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浅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
历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但是，许多时候，许多历史学家看不起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科学家不能够完善描述历史事实，甚至误读历史。而随着社会科学的逐渐进步，许多社会科学家也开始看不起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看不到历史背后的“规律”。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局面。事实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应该相互支持，但又相互监督，这样才能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知识进步。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不同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历史只是人类社会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按照科学实在主义（scientific realism）的理解，我们的真实世界有三个层次：真实的（real）、事实的（actual，比如历史events/事件）、经验的（empirical，指我们的个人经历）。经验领域只覆盖我们的经验（experiences），事实领域只覆盖我们的经验和具体的事件（它们可以被我们描述）。而真实领域则包含经验、事件和（因果）机制（mechanisms）。显然，真实领域包含事实领域，而事实领域包含经验领域。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因果机制这样的真实，只有科学活动才能够捕捉（或发现），而不可能直接靠观察和记录就能得到。我们只能先归纳事实，逻辑揣摩，然后通过科学研究才能确定因果机制的真实存在。
历史学通常只关注事实的（actual）这个部分，而社会科学则关注真实世界所有的三个层次。也就是说，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对象尽管有重叠，但却是不同的。而正因为如此，尽管历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因为历史学提供一部分“社会事实”，所以我们都必须读很多历史），但历史学不是社会科学，至少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如此。
也许历史学家会说，他们也关注真实部分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和结构（structure）。但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对获取关于这部分真实世界的知识的方法使得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仍旧不同。
社会科学遵循下面的一个基本特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what），问出一个为什么（why）的问题？也就是说，仅仅是陈述某一个（历史）事实是社会科学的第一步，而不是终极目标。这也就意味着，仅仅是陈述历史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更重要的是，对于为什么（why）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回答方式是：什么样的因素（what factors，包括situations）、加上什么样的机制（what mechanisms？）、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how，sequences、time）导致了一个（发生或没有发生的）特定社会事实【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也是一样的】。而为了要获取这样的答案，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非常像自然科学，因为社会科学中最最核心的方法是比较，而且是“有对照的（controlled）”比较（大致也可以叫“structured & focused”的比较）。这种“有对照的”比较，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研究，其核心都在于对于不同的事件和案例问同样的问题，并且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证据。
更进一步说，“有对照的”比较对于社会科学的作用好比是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室里的有空白对照的实验对于自然科学的作用。正如没有“有对照的”实验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自然科学一样，没有“有对照的”比较，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社会科学。这一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尽管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因为社会科学的“有对照的”比较不是真正的实验室的实验，社会科学中的“有对照的”比较是一种近似或者逼近自然科学的实验。
社会科学对于“有对照的”比较的高度要求（或者依赖）基本意味着，除了利用一个案例来证伪某一个假说的尝试（critical test）之外，任何单一案例的讨论通常都不是好的社会科学。而相比之下，历史学家通常都是讨论单一案例：历史学家对一个社会事实的“解释”通常的方式是：A+B+C+D+E导致了某一个结果。即便历史学中存在比较，通常也不是“有对照的”的比较。
好的社会科学家非常尊重历史，但又和历史学家阅读历史的方式不同。社会科学家从历史归纳出一些东西，加上逻辑推理，来发展一些包含了因素和因果机制的理论，然后又回到历史中区寻找支撑理论的证据。社会科学家显然也可以非常精细地读很多历史，包括一些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历史。此外，好的社会科学还可以探究并且运用比历史更遥远的社会事实。毕竟，到了上古时期，历史学无济于事，而是考古学和考古人类学的领域，而社会科学不仅可以运用这些知识，还能够促进考古学和考古人类学的发展。比如，社会科学家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将运用考古学、考古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的知识，从而来理解人类社会如何从一个无战争的世界演变成为一个战争变得普遍和残酷的世界。
历史学和“治国术”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经学和史学垄断了我们对社会的理解。这使得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够提供真正的“治国术”。从科学哲学上来看，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是否定的：休谟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归纳永远不可能确立关于因果关系的真正知识。而只有包含了因果机制的知识才能够允许我们相对成功地调节或管理社会。就像在不知道“氧化”这一化学机制之前，我们无法很精细地防腐和防锈一样。同样，在知道生物进化的“突变-选择-遗传”机制之前，我们也无法精细地通过基因工程来改善物种。
另外，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够提供真正的“治国之术”是基于对归纳法的坚信：他们事实上假定过去、现在、未来可以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而显然，这是不成立的：尽管过去、现在、未来是连续的，但是系统可以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正如生物世界的演（进）化的一样，社会也是不断演（进）化的。社会的这一特性也就意味着从历史中归纳“治国之术”受到高度的限制。而只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能揭示这种体系和个体演化的过程和机制。
因此，读历史是管理社会的必要（也是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必要），但绝非充分条件。只有好的社会科学才能够提供恰当的治国之术，或者说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或者技巧，因为只有社会科学才能够真正探究支撑社会事实和我们的经验的机制性的科学理论知识。而只有这样的知识才可能提供管理技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谓的“用技术管理国家”中的技术显然主要指的不是历史学知识，而是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承认，在任何一个时空下，我们的知识都是不完备的，所以，我们不能希望大规模的社会工程能够成功。
结语
本文的目标不是贬低历史学，抬高社会科学，也不是呼吁历史学拒绝社会科学。恰恰相反，本文开宗明义地强调，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应该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更具体地说，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家的作用至少有三：1）提供一部分的社会事实，但仅仅是一部分（或者说，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点历史感）；2）提供理解某些历史进程的独特理解 。但是这些理解都是一个独特的，且通常是没有因果机制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看成是“proto-theory”，但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3）告诉，或者不断提醒，社会科学家不要忘记历史，扭曲历史。
而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对历史学家的作用也有三：1）提供对历史的更加广义的理解，特别是那些包含了因素和因果机制的理解：这些理解对于深入理解历史是绝对必要的。同时，社会科学家应该欢迎并且鼓励历史学家运用这些知识来理解历史，从而增加我们理解历史的维度和视角；2）提供阅读历史的新方法。比如经济史现在都在使用一些计量经济学发展的方法。3）告诉后者，不断提醒历史学家，历史永远只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历史归纳肯定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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