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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理，分为和战两派，但“讨伐派”究竟包括哪些人？过去并未见有具体的考察。本文认为，戴季陶是主战最力的人物、讨伐派的代表。何应钦最初主战，其后迫于各种压力，至少在表面上，主战的热情下降，并因军事行动迟缓而受到戴季陶等人的斥责。讨伐派受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关键词 西安事变，讨伐派，戴季陶，何应钦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中央为因应事变，作出了各种紧急处置，参与事变处理的核心人物，包括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戴季陶等。大家都知道事变后南京中央分为和战两派，而且往往将何应钦视为“讨伐派”的代表，[1]但实际上，有不少当事人都谈到，戴季陶才是主战派的代表，[2]而何应钦虽然是“讨逆总司令”，受命指挥“讨伐军事”，但态度并不似戴季陶等坚决，甚至有人将之视为处于和战两派之间者。本文拟根据若干新的史料，再对此略作探讨。 一、所谓“讨伐派”的阵容 先看看事变后南京政坛留下的人物。 这里有一份参加12月12日深夜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中央党部召开的第28次联席紧急会议的人员名单，列名出席政治会议者为居正、马超俊、张继、朱培德、戴季陶、朱家骅、冯玉祥、李烈钧、程潜、丁惟汾、梁寒操、陈果夫、陈璧君、陈公博、李文范、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王陆一、叶楚伧、陈立夫，列席：外交部长张群、实业部长吴鼎昌、铁道部长张嘉璈、海军部长陈绍宽，委员邓家彦、张道藩、方治、陈庆云、贺耀祖、熊式辉、曾养甫、张厉生，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主席为于右任，代秘书长为朱家骅，副秘书长为陈布雷，纪录为狄膺、叶秀峰、朱云光，上述名单中有11人又是中央常委会议的列名参加者，主席为丁惟汾，纪录为王子壮、王启江、王子弦。[3] 13日晨宋美龄、孔祥熙从上海回到南京。 13日下午3时至5时半在中央党部召开第29次中央政治会议，增加的人员一是刚从福建返回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另有吴稚晖，教育部长王世杰，委员增加了萧吉珊、周佛海、傅秉常、赵棣华、闻亦有、周启刚、徐恩曾。[4] 12月16日上午9时在中央党部召开第30次中央政治会议，增加者有钮永建、王伯群、王宠惠、覃振，主席为孙科（代），朱家骅因去就任浙江省主席，未与会。[5] 22日，汪精卫自欧洲启程回国，并发表谈话。 23日上午9时在中央党部召开第30次中央常会（临时会）及第31次中央政治会议，新增加者有许崇智、徐堪、陶履谦等，朱家骅23日晨返南京出席，王子壮等记录。[6] 在这些人当中，主张或赞同武力讨伐的是哪些人呢？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相当于副部长）、几次中常委会议记录的王子壮日记的记载，[7]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于当晚12时召开紧急会议，11时已陆续到齐，“面面相觑，愁容苦面，略无表情”。丁惟汾主持，[8]何应钦报告所得情报，叶楚伧、戴季陶等相继发言，“最后决定中央之根本态度不能变更，应严申纪律，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再用私人各方面之关系于维护中央根本态度之下去挽救蒋先生”。凌晨4时始散。[9] 17日，开国民党中央常会，何应钦报告，今晨4时得蒋鼎文来电谓奉委员长手谕，即日来京并嘱前方勿轰炸。何已表示同意。但会中居正、孙科“均有极激昂之表示，以为此种电报在蒋先生不自由之期间均为小张所弄虚玄，现在唯一的出路，迅速以大军包围西安始有讲话余地，在蒋先生没有恢复自由以前一切命令均应认为无效等语”。[10] 18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常委、各院院长、军事当局在政治会议楼上开会至12时，从西安返回之蒋鼎文亦参加，同意本日不轰炸，但限于19日6时前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密谈解决之法，如派宋子文飞赴西安与张面洽并由阎锡山居中斡旋等。因中央讨伐令既下，不能再谈调停，而实际上如能获得调解使蒋先生立复自由亦未尝不可，但恐无结果，故宜密行之。实际上即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之解决法也。”反映出蒋鼎文回来，带回蒋介石的手令后，与会者对和平调解的方式已不绝对排斥，当然，在时间上作了相当苛刻的限制。 20日晨，宋子文以个人名义飞西安，“行前有人劝阻”，宋子文表示，“此为余个人之行动，以亲戚关系前往探视，他人不得阻止也。” 宋21日下午4时30分返回。[11] 22日晨，宋子文、宋美龄又飞西安。23日9时，召集中央常会及政治会议，对于“宋子文临去时且嘱暂勿轰炸”，戴季陶、朱家骅等俱为大哗，“认为系违背中央决议，且中敌人之缓兵计”，会中一致起立表示应迅速出兵，“何部长亦唯唯，余于此事得见何先生之沉着有余而出兵神速殊不足与蒋先生相比拟也。两广之变蒋先生以最短集中大兵三十余万，今事变发生十余日矣，入关之兵不过只达华县等地，渭南尚在敌手，至可叹也”。[12] 王子壮也谈到，南京中枢对事件处理在步骤上有缓急两种，急者“如居、戴、孙均以为事以（已）至此，如冀其觉悟，非可徒托空言，要需急速用兵包围西安，解决其实力若干，迨其本人感觉生命危险，必始能促其就范，更能断其与共党之联络也”；反之，在家属方面，“如蒋夫人宋子文等则以为应先事接洽，冒然进兵，或有危及蒋先生之虞”。