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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大革命时期，曾经与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合作，中共也曾经对他寄望甚殷，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发奎后来的选择令中共大失所望。中共当时为什么看好张发奎？中共对张发奎做了哪些工作？是何种因素促使张发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本文将对此略作探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的风云人物，北伐期间，他先后担任第4军第12师师长，第4军副军长、军长，兼第11军军长，第4方面军第1纵队司令，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 张发奎部5月从琼崖到广州集中，6月14日出发，初战醴陵、续战平江，随之扑向荆楚门户汀泗桥、贺胜桥，会攻武昌，战江西马回岭，进军河南，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时的张发奎，又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北伐开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军政要人与日俱增，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但张发奎在这期间却一直与中共友好相处。可以这么说，大革命时期，除了贺龙等后来与国民党决裂、参加革命起义的将领之外，北伐军高级将领中，张发奎是与中共关系最友好、客观上对中共帮助最大者。因此，中共也曾经对他寄望甚殷，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发奎后来的选择令中共大失所望。中共当时为什么看好张发奎？中共对张发奎做了哪些工作？是何种因素促使张发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本文将对此略作探讨。 一 北伐期间的张发奎，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典型的左派将领形象。如作战英勇，冲锋陷阵；治军有方，注意做民众工作；关心部下疾苦，急官兵之所急；尊重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人，重视政治工作等等。[1] 张发奎本人，也亲自参与做政治工作。以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之后的俘虏工作为例：对所有俘虏，由政工人员加以“政治训话”后，即“听其自由”，不少俘虏愿意随队而行，“该师对其待遇，又一如自己兵夫，无稍歧视，”实行优待俘虏政策。许多俘虏因而转投北伐军，编入部队后，张发奎即亲自对他们训话，“谕以军人之职责，与革命军之人格”，并每天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各3个小时。[2] 中共对张发奎也在多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尤其是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工人员，工作都非常出色，对这支部队的发展壮大、对张发奎能取得不同凡响的军事成就，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在30多年后，当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者问张发奎：“共产党人是否给了你很多帮助？”张的回答仍然是：“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3] 正因为此，在北伐战争中，张发奎与共产党人曾经有过密切的合作。他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3.20”事件后, “军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日的军阀，他们对共产党员抱有毫不掩饰的恐惧心理。比如，在第4军里共产党员只许编入第12师，在第12师中又只许编入”叶挺独立团。[4] 但张发奎对共产党人进入他的部队似乎并不介意，随着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增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是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独立团的范围，前后在他部队任职的著名共产党人，有廖乾吾、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以及贺龙、叶剑英等，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后,“据不很切实的材料知道，在张发奎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5] 其中，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 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2 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2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 当时，李宗仁劝张要提防共产党：“我说你们第4军里， 共产党最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没有理会李宗仁的挑唆。[6] 二 关于国共关系破裂前后中共对张发奎的争取和张发奎的表现。 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后，张发奎主张立即出兵“东征讨蒋”；二次北伐回到武汉后，他也表示“蒋逆为吾人目前之敌人，非出师讨伐不可。”[7] 甚至在分共之后，张发奎仍大批接纳共产党人：“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8] 汪精卫也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4军11军20 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已经明令保护共产党的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4军11军20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用恽代英做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 高语罕做秘书长”。[9] 因此，在武汉分共之初，中共对张发奎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希望争取他一起回广东，开辟新的革命基地，曾几次派人与他联络。7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10] 但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张发奎开始动摇了。