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边界淡化包含隐忧
今天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的密切程度空前。早在1986年，柯文曾经感慨中美研究者的隔绝状况已经打破：1977年他们还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到了1986年已经有成百的中国史专家在对方的国家里进行或长或短的研究，不知不觉，相互隔绝的局面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绝了。现在又20多年过去了。我认为，所谓海外中国学的边界正在消失，除地理学和国家界定的意义外，学术分野乃至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日渐地淡化，并将继续淡化。
这里面包含一些隐忧。海外中国学的边界一旦淡化，可能导致研究中国学的差不多都是华人。一方面，中国学者外语程度日益提高，对外交流日益便利；另一方面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华人和一些访问学者在国外人员构成中日益增加。重要的是，双方的研究方式、话语风格，在某些重要的范围内正在飞速地趋同。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历程，这种情况很明显地呈现出加速度的状态：海外中国学的一些新著作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海外中国学所提出的一些具有所谓模式意义的观点，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回响；学者们走马灯似地在各个国家间飞来飞去，香港、澳门、台湾学者和内地学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不但研究介绍所谓汉学或中国学，而且还有专门的机构出版了相关的书籍，历史上那些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也被旧货翻新，成为中国图书市场上比较好卖的新品。上世纪80年代走出国门的一批年轻人经过在国外20年左右的奋斗，近些年纷纷地回流。他们非常熟悉国外的研究见解和状态，很多人在国外获过博士学位，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出版了有影响的专著。这些研究世界史或称外国史的学者是在与国外的同行同步地进行他们的研究。这种情况当然与中国道路的成功相关，但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资本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学术研究的一体化。
目前，缺乏对这种情况的利弊进行预见性的分析。对它的利，大家都很乐观；但对它可能带来的弊，可能还缺少一些分析。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学者不仅可以空前方便地去海外获得资料，而且他们还可以有计划地批量购买各地的档案资料。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说冲击-回应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已经被打破了的话，那么这一模式在中外学者的交流中似乎还依然有效。就我比较熟悉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目前大体上还属于外国学者冲击、中国学者回应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还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即外国学者提出一种见解或观点，而我们随后予以回应。这种回应或者是赞成，或者是批评，总之是冲击以后的一种回应。除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外，似乎还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提出一种观念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普遍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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