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百年前的立宪者
雷颐：各位朋友晚上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一百年前的立宪为什么没有成功？当时中国面临两个选项，一个是从上到下的立宪，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看似很偶然的响了两枪，枪响时很出人意外，因为就在半年之前革命党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过精心筹划准备在广州起义，虽然长时间积蓄力量，但最后还是以牺牲了72位烈士为代价，起义失败。由于牺牲的这72人都埋在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叫做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内部分裂更加严重。这时候看革命的成功还是遥不可及，还不知道要等多久革命才能成功。过了半年时间，好像没有经过什么认真准备的武昌起义反而成功了，而且谁也没想到清王朝覆灭了。我们今天主要谈谈这个问题。
士绅商人的支持，是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
10月10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但原来武昌起义安排好的人，有的受伤，有的逃跑，一时间起义队伍群龙无首。这时要找到特别有社会声望的人充当新政权的领袖，当时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政府交涉这一块则是当时湖北省咨议局局长汤化龙出面，他是大绅商、是立宪派的领袖，具有全国影响力。汤化龙表示赞成革命，说“自己不知道兵事，但可以出面做一些民事上的工作，包括筹款”，他就当了民政方面的领导人，同时还提议通电各省，一致响应，以壮大声势。所以汤化龙被任命为民政部长，他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保持治安上起了很大作用，整个商会行动起来，维持地方治安。革命政权刚刚成立，如果地方乱起来，老百姓也不可能支持革命党人。所以商会在其中起的作用是维护当地的治安，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使革命党没有后顾之忧，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
由于汤化龙具有全国的影响力，他的表态使湖北其他立宪派人士马上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包括筹款、维持治安。由于武昌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使其它地方的民众和立宪派受到更大鼓舞，他们也起来了。他们一起来，从侧面响应和支援了武昌起义。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武昌离长沙最近（相对而言），湖南革命党焦达峰、黄瑛等人几次秘密商议，双方（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握手共生死。10月1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长沙的立宪派黄莺等人在城内响应，当天晚上焦达峰、陈作新革命党人被推举为都督，这时候长沙的民众尤其是商人表示欢迎，还送来了猪马牛羊，包括捐款，还有一些学生主动参加革命军。
山西在10月29日宣告独立（北方第一省），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但他没钱，马上让山西最大的资本家捐款，虽带有强迫性，但对方马上捐了。山西省咨议局议长、副议长也都支持革命，本来咨议局是清政府成立，作为地方一个立宪准备机构，这时候他们都出来革命了。
江西咨议局也开大会，和立宪派、商人开大会商议独立，江西巡抚虽然出面不赞同，但过两天后新军还是起义，起义后也没有遇到很大阻抗，江西随之宣告独立。
最重要的是上海，它是工商中心，经济力量非常强。上海立宪派作用更大，11月3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上海立宪派首领李平书控制了上海一个庞大的商团，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是清政府认可的合法的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这时候商团的武装在立宪派的支持下积极参战，支持革命党人。所以上海很多重要地方实际上是上海商人们打下来的。11月6日上海成立护军政府，革命党人陈其美出任护军队都督，但一大批立宪派人士和商人在军政府中任职，著名商人为顾问官。上海是工业、商业金融外贸中心，如果没有商会和商团的武装大力合作，革命党人难以取得胜利。如果革命党人一时取得胜利也很难长久维持，上海宣告独立对清廷来说又是一个致命打击。
贵州在11月4日宣布反政，发动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倾向革命的陆军学生和新军官兵，但由立宪派转过来的自治学社起了很大作用。江苏经济发达工商兴旺，尤其苏南士绅力量非常强。江苏的独立更具有戏剧性。上海独立消息传来，江苏很多绅士尤其比较有地位的，跟官方来往密切的绅士跟江苏巡抚说响应革命，跟他指出大势已去，应该自保。在他们的劝说支持下，陈德全在11月5日宣布独立。陈德全是清政府的巡抚，光复以后他改为新政府都督，其它一切照旧，非常平和，一点暴力没有。大家觉得这种革命太平和了，都不像一种革命，说革命总要有一些象征性的暴力活动，就找了一些竹竿把巡抚衙门上的瓦捅掉了几块，表示有点暴力。
这时候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商人、大绅士张謇（已经是清政府的农工商大臣）表示脱离清政府，坚决坚持革命，到苏州出席省议会。