“7.15”之前， 汪精卫加紧策划分共，“找第4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陈独秀泄露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11] “7. 15”之后，“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 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12] 30多年后，张发奎对他当时作出的选择有这样一个说明：“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之，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13] 笔者认为这大致是可信的，因为同属武汉政府之下，既有夏斗寅、许克祥那一类丧心病狂的反共者，也有张这种一直到他的部下“反叛”之后，还能留有余地的人。 鉴于张发奎态度的变化，中共也相应调整了自己的对策。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改变依张政策，决定“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14] 但张发奎真正迈出分共这一步，是在“8.1”前夕， 这是张发奎其人在当时整个局势激荡、演变之下向前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 从总的形势看：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反共”已成为一种急剧泛滥的恶性传染病，从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到夏斗寅、许克祥、何键，再到朱培德、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国民党要人们你追我赶，此起彼伏，就如一场疯狂的“反共”竞赛。在此毒雾恶风之下，一个国民党员，如果不想反对国民党、离开国民党，似乎就只有反对共产党了，一些人甚至是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一方面是汪精卫拼命地拉，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也一直在做张发奎的工作：张部的许多骨干包括一些重要军事干部是共产党员，张与他们个人关系一直较好，他本身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因此，与其他国民党人不同，要张发奎分共，简直等于是自断手足，必然大伤元气。故他迟迟下不了分共的决心。国共彻底决裂在即，何去何从？是接受共产党人的召唤，站到革命一边；还是冒着部队分裂的危险，附和反革命？张发奎还幻想再拖一拖，但汪精卫不答应，共产党也不可能再等下去了。 从当时面临的具体问题看：汪精卫、唐生智分共后，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兵分两路，江北一路为唐生智所部，江南一路为张发奎所部，张部又以贺叶部队为前锋，无论胜负，都要将之解决，汪、唐坐收渔人之利。[15] 中共方面，则识破了此种诡计，希望争取张发奎与汪、唐分裂，一起回广东。部队到九江、南昌一线后，是继续东进，还是调头南下，必须作出抉择。到了这时，共产党不能再糊里糊涂去当炮灰，或者坐以待毙了，只有对张发奎最后摊牌：或者与我们一起携手回粤；如不愿意，共产党就只有甩开你张总指挥，自己干了！192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加伦在会上说：“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部队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加同志说：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此两条件之下，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若张不能同意上述二条件，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16] 但在此最后时刻，张发奎动摇了，选择了后退：7月29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召开分共会议，与会的叶剑英次日返回后告知：“老张靠不住了，他(指张发奎——引者)说：真是逼得没法，我只好投降右派”。“叶又说：他们已决定解决叶贺。”[17] 对张发奎的争取工作无望后，中共以叶贺部队为主发动了南昌起义。但起义后，仍将张发奎列名为主席团成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第2方面军总指挥，贺叶分别打电报给张发奎， 欢迎他来南昌一块干革命，群众团体也发通电以及贴出“拥护张总指挥”的标语。贺龙也只是就任第2方面军“兼代”总指挥，意即仍随时欢迎张发奎前来。直到起义军撤到汕头后，中共还在尽量争取：“恩来同志代英同志叫我去香港接洽张发奎(偕行者为江董琴)。到港始悉张已赴广州，后来他虽派了代表来谈，也毫无结果”。[18] 不过，这已经不是中共中央的意图，而只是南昌起义前敌指挥部的临时决策，并在起义失败后几次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说他们“一开始便有与张发奎妥协之等待犹豫的倾向”，“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而放弃了党的领导。其后，又全部给予了党纪处分：“这次前委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19] 至于张发奎方面，叶贺发动，他当然不满。8月1日，他想去阻拦第25师与叶贺会合，所乘火车在德安遭到起义部队拦截，聂荣臻下令对空鸣枪阻其前进，“放了一排枪，张发奎就慌里慌张跳下车跑了。”“他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车上了，全部被我们俘获。”后经张发奎要求退还了他。[20] 另贺龙就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虽说是“兼代”，但张发奎是否会以为贺龙的目的是取他而代之？因为当时连中共方面都不止一人有这种看法。[21] 但张发奎作出的反应，应当说，还是有所节制的。 郭沫若回忆，南昌起义后，“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张发奎、黄琪翔等也刚得到消息不久，“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协商完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下戒严令，……明天就不能保险了。”并请郭向贺叶等转告以下四点：１、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２、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３、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４、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张发奎以书面形式为郭写下了这些内容。[22] 上述几点，大体还是与人为善的，不是心狠手辣的做法。 