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朝野上下曾为辽东“弃地”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政争，酿成明末官场中一桩公案。此事在明清史中，以及在满汉民族关系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所以它历来为中外治明清史之学者所注目，乃致形成一些传统性看法。本文试就“弃地”的有关问题加以考实，并提出商榷意见，以就教于中外史家。
明末的“弃地”是由“展地”即万历初年宽奠六堡的移建所引起的。因此，欲论“弃地”，必先明“展地”之始末。
万历元年，明任辽东总兵官的李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喇佃，险山堡于宽奠”1经兵部侍郎汪道昆奏准，而于万历二年开始部署实施，至万历六年，建成宽奠、长奠、永奠、大奠、新奠、孤山等六城堡。宽奠、长奠、永奠、大奠四堡均在今辽宁省宽奠县境内；新奠堡在今辽宁省凤城县境内；至于孤山堡原系嘉靖二十五年所建，李成梁于万历元年曾“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喇佃”，但不知何因，并未讨诸实施，而于“万历二年改移今处即新孤山堡，此其所建六堡之一也”2。因此，孤山堡名称虽未变，方位已有所移动。改移后的孤山堡与旧孤山堡相去不远。移建后的孤山堡，在今辽宁省本溪县境内。概言之，宽奠六堡均在今辽宁省本溪县南部和风城县东部以及宽奠县一带。
明万历年间，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为什么要移建宽奠六堡?其一，是从军事目的出发的。当时建州女真首领王杲、王兀堂等不断肆掠辽东。嘉靖四十四年，隆庆元年几次大规模的掳掠，“地方人畜被其抢掠者难以悉数”3。使汉族地区的生产受到破坏，汉族人民的生活不得安宁。当时，险山堡一带“地在腹里，去边甚远”④，且“地旷兵寡，既分防不周，广宁辽阳又一时策应不及”⑤，军事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而宽奠、长奠等地，“皆为边冲”6，系军事要塞，便于攻守。原孤山堡距边亦远，不利于军事上的防守。而移建六堡之后， “惟孤山为稍近。若宽奠去旧边二百里之外，在万山之中。五堡鼎峙，相去迨数百里，……以为内地之藩篱。”⑦一改“昔皆林菁幽翳虏可蔽形、出没无时，远戍莫能追捕”8的状况， “今则门庭御寇，其险与我共之”⑨，且“声援易及”⑩。新建六堡成为“南悍卫所，东控朝鲜，西屏辽沈，北拒强胡，盖全辽屹屹之巨”11其二，是从发展生产，解决军食出发的。明代实行寓兵于农的军屯制，军饷靠屯田解决。险山堡因“地乃不毛，军无可耕，难与持久”12。原孤山堡一带也是“土瘠军逃……日愈不支”13。而出险山一百八十里的宽奠、长奠等五区，却尽是“沃地”14。事实证明，移建新堡的结果，“则疆外为阡陌，木拔道通”15，肥区沃土得到了开发，不仅解决了军屯问题，而且还使许多没有土地的贫困的辽东等地的汉民得到了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等招抚汉民“尽归故土”时，“乐业之民，宁死焚溺，死冻饿，终不肯回”16。
宽奠等六城堡的移建是克服了重重阻力才得以实现的。辽东总兵李成梁早在担任险山参将时，“即巡展各堡于宽奠子、十岔，当时上、下疑畏，推诿不行”17。先任巡抚王之诰也曾“先议筑宽佃子堡以驻参将，”亦终因“力诎时艰”18未及实现。万历元年，当李成梁向兵部侍郎汪道昆提出这一建议时，得到汪的赞同，特别是抚臣张学颜的支持而得以实现。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遇到一系列的阻力。首先是“河东文武各官畏难惮劳”19，于是“嗾军告停”、“匿名投帖”，“巡按御史复题请止工”20。但力主其事的总干李成梁乃“提兵亲赴地方，定立基址”21。巡抚张学颜“巡阅彼中，曲为谕处”22。参将付廷勋“不避艰险，挺身力任其事”23。移建六堡得到广大军民的支持，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视险山堡时，“当场面诘险山各部官军，一闻迁移，莫不称便”24。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他们“远涉穷荒’25，结果“费半省于原额，工速成于二年”26，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宽奠六城堡的移建。