和江苏几乎同时宣布独立的是浙江的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推举具有群众影响的浙江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11月3日，立宪派领导人之一沈钧儒找到巡抚衙门，请浙江巡抚拆除满人的墙，并且把所有的旗人编入汉籍，但浙江巡抚拒绝。所以11月5日新军攻巡抚的衙门，将巡抚抓住，但旗人还在抵抗。这时候浙江最大的商人写一封信，劝降，随后巡抚派人到咨议局见汤寿潜接受投降，浙江起义宣告胜利。汤寿潜联合护军都督陈其美和江苏陈德全说起义的这些省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各省独立的消息纷纷传来，广西巡抚沈秉堃觉得大势已去，广西很难独挡一面，但作为一个省府的官员宣告独立完全背叛清廷也觉得很为难，犹豫不决，就召集下属、心腹开会。这时候广西南宁绅商也开会，共同说应该独立，宣告反政。因为这是一个潮流，很难避免，这得到咨议局的赞同，广西在11月7日宣告独立，推原来的巡抚为革命军政府都督。
11月8日福建新军起义，成功后原来咨议局议长立宪派主张改革的反对革命的议长分别任民政和财政部长。在这一天安徽也由立宪派的咨议局和一些绅士在咨议局开会，宣告独立，推举原来的巡抚为革命军政府的都督。
我们知道广州长期是孙中山武装起义的重点，可以说广州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但在这一次起义中广州比较靠后，过了一个月。这是因为孙中山多次起义全部失败，这次是商人反复掂量反复考虑，究竟要怎么办商人们一时拿不定主意。武昌起义后，广州革命党人加紧军事行动，他们在各个地方发动了民军，但广州市没有，民军向广州进军，广州官商都看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召集起来讨论怎么维护广州的治安，所以1911年11月25日广州绅商召集大会讨论怎么办，讨论了很长时间。商人总是有点首鼠两端，开始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既不听从清政府也不听从革命，说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全国的事不管，也管不了。这是一些士绅做出来的，但广州商人对此不满，因为清政府已经难以长久，所以提出这个方案不行，认为还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最后是广州9大善堂（民间的慈善组织）、72大总商召集各界人士开会，慈善组织也是一个民间社会，到一定时候也能够起到组织动员作用。高度集权的政权对于民间的慈善组织往往会很谨慎，好的时候帮助我做慈善，万一有变呢？所以对民间慈善组织，高度集权的政府往往很警惕。广州起义是九大善堂和七十二总会开会，最后承认共和政府，由九大善堂和七十二总会总代表把这个决议告知两广总督张鸣岐，张鸣岐是坚决反对、严厉禁止。但商人还是要求张鸣岐独立，张鸣岐最后没有办法宣布独立。但他还是愿意跟清政府在一起，所以当军政府都督印送到张鸣岐时他已经跑了，决定由副都督接，副都督也不敢接，后来代表折回，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而那时胡汉民没有到，在他没到时就推举原来清军的协统蒋尊簋为临时都督，军政府成立，这是广州反政，很平和，一枪没发广州起义就成功了。
四川的保路运动是整个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四川立宪派的领导人开始都被抓了，这时候武昌起义爆发，四川开始闹，首先要求是放人，所以清政府就把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给放了，他就成为四川军政府、咨议局局长，任四川军政府的都督。从武昌起义10月10日到11月27日50天内有14个省脱离清政府统治，宣布独立，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最后清廷被颠覆。这时候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的协助反清的运动，绝大部分省的独立都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共同完成的，相当多的地方是立宪派起了主要作用。正因为有立宪派的支持，武昌起义才成功，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功劳特别大。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是绅商，最有力量。孙中山的起义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得到绅商的支持，黄花岗起义都攻进两广总都府，但马上被人反扑，武昌起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立宪派的支持和响应。绅商是最有力量的，他们是清政府统治基础，他们不仅仅是有钱的问题，还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当时中国的统治形式是绅商管理地方的。绅商是统治阶级的基础，他们一开始坚决反对激烈的革命，但立宪派态度立场发生根本变化，从反对革命到支持革命甚至参与革命，他们态度立场的变化是辛亥革命能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
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作为立宪或维新变法来说，中国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甲午战争失败预示着中国败在政治体制的落后，政治体制落后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被日本打败，日本当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君主立宪，所以当时有人提出中国要维新，他们这个维新想让光绪帝从上而下推进。无论慈禧和光绪有什么矛盾，这是体制内的矛盾，维新派还是为了维持政权，为了维持清王朝，使清王朝更加长治久安，他们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但这些改革方案被慈禧用最激烈的手段给镇压，维新派康梁跑到外国，有的被杀，有的逃到外国。当时社会的整个状况是人们还没有觉醒，多数人是麻木的，有些维新派被斩首时有很多老百姓拍手叫好。其实这是清政府内部改良的好机会，却被慈禧用残酷的手段给镇压。
