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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对石达开的评价一直都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军事将领忠王李秀成在评叙“天国得失兴亡祸福之事”时说：“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四三页。）由此可见，要历史地评价石达开，必然要涉及到洪、石关系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看待石达开的出走。本文拟从洪、石关系的历史回顾入手，进而弄清洪、石矛盾产生、发展及其激化的过程，以回答为什么会造成石达开出走的问题，敬请同志们教正。 一、洪、石关系的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有人把洪、石矛盾说成是太平天国内部农民起义领袖与地主阶级反满派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理由是石达开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由于阶级出身不同，从太平天国开始之日起，洪、石二人便产生了根本对立的矛盾斗争。 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石达开是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洪、石之间是不是存在本质的区别，不应光凭石的阶级出身作为评定根据。在洪、石关系的历史回顾中，我们要先从洪、石二人的家庭成份、个人出身、青少年时代所受教育及其抱负、志向和所走的道路等方面，进行较全面的分析比较。 首先看家庭出身。洪、石的家庭情况有相类似的地方。石的先祖居住在广东和平县，客家人。后辗转迁来广西，到祖父这一辈，由桂平迁到贵县奇石那良村，到他父亲时，迁到那帮村定居。那帮是个穷山村，石达开的“父亲初来时，替人家放牛做工，才买了些田。后来又自己买牛放牧，渐渐变得富有起来”（《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六十七页。）。这里的所谓“富有”，是相对而言的，即石的父亲由一个“替人家放牛做工”的无田无地的农民，较快地变成为有田有地的人家了。洪的祖辈也是失去土地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农民，先由广东嘉应州辗转迁到花县福源水村，洪出生的第二年，他家才迁到官禄□村。洪家来到官禄□这个山高林密，地瘠民贫的穷山村定居创业，“两兄助其父耕田，又种些少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有“耕牛一、二头，另养猪狗鸡等”（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Ⅺ，第八三八页。），其家庭经济虽说“不裕”，“家计不丰”，但也算得上是个有田有地有耕牛的小康人家了。而“不裕”、“不丰”，也是相对来说的。 洪、石两家均属我国历史上流动性很大的客家人，父辈都是失去了土地的破产农民，而发家后一个变为“富有”，一个达到了“不裕”、“不丰”，二者之间虽有一定差距，但据《石达开自述》说，他“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Ⅱ，第七八一页。），口碑资料也说石家是“以自耕自种为主的”，石本人“一向在家种田”（《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六十七页。）。由此可见，洪、石两家尚未存在阶级差别。又据民国《贵县志》记载，石达开的父亲在那帮村发家后所建造的新居，房址并不大。即“只有一个厅，两间房，是用泥砖砌的”。（广西师院史地系：《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油印本）。）石家的田产，据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以前那帮村附近姓石的很多，共七、八个屯，六、七十人家，……全族共有千多斤种田（约合一百多亩）”，平均每户不到两亩田。即令石达开家田多些，也只不过是“家中资”（民国重修《贵县志》卷十六，第四七二页。）。又据石达开亲姐姐的曾孙周青霄、周腾霄口碑：“石达开家中约有八百或一千多斤种的田，……石达开家的田不多”（《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六六、六七页。）。两个口碑材料相印证，说明“千斤多种的田”不是石达开一家所有，而是“全族共有”。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因而占有土地的多少，乃是划分阶级的依据。这样，问题就很清楚，太平天国文献中所载：“翼王亦富厚之家”（《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I。第三七一页。），只不过是与杨秀清、肖朝贵等一般贫雇农相对而言的，石并无“十余万金”家财，不是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也不是一个富商大贾，这是可以肯定的。退一步说，即令石达开家买到了一些土地，开始上升为一个小地主，我们也还不能以此断定他就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好象冯云山也出身于“家道殷实”（《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I。第三七一页。）的家庭，不能据此断定冯云山也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代表人物而与洪秀全也存在本质差异一样。所以，那种光凭石“家本富饶”，有“十余万金”家财的清方记载为依据，便说石达开是个大地主，并以此作出石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论断，不仅在理论上是过于轻率，而且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其次，从个人出身和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来看，洪、石的情况也是基本上相同的。他们二人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出身。洪秀全七岁上学，一直读书到十五、六岁，前后八、九年；石达开也“自幼读书未成”，“读过几年书”。所谓“未成”，指的是石“没有什么功名”（《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六十七页。），而洪秀全也屡试不等，科场潦倒。洪、石二人当时能上学读几年书，是很不容易的。据说洪是一边读书，一边还帮父兄耕牧，每天清早要捡一筐猪粪才去上学。十六岁辍学后“助理家中农事，或到山里放牛”（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Ⅺ，第八三八页。）