“何应钦实处两大之间，中央既予以讨伐总司令而家属方面则责其先尽人事”，“昨日（23）会中以何轻应家属之请，戴先生面斥其违背中央决议，声色俱厉，何亦不敢较，足见其处境之苦”。[13] 以上表明，主战者有戴季陶、居正、孙科[14]、朱家骅[15]、叶楚伧等人，日记中提到23日的会中一致起立表示应迅速出兵，又说明在南京中央当时主战的声音是占上风的。王1937年5月12日的日记还提到，“据余所知，丁先生、张先生、孙先生、于先生诸元老莫不主张立即讨伐，”也即丁惟汾、于右任都是主战者。[16]至于这个张先生是谁，张继？张群？还不好确定，因为据徐永昌日记，张继是主和的：“赵芷青（丕廉—引者）电述南京中央集会时戴季陶等或是顿号或是叫叹，张溥泉谓对张不可过急烈，防危及蒋先生，陈立夫即指为汉奸”。[17] 其次是冯玉祥日记，他说，12日下午，在何应钦家中，“一、协和（李烈钧——引者）主张安全介石为主。二、陈璧君主安全。三、陈公博亦然。四、朱益之主打。五、何敬之主打。六、叶楚伧主打。七、戴季陶主打。”13日上午，与张治中（文白）等谈，“文白说，蒋夫人希望和平，孔庸之亦望和平，文白自己亦望和平”。午后3点开中央政治会议，“何应钦主下讨伐令”；“戴季陶先生说话极多”；吴稚晖说“为介石安全须速运兵去”，“设法去人”。14日上午9时冯玉祥、居正等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后到楼上谈话，吴稚晖又说“要打快打，须防共党，须防准共党”；“戴先生大怒之下，责备孔之谈话不用力。孔庸之详问那一句不合适，可改之，意思甚为和气。有几位更急，非打不可。”戴季陶之外，居正似乎也特别积极，在这次纪念周上，他说：“非打不可，黄埔应当起来，不要命令去打，介石去到永丰时，谁给命令？马上去打。”16日上午的中央政治会议，“程颂云亦主快战。”[18]据此，主战者增加了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程潜四人。 时任参谋总长的朱培德主战，另有资料可资佐证。据戴季陶秘书陈天锡回忆，1937年2月朱培德去世后，戴季陶告诉他：12日晚上的会议“余主张立下讨伐令，至十六日始见明令，在决策未定之时，朱先生已出动空军轰炸张学良部队及军火车一列，一面电令洛阳祝绍周所部，开入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委员长既被叛军胁持，当然应由副委员长负军事之责，余谓参谋总长在法律上有调遣军队发布命令之权，幸得朱先生支持，声言身为参谋总长，权责所在，惟戴院长马首是瞻。”[19] 冯日记中关于陈公博的态度，记录是否准确？因为陈公博自己则说他是主张讨伐的。陈公博在事过两年半之后的1939年6月，在香港写了《苦笑录》一书，回忆他自1925－1936年的经历，最后一章刚好是《西安事变》。此时他已脱离重庆政府，自称要写一本到他死后才能公布的“存真”的“一笔一笔的纪实”，因此写得比后来一直留在国民党营垒的人似要超脱和直率些，他说，12日下午在何应钦家中，“我见那样纷乱的情形，忍不住对何应钦提议：第一、政府应将真相公布天下，以释群疑。第二、政府应该明令讨伐，免得张汉卿拿住蒋先生对中央要挟。……何敬之在口袋里掏出一本日记薄，把我的提议一一记上。”[20]笔者以为此处可能陈公博本人的记忆更准确些。 12月13日，陈果夫、张道藩都在中央政治学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对学员发表了拥护对张杨“讨伐镇压”的讲话。[21]16日陈果夫的日记称：“上午政会决定讨伐张学良，会时极紧张，此办法实在是进一步之方法，略稍急进耳！”“此事真应强硬，不强则不能速决，不速决则夜长梦多，如共军到达，则不易办理矣。”[22]这已相当明确的反映了陈果夫的态度。 晚年的陈立夫在做口述史记录时说，“我自己是100％地拥护派遣讨伐部队。我相信这是必须的，只谈判不够。”[23]这与上引徐永昌日记的说法也是吻合的。 马超俊回忆录中专门有一小节写“西安事变”，他也是站在讨伐派一边的：“两种主张激辩甚久，我坚决主张用兵，俾维国家纲纪于不坠。”[24] 宋子文12月21日日记：见叶楚伧、熊式辉等人，当被问到蒋介石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时，他回答，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委员长将不希望目睹更多内战。熊式辉说，“他怕委员长在西安会被迫违背自己心意而同意西安方面的要求。”宋讥讽他们如此了解委员长，说这是对蒋人格的诽谤。[25]在好战反共方面，熊式辉是从不含糊的。 至于林森的态度，冯玉祥日记说，林在13日下午的会中表示，“讨伐令不可下”。但黄绍竑回忆称，在13日上午中央党部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紧急会议上，林森主张“非讨伐不可”，[26]但实际上，林森13日下午1点半才回到南京，而且也未见有13日上午开会的记录。[27]黄的回忆可能有误。不过，在21日国民政府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林森发表《中央明令讨伐叛逆的重要意义》的演讲，说了一大通明令讨伐的理由，表明至少在公开场合，林森是赞同讨伐的。[28] 综上所述，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可能的有孙科、林森等。阵容可谓庞大。 二、戴季陶主张讨伐最力 在上述成员中，戴季陶是公认主战最力者。 据陈公博回忆，12日晚上的紧急会议，许多人都缄默不作声，“到底还是戴季陶先生首先站起来，演说一番大道理，结论是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这个提议，在一致沉默和悲愤之中，全体通过”（此处记忆或有误，此会只是通过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 16日会议才通过讨伐令）。