其次，张发奎迟迟按兵不动。九江到南昌，至迟3日可到，但张发奎直到起义军于7日全部撤完后，8日才进南昌，很显然不愿与起义军正面冲突。 再次，不追剿起义军。张发奎听从了叶剑英的建议，在率部返回广东途中另走了赣州、大余一线，使起义部队免除了后顾之忧。即使在李济深派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叛军”时，张发奎也“坚不从命。”[23] 另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到九江后，“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 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24] 30多年后, 张发奎曾对他的一些做法和立场解释说： 我知道“叶挺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彼此间极好。我想，我可以将他争取过来。最坏，我想他可以离开我的军队。” “但是，我对贺龙没有把握，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不过，我对他很好，他也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对他不错，因为我是真诚而直率的。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我坦率地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站在旁边。唐生智胡乱地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能。我没有逮捕共产党人。为什么？因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负责。此外，我永远不相信屠杀能奏效。”“许多政工人员离开了，我给每人发了路费。” “我多次说过，我不会杀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25] 三 1927年9月，张发奎所部回到广州，11月17日发动驱赶桂系李济深、黄绍竑的广州政变，控制广州。张发奎“叠次派代表秘密的来找我们共产党，要求同他们协商怎样共同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黄绍竑。”[26] 同时，“颇欲实行对工人的欺骗政策，如要筹80万给罢工工人，如打电总工会、机器工会等，意在以欺骗手段取得工人的拥护。”[27] 即使在广州起义前夕，张发奎还亲到教导团演讲，“谓不使广东为灰色，打倒腐化投机分子，不恶化，不右倾，奋斗到底”。[28] 张发奎的这些做法固然有利用中共的力量对抗桂系、稳住阵脚、稳定广州局势、经营一块自己的地盘的企图，其中可能确实没有多少诚意。但是，从维护他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在回粤之初，或许是想执行一种在离开中共后的较为中立的、或者中间偏左的政策？不愿意过分与共产党、工农为敌。他不愿脱离已经反共的国民党营垒，但并不表明他就一定想坚决地与中共为敌，公开、死硬地站在反共、反工农的立场。 但这时中共政策已变，将之视为与蒋介石、汪精卫毫无二致的军阀，执行了坚决破裂的政策。这反映在1927年9月9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此间多传张发奎仍欲与我们妥协，据江西报告，黄琪翔的军队在赣南公开的呼出‘打倒叛党叛国的唐生智’、‘打倒分赃式的汉宁合作’等口号，亦可以证明此倾向。中央8月31日致你们的信中，即已指明张发奎到我们军队中来的危险性以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的与他绝缘，张发奎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29] 中央的态度既已如此明确，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又曾因为试图与张联络而受到严厉批评，广东地方党组织自然不能再对张发奎留下任何余地，在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10月15日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希望张发奎能到革命队伍来之一切幻想，我们无论如何不应与之妥协，”“工农革命军所到地方，应有拼死绝不反顾的决心，尽死力鼓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工农如果发生无组织的焚烧抢劫或杀戮，应以同情的态度引导其归于有组织的行为，……决不能加以无理的制止或危害。”[30] 并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 不再幻想张发奎会投入革命阵营、发动广州起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在一系列的失败面前缺乏冷静，特别是头一次面临这样危难复杂的局面、领导人刚刚更替，中共还不懂得要利用敌对营垒的一切裂痕和矛盾，不知道要区别对待、加以分化，不善于尽量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和同盟者－－即使这种同盟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或者是争取其保持哪怕是短暂的中立。在国共第一次走向对立之后，对国民党、对国民党内的各种势力究竟应采取何种政策，这时都还是初步的、粗线条的，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后来那种经过多次挫折才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灵活的策略。而采取了要么就站到革命一边来、无条件地支持工农运动，要么就彻底决裂的做法。对国民党内那些中间的、或中间偏右的、摇摇摆摆的，不脱离国民党、但也不积极与共产党敌对的力量，一时还没有形成清晰、理智的政策。中共中央在9月和12月关于对国民党政策的两个决定都较为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第一个决定提出，“此后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主要的原则有两点：一、对于宁汉各派的国民党领袖机关及政府，积极的反对，定出明显的推翻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都已成革命的叛徒，民众的仇敌；二、对于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只认为是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但要“使他完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第二个指示要求，除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破坏工作的之外，要断绝与国民党的一切联系，“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并“要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从一切方面向国民党进攻和斗争。 [31]这种态度同样明显地反映在11月28日广东省委号召暴动的宣言中：“共产党同任何军阀没有一点共同的利益，我们要的是民众起来打倒和消灭一切军阀的统治，你们，张发奎、黄琪翔及其他的先生们，是同一样的军阀，同一样的反革命。”