。石读书不仅没有取得功名，而且很早参加了生产劳动。据说他“很勤读书，常做田工回来满脚泥巴未洗就看书了”（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民国《贵县志》记载：“（石）年十二，凛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好读孙子兵法”。他父亲希望他考功名“以光门闾”，但后“知其志”不在此，“因听之”。这一情况和“（洪）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洪仁□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四五七页。），“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Ⅺ，第八三八页。），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洪“博览群籍”，石“喜读孙子兵法”，洪热衷于功名，一次又一次到广州考秀才，甚至考试落第而抱恨成疾，而石则一直在家耕种为业，从未去考过秀才。尽管二人的境遇不同，但相同的农村知识分子出身和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在广西各地，特别是在石的家乡贵县以及桂平、武宣等地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 再以抱负、志向和所走的道路来看，洪、石年青时均有抱负，有大志，都有闯出一番大事业的雄心。石“重义轻财”，“素慕游侠”，不仅常在山高路险的奇石山区，护送往来商客过境，而且曾与当地的“群盗”“彼此倾吐肝胆”；“人言石公重义轻财，信然”，“群盗”“感石，谋有以报之”（许午叔：《兰苕馆外史·纪粤寇》。）。石在青少年时代已和当地的绿林好汉有较密切的往来。而洪“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尝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对“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Ⅺ，第八七二页。）。这说明洪与当时活跃于南方各省的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是有过接触的。这些都是促使二人走上“谋反”道路的客观条件。但洪、石反抗精神的产生却有先后。一八三六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广州应试，在街头听了外国传教士布道，并得了一部《劝世良言》的小册子，当时并未予以重视。过了七年即一八四三年，他三十一岁第四次到广州应试落第回家之后，才潜心细读这部小册子，产生强烈的反抗精神。而石达开走上革命的道路，则是和拜上帝教在他家乡的活动，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年长于他的洪秀全、冯云山对他的思想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八四四年石十三岁时，洪、冯即来到离他家乡不远的赐谷村，并以赐谷为立足点，到附近的长排、大横等地传教，在这一带播下了拜上帝教的种子。洪、冯还率众前往捣毁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六乌庙，使龙山地区为之震动。据云石家设有私塾，洪秀全曾介绍过一位广东人给石家做老师（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这正如李秀成在未参加太平军前，早“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一样，石达开应该早就知道有洪先生其人。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亦记载洪、冯早就“闻翼”，“密访之”。定都天京后编修的太平天国史书，“内有访石相公一段”（《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Ⅺ，第七一九页。）。关于洪、石初次见面，有如下几种传说：一是“洪秀全到天平山银矿地区去宣传拜上帝会的道理，遇上石达开雇人担木炭到天平山银矿区去卖，石达开也一同跟去卖炭收钱，这样石达开就和洪秀全认识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六九页。）二是“石母生大病，达开派人去请茅山道士镇鬼，经过长排书房，遇着洪秀全……即写了一张‘天父上帝保无灾无难’的字条叫其人带回，石母的病也真的好了。达开去找洪秀全致谢，谈了两三天，极为投机”（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三是“石达开贩牛时，赶牛返家，在路上碰到洪秀全”去访他，两个人就认识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六九页。）。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洪早就“闻翼王之威名，设法结纳，倾心布腹”（《翼三家世考》。），洪、石见面之前是互相“闻名”的。初见面时，两人“谈得很高兴，谈到半夜，秀全从怀中掏出一本书给达开，说：‘你看了这本书就懂得很多道理了’。……以后达开就日夜沉迷在这本书中，不理田事”，“达开爱看洪秀全给他的书”，“有时看书甚至不思饮食，他看的就是洪秀全给他的书”（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这些传说或许和事实有出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石达开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和洪秀全的引导分不开的。所以《石达开自述》说是“邀同谋反”。 可见，在起义准备时期洪、石的关系，不仅是志同道和，而且是肝胆相照，并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 以上我们从洪秀全和石达开二人的家庭经济地位、个人出身、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志向抱负以及所走的道路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发现二者有着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共同点，而不是存在着阶级本质的差异和矛盾。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对石达开参加拜上帝教和金田起义的动机作一番考察。 石达开参加拜上帝教的确切时间，目前无法确定，但最迟不会迟于一八四七年冬洪秀全第二次入桂之后。这时石达开只有十六岁，到一八五○年金田团营，也只有十九岁。