第二天，南京接到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但南京把这个通电扣留起来，“一心一意地筹备讨伐，不过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早上蒋夫人已从上海回京，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先生的生死，专着重在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专着重在蒋先生的自由和生命。” 对戴季陶这时的表现，陈公博有很传神的描绘：“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十六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戴季陶不仅斥责何应钦，对孔祥熙也是毫不客气：“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庸之先生本来在会场上是素来盛气凌人的，或者因蒋先生被困西安，没有靠背罢，那时真是低声下气，变了一个宽容大度的谦谦君子。连那位平日伈伈侷侷的居觉生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29]看来，在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的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如果蒋真的从此走上不归路，南京的政治格局就要重新大洗牌了，例如远在欧洲的汪精卫一闻讯即决定兼程返国，已在跃跃欲试了。 对戴季陶等的强硬态度，宋美龄等人十分不满，担心因此激化南京与西安的矛盾，宋美龄在中央军校发表演说，批评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讨伐派陷于颇为尴尬的境地。在陈公博看来，“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不过，陈公博、陈璧君23日已启程去香港迎候汪精卫，未参加这天上午召开的中政会，对会中戴季陶继续强硬，斥骂何应钦的情况就并不知情了。[30] 陈天锡回忆说，在当晚的会议上，戴季陶就主张下讨伐令：“及会议时，曾坚决提出立下讨伐令主张，但各方意见不尽一致，议至夜深，犹不解决。公谓会议结果，明日必须见报，断不可迟延。最后始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惟公主张之讨伐令，直至十六日始下”。[31] 马超俊所述的情况，则与王子壮的说法颇为吻合： “当时群龙无首，其最大的争执，在是否用兵问题，一部分中央委员，以戴季陶为首，主张用兵，其理由谓：‘张、杨作乱，必有助力与背景，在内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等，皆可引为同路，在外共党与苏俄，皆可暗中联络。张、杨籍此背景助力，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戴季陶当场痛哭，后由冯玉祥、戴季陶、程潜、与我同去见蒋夫人，我对蒋夫人说：‘无论如何，应该出兵。’”宋美龄表示，她将与端纳去西安。 几天之后，因张、杨仍未答应送蒋出陕，“中央委员于16日再度集会，遂决定对张、杨用兵，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入陕宣慰。在开会时，何应钦不大讲话，只是表示服从命令。丁惟汾亦很少说话。”[32] 陈立夫也明确说，当时是戴季陶特别坚决。记录者问，“谁是派遣讨伐部队的主要倡议者？”陈答：“几位元老。戴季陶特别坚决。他引证历史——就像贵国人谈历史一样，说明为了拯救领导人，中央政府措施必须坚决。他说，历史事实是，当领导人被绑架时，政府软弱，领导人肯定被害；政府强硬，领导人将安全无恙。” 记录者问，“何应钦态度如何？”陈答：“在几位元老发表意见后，何应钦拥护这一决定。”[33] 事变后，东北几位政界元老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在观望了几天之后，到南京找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为东北军系的王树常，说想往西安劝张学良释蒋。王树常跑去与东北籍、主持过国民党东北地区党务的齐世英商量，齐世英将此报告给陈果夫，陈果夫说此事他不能作主，要去问戴先生，问过戴季陶，陈告诉齐世英“戴先生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是看大门的。’这么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走旁门、后门，你们去走好了，我不看旁门，也不看后门。”陈果夫并让他们去找何应钦安排飞机，何也给他们安排了，结果因天气原因只飞到太原。[34] 戴季陶态度的这种变化，答复得这样含糊暧昧，或许与宋美龄等人的强烈反应有关，对谋求政治解决的方式，不便再反对，也不好明确认可罢了。 三、主和派与“讨伐派”的较量 从陈布雷等人的回忆来看，当时宋美龄与讨伐派斗得是比较激烈的，因为到了要去向她当面解释的程度。陈布雷说他在事变期间做的几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劝慰蒋夫人，并解释其对中枢之误会。”关于戴季陶的情况，陈布雷也觉得是“愤激失常”，说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均不在，代秘书长朱家骅又“赴浙任事”，“会议各事余不得不以副秘书长处理之，”但是否开会，取决于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之外的另四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适从。其时戴院长则愤激失常，居、于二院长不甚问事，而孙院长之意见每与戴院长出入。