“就是有人用显微镜来看，也不会看出汪精卫、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有什么差别，因为汪精卫、张发奎都是他们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太师蒋介石高足门生。”[32] 悬赏要取张发奎、黄琪翔等的人头，要将张发奎送入坟墓。随后又号召“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产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与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33]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共破裂之后，中共应如何区别对待国民党当权人物、包括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如何对待与死硬的国民党右派有区别的势力的问题，如张发奎，如福建事变，如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如宋哲元29军，如张杨。存在一个策略的调整和改变的过程，南昌、广州起义可说是这个过程的一个起点。南昌以国民党的名义，是一时还不能适应两党已正式分家的现实，广州如此坚决，则明显带有刚刚彻底分家时那种愤激的心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暂时还未学会如何与分家后的张发奎这类人打交道。 关于这一点，1927年12月13日，即广州起义两天之后，当时已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各常委，表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同时对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国民党问题，我自7月以来，即以为我们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亦即应独立行动；然同时亦以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现在仍旧是这样的意见。……惟广东方面，如尚赞成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员，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我们应该与之公开的党外合作，不必强之加入我党，在民众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只要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便无妨），都应如此。”[34] 现在看来，这个意见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当时处于盲动主义的中央，不会有人去重视已经靠边站的陈独秀的意见。 南昌起义之后，张发奎已十分恼怒，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共产党对不起我。”[35] 广州起义之后，张发奎更是暴跳如雷，一逃出包围，就积极调兵谴将，残酷地镇压了起义，毫无疑问，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这件事情，笔者有这样的看法：如前所述，张发奎政治觉悟不高，政治信仰不十分明确，这种层次的人，对所谓交情、义气就很在乎，张发奎也许觉得，他对共产党人仁至义尽，而叶挺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起兵“背叛”，在南昌起事，还可谅解，当张发奎、黄琪翔从李济深、黄绍竑手中夺回广州后，中共又在广州发动起义，杀掉他派到教导团的参谋长，让他半夜仓惶而逃，再无立足之地，使他觉得，太不够义气，不讲朋友交情，认为他调兵反扑是理直气壮的。而在叶挺等人看来，为党、为主义奋斗，利用党掌握的武装起兵反国民党，是完全正义的，不存在放弃朋友义气的问题。但双方的立场不同，看法自然相异，以张发奎当时的觉悟，绝对理解不了叶挺、叶剑英等人的行动。这说明，在另一方面，张发奎也还未学会与国共对立后的中共如何打交道。 这种迟来的反共并未给张发奎带来什么好处，“粤变”刚平，他便在国民党各派的攻击逼迫之下离粤赴日，1929年春，才因为参加蒋系的攻桂行动，而重获军职。到这时，他的反共热情似乎已大大降低了。这年下半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曾天节在张发奎部当排长，有人向张发奎告发他是共产党员，但张发奎对他未作任何处理。1931年还调他任张发奎的上尉侍从参谋,“彼此之间无拘无束，无所不谈。”[36] 到抗战时期，又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张发奎部队得到重用，如左洪涛、刘田夫、杨应彬等，一直到全面内战爆发后才撤离。[37] 从北伐期间中共与张发奎的关系中，笔者有这样几点看法： 其一、张发奎是一个还算正派、爱国的国民党军人。大革命失败时，他附从了汪精卫，但到后来汪精卫叛国投敌，再来拉他，他就坚决反汪了。他有报国之志，有民族气节，在壁垒分明、阵线清楚的战场，如北伐、抗日，他踔厉奋发，功勋卓著。但他不善于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具备准确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以他的政治水平、政治认识，在国内党派斗争特别是过去同属国民革命营垒的国共两党斗争中，就显得力不从心，把持不住了； 其二、张是一个不愿意跟共产党走(尽管中共多方争取)的国民党人。他并无强烈的党派观念，党同伐异，非其所长。对共产党人，他有好感，但他不信仰共产党的主义，也不看好共产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可以联共，也愿意联共，但联共与做共产党是两码事，他不愿意跨出这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到了后来，他对共产党抱有成见，就更不愿意做中共的同路人了； 其三、张又是一个并不情愿反共、不愿对共产党做得太绝、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曾附和反共的国民党人。他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并不将他导向坚决反共，成为死硬的国民党右派。如不触及他的切身利益、对他构成严重威胁，他甚至还愿意与共产党人合作。但他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他的特殊身份，右派在拉，中共在“逼”，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他不肯进，就只有退了； 其四、张当然有保存或扩充实力的想法，有不愿失去个人权力地位的想法，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除了主义的认同问题，把个人的既得利益看得较重、没有为了救国救民舍弃个人一切的决心(虽有救国救民之初衷)，是他未能始终坚持国民党左派立场、反而日渐倒退的重要原因。 从与共产党的关系和后来的人生道路看，国民党将领大体有这样一些类型：一种是从未反共、先后加入革命队伍的；一种是先联共、后反共、再投向中共的；一种是始终反共、即使在国共合作期间也敌视共产党、追随蒋介石去台湾的；一种是先联共、后反共的。