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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全5册），许恪儒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188.00元 1961年12月28日，86岁高龄的中央文史馆馆员许宝蘅在北京病逝。他的经历非同寻常：名门后裔，举人功名，清末担任过军机处章京、承宣厅行走，民初任总统府秘书，几十年间一直活跃于北京官场，既承命于身居高位者，治理文牍，又与文人名流唱和往来；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时代变迁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字数达140多万字，时间跨度约60年。它不仅是一位京官生活的记录，更是一部鲜活的近代历史缩影。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很多是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角色。许宝蘅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君臣”之谊就值得一说。 参加张勋复辟 许宝蘅，字季湘，晚号夬庐，生于1875年，浙江杭州人。杭州许氏为近代文化世家，这个家族的许乃钊、许庚身都是近代的历史名人。许宝蘅1902年考中举人，先后任军机章京、内阁承宣厅行走，一直服务于清廷中枢，是一位勤于公务、很受上司器重的文秘人员。1912年3月民国建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娴熟治牍的许宝蘅又被任命为大总统府秘书兼国务院秘书，后调铨叙局局长、内务部考绩司司长。但是，民初政局动荡，许宝蘅虽然勤慎，却屡受排挤。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恢复民国元年官制，内务部考绩司裁撤，身为司长的“项城旧人”许宝蘅遂辞职赋闲。 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使这位失意的先朝臣子看到了一线曙光。在胡嗣瑗（琴初）、郭则沄（字啸麓）、陈曾寿（字仁先）等亲友的劝说和推荐下，许宝蘅很快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7月2日清晨，他与郭则沄一同来到紫禁城的传心殿。此时，新受封的议政大臣和各部尚书汇集一堂，商讨“国事”，许宝蘅则奉命拟旨。当时，有人建议重用载涛等亲贵，他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他每日清早按时入直，与清帝退位之前一样，在隆宗门下直庐做起了“军机章京”的本行。但是，没过几天，段祺瑞就宣布“讨伐”张勋，复辟闹剧匆匆收场。7月9日，醇亲王载沣嘱咐许宝蘅草拟退还政权谕旨，几天后这道逊政谕旨公布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堂而皇之地画上了句号。 其实，民初的遗老群体是很松散的一群人。虽说他们有着拥护帝制、恢复清朝基业的共同志愿，但遗老内部人脉复杂，师生情谊、裙带关系夹杂着私人恩怨，和民国初年其他势力比起来，这个群体的力量很是微弱，不过是寄生在废帝溥仪周围的一群旧式文人而已。一旦军阀动起狠来，把炸弹丢进皇宫，这些只会摇笔杆子的文人立刻惊慌失措。许宝蘅虽然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但他恪尽职守，善始善终，表现出一位幕职人员优秀的品质。张之洞、袁世凯以及废帝溥仪都对他十分信任，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奉召赴“满洲国” 丁巳复辟昙花一现，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并未受到牵连。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们又追随废帝躲进日本使馆，后来又到天津日本租界，为“复辟”大业出谋划策，四处奔波。 许宝蘅与他们略有不同。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重新组阁，经王克敏推荐，他重入大总统府为秘书。钱能训（字幹臣）为内务总长，又招他为内务部秘书。徐世昌任大总统后，对他的忠诚勤勉更是大加赞赏，信任不疑。1919年2月，溥仪需要一位洋教师，许宝蘅奉命以内务部官员的身份，与清室代表李钟凯参与此事，聘请庄士敦入宫任教。在他看来，这是事关小皇帝教育的大事。 许宝蘅出身科举，靠文字吃饭。他不置恒产，不营工商，在京赁房而居。因兄弟三房同爨，繁浩的家庭开支主要靠其薪俸维持。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后，许宝蘅再次赋闲，经济陷入困境。不少昔日的同僚和属下（如黄郛）先后加入南京政府，有了新的寄身之所，他却面壁无策。 1927年11月，应傅增湘之约，许宝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兼管掌故部，主编《掌故丛编》，虽然暂时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对维持家计仍是杯水车薪。