三)日本陆军其时正倾注全力在华北战场作战，虽然在8月10日至11日已做出组建上海派遣军，调动2个师团出兵上海的决定，但部队动员、集结和经海上输送，至少需要10天时间才能到达上海。因而，日本陆军当局并不主张立即在上海开战。与此相反，中国军事当局鉴于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处于劣势，为争取主动，争取时间在日本陆军抵沪前将对方歼灭，因而决心立即发起淞沪之战。(四)日本海军当局特别是第三舰队视上海长江一带为其行使武力的范围，在亡华灭华的侵略野心驱动下，不甘心于落在陆军之后，急于在南方挑起战火。然而驻沪海军陆战部队仅凭它自己的力量无法在淞沪地区与中国军队打一场大的战役，直至八一三战争爆发，它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举行淞沪战役的全盘计划和部署。相反，中国京沪警备部队(8月13日改称第九集团军)已在八一三之前做好了围歼驻沪日军的战役计划和作战部署了。 面临着上述局势，南京统帅机关和京沪警备司令部乃按照既定的先发制敌的作战方针，抢在日本上海派遣军抵沪之前主动地发起淞沪战役，先就歼日本驻沪地面部队，摧毁日军在上海的陆上根据地，并尽可能地给其海军舰船和航空兵以打击，以便为尔后的淞沪作战构筑有利于我的良好基础。然而，张治中为了使我国在政治上、外交上立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力求避免中同军队先打响第一枪。8月12日早晨，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刘劲持和参谋处长朱侠当面向张治中建议不待日军开枪，在当天就动手攻打日军，“不料张治中回答说：‘委员长指示，等敌人先动手打我们，我们才能回击，否则国际舆论对我们不利。’”[7]43他要等待日军先打第一枪，然后立即发起进攻战役。日本驻沪海军部队既狂妄轻敌又鲁莽冒进，更不甘心落在陆军之后才动手，不待其国内陆军兵团到达，也未做好战役作战的准备和部署，更谈不到实行了战役展开，就以小股兵力向中国闸北驻军进行挑衅，先打响了第一枪。 8月13日上午9时15分左右，日军对闸北的武装挑衅，就日方而言本来是属于大战前的一次“火力侦察”和“火力搜索”行动[7]92，还不是作为一场战役的开端。然而战争形势的发展是不以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玩火者必自焚。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八一三淞沪战役由此正式揭开序幕。这第一枪是日本军队首先挑起的，中国军队随即发动进攻，主动发起淞沪战役，后来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下，又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历史事实是，淞沪之战开始之初，中国军队立于主动地进攻地位，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言，“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挑衅，淞沪抗战的特点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首先向日本军队进攻。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目标是，把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统统赶下海去。淞沪之战是蒋介石在华北战场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12]31[NextPage] 三、淞沪会战期间汉奸起了怎样的作用 魏先生的文章中，以“上海地区汉奸知多少”为题，论述了自八一三事变至上海孤岛时期的汉奸活动及其危害。在这里，对淞沪会战结束以后上海地区的汉奸活动和日伪政权问题，笔者暂且不论，先就会战期间的汉奸活动问题做些探讨。日本侵略者在进行淞沪战争期间，竭力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政策，以种种卑劣的手段和阴谋活动，笼络收买汉奸亲日分子，组织操纵汉奸团体，扶植汉奸傀儡政权，为其所用。沪战三月，随着日军占领地的日渐扩大，日敌先是在一些地方纠集汉奸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反动势力，拼凑“维持会”一类的汉奸组织，继而在市区的闸北、南市、浦东以及宝山、嘉定、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县组织名目不一的汉奸组织和傀儡政权。汉奸活动和傀儡组织的作用主要是：为日军刺探军情，搜集情报；在战地为日军探路、开道、架桥；为日本空军轰炸扫射指引目标；破坏我军的工事设施和武器粮秣；在居民区投毒、放火，散布谣言，扰乱后方；拉拢社会上各种反动、黑暗势力与日敌勾结，拼凑伪政权充当日方代理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在与日军展开生死交战的同时，京沪地区的中国军警部队、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和广大群众，持续不断地开展了反奸肃奸的斗争，给了汉奸势力以狠狠的打击，汉奸黄浚父子通敌叛国案的侦破就是其中一个显例。 然而，记叙这一史事，也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加以说明。近几年来，一些抗战史论者不顾事实地任意夸张汉奸的作用，甚至把少数汉奸的破坏作用夸大为决定某些重大战役胜败的关键，而误导读者。虽说任意夸大汉奸的作用与蓄意抹煞汉奸的罪恶，两者的出发点和本意是不同的，但都是有违于历史事实。因而，是不可取的。笔者以为魏文对于汉奸在淞沪抗登陆作战中的活动及其作用的叙述和论断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它大大的夸大了汉奸的作用，有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以下，我们以魏文着重论述的日军先后两地登陆作战为例进行讨论。 魏文说道：“考察上海战争，日军抵沪时，屡次登陆，均未得逞。