日本打败俄国让中国人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康梁跑到海外，发展成为立宪派。立宪派开始一直在低潮，到1905年突然高涨，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日俄战争的爆发，这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一场战争，两个国家在中国东北打仗。战争爆发时，国内根据种种力量、根据不同观点预测谁能胜谁能败，立宪派认为日本胜，因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度比俄国君主沙皇专制优，很多顽固派说俄国能胜，俄国是君主专制，效力更高。打了一年多，最后证明了立宪派的预测是对的。日本这次胜给中国的震动比甲午战争的震动还要大，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被外国侵略，虽然被日本打败了，但这一次日本打败了俄国是世界近代史以来第一次黄种人国家打败了白种人国家，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国家。这个事使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国家的强弱不在于人种，不在于是亚洲还是欧洲，而在于制度。一个亚洲国家只要制度先进也能打败白种人制度落后的欧洲国家，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的一个警醒。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时候支持立宪的人突然很多，国内士绅也开始支持，立宪突然成为一个强大势力，风声水起，人们觉得立宪能救国。没有日俄战争立宪很难翻过来得到很多商人支持立宪。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大多数理解立宪或支持立宪是觉得立宪能使国家强大，只有梁启超等少数人接受了英国国家的国家观，觉得立宪是国家的必要之路，政府、国家是必要之恶，立宪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只有少数人认同这个观点，多数人认同立宪能使国家强大。从这个角度出发，立宪一下风声水起，这是优点。但还有一点是：立宪最终目的不是限制政府，只要使国家强大，利用其它制度能使国家强大，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弃立宪的道路？这是中国立宪的一个内在矛盾，如果不是从救国角度很多人不会支持立宪，如果从救国角度，一旦实现国家强大，还是否有必要限制政府？
日俄战争使立宪派突然高涨，但还使革命派开始形成一股力量。孙中山早就开始革命，但活动范围主要在海外会党、华侨中进行活动，海外的留日学生比较多，但留日学生并不支持孙中山，甚至都不太了解孙中山。日俄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按规定俄国应该从中国东北退兵，俄国不退，俄国不退意味着要占领东北，日本觉得东北是它的。1903年俄国不退兵，这时候一些中国留日学生有爱国激情，自己组织武装军队到东北打俄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本来以为清政府会支持，结果清政府镇压。清政府对学生组织的军队很警惕，这样导致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学生组织了一些军队，办理了一些刊物，这使学生走向了革命。比如蔡元培，他一开始比较温和。俄国占领东北到了撤兵时间却不撤兵，这边要求清政府出面要求俄国撤兵，清政府不敢，清政府被学生谴责，倒是蔡元培主张在这时候不要谴责政府，意思是和政府一起要回东北，他说就算是仆人和强盗把家里的东西偷走了，首要是抓强盗，不是谴责仆人，政府是我们的仆人。但经过日俄战争，经过被镇压，学生走向了革命，觉得清政府不行，蔡元培也走向了革命，而且很激烈，他还参加了暗杀团。蔡元培这个变化作为学生态度变化的代表，虽然还是少数。孙中山后来到日本后突然发现来找他的学生越来越多，以前都不理他的，他发现学生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力量，就把革命党人的力量在学生中发动，所以在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革命力量也开始形成。学生是从爱国走向革命，立宪派在国内国外的力量更大。经过日俄战争之后就有了三股力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是清政府，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革命党。应该说清政府执政党最有力量，其次是立宪派，有社会基础有钱，革命党是孙中山加上几个留学生，他们的力量相对最弱。这三种力量开始在舞台上活动，都各有各的目的，中国选项是什么就看这三股力量谁能互动，究竟是走立宪主张的由上而下的立宪改革还是像清政府那样就想维持现状，或者像革命党人所说要推翻清政府，这三种力量各有各的政治诉求。中国的前途当时就决定在这三种力量它们彼此的互动上。
那时要求立宪的士绅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官员也要求立宪。立宪党人认为清政府有可能主动立宪，只要给足够的压力清政府就会让出一步，一退让就会逐步逐步实现由上而下的立宪。革命党当时很弱小，革命党人为了壮大声势主动向立宪派发起挑战，说立宪根本不可能，劝人们不要跟着立宪派跑。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说从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后果太可怕，社会成本太高，引起社会大动荡大流血，最后结果是什么样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避免革命，一定要从上而下改良。有理性的人也都认为应当避免激烈革命，从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为最好，所以支持梁启超的人越来越多，士绅也要求立宪。清政府在压力之下于1906年9月1日准备立宪，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这个一出来仅仅5天就宣布了改革官制。