迫不得已，只得选择寄人幕下讨生活的老路。1928年7月，54岁的许宝蘅应奉天省长翟文选的邀请，“屈尊”出任奉天省（后改称“辽宁省”）政府秘书长。1930年2月，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聘他为顾问。次年2月，万福麟之子万国宾又聘他为洮昂铁路局顾问。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关内外交通阻隔，许宝蘅当时正回京办事，无法出关，再度困守北京。 1932年4月，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建立“满洲国”，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这时已在伪满内廷任职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纷纷劝许宝蘅投奔溥仪，并屡屡推荐。很快，溥仪（化名伯华）传话过来，令他前往东北准备召见。许宝蘅内心十分矛盾，若应召则前途仍难预料，不应则生计无以维持。犹豫不决之际，他遵循《左传》“卜以决疑”的古训，卜筮以决去就。因卜之得“吉”，遂于5月离家应召赴长春。开始，作为溥仪的侍从人员，任“执政府”秘书，后又改任掌礼处大礼官兼秘书官。1934年溥仪称“皇帝”，年号“康德”，乃制定宫内府官制，命许宝蘅为宫内府总务处长，不离溥仪身边，负责其日常起居生活，对其十分信任。溥仪到各地“行幸”考察，均由许宝蘅随同照顾。据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回忆，许宝蘅对溥仪尤为忠诚。许氏60岁生日时，溥仪特赐“博涉艺文”匾额，加以褒勉。 1939年底，65岁的许宝蘅“停年退官”，结束了服务生活。次年1月，被满洲棉花会社聘为副理事长，获准常住长春，不必到沈阳办公。此后，他往还于北京与长春之间，仍然为生计而奔波。闲暇之余则致力于学问之事，数年间撰写了《西汉刺史考侯国考》、《西汉郡守考》、《西汉尚书考》、《篆文诗经校正记》、《百官公卿表考证》等，依旧保持着浓厚的文人本色。 与溥仪的两次谈话 1944年5月，70岁的许宝蘅南下上海鬻字，9月返北京，10月回长春。溥仪听到消息后特意召见许宝蘅，询问情况。11月11日许宝蘅入宫请安。次日中午12时30分，溥仪在缉熙楼召见了许宝蘅。他的日记中对溥仪的谈话记述很详细。“君臣”二人除了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还有不少看起来很知心的话。日记写道： 跪安毕，赐坐。 奏：自上海、北京归。问上海鬻字情形，对：鬻字所馀可供半年生活。 又奏：在上海见陈夔龙、刘承幹，均请上安。 问：陈夔龙身体如何？对：陈夔龙年八十八，甚强健，并不龙钟。 问：刘承幹如何？对：亦康健。 问：见曹元弼否？对：元弼在苏州，未见。 问：尚见何人？对：见许汝棻。 谕：近有章梫等为曹元弼重宴鹿鸣乞恩，可传谕胡嗣瑗拟匾额字，并著胡嗣瑗写。尚有一人？对：即许汝棻。 问：重宴鹿鸣，向来给何恩典？对：从前有加衔者。 谕：现在加衔不相宜，还是赏匾。对：今春俞陛云重宴鹿鸣亦系赏匾。 谕：可电话告知胡嗣瑗。 问：上海情形何如？对：上海商场尚繁盛。 问：物价何以如此之贵？对：以金米价值而论，物价不为贵，不过钞票数字增加。 问：钞票如此之多，何以价增贵？对：钞票虽多，分散各处，仍不敷用。 问：南京政局如何？对：仅能应付现状，不能有所作为。 谕：汪精卫现在病危。对：闻已逝世。 谕：尚未发表，外间以不言为是。又谕：继任者不知何人？ 对：恐仍属于国民党，一般论者有以包罗各党派为良，但亦无重心，恐非战争结束，政治不能有转机。 谕：汝等老年，经过数十年经验，即予，近来亦颇感老成人日见其少，少年人学识不足，难以任事。 问：见陈曾则否？对：曾见着，陈曾则以家事不能应召来此，颇为不安。 问：北京见傅岳棻否？对：傅岳棻尚强健，仍在学校当教授。 问：汝此地有家眷否？对：仅有一女在此，其馀子女均在北京。 谕：汝此时可谓极自由，职务不负何责任，南北随便可往来。 对：数十年来未有现在之自由，皆托皇上之福。 谕：且休息。 遂起坐退下，时十二时五十五分。即与愔丈通电话，传上谕。 日记中谈到的人物有陈夔龙、刘承幹、曹元弼、章梫、俞陛云、陈曾则、傅岳棻，他们都是遗老或与遗老关系密切的文人，“愔丈”即胡嗣瑗（号愔仲）。这些人思想保守，彼此互通声气，还对溥仪保持着一丝难得“忠诚”。溥仪也慨叹“近来亦颇感老成人日见其少，少年人学识不足，难以任事”。可是，这些老成文士，除了粉饰盛世的本领，对伪满行将覆灭的结局也无计可施。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盟军开始集中打击日本，东北战局更加混乱，许宝蘅准备返回北京，临行前再一次得到召见，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溥仪。7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时入宫，十二时三刻召见缉熙楼，跪安。 上问：你身体甚好。对：是。 问：闻你要回北京？对：此地会社事已退职，既无职业，在此居住诸多不便，故移居北京。惟十余年蒙皇上恩遇，一旦远离，不能不恋恋。 谕：回北京之后若有事相召，尚能来否？对：如蒙召见，但无交通阻碍必能来。 谕：旧人可倚赖者甚少，故希望能来。对：臣虽风烛馀年，一息尚存，必闻召即至。 问：今年七十几？对：七十一。 