后来得到汉奸之助，突破了中国的防线，日军获得了立足点，其援军不断开来，战争形势因而逆转。”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上海战争”，那么不能不说，魏文的上述叙述和论断是没有根据的子虚乌有之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综观淞沪会战的全过程，历次日军登陆作战，可以说没有一次是因为“得到汉奸之助，突破了中国的防线”。无论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登陆战，包括1937年8月下旬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在宝山县境长江沿岸川沙口、石洞口、狮子林和吴淞、张华浜等地的登陆；9月间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零一师团在吴淞、张华浜、虬江码头等地的登陆；同年11月上旬日本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峙支队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一带的登陆；以及11月中旬第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在常熟附近长江白茆口、浒浦口的登陆，都从未发生过如魏文所说的“屡次登陆，均未得逞”的情形，更没有出现过什么“得到了汉奸之助，突破了中国的防线，日军获得了立足点”，从而导致中方“战争形势的逆转”的战况。不知道魏文的上述说法根据何在?而拿来说事的史料是否可靠。 魏文在作出上述判断之后，着重以日军在宝山川沙口、石洞口登陆和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两次登陆作战为例证，用以说明由于汉奸的作用遂使日军登陆得逞。然而这两次日军登陆与中国军队抗登陆作战的真实情况，都证明魏文无论在史料上和论断上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其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关于8月下旬日军在宝山川沙口等地登陆的战况，70多年来已披露过大量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样式的史料。中日双方的史书都有明确的记载，其基本情况已得到真实的再现。笔者以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的有关记载，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它写道：第三、第十一师团于8月20日前后在舟山群岛西北的“马鞍群岛集结，为了登陆时容易靠岸，都改乘了小舰艇”；“第十一师团于23日零时进入川沙河口海上锚地，5时在川沙镇以北地区开始了强行登陆，击退江岸敌人，于午后占领川沙镇附近，并准备攻击罗店镇”；“在第三师团方面，登陆掩护队于22日半夜在海上分乘汽船，由驱逐舰前行，以舰炮射击压制敌军，23日3时，在吴淞铁路栈桥附近强行登陆，驱逐江岸之敌，进入军工路一线，师团主力跟随登陆，逐次向西南方扩大战果。”以上“两师团的第二梯团继第一梯团之后，于23日午后至24日登陆参加了战斗。”[11]348—350 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击退敌军而让日军登陆得逞呢?其时，张治中指挥的第九集团军正倾注全力在虹口、杨树浦围攻区，战局艰险而陷于僵持状态，陈诚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刚前出太仓、罗店之线以西地区，离宝山长江沿岸尚远，以致并无有力部队防守江岸。从浏河口、川沙口、杨林口、石洞口、狮子林至宝山城一线几十公里的沿江防地，仅仅部署了战斗力较差的第五十六师分兵把守，无以形成坚强的抗击力量。在日军第十一师团登陆的要点地带川沙口、石洞口、狮子林，防卫兵力十分薄弱，据张治中回忆：“那里的守军仅有第五十六师步兵一个连(因兵力不够支配，这里只配了一个连)。”[7]25同样，在吴淞和张华浜也只部署了从未打过仗的上海市保安总团之一部担任防守。中国守军江防如此虚弱，对日军登陆行动事先又毫无觉察，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日军武器精良，配置有各种登陆装备，又经过充分准备，以重兵集结突击抢滩。更为重要的是日方拥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舰炮的猛烈轰击和空军的轰炸扫射，对岸上守军造成致命的威胁。由此可见，当时守军要在长江沿岸拒止日军登陆、打退日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真实情况，完全不是像魏先生说的那样“日军抵沪时，屡次登陆，均未得逞”，而是相反，每次登陆无不是一举得逞。 然而，在魏先生的笔下，日军之所以登陆成功，被说成为汉奸的配合协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魏文说道：“日军于8月25日以石洞口即(小川沙口)为孔道登陆成功了②。石洞口江水距岸三、四里，平时泊有渔船140余艘。渔民对江边水陆交通极为熟悉，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淡薄，受当地汉奸的煽惑，由日方维持其生活，全部渔船资敌利用，乘潮水大汛，水岸相接时，沙船登陆方便，乘夜里偷渡登岸，随即向罗店镇进犯。”照此说法，沙川口、石洞口一带在汉奸的煽惑之下，有多达140余艘渔船及其渔民受日方收买，渔船全部资敌利用，遂使日军登陆得逞。此说的根据何在?据笔者调查，魏文此说依据的史料是上海《申报》1937年8月28日《夕刊》发表的一则消息。这是一则并无确切来源的消息，其开头称“本报记者视察战区……据某军官言”云云，随后披露了魏文引用作为依据的材料[21]。其中为申报记者提供信息的“某军官”也是无名无姓的，但不论这位记者和军官披露这条消息是出于何种目的，这则消息所说的宝山140余艘渔船协助日军登陆是子虚乌有之事，这是确定无疑的。 