这从程序上来说是有道理的，是对的，所以获得了人们的支持，尤其是绅商的支持，虽然慈禧在1898年镇压了维新或者在1900年利用义和团导致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清政府经过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后又签订了《辛丑条约》，把忠于自己的很多大臣也都给惩罚，这时候作为一个政府本应没有什么权威性。由一个没有权威性的政府搞立宪本来就很困难，但尽管这样，只要你宣布了立宪还是获得了支持，国内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说“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他们认为肯定要大动荡，这个大动荡或是革命或是立宪。清政府说要立宪就避免了革命，万众欢腾，有的商店打折庆祝立宪，当时还有人编了大清立宪歌“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这说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不希望从下而上的暴力革命。
可清政府并不珍惜极其珍贵的民情和民意，改官制类似于现在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一个很能干的人是无法推动的。慈禧很信任袁世凯，袁世凯兼了8职，他那么强有力，他提出的一些基本改革方案都没有得到通过，各个利益集团群起反对。首先遇到的是满族亲贵，因为要成立新机构需要把一些旧机构取消掉，比如宗人府、翰林院、内务府，这些都是由满族亲贵组成，要给撤掉，满族亲贵很不高兴。在袁世凯原来的设想中，这部分是要被撤掉的，没有官职的满族亲贵可以当议员，但中国的政治文化是要当官，所以当时的载沣把手枪拔出来对着袁世凯胸口说你小心点，不要太跋扈了。意思是说汉人就是奴才，天下是爱新觉罗的，凭什么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汉人你想要干什么？尤其是袁世凯要整顿内务府这个消息传来以后，一群太监把他围着打。所有人去找慈禧，说一个汉人有那么大的兵权管这个事是另有所图，一部分汉族大人也反对袁世凯，说他自己想掌权，也到慈禧那儿去闹，慈禧最后被说动了，训了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知道自己不受慈禧的信任了，把兼职都辞掉，回到河北保定，新军等都交给了朝廷，就不管这个事。慈禧说过要立宪要改革，但慈禧提出有5个事不能说，第一是军机处不能撤，本来改革应该把军机处去掉设成内阁。第二是内务府不易。第三是八旗不易。第四是翰林院不易。第五是太监不易。这“五不易”说明所谓的改革是假的。改官制最后的后果是旧机构没有动，军机处还保留，不设内阁，宗人府、翰林院等全部保留，而且规定设立11个新部，这11部有13个大臣，其中满人7席，汉人5席，蒙古1席。这11部中外务部最重要，但满清在外务部大臣之上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这两个由满族人担任，等于是汉族人当了外务部尚书，之上还有两个满族人当大臣管我。比如我现在是外交部长，上面设立了两个具体管我的人，这比其它部长更没有权力。这个改革方案一出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假的。在以前各个衙门机构尤其内阁机构往往是满汉各一，现在不需要这样了，多数是满族的，打破了满汉平衡。很多地方的巡抚都响应，只要士绅一说独立，巡抚都说行，跟着革命党人干，不当清政府的巡抚，当革命党人的都督。为什么这样？可以从1906年的改官制找到汉族官员心理的影响，这个改革一出来，很多汉族人意识到这200年来满族压根还是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产生了很强的离心力。改革应该是放权力，但清廷相反的是在收权力，拢在满族亲贵手里，很多地方都是汉族的巡抚，只要立宪派一说就会独立，没有一点心理障碍。中国传统讲要忠于皇上、忠君，哪怕是背叛成为二臣也会有心理负担，觉得自己很不道德。这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清政府连汉族官员都没有真正拢住还能拢住什么人？
这次改官制使人们对清廷是否准备立宪表示怀疑，甚至很多人说它是“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反对革命的立宪派领导人徐佛苏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公开跟孙中山论战说坚决反对革命，清政府可以从上而下变革，实际他私下里认为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变革已经非常弱了。
1907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这篇文章也表明梁启超认为改革不行了，虽然还在跟孙中山论战，反对革命，坚持改革，但这篇文章的客观性还是有的，“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后来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改官制之前有一场论战，中国究竟应该走革命还是走立宪，开始时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走立宪这条路，但到清政府的改革方案出来，很多人觉得只能走革命这条路了，经清政府的改官制反而使支持革命党人突然多了，这时候革命党人占了优势。
一百年前的立宪为什么没有成功？
在1898年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以日本的明治宪法为蓝本，但也做了修改。我们知道明治宪法是模仿普鲁士宪法，普鲁士宪法在欧洲各国中普鲁士皇权最大，臣民权利最小，明治维新学的时候扩大了天皇的权力，减少了民众的权利。清政府把明治宪法搬过来又没有完全照搬，又做了修改，使清朝皇帝的权力比明治宪法规定的皇帝权力还要大，民众的权利比明治宪法规定的还要小。这个一出来连立宪派都坚决反对。我认为立宪派是有风向标的，而革命党人就是要推翻政府，无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但立宪派不同，我们就看立宪派说这次立宪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立宪党人都纷纷谴责，认为是假的。当立宪派人都说它是假的，还有多少人能相信它是真的？用立宪派的话说，“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事实”，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所以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发起了和平请愿，要求开国会。
