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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929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告一段落。两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出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出现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旨归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成为20世纪前半纪史学两大主干之际，却遭到了某些玩弄“历史哲学”名词者的否定，说“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的两派圈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①。“辩证革命”出于政治原因姑且不论，欧西“经验事实”实即针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办所方针，说什么“竟有人主张‘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篇，《集刊》第一本第一分页三）”②云云。 首先，应当客观、完整地审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留学期间，傅斯年看到“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响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还是各种的专语学“在现在都成大国”。而这些学问发达甚早的中国，却出现了“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的窘境：不仅不能去扩张材料，就连大自然留给的出土物“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或“任其搁置”。特别是“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面对如此状况，决计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光大“有光荣的历史”的中国历史学、语言学： 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这里说得非常明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置，是要用中国境内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借用欧洲的先进研究方法做出新的成就。所以，在最后明确提出： 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同时强调： 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是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 这段文字有几点很少为人注意或提及：(1)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达，“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就是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而已。(2)“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以免“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带进“乌烟瘴气”。(3)“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得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为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有三方面的情况制约着其制定办所方针，不应当无视或忽略。 其一，在“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的办院总则下，“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今者决意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为有艾。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响”③。据此，不能把历史语言研究所要“与各自然科学同列”的所谓“科学史学”简单地归结为傅斯年一人的认识，这是由中央研究院办院总方针决定的，傅斯年只是积极赞成并身体力行者，两者应当区分清楚。 其二，在观念方面，如何炳松所说，“吾国学者正在厌故喜新之时，露有急不暇择之态”，对西洋史学原理“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几无一足当义例”。④在这种情况下，是把历史语言研究所办成宣传某种思想观念的部门，还是办成学术研究机构？是紧跟形势为当局制造舆论，还是“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恐怕任何一个学问家或有学问眼光的政治家都不希望是前者！唯此，只有“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⑤，才是最为切实可行的抉择。否则，就会让“乌烟瘴气”充斥进来，遭“妄自生事之讥诮”，不成其为学术研究机构了。 其三，在材料方面，如傅斯年本人感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面对此情此景，将何以对？只有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才能够使历史语言研究所安身立命，实现其“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的变革。 客观历史雄辩地证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上述抉择是正确的，在“歧路旁皇，莫知所止”的情况下，“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才得以保存下一块学术“净土”，通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使得有关新石器时代、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西夏学、清史的众多史料不再“坐失毁亡”，并取得诸多划时代的重大学术成果，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作出无可替代的业绩。 在弄清办所宗旨之后，再来仔细检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业绩。 最初设想，两年内设立九组。历史五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四组：汉语、西南语、中亚西亚语、语言学。1929年迁北平后，正式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别以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主任。 1.最能体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精神的考古组 1937年12月14日考古组在长沙清溪阁二楼举行离别宴，参加者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燿、李景聃、李光宇、石璋如、王湘、祁延霈、胡福林、高去寻、潘悫、杨延宾以及魏喜臣、胡占奎、王文林、李连青，被视为是考古组“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国仇组恨终身难忘”⑥。