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的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份可靠的史料记载宝山川沙口一带有140余艘渔船资敌，协助日军登陆之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市宝山县(今宝山区)地方史志机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等单位以及许多上海抗战史的研究者，作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包括对各类文字材料的查阅和当地亲历者的访问，绝无发现有魏文所说川沙口、石洞口渔民在汉奸的煽惑下为登陆日军效劳之事，在狮子林，张华浜等登陆地也未有类似情形发生。而且，当时川沙口，石洞口几个小村的渔船总共只不过20艘上下，所谓140余艘云云纯属虚构；而所谓当地渔民由“日方维持其生活”云云，更是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同时，由日方的史料也可以证明，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在宝山、吴淞登陆时，并未利用过当地渔民的渔船。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记载，“两个师团……为了登陆时便于靠近陆地，乘坐大舰艇的部队都换成小舰艇”[22]13，靠近江岸后，士兵涉水抢滩上陆的。 魏文着意叙述的所谓得到汉奸的协助，遂使日军登陆成功的另一战例是金山卫登陆战。魏文写道：1937年“11月5日，日军由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之全公桥(系全公亭之误——引者注)、金丝娘桥、金山咀、柘林等地登陆，袭击淞沪战场侧背，造成上海成为孤岛，也是得力于汉奸的帮助。当地耆绅为敌通风报信，敌扣留利用大小流船(系沙船之误——引者注)数百艘为其运输始能得逞。”历史事实果真是如此吗?非也。日军第十军3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在金山卫及其东西一带海岸登陆成功，从敌我两军的基本要素对比和战场环境而言，是因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高度悬殊，日军在兵力、武器、火力等各方面无不占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登陆作战开始时，杭州湾北岸金山、平湖沿海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1个团，他们面临的日本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就达2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共约50000人的兵力；日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守军则是战斗力较差、装备简陋的地方部队。而且，日军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为依托和强有力的空军作掩护，中国守军既无海军又无空军，在近30公里的海岸线上能够参战的炮兵也只有区区1个连队。日军登陆作战经过1个月左右时间的准备和组织，中国守军直到日军登陆上岸战斗打响时还蒙在鼓里，事先毫不知情。依战场地理而言，金山卫及其东西一带岸线硬滩居多，适宜于登陆日军抢滩推进；向内地势平坦且开阔，利于敌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运动和兵力展开，而对于守军则无任何天然屏障可资凭靠。在上述诸方面条件之下，中国守军绝无取胜的可能，抗登陆战斗的失败快速而不可避免。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们论析这一史事，如果置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的基本条件于不顾，却毫无根据的突出强调汉奸的作用，这不但有违历史真相，而且也不可能从中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而启迪后世。 那么，魏文所说“当地耆绅为敌通风报信，敌扣留利用大小沙流船数百艘为其运输”是否确有其事，答案也是否定的。据笔者了解，几十年来没有一件可靠的史料有这样的记载，许多杭州湾北岸战场的亲历者也从无一人说过如此史实。当时日军登陆过境的的江苏省金山、奉贤两县(今属上海市，改设为县级区)和浙江省平湖县(今改县级市)的地方史志机关，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曾对日军登陆杭州湾北岸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均未发现当年日军登陆过程中(1937年11月5日至10日)有“当地耆绅为敌通风报信”之事，更无什么为敌“提供大小沙船数百艘为其运输”兵员登陆的事情。事实上，仅凭几个区区“耆绅”汉奸分子，要在短短三五天中征集到数百艘沙船也是极少可能的，况且当地已驻守有第六十二、六十三师部队和警察保安队，负责当地巡逻，汉奸分子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调动数百艘船只提供于日军的如此大规模的活动。魏文所说的历史情节，从一般常情来说也难以令人置信。至于日军登陆使用的船艇，据《金山县志》记载，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等六师团、第十八师团和国崎支队分乘运输船155艘，在金山卫东西15公里沿海登陆。这150余艘作为换乘靠岸登陆的小型船艇是随同负责海上输送第十军的第四舰队一道，在11月4日夜由东海进入杭州湾金山卫海面的，也就是说并非是在当地临时征用的[22]728—729。[NextPage] 四、怎样评价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功过是非 魏文第六节提出的是关于“上海战争的经验与教训”问题。然而，通览这一节全文，笔者发现，魏文并未对淞沪会战的经验教训进行探讨和分析。事实上，魏文这一节的主旨和基本内容是抨击和批判蒋介石在淞沪会战时的错误及其责任。 