在历史研究中，总有人一部分的观点是清政府做了一些事是从前没做过的，清政府的立宪是真诚的。从历史研究方法来说是真的可以找出很多证据是真的，说它是假立宪也可以找很多证据说他应该做的而没有做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清政府是真还是假，而在于当时的受众认为是真还是假，如果你是真的，但被统治者都认为你是假的，你也维持不了多久。如果是假的而多数被统治者认为是真的，就可以维持很久。可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假的，这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政府公信力在丧失有很多信号，不是突然一个事，很少有这种情况，都是长期的很多事，这种不信实际上是有信号的，政府应该重视这种信号，比如不管红十字怎么说大家都不相信是清白的，可能你说的是事实，但你应该要想为什么我说的大家不信？为什么网友说的愿意相信，这应该要反思自己。从清末以来政府公信力问题，政府在其它问题时应该想想这实际上是政府公信力丧失的信号，这个信号很值得重视，尤其是政府应该要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立宪派要求开国会，他们联合起立宪派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国会请愿运动，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机构、学社、社团发动国会请愿运动。这时候梁启超因为戊戌维新一直在日本流亡，他主张立宪，就成立政闻社，要求立宪，和平立宪。梁启超提出立宪之后，觉得让其影响更大，就把政闻社搬回上海，他想的是从上到下立宪，所以当时很多商人、士绅、学者组织社团立宪。梁启超一组织政闻社，慈禧认为利立宪风潮一起来很难控制局面，要找一个人开刀，首先拿梁启超开刀，所以于1908年8月13日朝廷突然下令查禁政闻社，用的词很严厉“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直指梁启超。从1898年戊戌政变到1908年都过了十年，清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这时候慈禧还把十年前的皇家内部的恩怨耿耿于怀，没有说要梁启超为我所用，反而还要严刑捉拿，这能让立宪派相信清政府是要立宪吗？梁启超一直在与革命党人论战，论证说清政府能够从上而下改良，结果清政府下令抓他，你说他的论证还有多少说服力？能有多少人信他？革命党人不就越来越多了嘛？所以1908年对立宪是致命性的打击，一个精神领袖，如果慈禧捐弃前嫌，赦免他的罪过，恐怕能使立宪派这伙人完全支持清政府，因为从他们的立场来说是不愿意发生动乱的，结果这一步都没有做到，反而重新在1908年下令通缉梁启超，这有多重悲剧意义：首先梁启超一直和革命党人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的体制内变革，最后却被清王朝当作要犯，这对梁启超来说是个讽刺也是一个悲剧，更是立宪派的悲剧。因为主张和平变革的立宪派的精神首领梁启超都不能回国，而被清政府通缉为要犯，那还有多少说服力说清政府能至上而下改革？但最大的悲剧在清政府。清政府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以“悖逆要犯”来对待，政权的最高领导统治者对10年前内部的恩怨耿耿于怀。当年主张体制维新者受迫害，过了10年依然把你当作一个罪犯、通缉犯，强调要抓，抓到了还要严惩。
从1910年1月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大，一浪高过一浪，但清廷毫不妥协，不愿意让一点点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措施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从这点来说也是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1910年6月第二次国会前情愿被拒后，立宪派态度明显激烈，这时候立宪派号召民众要“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而且他们和清廷的权贵关系也开始明显紧张。从10月到11月第三次国会情愿被拒，清廷严厉派出代表说今天必须解散，不允许在京城逗留。这样立宪派到第三次请愿时，立宪派和清廷的关系已在破裂的边缘，但立宪派对请愿没有最后绝望，有些人还想通过请愿希望清政府由上而下宣布立宪。面对这种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革命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满清权贵越到这时候越怕自己大权旁落，更加集权，采取种种措施把军权、财权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有的大臣因为自己的观念旧，有的投上面所好，发现朝廷就是不想立宪，就上书给朝廷说不要立宪，列举了立宪种种坏处，种种不好，他们最后说动了朝廷，说立宪派还是朝廷之内的，他的主张跟革命党人一样，所以他们比革命党人还要坏，还要危险，还要可怕。朝廷对立宪派就特别反感。正是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1911年5月8日抛出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内阁有13个人组成，9个满足人，4人汉人，9个满族人中有7名皇族人员。