宽奠等六堡一带，原在明辽东边墙之外，“周围环抱山林，中间宽平膏腴”27，既宜于农业种植，又便于打猎采参，因此这一带历来就是汉人和女真人的共同经济区。居住在浑河、苏子河一带的建州女真人常以这一带为“围猎之区”28，辽东汉民亦往来这一带采参伐木。但在宽奠六堡移住以前，“自险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当时并无一夷居住。即今长、永、大三奠以北新地二百余里当初亦无一夷居住”29，“顺江以北总是华夷共弃之地”30。孤山堡原议移建的张其哈喇佃子当时也是“今悉为墟”31无人居住的荒漠之地。总之，宽奠六堡一带“当其未开种之先，即境外为瓯脱、蓁莽畸岖，而夷虏之巢穴尚远”32。宽奠六城堡移建之后，明廷立即在那里驻军队、设仓库、建学庙、设关市。“移定辽右卫军士及仓官于宽奠堡……迁学庙及揆附郭田土为师生赡养费。庶荒服之区变为礼义之司，……准永奠堡北互市。”33同时，辽东汉人也纷纷移居该地，“居地告垦者自万历十三、四年间已有之”34，因其地“逼邻东虏，汉夷接壤，民军官役往往逃窜其中35。这些大量的汉人到宽奠等六堡后，明廷“给有帖文”36，允其“住种纳粮”37。经过三十年的生聚蓄积，各族人民的辛勤拓植，终于“化瓯脱为膏腴”38。到万历三十年时，宽奠等六堡已“积集六万余众，屯积日久，生齿日繁”39。
宽奠等六堡移建后，因“逼近建州卫，夷夏错居”40。各兄弟民族在长期杂居共处中，在共同开发祖国疆土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密切了兄弟民族间的关系。“夫初告开垦之时……夷人亦忻然相安，未闻有攘夺而蹂躏之者”41。即使后来大量汉人来六堡告垦耕种，仍旧“虏无争竞”42。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华夷相安，奴酋向亦无说”43。这种“夷夏错居”“忻然相安”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万历二十八年。时任宽奠参将的张光先“恨新地之民不服拘唤，详请逐归”44。显然，这时被“逐归”的是互相渗透的汉人与女真人。于是，在万历二十八年，“复委官传调夷人公同踏勘，以居民现住为界”45。但就当时情势而言，“以居民现住为界”，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仍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总之，宽奠等六堡的移建，尽管只是我国境内行政区域的变更，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祖国边远地区的开发，对于密切兄弟民族关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举措。
随着建州女真势力的日益强大，努尔哈赤的日益兴起，宽奠六堡日渐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至万历三十三年“李成梁再起出镇，敌势力张，六堡戍士，惧其指建州女真逼皆惮往”。李成梁等人为了避努尔哈赤的锋芒，不得已于万历三十四年开始，曾先后将北自开原，南到鸭绿江的部分屯堡后撤，将一部分汉人耕种多年的熟土弃与女真人，这就是明末辽东的所谓“弃地”。值得探讨的是，在这次“弃地”过程中，宽奠六堡是否全部归人建州——努尔哈赤了呢?中外史家几乎众口一辞作了肯定性的回答46，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明万历三十六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首先投章兵部，揭告抚臣赵辑、镇臣李成梁“弃地啗虏”。但他并未明言宽奠六堡尽归建州女真。经略熊廷弼曾派人赴宽奠一带调查，其结果也表明，“自靉阳迤东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等处至鸭绿江边，原系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所创一路墩台边界俱存，即界外近地如云头里、（左‘口’右‘别’）咧泊、剪子河、松子岭几处尚听住种”47。这就是说，原由险山堡新移建的五堡所在地并未归人建州女真。至于孤山堡，调查结果表明，孤山堡所属的张其哈喇佃子“今俱弃与夷住牧”48，但作为新建六堡之一的新孤山堡并未弃与建州女真，而是“以堡侧古壕为界”49。尽管熊廷弼以赵辑、李成梁为政敌，不仅力主治赵、李以“弃地啗虏”罪，而且力主治以“献地通虏”罪50。但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宽奠等六堡今其界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51。由此观之，明末“弃地”案的原告人宋一韩，和受理此案、亲自调查处理的熊廷弼都不承认宽奠六堡归入建州努尔哈赤。
可是，为什么弹劾赵辑、李成梁的宋一韩、亲赴其地进行调查的熊廷弼不言弃宽奠六堡，而近人治史者则众口一辞，言赵、李弃宽奠六堡?笔者以为：