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功过是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研究淞沪会战不应回避蒋介石与淞沪会战的关系，需要研究蒋对于这次会战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淞沪会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影响之下，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中心，全国各爱国党派团体，中央和地方各系抗日军队、各界爱国民众以及海外侨胞，在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基础上发动和进行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波澜壮阔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配合之下，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声势浩大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会战，终于发动和开展起来了。如果没有上述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有这一伟大会战的发动和坚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在淞沪会战中居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与这场会战的关系至关重要。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对于淞沪会战既有功，也有过。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后，终于放弃了以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联共抗日，走上对日抗战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领导和指挥淞沪会战，是蒋介石这一历史性转变在抗战初期最重要最集中的表现。蒋介石定下了发动淞沪会战的决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时，蒋介石毅然决然地决定主动发起淞沪战役，在华东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全国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作出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决策，其中蒋介石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自始至终领导和指挥了淞沪会战，是这场大会战的最高领导者和指挥者。在淞沪会战期间，蒋的抗战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和努力的。他檄调黄埔系中央军基本力量和空军、海军投入淞沪战场。积极主动调整和改善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刘湘、龙云、何健、余汉谋等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动员和组织地方部队出兵上海，川军、桂军、粤军、湘军、黔军、鄂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都纷纷登上淞沪战场，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举国一致反对外敌入侵的宏伟局面。这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是整个民族觉醒和民族凝聚力空前上升的一大表现。在作战指挥上，蒋尽管犯有不少错误，但也应当看到他也有过正确的谋划和决断，起过好的作用，是一个既有正确的决断和指挥，又犯了若干严重错误的决策者和指挥者。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主要错误在： 一是在会战中实行了单纯防御即专守防御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之下，战役战斗的作战方针上采取的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如此方针导致几十万中国军队被牢牢地困死在分散的阵地上，死守战壕，摆着被动挨打的架势，消极地等待敌人来攻，并与之死拼消耗。整个会战期间，除了最初的虹口和杨树浦的市区攻围线，10月的南翔以东蕴澡浜南岸短暂的反击战以外，几乎只有战术性的反击战，从未进行战役性的反击战，打的都是战役战斗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从未举行在战役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完全处于战略战役上的消极防御态势。这就使得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丧失主动权，不可能主动创造和捕捉战机，在一个个具体战役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相反的却使自己一天天的付出比敌人高出数倍的消耗，而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23]475 二是采取阵地战方针。蒋介石不顾敌我双方各方面的状况和条件，主张并要求实行深沟高垒、步步为营、死守硬拼的阵地战。8月18日，蒋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号召“要固守阵地，坚韧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24]1148在阵地战中，中国军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手之力，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未击退西进南下之敌。