谕：年过七十，亦当休息，但汝为我所深知，有事时希望能来相助。 对：臣家先辈多有年至五六十即乞退归家，但彼时正全盛之时，现在时局如此，不能比。 谕：时局如此，难以测度。 对：此中有天道，非人之浅识所能窥测，然仁爱之心，必为天所佑。 谕：爱人者必先爱我，爱小我，而后能爱大我，小我者私，大我者公。 对：人必有恻隐之心，好恶之心，而后能得天之福佑。 谕：是。但人每以恻隐之心而行暴虐之行。 对：如此，便非恻隐之心。称善者再。 问：北京生活甚高，汝去何以为生？对：臣对生计向来随遇而安，儿子辈现俱在北京，故欲居北京。 问：汝子在北京作何事？对：长子在禁烟局服务，次子在上海市公署。 谕：向来作事的人，一旦无事，便神气颓废，汝能仍如常态，可见向来恬淡。 问：平常作何事？对：不过看书、写字。 问：看何书？对：平素好《汉书》及小学书，但今皆不切时用者。 问：亦有朋友谈话时否？对：惟胡嗣瑗、徐思允等数人尚可谈，其他无可谈者。 谕：少年人多浮燥，多急功好名。 对：人应有功名之心，方能为国效力，但视所趋邪正耳。 谕：希望汝善为保重身体，愿常常得闻消息。 对：与徐思允、胡嗣瑗等常可通讯，可以上闻。 问：近来痔疾如何？对：仍常发，不甚苦。 谕：余痔疾近来不发矣。 谕：能常闻汝健康之信，甚慰，不然则隔绝矣。 问：行期何日？对：拟在月内行。遂起跪安辞行。 谕：再会。即退下，时一时三十分。 这段谈话比较轻松，除了几句闲谈时局和“天道”的空论外，颇见溥仪关心属下的一面。日记中提到的徐思允（号愈斋）是溥仪的御医，也是许宝蘅的亲家。 1945年8月7日，许宝蘅携女儿恪儒于乘火车离开长春，次日经过山海关回到北平。8月14日日本接受四国宣言，宣布投降，溥仪彻底失去了靠山，不久，成为苏军的俘虏。回到北京的许宝蘅时刻关心着“皇上”的安危，日记中多有流露。9月28日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图片展览，将溥仪称为自“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国际战犯”，许宝蘅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让一个傀儡皇帝担当第一责任是不公平的，那些在幕后操纵的日本军阀才是挑动战争的祸首。当然，这多少也有袒护溥仪的遗老情结在里面。 对许宝蘅的心思，还是郭则沄最了解。郭、许均为德清俞陛云之婿。10月12日，郭氏写诗一首赠许：“先去非逃死，馀生尚恋恩。忆当辞绝塞，犹及别修门。叩寂支形影，沈哀赘笑言。有涯除是醉，终惜搁芳尊。”大概他深知许宝蘅因关键时刻离开溥仪而有歉疚之感，故赋诗安慰。也难怪，1947年1月，郭则沄病逝后也是穿清代朝服入殓的，他的遗老情结与许宝蘅几乎不相上下。 在新中国的转变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的许宝蘅生活并不稳定。因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他的生活常常陷入困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逐渐安定下来。从1953年起，许宝蘅开始领取北京市劳动局每月发放的生活困难补助金。1956年10月，经章士钊等人推荐，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得到政府的关心和照顾。他不顾年迈，认真参加文史馆和民革组织的各种学习，聆听中央领导的各类报告，参观十三陵水库，切身感受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平时参加蛰园、稊园诗社活动，与新朋旧友唱和往来，这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 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特赦回到北京，昔日的君臣成为新中国平等的公民，这在许宝蘅看来实在不可想象。日记常能见到“旧主”的情况。这年12月13日日记中写道： 公孚来谈，旧主已于前数日来京，现住其四妹夫万嘉熙宅，嘉熙现在市民政局工作，指明由其个人关系迎接，招留同住，行动皆可自由，仅有身著棉衣裤，此外一无所有，现由涛七（载涛）给旧外套一件，由诸妹为置鞋袜等物，孑然一身，无家可归，此诚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创局矣。公孚拟往一见。 公孚即恽宝惠（字公孚），系许宝蘅北洋同僚，后又一同在伪任职。这些关于溥仪初到北京的境况，现在看来也很是珍贵的史料。对于溥仪的处境，感慨之余，许宝蘅曾写下五律二首：“不意能重见，回头十四春。几经作囚虏，终得返天民。此局前无例，全身自有因。不妨谈往事，得失可殽陈。”“从来亡国惨，史籍不胜书。或遘迁流祸，犹加斧钺诛。一朝此结局，万古启迷途。本欲真幸免，斯言忆本初。”自古亡国之君，或遣戍，或杀头，皆无好下场，而溥仪却能落得“全身”，这样的结局让许宝蘅感到庆幸。 1960年1月，恽宝惠告诉他，溥仪有《我之前半生》之作，政府已允付印。4月，许宝蘅得到此书后，便开始阅读，直到6月，他的阅读书目中仍有《我的前半生》，可惜没有留下一点关于此书的评论。最终，许宝蘅还是没有像恽宝惠那样，去看望过“旧主”，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环境中，他的“愚忠”之悃已经渐渐淡去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