刘燿，赴延安后改名尹达。胡福林，即胡厚宣。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写道：“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邺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 在设想的“求新材料”的发掘中，以殷墟发掘成就最为瞩目。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15次发掘，系指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侯家庄西北冈发掘3次。此外，殷都近郊遗址发掘，后冈4次，大司空村、四盘磨各2次，侯家庄南地、侯家庄高井台子、武官南霸台、武官四面碑、秋口同乐寨、范家庄、王裕口及霍家小庄各1次。 殷墟以外，与河南省联合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先后在浚县辛村发掘4次，在浚县刘庄、大赉店，山彪县，辉县琉璃阁、毡匠屯、固维村，巩县塌坡、赵沟、马峪沟，广武陈沟、青合，永城造律台、黑孤堆、曹桥各发掘1次。与山东省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先后在历城城子崖发掘2次，在滕县安上村、曹王墓、王坟峪，日照瓦屋村、大孤堆各发掘1次。 抗战期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考古组与其他文化团体合作组织西康古迹考察团、苍洱古迹考察团、川康古迹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等，调查发掘过西南、西北的一些地方。 殷墟发掘，有两大重要成就影响着此后的考古学与历史学。 第一，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1921年、1923～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先在河南渑池仰韶发见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存，为代表中国远古的一种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后将“甘肃远古时代”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六期。1943～1947年，又陆续发表、出版《中国史前史研究》、《朱家寨遗址》、《河南史前遗址》，其同事比林—阿尔提发表《甘肃齐家坪与罗汉堂遗址》，“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他的旧说在我国的影响尚未清除，其新著却又在我国一部分历史学者中发生了影响”⑦。就是说，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话语权长达20多年都在以安特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外学者手里。 国人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科学考古，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发掘西阴村遗址，发见和仰韶相同的文化遗存，梁思永将其部分陶面加以分析，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的陶器》(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si-Yin Tsun，Shansi，China)。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在山西万泉发掘荆村附近遗址得有仰韶文化遗存，1934年徐炳昶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得仰韶文化遗存。除此而外，以下均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 1928年秋董作宾等开始发掘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北地，至1937年夏共发掘12次。1930年于小屯期（殷代遗存）堆积之下发见龙山文化遗存。 1930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发掘城子崖遗址，1931年秋后继续发掘，遗物和仰韶村遗存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处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乃有“龙山文化”这一新问题。梁思永在黑龙江的昂昂溪作发掘，著有《昂昂溪史前遗址》。 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县西高楼庄后冈作考古发掘，得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堆积关系，著有《后冈发掘小记》及《小屯龙山与仰韶》两文，使“小屯、龙山与仰韶各期之时代的系列问题，得到了固定的具体的观念。以这遗址各期的文化遗存作基石，精密的去考究中国所发见的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则它们的先后系列不难找到”⑧。 1932年吴金鼎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掘村北高井台子，发见龙山与仰韶两种文化的堆积关系，著有《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及《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⑨河南古迹研究会在浚县发掘辛村及大赉店遗址，刘燿在大赉店遗址中复得龙山与仰韶两者的堆积关系，著有《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 1933年石璋如、王湘在河南浚县刘庄发掘附近遗址，得龙山与仰韶的层位关系。 1934年和1935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同乐寨附近，亦得龙山与仰韶两者的堆积关系。郭宝钧在河南西部广武的青台发掘，得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 1936年梁思永、祁延霈、刘燿在山东日照两城镇西作考古发掘，得龙山文化遗存及同期的葬地，陶器收获最多。李景聃在河南永城王楼黑孤堆发掘，得龙山文化遗存。 1937年7月刘燿完成研究论文《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得出的结论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之文化遗存”；“安特生先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间问题正多，不得遽为定论。”⑩ 抗战时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被迫中断。夏鼐1941年回国为考古组副研究员，1945年完成其成名之作《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从地层上的证据证明8年前刘燿关于齐家文化不可能早于仰韶文化的论断。至此，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的错误认识，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错误分期体系得到彻底清算。 总归一句话，经考古组梁思永、刘燿、夏鼐实地发掘与科学研究，突破了安特生旧的错误分期体系，开始建立新的科学的分期体系，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话语权逐渐回归国人。 