余所能相与商榷者，楚公而外，只有果、立、养甫（即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引者）诸人而已。”[35] 事后，宋美龄在公开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主战派仍作了不点名的批评，她说：“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马上决定对张学良撤职严办，“命令措辞，异常严峻。”“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有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36] 对于与讨伐派激烈争执的情况，宋美龄回忆：余对中央诸公“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或有主张“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或言委员长殆已不讳矣，或言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更有人认为“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宋美龄对之一一予以驳斥，力主和平解决。当她决定亲赴西安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37]宋美龄这份《西安事变回忆录》是经蒋介石“校正”过的，[38]言词尚且如此尖锐，其私下对蒋哭诉时对讨伐派的不满与愤怒，其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对宋美龄回忆录的说法，对蒋介石同意出版此书，王子壮很不以为然，在1937年4月21日的日记中，他说，正中书局奉命刊布“此类与国策不相容之著作，实不能不叹蒋先生之溺爱不明，将为盛德之累，”中央如不力主讨伐而与张说和，则政府之立场尽失，国家将有旦夕倾覆之祸，“尚能容汝辈与张折冲乎？”如果不是军事压力的迫使，张学良未必即能放弃其主张而送蒋返宁。“事实昭彰，既已明甚，妇女之见莫不以眩才饰短为其聪明，蒋先生信之且为出版，非溺爱而何！”[39]到了5月12日，王更怀疑是因为别有作用，甚至认为是由于亲共势力包围的结果，或者是与中共达成了某种妥协：“然其所以必须发表之动机，则令人不能无疑。盖事情既已过去，蒋先生亦安然出险……何竟欲无端再启风波，蒋夫人非愚，蒋先生亦竟任其行事，则不能不令人疑有不得不如此者在。”他将此事与毛泽东一篇分析国民党内有抗日派（列有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亲日派（列有何应钦、陈绍宽、张嘉璈、吴鼎昌）之分，蒋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的文章联系起来，他说：“唯是毛既有此不合事实之分析，然上海则有孙夫人宋庆龄素以联共为主张，宋子文、宋美龄均为其兄妹也，包围蒋先生左右者尚有端纳，屡作论谓西安事变证明，真反蒋先生者在南京。其意在为小张洗刷，以为小张与蒋只政见有出入，乃不惜厚诬南京之长者，谓其主张讨伐系别有作用。蒋先生地位诚高矣，但与党内诸人之关系反日疏远，几无人能与之作亲切之恳谈者，此一辈人乃有运用之余地，宋美龄之回忆录而必欲于此时出版，蒋先生亦优容之，乃此环境之产物也。”[40]看来，此时在国民党内，连宋美龄、宋子文都受到了有亲共倾向的怀疑，也难怪宋子文在其1936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说，“我也从张公权（即张嘉璈——引者）妹妹的许多朋友得知，张公权指说西安事变是我策动的。”[41] 此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但将之放到当时南京的政治氛围之下，又觉得不足为奇了，讨伐派什么怪论都提了出来，如蒋之停战手令是否因受张杨之胁迫而作之类。而且事变后，张杨、中共与宋子文在23日的谈判中也确实讨论过改组南京政府的问题，其中就涉及了张公权，据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他说，谈判中“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42]此点在宋子文同日的日记中基本可以得到印证：“下午，张、杨、周恩来来见，讨论新内阁人事。我一再被逼迫，但我告诉他们，基于政治及个人因素，我将不会担任行政院长一职，也不愿参与新内阁。他们坚持要我接受财政部长职务，这样他们就有信心拿到他们的经常费用。他们担心，外交部长不应该是亲日派。我跟他们讨论到许多人，提议徐新六。……铁路部长，他们不要亲日派的张公权，海军不要陈绍宽。上述讨论的备忘录请见（附件C）。”[43] 不过，当时怀疑宋子文的也不止一人，康泽回忆说，宋美龄去西安前，他去见宋美龄，宋表示“明天要同阿哥（宋子文）一道去西安。我问夫人为什么要同去呢？她说不放心，阿哥同张、杨戏中有戏”。[44]宋美龄怀疑他哥哥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为财政问题发生了尖锐冲突，宋一怒之下而辞职，蒋在日记中曾几次骂他：1932年5月31日，“与宋子文谈财政，曰‘子文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可痛也。’”[45]1933年9月5日，“与宋子文谈后曰：‘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财政政策，尚不知觉悟，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余负其责，蒙受亡国失地之罪，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强余从其政策，今日且以辞职相要挟，忍无可忍，故痛责之，而彼终不自悟也，可叹。” 