其一，是因袭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张其哈喇佃子与宽奠同地异名的错误所造成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中引“边防考”云：“宽奠，新疆边人谓之张其哈喇佃子”。“边防考”何据，已不可考。这里把张其哈喇佃子和宽奠作为同地异名。郑天挺先生亦沿顾说，认为张其哈喇佃子即指宽奠一带53。而张其哈喇佃子当时确实弃与建州女真，故而引出宽奠六堡均弃与建州女真的结论。据明万历年间亲赴其地的熊廷弼及兵部侍郎汪道昆所记，张其哈喇佃子“东南接靉阳五十里，西北接碱场三十里”54。即其方位当在靉阳西北五十里。而宽奠堡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在“司指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东南五百里”，而同书又记靉阳堡在“司东南四百余里”55，则宽奠当在靉阳东南近百里处。靉阳堡西北50里处的张其哈喇佃子与靉阳东南百里外的宽奠堡，其间相距近150里，怎么会是同一个地方呢?显然，张其哈喇佃子和宽奠同地异名说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误将宽奠做了萨尔浒之战中的明南路大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杨镐兵分四路，合兵攻后金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郑天挺先生根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认为，“南路总兵刘挺领兵四万，合朝鲜兵出晾马甸趋宽奠进攻，既然以宽奠作为主要进攻的一路，可证六堡是努尔哈赤占据的地方”56。笔者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关于萨尔浒之战时，南路大军进攻方向，多处均记载为“出宽奠口，向董鄂路”57，并不是“以宽奠作为主要进攻的一路”。另外，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载，“宽奠堡……堡东又有凉马佃，亦曰晾马台。”就其方位言之，晾马甸较宽奠堡更接近于东邻的建州女真，怎么能设想，临敌前线的晾马甸尚在明军手中，而后方的宽奠却成为明军“主要进攻的一路”呢?
我们再佐证以其他史料：
谈迁《国榷》记载：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乙丑，经略杨镐会师于辽阳……总兵刘綎自宽佃出晾马佃，攻其东南”58。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萨尔浒之战时，“元帅指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兵仍屯晾马佃，驰启曰：“驿官崔得宗自宽田即宽奠来言，刘总兵指刘綎、康布政昨发宽田，不久当至。将官刘吉龙亦领兵来到，问其军数，则宽田一路主客官兵二万四千余人”59，朝鲜《李朝实录》又载：当时明廷的南路军主帅刘綎出兵之时，因“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矣”60。据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载：萨尔浒之战时，随其父在军中的康世爵曾记，其父康国泰当时在辽东总兵帐下，与刘綎—路合兵，“刘綎率军三万由入牛毛岭，九连城游击乔哥即乔一琦、宽奠参将祖哥即祖大定各率其军在此阵中”61。
上述历史记载都说明，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南路军并不是“出晾马佃趋宽奠进攻”，宽奠六堡也并不是“努尔哈赤占据的地方”，恰恰相反，宽奠倒是明南路军的驻扎地。刘綎所部南路明军正是从宽奠、晾马佃出发而参加攻打后金的首府赫图阿拉的。
事实上，当时所谓辽东“弃地”，据熊廷弼调查，主要是下列三处：其一，“清河之鸦鹘关、松树口、东安、靖安、靖虏、靖虏空、向化、靖夷、一堤墙之盘岭各墩一连九座长六十六里，此皆我之旧边也，今则缩守内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边失矣。”其二，“孤山之张其哈喇佃子，……先年虽建堡未果，而其犹我军种……今则以堡指孤山堡侧古壕为界，前项尽没，而八十里之边失矣。”其三，“自靉阳界起赛儿疙疸迤东至横江一带径一、二百里长，约三百里……今则尽弃与夷，而三百里之边又失之夷”62。
这与《建州私志》所载李成梁“将鸦鹘关外、鸭绿江以西、宽奠以东、张其哈喇佃子等处数百里掷之建人”63的地理方位是一致的。就所弃的张其哈喇佃子而言，只“不过一山沟地耳”（64）。据熊廷弼勘察表明“不知者以为当是何等一块丈地，……而其实不然。臣勘疆时，曾亲至其处，乃是一山峡，起孤山堡迤东、北而插入建地中二十五里，宽不逾数十丈，窄仅十数丈，形如拗项瓠，有入无出，两旁皆高山峻壁、深林密菁”65。正因为张其哈喇佃子“不过一狭隘山谷，不适耕作”66，军事上亦不利防守，所以努尔哈赤早在万历三十七年就“请遵谕减车价入贡，还其张其哈喇佃子”67，详知其情的熊廷弼认为，这是“奴酋以我不能有之地愚我”68。显然，弹丸之地的张其哈喇佃子弃与建州女真并不影响辽东防务的全局。