第二，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殷墟15次科学发掘，出土甲骨24832片，是自甲骨出土以来空前未有的重大收获。在这一轮科学发掘中断之后不久便有了“卜辞研究，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11)的著名断语，而“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则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有着密切的关系。 “彦堂”董作宾是科学发掘殷墟的主持人和重要成员，1928年秋往殷墟调查、试掘，1929年1月编成《新获卜辞写本》，并作《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若干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已在这试验的发掘中列出”。此间，陆续发表《商代龟卜之推测》、《大龟四版考释》、《卜辞中所见之殷历》、《甲骨文断代例研究》、《骨文例》等。所谓“区其时代”，即甲骨文断代研究，提出甲骨文分期的十项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将甲骨文分为五期：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同时，将龟腹甲划分为中甲、首左甲、首右甲、前左甲、前右甲、后左甲、后右甲、尾左甲、尾右甲九个部位(12)，根据龟甲刻辞研究，得出甲骨刻辞文例：“沿中缝而刻辞向外者，在右右行，在左左行。沿首尾之两边而刻辞者，向内，在右左行，在左右行。”(13)又据兽骨刻辞研究，得出龟版刻辞文例：“凡完全之胛骨，无论左右，缘近边两行之刻辞，在左方皆为下行而左，间有下行及左行者。在右方皆为下行而右，亦间有下行及右行者。左胛骨中部如有刻辞，则下行而右，右胛骨中部反是，但亦有下行而右者。”(14) “鼎堂”郭沫若的三部甲骨文著述——《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不仅与考古组殷墟15次发掘遥相呼应，起讫时间同步，而且起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将国内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相关研究“从速推广”到海外。其间，正值社会史论战高潮，郭沫若关注殷墟发掘，喜悦、急切、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几乎置社会史论战于不顾。1929年10月31日致函容庚：“李济安阳发掘，是否即在小屯，发掘之结果如何？可有简单之报告书汇否？仆闻此消息，恨不能飞返国门也。”11月16日再致函容庚，肯定“小屯实一无上之宝藏”，建议“应集合多方面之学者，多数之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发掘，方有良效”，希望“急欲购置一部”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15)1930年2月1日，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卷末《追论与补遗》写了《殷墟之发掘》一则短文，称“董君于1928年冬从事殷墟之发掘……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16)。同日致函容庚，以“安阳第二次发掘复有所获，闻之雀跃，将来如有报告书汇出世，急欲早读。尺二大龟契字是否乃系卜辞，此等古物，弟意急以从速推广”。1930年2月16日致函容庚：“董彦堂《新写本》如发表时，望兄代为营谋一份。”9月6日致函容庚，问“《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不识已出否？甚为渴望”(17)。“恨不能飞返国门”、“急欲购置”、“闻之雀跃”、“急欲早读”、“甚为渴望”等语，表达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不言而喻。 容庚时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特约研究员，自1929年8月27日至1935年11月28日，郭沫若给容庚写过56封信，从“未知友”发展成“文字交”：郭沫若提出需要的图书或器铭，容庚全力保证提供，郭沫若又一连推出《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及《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七部金文著述。 通过容庚，郭沫若与傅斯年有过两次间接关系，与董作宾有了书信往来。与傅斯年的两次间接关系，使傅斯年知道郭沫若有《甲骨文释》（《甲骨文字研究》初名）、《两周金文辞大系》两部著述。与董作宾的书信来往，成为鼎堂、彦堂“十年神交”的开始。围绕《卜辞通纂》，鼎堂、彦堂的交往最为频繁，这在《卜辞通纂》序、后记、述例、书后有清楚的记录。《序》以纂录之初原拟作《卜辞断代表》，“继得董氏来信言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之作……故兹亦不复论列”。《后记》有“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例研究》三校稿本相示……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等语。《述例》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之博士及董彦堂氏以新拓之《大龟四版》及《新获卜辞》之拓墨惠假，并蒙特别允许其选录”。“别录一”录入大龟四版拓本同时，录入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用摹本发表的甲骨精品22片，“从速推广”到海外，及时反映殷墟科学发掘的最新成就。《书后》几乎都是与董作宾交往的内容，不再赘述。《卜辞通纂》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后，郭沫若寄赠国内名单中有：“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董作宾氏三部（包括赠中央研究所者）”，即董作宾、考古组或李济、历史语言研究所或傅斯年各一部。一再嘱咐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先生函云，彼友欲购《通纂》，盼寄三、四部，并谓一切由彼负责，包括邮费。此事当无碍也。”(18) 《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先从判读卜辞干支、数字、世系入手，进而探寻其所显示的社会内容。这一“系统”的建立，既得以纠正罗振玉、王国维的错误考释，认识罗振玉、王国维未认识的字句，更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 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凭着对传世甲骨的细心观察和认真研究，即获得了与董作宾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关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前人不少错读。书中约有一小半是按甲骨原大小摹画片形，在相应位置作出隶定（即用今天的文字标识），不仅给初学者提供了方便，也有助于研究者减少失误。 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郭沫若虽然没有将其断代分期的探索系统化，但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却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记录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比较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通过缀合和互补，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的宗旨完全吻合，所以才被傅斯年列入考古与美术史领域“提名中不（应）忘了的”名单，并在《院士候选人提名表》“被提名人资格之说明”一栏写着：“郭君研究两周金文以年代与国别为条贯”，“其于殷商卜辞，分别排比，尤能自成体系，其所创获，更不限于一字一词之考订，殆现代治考古学之最能以新资料征史者，合乎第一项之规定。”