张发奎基本属于后面这一种，但也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他与共产党曾经有过较为密切的合作，大革命破裂后，与那些丧心病狂的死硬分子不同，在反共问题上，他有过迟疑、犹豫，甚至网开一面；其次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他又与共产党人重新合作，并不满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最后，他没有跟蒋介石去台湾，但也不愿回大陆，而是坚持留在香港，周恩来、叶剑英几次托人做他的工作，也未奏效。1980年3月，他在香港病逝，叶剑英还发去了“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的唁电。在国民党军人中，也算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吧。 [1] 参见拙文《张发奎与北伐战争》，《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学术界关于张发奎的研究，除本文引述或提到的有关论著外，值得提到的还有：徐好文、范银飞等：《张发奎》，载《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5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官建生：《张发奎将军编年表（上）》（至1940年底），《韶关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9日。 [3] 《张发奎谈南昌起义──读张发奎口述历史之一》， 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233页。 [4]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5] 《库曼宁回忆录》，转引自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6]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区政协，1980年印刷，第439页。 [7] 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8] 《 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卷，（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第75页；另见贺诚：《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革命回忆录》(21)第30页。 [9] 汪精卫1927年8月5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506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 120页。 [11]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南昌起义》第207页。 [12]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6页。 [13] 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第229页。 [14] 《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22页。 [15] 1927年8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的一则消息称：对在赣的叶贺部队“亦有根本解决之计划，即以东征为号召， 以贺叶军队担任中路前锋；左路唐生智之第35军沿长江西岸前行,36军更紧随其后; 右路为程潜之第6军及13军;朱培德所部则在赣南集中,为断彼回粤之计。再以左右两翼之力量，压迫彼去打硬仗。如胜利， 则令其开赴江北，且饷械不予接济，则彼必归于自然消灭之一途。 殊不知贺叶窥悉此隐，即在南昌变计赴粤”。见《南昌起义研究》第77-78页。 [16]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南昌起义》第69页。 [17] 《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10月),转引自《南昌起义》第128--129页。 [18] 《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10月),转引自《南昌起义》第128--129页。江董琴曾任程潜部政治部主任。 [19] 《中央通告第13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00页、404页，第483页。 [20] 《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21] 参见《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 ；及《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转引自《南昌起义》第120页、第73页。 [22] 《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3页。 [23] 《李宗仁回忆录》第540页。 [24]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67--68页。 [25] 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第231--238页。 [26]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1927年11月28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27]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1927年10月12日）《广州起义资料》（上），第30页。 [28] 《申报》1927年12月9日“广州通信”，《广州起义资料》（下），第487页。 [29] 《广州起义资料》（上），第11页。 [30] 《广州起义资料》（上），第43页。 [31]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通告第25号——对国民党的工作》（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70页，第588-589页。 [32] 《广州起义资料》（上），第68--69页。 [33] 《广州苏维埃宣言》（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资料》（上），第113页。 [34]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35] 《广州起义资料》（下），第81页。 [36] 曾天节:《抗战时期我跟随张发奎的回忆》,广东省政协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37] 参见拙文：《张发奎与两广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