10月间以大场攻防为中心的十月会战，蒋介石依然热衷于阵地的不计代价的死守，达到了阵地战的最高潮。中国军队左翼集团和中央集团的主力40余个师投入以大场为中心的蕴藻浜、走马塘中间地带的狭小阵地上，兵力密度之大为中外战史所罕见。几十万大军在日军优势火力之下倍受摧击，平均每日伤亡不少于万人。10月28日苏州河以北阵地战已告崩溃，蒋在松江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依然强调“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24]1179 10月阵地战高潮，中方损失兵力约近一半。阵地战方针违反了有什么军队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的一般原则，在部队状况、武器装备和地理条件都不适宜打阵地战的上海近郊坚持打旷日持久的阵地战，这无疑是一个严重错误。 三是实行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蒋介石和南京最高统帅部在八一三抗战前夕已确定全国对日作战的总战略即基本战略是“持久消耗”。实行这个总战略的战场作战方针，在战役战斗中应与此相反，实行战略持久战之下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方针，方能克敌制胜。但是，蒋介石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同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想从国际形势的变局中寻找出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利害关系着眼，一再等待苏联对日开战，又期待英美法等西方大国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干预中日之战，而多次拖延上海战局，以致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战斗上的持久局面。从而一再贻误战机，多次丧失调整战线转移阵地的有利时机。 四是对于淞沪战场南北两翼毗邻杭州湾和长江的凸形边境疏于防范，是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日本上海派遣军八九月间在淞沪战场的长江南岸登陆得逞，已暴露出统帅机关忽视了抗登陆作战问题。特别是在日军最易实行战役展开，从上海西南方面对淞沪战场形成迂回包围之势的杭州湾北岸这个战略要地，未引起统帅部的重视，未作出应有的防御部署，以致日军第十军在金山卫一带轻易登陆成功，造成淞沪抗战的最后失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后来蒋介石自我反省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重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③ 五是决策和指挥淞沪前线大军西撤一再摇摆不定，多次延误战机，最后又仓促下令，以致这场大规模撤退演变为一场纷乱失序的大溃退。刘行失守前后，蒋未能接受陈诚、张发奎等人的建议，主动调整战线，是丧失退却的最佳时机于先。大场陷落以后，形势虽比以前大为不利，但迅速实行后退吴福、乍平嘉既设国防线，仍不失为有利于我的明智选择，但蒋左右摇摆，为配合九国公约国家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仍然不接受白崇禧、刘斐等人的退却建议，却下令在沪西苏州河南岸实行固守，这是丧失退却有利时机于后。殆至日军金山卫登陆，敌军南北两翼迂回的态势业已形成，蒋未能接受陈诚等人的立即调整战线的建议，仍要求“再坚持三日”[26]，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次比较有利的退却开始时机。直到11月8日，蒋才下令全线西撤。退却的命令突然下达，仓促实施，造成全军一片纷乱，以致西撤大军队伍失控，一路溃退，损失极为严重。 任何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淞沪抗战离当今已经有70多年了，对于这场会战及其领导者的功过是非的评价，治史者宜立足于现时代的高度，冷静地审视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各个方面的史料和以往的经验，以更加理性和更为科学的态度，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历史问题作“再评估再认识”，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才是正道。[NextPage] 注释： ①在张治中此电发出后的8月10日至12日的三天里，日本海军连日增兵上海，至八一三开战时，驻沪日军的兵员、兵器和舰艇数量均有相当的增加。 ②这里对日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记述有误。登陆时间应是8月23日至24日，地点在川沙口、石洞口、狮子林等处，川沙口与石洞口系两个地方，两者东西相距约四五公里上下。 ③蒋介石.省克记，原稿，该稿摘抄自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此段文字转引自杨天石：《一九三七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年》，《蒋介石真相之二——奋起：抗战及战后》，第077页。 【参考文献】 [1]魏宏运.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几个认识问题[J].民国档案，2011年(4).本文以下凡是引述该文内容，其出处均简称“魏文”，不再一一注明。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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