9月24日，曰：“宋子文对国防经费与军费旧欠，皆置不理，其祸国殃民、害公误私之罪，余在牯岭时曾面斥之，彼竟不悟，而籍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之地位，与我为难，呜呼，可叹孰甚。”[46]10月22日，“思解决宋子文把持财政事，曰，‘颇费踌躇’。”10月29日，“开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各职，以孔祥熙继任。”并将之视为在“中央捣乱者”。[47]此后，宋一度暂离权力核心。或许，这也正是他此时既挺身而出、奔波于南京西安之间，又一再表示无意出面组阁的原因之一。 对于何应钦是讨伐派、亲日派的说法，王子壮认为这“与事实全违”，盖事变后，“群俱惶骇，而以老同志对此事更属愤懑，如居先生于纪念周慷慨陈词，主张立即讨伐，戴先生之痛哭激昂（因此与宋美龄起冲突，会议中拂袖而去，后经群劝及宋美龄亦有歉意表示始已）是其著者。据余所知，丁先生、张先生、孙先生、于先生诸元老莫不主张立即讨伐，以威力迫使小张屈服而释蒋。若何应钦是当时之最受压迫者，会上既推彼为总司令主张严厉讨伐，而家属方面之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缓和以救蒋先生为上，于是不使何应钦用兵”。王此处的日记透露出，会上是戴季陶与宋美龄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而且，当时会场气氛完全是讨伐派占了上风，和谈之主张根本不容在会中讨论：孔祥熙在13日下午的会议中“颇以昨日之决议为较严，会场中群起非之。……孔退而与丁先生谈，乃告之曰：此会场之空气系在国家之立场不得不如此，若私人有何方法可尽量营救，但不必向会中报告，如果接洽能以济事，使蒋先生恢复自由，中央方欢迎之不暇，但目前不宜于会上声张等语。孔自是不以与张接洽之事向会场陈述。宋子文赴西安均谓系私人行动。”[48]也即讨伐派已经掌握了南京中央的“话语权”——和谈只能是官方立场之外的、幕后的、私下的行动，这与齐世英说戴季陶表示只是“看大门的”，不限制旁门、后门的说法是吻合的。宋子文也说，叶楚伧多次在报纸上重复指出他“是以个人身份前往”。[49]至于何应钦未力主讨伐的原因，王谈到是由于受到传闻的压力：“又何应钦偶提前方暂停轰炸以待宋子文之折冲，立即遭戴先生面斥，何只唯唯而已。盖何亦有不得不如此者在，盖蜚语流长谓何将取蒋先生而代之，其志不在救蒋也。”[50] 宋美龄的批评确实打击了讨伐派：“戴先生请假赴汤山不问事者月余矣，闻近中并无甚重病，说者谓与此事有关。丁先生赴日照已去数日，虽主要系为中央政校事，但对于蒋之溺爱不明，亦颇不慊。居先生亦云，如此胡来，只有不干而已。何应钦求出洋而未得许可。”[51]全没了当初舍我其谁的神气。 陈立夫也说，“自西安事变以后，戴季陶控制自已，不再大胆说话。……戴先生说，他仅仅是为了拯救蒋先生，但是，某些人不理解他。他很不高兴。他不仅不愿意大胆地讲话，而且，除非蒋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向蒋先生建议任何事情。在各种会上，他很消极。……他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伤害了许多人。”[52] 不少论著都将何应钦视为讨伐派的代表，但从王子壮日记及其它数种当事人回忆来看，主张讨伐最力者是戴季陶，而且直到23日也仍然坚持，其次是居正，何应钦因军事行动迟缓，反而是戴季陶等责斥的对象。不过，王子壮并未出席12日下午在何应钦家召开的碰头会，在这次会上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的情况，王子壮并不了解，故其说法与冯玉祥日记有出入。这时，西安的情况不明，蒋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诉诸武力对整个国家不利，但还谈不到是对蒋别有用心。13日，宋美龄、孔祥熙等回京，宋坚决反对开战，不久之后，就有何欲乘机取蒋而代之的说法传出，何应钦就不便再极力主战了，于是出现了王子壮日记中所记载的何应钦变得比较小心谨慎的情况。其实，这也并不能完全说明何应钦就是被“冤枉”了，何应钦究竟有无异心？是否戴季陶等元老派这种横冲直撞的态度正中其下怀，乐得顺水推舟（此后发言较少并不能证明他内心对此就不积极）？[53]对何应钦的真实打算，笔者还缺乏确凿的史料，还不能作出定论。[54] 西安事变当然是以和平解决对国家民族最为有利，演成内战只能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用兵当然就是选择以内战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蕴含有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张学良让步的意图，但如果军事打击得以有效实施，势必逼迫西北方面的武力抵抗，大规模的内战就很难避免了，主战派根本不理会张学良、杨虎城的诉求是否有合理之处，也明白说不能因顾忌蒋介石的安全就不敢用兵，对外患日深、内战将更加耗损国家的元气也完全置之不顾，他们只是强调要维护国家的正统和党国的威信，迫不及待的下讨伐令，调兵遣将，使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做法，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很难说是一种正确的决策。[55] 主张用兵是否就是对蒋别有用心，此点可能还不能如此简单划等号。从救蒋的角度言，摆开军事威胁的架式，将讨伐的利剑高高悬于张、杨头上，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但像居正等主张马上打、立即打、不等命令就打，似乎就有点别有用心的味道了，且已出现了为了党国利益可以不顾蒋之安全的苗头，并说蒋要求暂勿进攻的手令是在胁迫之下所写，可以弃置不理，这明显是对蒋之绝对权威的挑战，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宋美龄等人深受刺激，内心有世态炎凉之感慨，而有怀疑愤懑之情绪，也是完全正常的。