综上所述，万历初年移建的宽奠、长奠、永奠、大奠、新奠、孤山等六堡，在万历三十四年的“弃地”事件后，一直仍为明辽东防务前哨，不存在弃与女真人的问题。当然，六堡所下辖的张其哈喇佃子等处曾被建州女真人占据过，但决不能以此而得出宽奠六堡均归入建州——努尔哈赤的结论。
那么宽奠六堡何时才完全归入建州——努尔哈赤呢?笔者以为，万历四十七年 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一败涂地后，“斯时宽境即宽奠六堡一带为两国战争之地，约无属辖”69。若用现代军事术语谓之拉锯地带，但实际控制权仍在明军手中。万历四十八年，熊廷弼曾亲自“至威宁、历靉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堡，复迂道看险山旧边”，勘察结果表明，宽奠六堡一带仍“皆处复壁中”，并有一些汉人“依山居住，挖山耕种，村舍廖廖”70。直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兵攻下辽阳以后，席卷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皆为后金所据，直至这时，宽奠六堡方全部归入努尔哈赤71。
总之，笔者以为目前中外史学界流行的辽东“弃地”过程中“宽奠六堡尽归入建州——努尔哈赤”的传统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应当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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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成梁传》。
②152930323642434447484950515262 《筹辽硕画》卷一，熊廷弼：《抚镇弃地啗虏疏》。
③④⑤⑦1117192021222325262728《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条陈辽东善后事宜疏》。
⑥⑧⑨⑩12131418243154 《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七，汪道昆：《辽东善后事宜疏》。
1633《明神宗实录》卷四五六、卷四八。
3435《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
3539《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四。
3770《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七、卷五九六。
38 《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七，宋一韩：《抚镇弃地啗虏请查勘以正欺君负国之罪疏》。
40 《国榷》卷八O。
41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一。
46 郑天挺：《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续探》《探微集》；王锤翰先生：《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清史杂考》；胡昭静：《努尔哈赤》；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二章。
5356 郑天挺：《满族人关前社会性质续探》见《探微集》。
5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57《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六。
58《国榷》卷八三。
596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九《光海君日记》三。
61 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见《清史资料》第一集。
63 海滨野史初辑：《建州私志》卷上。
646568《筹辽硕画》卷一。熊廷弼：《谨叙东夷归疆起贡大略并陈愚见以安边境事疏》。
66 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二章。
67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二。
69《宽甸县志略·兵志略》陶牧等纂。
71 见《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实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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