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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华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起步于1972 年，兴盛于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历经40 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为丰硕、研究队伍最为广大的学科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民国史研究的开创者，由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是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和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2011 年7 月，《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成果，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共计36 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为此，本刊编辑部邀请几位在民国史研究领域造诣高深、学养丰厚的研究专家，就《中华民国史》出版的学术意义、其成就与不足、尤其是就民国史学科的当下发展及其未来走向，贡献他们的意见，俾可引发学界更多的思考与讨论，将民国史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对于专注于具体研究的人来说，总以为民国很长很长。即便是专攻民国的某一时段，也会觉得耗尽你毕生的精力也未必能称精通。但是，当你有一天跳出具体研究，以一局外人的目光来远看民国时，你突然发现，民国其实很短很短。 算上辛亥起义的时间，从1911 年10 月到1949 年10 月，只有38 个年头。你所研究的那么多形色各异的人，那么多复杂纷扰的事，其实都是在这38 年中活动着，发生的。不用说，38 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实在是短暂的一瞬。 然而，这38 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38 年。不妨试验一下，当你试着将民国屏蔽，而将1911年的中国与1949 年的中国径直对接时，你便会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对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差别如同隔世。晚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如此巨大的落差，便是中华民国走过的历程。中华民国是一个社会过渡的桥梁，中国社会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制国家，穿越初级资本主义的试验场，成为一个富有生气的人民共和国。如果说，这38 年的巨大变化，这38 年中的社会进步，超过了此前历史上380 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相信应该是能成立的。 这是一个充满着追求和扬弃的社会转型期。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还不多见的共和政体( 此时大国中只有法国和美国采行共和制) ，成为继法、美之后第三个实行共和制的大国。中国在政体设计上似乎一下子冲到了世界的前列。尽管有人把这个民国称为孕期未满的早生儿，尽管当时的人们对共和政体的运用确实还不成熟，但我们看到，两次企图在中国建立帝制的行动都很快归于失败，无论这个皇帝是满人还是汉人。这说明，帝制确实被扫进了垃圾堆。尽管一些人心中并未断绝专制的念头，但再也不敢公开采行帝制，不敢公然与民主为敌，“民主”成为一切政治势力都必须尊崇的名词，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民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大功一件。 然而，建立何种模式的共和政体，人们在摸索着，准确地说是在斗争着。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们实际上行使着主导权，但大多数时候国会的形式还存在着。国会既然作为合法性的符号而存在，对军阀政府则多少仍有些牵制。但这样的共和体制，不久便为人们所扬弃，因为至少在当时人看来，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荡已经说明，这一体制已无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久，北洋体制便被追求更高效率的更加集权的国民党党国体制所替代。然而，这一新的集权体制仍不能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而这一体制所易生的专制、腐败等弊端却迅速发展。终于，它又被一个更符民众期待、更具社会动员力的名曰“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所取代。 国共之争，是民国很长时期内政治斗争的主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统治权之争，其成败也不只是由这两个集团的努力所决定。当国民党初登政治舞台时，它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它在努力寻求救国之路。国共合作这一新的政治组合，释放出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能量。北伐战争的迅速进展便体现了社会对国共诉求的支持。然而，国共治国理念的分歧很快体现出来，并终于分道扬镳。此后20 年间，国共打了两场战争，国民党竟最终败下阵来。在无数的偶然因素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必然呢? 国共之争，实际上是中国的两条发展道路之争，胜利者的选择体现了民心所向。 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金銮殿上龙椅的搬走，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既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被打倒了，还有什么不能想，还有什么不能干?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各种思想的引进与交锋，实乃转型社会的必然场景。人们在各种舶来的思想中寻找着适合中国的( 有时是适合自己的) 思想体系。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短暂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与伸张，是民国时期不可忽视的特色。虽然专制意识与君臣意识在民国社会仍顽强地存在着，但公民意识日渐形成，不仅流行于知识阶层，也深入到工商业者等城市阶层，甚至传播到农村社会。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反独裁争自由的力量，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重要同盟军。这一时期，思想者的主要群体———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现代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传媒业的扩展，使公众舆论具有了古代所不能比拟的威力。 民国时期，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也令人惊叹。晚清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低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签订了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若干国家主权掌于他人之手。可以说，中国已沦落到国际体系的底层。这样的外交困境在民国初年并没有得到改善，以致1915 年时，日本竟在与中国并无战争与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向中国提出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30 年过去后，到1945年时，中国的地位实非过去所能想象。在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国成为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大责任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班列世界“五强”。30 年中，中国从一个屡屡被人欺侮的被称为“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拥有重要发言权的“五强”之一，这样的进展不可谓不巨大。举目世界，似乎也只有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如此的大落大起。 民国时期又是一个战争连年不断的时代。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革命军讨伐北方军阀的战争、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十年战争、日本发动的八年侵华战争以及决定中国此后命运的国共内战，战战相连。屈指数来， 38 年中很少有一个安定的没有战争的年代。或许，这是一个长达数千年封建社会突然崩溃后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过渡是此前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示范的过渡。旧的势力在挣扎，新的东西被引进，新旧混杂，乱世求治，出现这样一个动荡与混乱期并不奇怪。这一动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止。此后，再也没有了混战不止的国内战争，没有了外敌入侵的战争。这其中原因很多，社会转型的相对固定化及民心思治，应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半生的人们，盼望着和平与稳定。寻求稳定，不仅是人心所向，也是民国的统治者留给后世统治者的一个教训。为了高度稳定，甚至在其他方面有所牺牲也被认为是值得的。 概言之，民国是混乱的，民国的进步也是巨大的。远望民国，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阶梯。民国是一个古老社会终结后的转型期，是一个试验场，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在这里进行了演示。有些试验结束了，得出了结论，给后人留下了经验或教训。有些试验则没有结束，直至今天人们仍在讨论着。这就使民国史的研究具有了特殊的魅力与意义。民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吸引无数的研究者而成为一门显学，这大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民国史，顾名思义，理应包括民国时期的一切方面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似乎约定俗成的是，民国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民国的统治者与民国政府统治的地区，而作为它的对立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发展及中共统治地区，则作为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象而独立于民国史之外。中共党史或革命史学科固然有其特殊性，其学科的形成也远远早于民国史学科，但中共党史及革命史终究是民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与民国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目前意义上的民国史与中共党史正是构成民国历史的两个主要系统，它们的总和将构成民国政治史的主要内容。但目前，这两个体系之间呈现着画地为牢互不跨界的状态，甚至在治学方法上也有着相当的差别。革命史与狭义民国史的分野，曾在一定时期促进了学科专门化的发展。然而，发展到今天，继续这一分野无疑有碍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主角，国共缠斗( 或合作) 多年，只关注某一方面的研究，难以让研究更为深入，让结论更为准确。扩大视野，进行综合性的跨界研究，借鉴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必将使民国史研究出现一片新的天地。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跨越国共两党的研究，并取得不俗成果。期待这样的队伍能够不断扩大，期待民国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整体史。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撰写的《中华民国史》( 及大事记、人物传) 计36 册由中华书局一并推出，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套著作由两代学者积30 年之功而修成，集中体现了以往民国史研究的成果，可视为民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我相信，这一著作的出版将引发人们对民国史更为深入的思考。 民国史很短暂，很动荡，也很精彩。民国史的研究大有可为，我们期待着更多更为优秀的作品问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