理智上，蒋介石可能也认为南京的军事威胁是促使张学良妥协的因素之一，但在他被囚之后一些人态度的不敬，一些人一反常态的活跃，宋美龄等人的营救活动在内部所遇到的重重阻力，以蒋氏的性格和为人，决不会毫无波澜，借宋氏《西安事变回忆录》旁敲侧击、稍稍示以颜色的做法，应当算是相当克制的了。这也是蒋在事变后巩固权威、重塑形象的一连串动作之一环，从迫不及待发表对张杨之训词、到审判张学良、杨虎城撤职留任、到一再辞职休息、到发表《西安事变半月记》及宋氏回忆录，一方面开始了对张杨的报复，一方面也敲打敲打党中这些满口高调、成事不足的“老同志”，不足为怪。[56] 从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到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与冯、阎、桂各大派系一一交手，党内与汪、胡派的斗争也是难解难分，而由于西安事变，过去唯一未加入关内反蒋阵线的东北军也终于未能倖免，南京中央一批一直属于蒋最亲信的人物因主张讨伐，似也在蒋心中产生了若有若无、挥之不去的阴影。前路茫茫，蒋介石还可以信赖谁？倚重谁呢？陈诚等数名与他一起在西安蒙难的要员？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蒋鼎文、戴笠等极力营救他出险的姻亲、近臣？1937年初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蒋介石此后最核心的权力格局和人事安排，是否受到了西安事变这一意外变故的影响（例如十几年后陈诚、蒋经国在台湾政坛的超强地位）？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走向，何尝又不是一个微妙转折的开端呢？！ 本文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台北“国史馆”协修吴淑凤小姐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1] 如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几处提到“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86页）；张友坤等主编的《张学良年谱》则说12日晚的会议，“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得到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伧等人的支持，遂占了上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6页。据几种版本的会议记录，吴稚晖实际未参加这次会议）。 [2] 关于戴季陶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和作用，已有一些学者提到，但尚未见有专文论述，而且或是将他与何应钦并列，或是将何摆在首位，如蔡德金先生说：“国民党内的何应钦、戴季陶等人，则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主张进攻西安，……陈公博更是这一主张的鼓动者。”“由于以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占多数”，乃决定下令讨伐。见蔡德金：《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08页。对何应钦在和战问题上表现的变化，更是注意不够。 [3] 两份会议记录见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7－12月份，台北“国史馆”1988年版，第1155－1157页。根据记录，中常会和中政会会议的时间均为12时，地点均为中央党部，会议决议完全一样，仅会议主席前者为丁惟汾，后者为于右任，这时9名国民党五届中央常委中在宁的只有4人（即丁惟汾、叶楚伧、冯玉祥、陈立夫），是一次“群龙无首”（中常会正副主席胡汉民、蒋介石，中政会正副主席汪精卫、蒋介石均不在）的情况下召开的紧急联席会议，只是由两个机构的秘书人员分别记录。 [4] 会议记录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7－12月份，第1171－1172页。 [5] 会议记录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7－12月份，第1218页。 [6] 会议记录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7－12月份，第1275－1277页。 [7] 《王子壮日记》第三册、第四册相关部分。此书为手稿影印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出版。事变时，王“等每晚往党部值夜，等候各方之消息，兼负与各方通报消息之责”（12月19日日记），对南京高层的动态有直接了解。此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提交大会的《西安半月记》也是由他代蒋向大会宣读（参见邵铭煌：《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载台北《近代中国》第160期，2005年3月，第178页）。他对此事逐日所记的日记，特别是关于戴季陶、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孙科等人态度的记录，是在并不知道事态后来发展及最终结局的情况下所撰，应当较少刻意隐晦或有意逢迎的成分，有的与大家所熟悉的说法并不一样，证之相关会议记录，以他的记载为最准，而且这份史料至今未见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利用，颇值得引起注意。 [8] 陈布雷回忆录说是先开中常会，再开中政会，此说恐不确。他说：“旋即决定召集中央临时常会，由于先生主席，宣读张学良之荒谬来电后，人人愤慨，决议出兵讨逆，任命何部长为讨逆军总司令。至夜深三时散会。接开中政会，照案通过”。《陈布雷回忆录》，载吉迪编：《内忧外患中的蒋家王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5页。陈的回忆两处有误：一是说中常会由于右任主持，根据会议记录，实际上是丁惟汾主持（会议记录上于是主持中政会），《王子壮日记》也是说“由丁先生主席开会，首由何部长报告今日所得之各种侦察……”（1936年12月12日）；二是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是16日会议才决定的。而无论列名中常会还是列名中政会者（前者如冯玉祥、王子壮，后者如何应钦、陈公博、马超俊），在日记中或事后谈的都是当晚整个会议的情形，参加的都是同一个会议。何应钦的说法是“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于十二日晚十二时同时举行”（何应钦著：《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北1984年版，第29页）；朱文原在《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大事纪要（一）中则明确说：是“举行联席会议”（台北“国史馆”1994年版，第3页）。 [9] 《王子壮日记》（1936年12月12日），第三册，第347－349页。 [10] 《王子壮日记》（1936年12月17日），第三册，第352－353页。 [11] 《王子壮日记》（1936年12月18－21日），第三册，第353－356页。 [12] 《王子壮日记》（1936年12月22－23日），第三册，第357－358页。 [13] 《王子壮日记》（1936年12月24日），第三册，第359页。 [14] 王在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孙科也是积极主张讨伐的，但下引陈布雷的回忆却说戴、孙之意见常常相左。高兴亚的回忆文章《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说孙科主张“和平解决”（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页）。孙科之态度如何，还可研究。 [15] 朱家骅是主战派应无疑问，23日，他还对记者说：委座手谕“星期六日前之不轰炸，不啻说过此以后之必须轰炸。……全国上下应该体念委座的用意，求其实现，积极进行军事包围”。（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第1213－1214页）。 [16]《王子壮日记》（1937年5月12日），第四册，第133页。 [17]《徐永昌日记》（1936年12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手稿影印版。第三册，第507页。 [18]《冯玉祥日记》（1936年12月12日－16日），转引自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五册，大事纪要（三）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429-435页。14日上午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情况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7－12月份，第1197－1199页。 [19] 陈天锡著：《迟庄回忆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3页。 [20]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21] 赵毓麟：《西安事变时CC派在中政校的活动》，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2－293页。 [22] 见何应钦著：《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71页。 [23] 杨天石：《陈立夫与西安事变》，《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24]《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75页。 [25] 邵铭煌：《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第185页。 [26] 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14－315页。 [27] 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7－12月份，第1169页。 [2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年出版，第201页。 [29]《苦笑录》，第236－237页。 [30]《苦笑录》，第237页。 [31]《迟庄回忆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第159－160页。 [32]《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74－176页。 [33] 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第465页。 [34]《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201页。 [35]《陈布雷回忆录》，载吉迪编：《内忧外患中的蒋家王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36]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载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五册，第399-401页。 [37]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五册，第403页，406页。 [38] 参见邵铭煌：《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近代中国》第160期，2005年3月，第176页。 [39]《王子壮日记》（1937年4月21日），第四册，第111页。 [40]《王子壮日记》（1937年5月12日），第四册，第132页，135页。 [41]《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第186页。 [42]《与宋子文谈判情况》（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页。 [43]《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第188页，可惜宋子文提到的“附件C”尚未公布于世。 [44] 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71页。 [45]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二，1932年5月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 [46] 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9月5日、9月24日条。 [47] 困勉记卷二十七，1933年10月22日、10月29日条。 [48]《王子壮日记》（1937年5月12日），第四册，第132－134页。 [49]《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第186页。 [50]《王子壮日记》（1937年5月12日），第四册，第134页。 [51]《王子壮日记》（1937年5月12日），第四册，第135页。 [52] 杨天石：《陈立夫与西安事变》，《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第465－469页。 [53] 冯玉祥12月21日日记：李烈钧“说，有何某者，其人甚坏。意思是说宋曾说如介石不在时，继任之人有问题。协公说，乃对何应钦也。” 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五册，第441页。 [54] 何应钦长期被大陆史学界视为讨伐派戎首之原因，可能其一他是此时南京最高、最有实力的军事长官，二是因为16日南京已公布他为“讨逆总司令”，三是事变当天下午高层的首次碰头会也是在他家开的，他赞成以武力解决。对何的怀疑和反感似乎主要来自中共方面的史料，尽管戴季陶主张最力，但因为是不掌兵权的政客，中共反而很少提到。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给中央军委电就提出“估计何应钦可能组织蒋之嫡系，发动对张战争”（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以下只注页次）。同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各部队，告知“何应钦有乘张、杨兵力尚未集结之时机，急进包围西安之企图”（193页）。12月18日，周恩来到西安后向毛报告情况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220页）。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周恩来，提出与蒋谈判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244页）。21日晚毛致周电（248页）、28日毛的声明（284页）、1937年1月1日毛致周电（294页）都有揭露亲日派何应钦的阴谋等内容，1月9日洛甫、毛致周、博古电，指示致蒋信内容称：“措词不可太尖锐并须有恭维蒋初出时撤兵赦张顾全大局甚可钦佩的话，把主战责任放在何应钦一人身上，以留转圜余地”（322页）。西安事变后的中共文件显示，何应钦、汪精卫是这期间孤立与打击的主要对象。南京流传的关于何别有用心的说法，渠道之一是否即来自中共文件或中共人员？传播之后动摇何应钦的决心对迟滞南京的军事行动是有利的，吴稚晖不就说，“要打快打，须防共党，须防准共党”吗？ [55] 1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7页。 [56] 蒋介石早就对其党中同事表示过失望了：“本党分子，非积极争权，则消极悲观，而欲求一中和坚忍有为者，未之得也。呜呼！党之干部如此，焉得不败！” （困勉记卷十八，1931年5月19日条）。“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贤能之士为助，当如何求之？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幼稚浮嚣”。（同上，卷二十三，1932年9月1日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