这样，郭沫若才与考古组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一道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 2.“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历史组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1928)年度报告规定，迁移北平之后，“史学各方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第一组，主要工作三项：一是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二是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三是研究历史上各项问题，以材料定研究对象： 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19) 这一规定，确定了历史组的基本研究路向，也确定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1)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以编定敦煌卷子目录成就为最，以敦煌学研究成就最著。 1929年春邀陈垣“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至1930年3月完成《敦煌劫余录》，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刊行。“总目”依佛经种次汇编，排成目录，并在每经之下记其所有卷子数目。“正录”13帙，依“总目”著录的卷子数目，按佛经目次，先记每卷起讫、纸数、行数、品第，并在附记内迻录题记，兼及残缺情况。“正录”著录佛经、律、论、杂文396种，道经9种，摩尼教经1种，共计8527卷。“续考诸经”1帙，著录86种，为周叔迦从失名诸经中陆续考出者。又著录“俟考诸经”66种。 陈寅恪为之序，强调《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提出作“敦煌学之预流”的希望：“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20)此间，陈寅恪所撰专论敦煌经卷者多达12篇。经过各界“预流”和多方努力，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文书研究和艺术研究齐头并进。尽管当时未能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但“敦煌学之正统在中国”的理念却未间断。 (2)收购明清档案，整理明清档案，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8年春马衡致函傅斯年，请设法筹款收购内阁档案。接受陈寅恪建议，傅斯年致函蔡元培，以“其中无尽宝藏。……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21)。1929年9月组建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为委员，总其整理编辑之事。自1930年9月至1948年迁台之前，先后编成甲、乙、丙、丁四编，每编10册，共40册。甲编1930年7月至1931年7月出版；乙编1936年6月出版；丙编1936年11月出版；丁编1948年交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改由中国科学院出版，题名简称《明清史料》，时限“大致在明清之交”，取材原则从宽，凡“感觉其可供某事某义之参考，即以编入。与其过而废之也，无宁过而存之”(22)。编有年表，起明隆庆元年(1567)，讫清乾隆三十一年(1692)。 (3)整理居延汉简，是一项“不应忘记”的重要成绩。 1930年、1931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团员福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汉代张掖郡居延和肩水都尉辖区首次发现10000余枚简牍，谓之居延汉简。1931年运抵北平，1934年由北京大学与北平图书馆联合整理，参与其事者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时为历史组助理员的劳榦也参加到整理队伍行列。抗战事起，联合整理中辍。劳榦一人在四川南溪独力完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卷四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卷两册），分别于1943年6月、1944年9月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出版；因条件所限，均为手写、石印、线装，各300部。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释文之部排印出版（平装两册），附录劳榦《敦煌汉简校文》和《居延汉简考释简号索引》。 释文之部，改变了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分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类的做法，完全按照简牍种类排列，分文书、簿册、信札、经籍、杂类五类。直至1957年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60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增订本，才改以按图版排次。 完成《居延汉简考释》全书同时，劳榦按照历史组“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的规定，一连发表多篇著论，开拓出以居延汉简研究汉代历史的新局面。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与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亦可谓“简牍学之正统在中国”的两部具有标志性的代表。 3.西夏研究 西夏研究在语言组，1929年至1933年是语言组西夏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的四年。 自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发表，西夏研究一直为傅斯年所关注，先看傅斯年所写年度报告。 十九年(1930)年度报告最详尽，几乎逐月报告：三月王静如“成《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一篇，以西北方音，唐末日译汉音，《广韵》至《中原音韵》之分合论证西夏掌中珠汉译音质而较其藏译残文，条理俱合，足明西夏音及宋代西北方音之涯略。盖欲作西夏语与印支语族比较研究，必先明其音质，此其初步也”。四月王静如“研究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先考其刊印及组织。已定其为西夏仁宗乾祐年重造，经前有冥报传，序为兰山慧觉集，二者内地久付阙如，惟今日敦煌写经及突厥、吐蕃译经始见之，方译其传”。五月王静如“成《河西字藏精雕版考》一篇。考订北平图书馆西夏文藏经雕印之源流及其与番僧管主人之关系；复较于闽、粤、浙、杭诸版风尚之不同，明其刻本之时代，探芳号之异于宋、元，定其依乎盛教标目”。六月“王静如成《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一篇，据俄人Nicolas Nevsky所获照片以补罗本缺遗，版本考订除己意外兼采日人所论，并拟举新见之字加以考释，先付油印，以求教正”。