由于皇族人员为多数，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这个组阁完全违背了立宪或者内阁的根本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这是内阁制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是既然是掌权就意味着我非要当官，天下都是我的怎么能不当官？非要7个人当内阁成员，这个一出来舆论哗然，大家认为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人员不能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向所有人宣告了清廷所谓的立宪是假的，根本不愿意放弃一丁点权力，这也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作为清廷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迅速与它疏远，最终离它而去。
绝大部分士绅觉得清政府一点权力不放，都离开清朝，觉得再也没有人为清廷垫背，支持它。尽管如此，越是上层的人就越想妥协、改革，越不想通过激烈的方式变动，尽管这种情况完全违背了内阁制，但立宪派的上层还是觉得不能放弃和平改革的和平希望，就联合各省，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商量对策，开始觉得必须推翻皇族内阁，不能让清政府统治皇族内阁，要求其重新来，但讨论到最后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很难推翻，重新组阁，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妥协，各让一步，最后跟清政府提的方案是和朝廷各让一步，承认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大臣，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皇族人员当内阁，但皇族人员不要当国务院总理。但这一步还是被清政府马上拒绝，并且还训了他们一通，指责联合会越来越嚣张，干预君上大权。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很深厚的一点，天下为一姓所有，你根本无权干预君上大权。
现在有一种观点：由于辛亥革命过激，缺乏妥协。而事实说明拒不妥协的恰恰是清王朝，连立宪派提出的皇族成员可以违反原则当内阁阁员但不可以当国务院总总理大臣，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方案，清政府都拒绝了，其它妥协就更不必谈了。面对拒不妥协，而且严厉批驳立宪派的清政府，这时候咨议局联合会局非常愤怒，写了一篇通告各省的“驳斥上谕”，能驳上谕也说明清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威权，这时候清政府却还不改革，还不因势利导，不改革不放权，反而硬性的把持自己的权力。当时立宪派们指出清政府罪恶滔天，人民对它已经深恶痛绝，敢于公开驳斥上谕也是少有的。驳斥上谕书我认为是立宪派和清朝最后的绝交书，这时候立宪派已经转向了革命。清政府宣布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下了一个政策宣布铁路国有，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从政策上买，应该是可以的，但它有两点注定是不合法的：第一，这时已经开始预备立宪，政府向外国借款属于资政院的权利，必须通过资政院的同意，清政府没钱就民间办，赚了赔了都是不干预。后来清政府跟外国银行谈判，借了大量的钱，有钱就说要收归国有，按规定这时已经是在预备立宪时，应由资政院管这个，一切要经资政院通过，结果他们没有经过资政院，这是第一。第二，规定了一个价格，必须以最低的价格卖给我。政府收购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但清政府说规定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清政府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还是这样，这种现象屡屡发生。这个使立宪派都群起反对，因为很多是商人，他们投资铁路，但背景是清政府的政策不统一，湖南湖北商人士绅力量大，跟朝廷的关系深，他们一闹，清政府就退让，让他们不亏本。但清廷对四川商人的态度非常强硬，必须用这个价格卖给我。而当时四川从上到下最富的人都去买这个铁路，越富的人买的越多，所以他们就群起保路运动，结果是政府把立宪派上层给抓起来，又一群人要求放人，看这么多人围着就开枪，打死了三十多人。这样四川从上到下动起来，四川这一块的立宪党人已经跟清政府拜拜了。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投降政策，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也是立宪派在最后时刻走向与革命党合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上海为例，上海是新式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大都市，商人力量大，也最先与革命党接近。1910年第三次国会请愿时，上海总商会派总会议董大商人沈缦云参加第三次国会请愿，因为他的地位比较高，又有钱，就想见庆亲王奕劻，遭到拒绝后，沈缦云就回了上海，他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
立宪派最后转向了革命是清政府拒不改革的结果
1911年初，沈缦云在上海活动南北商团、工会想成立一个全国总商会，这样的话力量更大，又举李平书为会长，后来又成立中国革命总会，沈缦云本人出任会长。第三次请愿被拒实际上已经是在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大商人了，这时候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国总部，这么有名的人去参加沈缦云中国革命总会，沈缦云也知道他们是革命党人，但也同意，这证明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已经合流，甚至难分彼此。1911年7月，沈缦云、王震等人他们参加了同盟会中国总部，完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清你我，这时候武昌枪响，上海李平书、陈庆美一起去是很顺理成章的事，这都是清政府的政策把自己的社会基础逼到了敌对的那一方。立宪派最后转向了革命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
清王朝从建立起，朝廷亲贵对汉人一直保有警惕，防范很严，但至少一直在想办法要削弱满汉矛盾，起码让你感觉不出来。然而从1906年改官制起到1911年5月的“皇族内阁”出台，政策是利益高度集中化并且利益边界高度清晰化，结果使士绅清晰的认识到自己不在满清的利益范围之内，并非朝廷的“自己人”。所以他们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不仅士绅产生走向革命，许多汉族官员在关键时刻也轻而易举的背叛了清王朝，并没有经过非常痛苦的心里挣扎。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没有发现汉族巡抚自尽。在国内外大势面前，清政策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分权分利，但却倒行逆施，集权集利，使权力和利益都向自己集中，向皇族集中，这样连他自己的统治基础士绅等离他而去，没有基础的巨大建筑的垮塌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没有基础，武昌枪响最后才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还是拒不改革，那么武昌枪响以后各省宣布独立才意识到不变不行了，10月10日武昌枪响，10月30日许多省接连独立，响应革命，这时候清廷连续颁布了特赦谕等文，实行宪政，准备君主立宪，把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实际上同意当年立宪派提出的宪法条文。但在这时候提出已经没有人信你了。
统治者不改革，激进分子就会占据舞台中央
严复在11月7日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严复一直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反对激进变革，但他的这封信说得很明确，“如果一个月前朝廷能做到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在清帝国里恐怕会很有效，历史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从理想来说，我们能够设计路径，最好的路径还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达到了同样目的社会付出最小，人民的生命才是安全，但历史往往不是按照我们主观设定的。如果我们今后改变历史，某种程度影响历史，使历史更加符合我们的愿望，首先应该研究过去的历史，而不是简单的肯定它或否定它。个人有个人的价值标准，要分析它为什么产生，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路径最后没有成功，我们认为不是很好的路径，革命暴力从下而上最后却成了中国选项，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清朝统治者不改革。立宪派从上而下说得再有道理都得有一个前提是上层愿意改革，如果大前提不存在一切免谈。像孙中山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朝代都会有类似于激进主义，要推翻政府推翻政权，每个朝代都有。但如果社会比较良好，社会组织结构比较好，贪污腐败也少，一个良性政府，社会不断改革、调适、变化，激进分子永远是在边缘，不可能占据社会舞台中央导致革命胜利。孙中山到最后革命，立宪派也参与，还是清政府的政策导致的。革命派激进没有更多的意义，因为每个社会都有，我们更应该想怎么样使这种人不成为社会的主导，而这只有统治者的改革。
比如，列宁是个革命者，被沙皇政府抓，长期流放在瑞士，因他是革命者，就想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哪里都要发人工人运动。他在瑞士的生活过得很好很平静，但他觉得这种生活太平静，觉得革命者到哪里都要发动工人阶级，但他发现瑞士工人阶级对革命没动力。列宁就把瑞士工会的领导人召集起来宣扬革命，讲了一次，第二次就没有几个瑞士人来了，第三次来的全部是俄国革命的流亡者和波兰的流亡者。列宁夫人回忆录书中说，列宁想找一个工会领导人谈谈革命，这个工会领导人说还要帮妻子洗衣服，那个工人说跟朋友约好要去钓鱼，没功夫给你闲谈。列宁有一次到疗养院去，发现一个有得肺病的工人国家免费给予治疗，列宁夫人回忆列宁说“终于碰到一个无产阶级，他扑了上去，连续两个续期一对一的给他做工作，谈革命，这个工人一点没兴趣。最后列宁很失望，觉得瑞士是庸俗的充满小市民气息的国度。”后来我一想，穷人得病还能到疗养院治疗，怎么能革命？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在瑞士一对一的做工作都没做成，俄国形势发生剧变，他一回去就引导了十月革命，是因为俄国的社会条件使这种人占据着舞台中央。
所以对革命是否激烈，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我可以赞扬它可以否定它，这都是价值观念，我们都尊重，但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认为要客观分析。如果我是赞扬，我要客观分析，这种人怎么一点一点成功了？如果我是否定的，这个坏的结果怎么产生的？我要客观的一点一点分析它，最后得出要吸取一个教训，不让这种情况再重演。首先把赞同和反对放在一边，客观的分析它。现在有一种思维方式很强烈，我觉得它不好就不应该发生，但坏人总是有，尤其是在一个国家中，激进者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统治者拒不改革，老百姓忍无可忍，甚至可以抱着我和你共同灭亡，不是网破就是鱼死，这时候就为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基础，大革命也就难以避免了。