十月“王静如拟集近年来本人研究西夏语史诸论文汇为《西夏研究》专刊，其第一号现正计划印刷，约12月初出版，要目为：(1)《河西字藏经雕版考》。(2)《新见西夏官印考释》。(3)《西夏国名考》。(4)《东汉西南夷白狼王慕化诗歌译证》（与西夏西藏语之比较研究）。(5)《西夏民族语言与夏国史料》（改定稿）”(23)。十九年年度总报告第四章研究之经过，有“王静如于本年内开始作西夏文金光明经全部之考释，约计下年度内可完成；又据中国古音发音部位不同之谐声字，与西藏、暹罗等语比较，以测拟上古复辅音之可能，关于西夏之研究，已编成为《西夏专刊》，第一期于本年内编成”。十九年年度总报告第七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增加物品总数一节有西夏官印拓本和王静如考释：“印背所凿文字为：大庆三年，即西夏仁宗之大庆三年也。若其纽上夏字，即是：‘弥’字，亦即元史中之‘于弥’或‘乌弥’，是为夏国自称之族或国名。”“各方研究状况”一节，介绍“国内人士研究文字书籍者”，首先提到王静如“研究西夏文字，鉴定馆藏西夏印二方，并代考释印文。本馆现已根据王君注释另加说明矣”。 二十年(1931)年度报告，“王静如除编辑《西夏研究》四辑，发表研究西夏史地语文之结果外，并作《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之语源试探》，及《释定海方氏所藏至元通宝四体钱文》等论文”。其年6月，《西夏研究》（第一辑），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正式出版。其中，收有陈寅恪《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谈经文译汉为夏的问题：金光明最胜王经译汉为夏，“凡中文原本之名词，其义同而字异者，但依字直译为夏文”；而大般若经残本“译者之旨趣与其所用方法，当有异于翻金光明最胜王经之人”。二者优劣得失，实为“翻译事业不易解决之问题”。 二十一年(1932)年度报告，“王静如继续考释西夏文，著有《西夏研究》第二、第三两辑（单刊甲种之十一及十三）。此两辑除对于金光明《最胜王经》(Suvrna-Prabhāsa)之藏汉夏三种译本加以考释外，并关于四川羌语，及敏尔雅克语在西夏语之比较立场上亦加以讨论。每辑约有三百页”。同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发表陈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称王静如的西夏研究“开风气之先，示国人以治国语之正轨”： 西夏语为支那语同系语言之一，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异同，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静如君始。然则此一卷佛母孔雀明王经之考释，虽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补订者，要已足开风气之先，而示国人以治国语之正轨，洵可称近日吾国学术界之重要著述矣。 遗憾的是，系统的西夏研究刚刚开启“风气之先”，便在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单刊《西夏研究》第三辑之后戛然而止，致使西夏研究之“正统”长期不在中国。 综上所述，历史语言研究所20年间形成了以追求“科学”、“客观”为目的，以扩充和整理材料为旨趣，以“求真”和“务实”为风格的研究集体，为历史语言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前半期，关于仰韶文化、敦煌研究、简牍研究、西夏研究以及与我国语言同系的他种语言研究，话语权大都掌握在洋人手中。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指引下，经过整整20年的努力，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仰韶文化、甲骨学之“正统”已在中国。敦煌学之“正统”正在回归中国。“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清史）的对象”，迄今依然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们所遵循着的方向。 这种“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虽然称不了“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却实现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初衷，比起那些想要“建立一个系统整然的历史哲学”，想让史学成为“阐天地造化，握人生国家社会枢纽的全体之学”而最终一无所成、被证明是在搞“骗人的把戏”的“空论”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注释： ①林同济：《形态历史观》，载《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6页。 ②朱谦之：《考今》，《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 ③(19)《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7页。 ④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1页。 ⑤《〈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11月）。 ⑥石璋如：《〈照林与侯家庄1001大墓〉附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⑦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⑧刘燿：《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1936年8月）。 ⑨据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度报告，吴金鼎1930～1932年为考古组助理员。 ⑩《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第281页；《北方杂志》2卷1、2期，第70页。 (11)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辅仁大学1939年版。 (12)《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 (13)《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 (14)《骨文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第1分。 (15)《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9页。 (1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卷末《追论与补遗》，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2页。 (17)《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4、51、69页。 (18)《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76、277页。 (2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第2分（1930年）。 (21)转引自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下）》，《大陆杂志》第11卷第6期（1955年9月30日）。 (22)傅斯年、徐中舒：《〈明清史料〉发刊例言》，《明清史料》甲编第1册。 (23)《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4月、5月、6月，7月、10月）第1卷第10、11、12期，第2卷第1、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