立宪不成功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政策，自己不改革导致立宪选项没有成为中国的选项。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互动环节
主持人：的确，革命一直是不得不的选项。孙中山个人虽然是以革命者闻名的，但早期孙中山也写过建议书，期待改良。当年列宁是流亡在瑞士，一百年前我们的革命者是流亡在日本，基本在边缘地带活动。回忆一百年前，再看看当下，有很多微妙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
网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觉得对于政体来说，拒绝政治改革是它的一种宿命吗？第二，对于一个坏政体来说，即使真的实现了改革，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吗？
雷颐：我只是根据已发生的历史做一种客观分析，至于今后很难说，我们只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一段历史做的分析，为什么立宪派没有成功。至于立宪派成功以后会是什么样不在我的分析范围之内。这个假设有若干种可能性，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拒绝改革不是一个王朝的宿命，有的政权还是在不断的改革，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包括英国的妥协。
主持人：燕山大讲堂在之前请了高全喜老师讲《清帝逊位诏书》，他是基于文本分析。我在想，立宪时期很多文本都是由张蹇等立宪派做出来的，这种文本本身是否代表了当时清王朝自己的意思？现在如果用这种文本分析清王朝，说清王朝有多么好，会不会是一厢情愿？
雷颐：我刚才讲了是在10月10日之后才下的文本，那些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形势面前不得不接受的。如果早有想法，为什么不在武昌起义之前？用严复的的话说如果在9月30日做这个会不会有那么多立宪派响应？高全喜那本书有他的道理和意义，他是法学家，不是研究历史的。他把从辛亥革命起，到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整个作为一个立宪时期，这是历史学家视野中所没有的。那一系列的文件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主要是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这时候清政府从一个主导者已经变成一个弱势者，是在这几个强大力量彼此博弈下不得不接受的选项。
我想讲的是后面一个小故事，一系列的清帝退位诏书，包括优待清室，这些条例规定皇帝可以住在故宫里。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来说是少有的温和的一场革命，相对而言是流血很少的，对皇室的人没有杀光，反而优待，作为革命来说并不是过激的革命，这是第一点。第二，1924年冯玉祥占领北平以后，要求他们必须离开故宫、搬走，当时对这个行动举国上下一致叫好，只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现在看来很有道理，那个人是胡适。胡适说这个是两个政权定的契约，是中华民国政府和当时清政府交接过程中定的契约，两个政府的契约怎么能因一个军人就废止了？不是不可以废，但废要经过一个程序。对于这个当时人们并不在意，但现在来看，契约观念恰恰是中国缺少的。这两个政权定的契约既然随随便便就可被废止，没有人遵守。当两个政权契约都可以被废，那还有什么契约不可以废？政府的政权契约观念一直缺乏，在市场经济中，中国从来是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讲究诚信，商人和商人至今做生意很讲信用，但政府从来不讲。政府觉得自己的权力很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胡适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给了我强大的震撼，两个政权的契约这么轻易的废掉说明中国掌权者契约观念是多么的淡薄。掌权者契约淡薄，那在掌权者统治之下的臣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保障了。
微博提问1：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辛亥革命的主流批评不再指向其“软弱性”，而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批评它的激进性，被认为是渐进的、温和的清末立宪（或日改良、改革）则日益获得好评，这是为什么？
雷颐：从根本上说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在当代寻找出路，谈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在谈当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没有过去，我们依旧沉浸在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中。现在找出路还是从历史找出路，不应该更多的有自己的主观价值透射，应该客观分析。从某种意义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现代化转型始终没有完成，尽管现在提中国模式，实际上没有几个人认为中国已经在大的框架中，总觉得有大变动，关键是往哪个方向变动的问题。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这还是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探索的过程中，所以辛亥革命没有过去。社会要变，不希望以激烈的方式变，既然都不想用激烈的方式变，与其指责统治者，不如通过分析让统治者改革，这才是避免激进最好的方法。让统治者改革，统治者与时俱进，不断的调适才是好方法，不是说要忍着，老百姓没有一个忍得很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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