十六岁的小青年接受拜上帝教的宣传而入教，入教后很快地成为拜上帝教的积极传播者，以及他的家乡一带拜上帝教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说明了，石达开是在拜上帝教组织培养下， 在当时革命斗争风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年仅十九岁的石达开就率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奔赴金田团营，这和“出入衙门办事”，“监生出身”的韦昌辉参加金田起义的情况是不同的。金田起义时，石已不是一般的教徒，而是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农民反抗斗争熏陶下迅速成长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怎么能说他是投机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呢？又怎能加之以“动机不纯”的帽子呢？ 以洪、石而论，他们都胸怀大志，决心推翻清王朝而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是他们的共同动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异。有人以“自幼读书有大志”，“早想自立一国”，“欲建功名于当世”等，去指责石达开为个人英雄主义甚至个人野心，但这些思想，却恰恰是洪、石二人的共同点。为什么不以此来指责洪秀全呢？这种运用史料的态度不是有点随心所欲吗？ 关于参加革命的动机问题，还牵涉到如何看待农民领袖之间的“争权”问题。金田起义之后，石达开并没有向洪秀全“争权”的思想和行动。这一点，石的思想风格，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辈杨秀清等人。况且，即令如杨秀清、肖朝贵等代天父天兄传言，以“四弟”的排位而居于“三兄”冯云山之上，但这也只不过是他们内部“兄弟”之间的纠纷和如何调整内部关系和矛盾的问题，而不是什么谁“投机”或动机不纯的问题。至于后来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和斗争，也不应该把它牵强附会地扯到他们最初的参加革命动机上面去。 金田团营和金田起义不是仅仅洪秀全一人所能领导和发动起来的，而是洪、杨、肖、冯、韦、石等人“邀同”发动和领导起来的。他们存在着共同领导和发动金田起义的共同动机。他们“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Ⅲ，第一七二页。）。总的来说，在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之前，洪、石之间不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与冲突。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宗教信仰上，石达开“不甚附会邪教俚说”，在金田起义前，他既“发誓信实天父、天兄”，又“不打神象”，且“祭祖先，拜各种神象都可自由”，不搞“洗礼”等等（《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七○页）。但这仅是宗教信仰程度的差异和思想认识的分歧，而不是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 二、洪、石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天京建都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转折。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也发生重大变化。天京建都前，领导集团内部洪、杨、韦之间已开始产生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挤的关系，建都天京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开始突出和逐步激化起来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和爆发，造成互相残杀的流血惨剧，使革命元气大伤，从此太平天国逐渐走向衰亡。 在这场领导集团的互相倾礼和斗争中，石达开处于怎样的地位和状态呢？ 总的来说，他不可能、实际上也不是所谓的局外人和旁观者。他虽然说自己不愿入“是非之门”，一贯反对“此党彼群”。但是，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与斗争的局面，他毫无作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仅深深地被卷入了这场斗争的旋涡；而且还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石达开悲剧性的遭遇的原因在于，他不愿正视摆在他面前的已经猛烈展开的内部斗争，一直采取□避和迁就的态度。他对这种内部矛盾和斗争不仅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采取的态度是消极的。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云： “达开铜臭小儿，毫无知识，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尊奉洪杨韦三贼若神明。杨贼喜其诚悫，故屡委以军事。” 除了其中诬蔑之词，这段记载却真实地反映出石在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所取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的实际情况。 第一，所处地位。按石达开“文武备足”、“谋略甚深”，决非“铜臭小儿”、“毫无知识”。连湘军总头子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曾正文公全集》奏稿。）左宗棠也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且“不甚附会邪教俚说”（《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那么，为什么却会出现“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的矛盾现象呢？这正好说明了石达开在内部矛盾斗争中特别是通过天父下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他所处的地位如坐针毡，在“天父”面前他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的狼狈处境。“不甚附会邪教俚说”的石达开决非害怕那个子虚乌有的“天父”，而是既害怕杨、又害怕洪、韦。矛盾双方都是权威赫赫的大人物，都是他所惹不起的，石达开已处于夹墙之中。 第二，所取态度。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中，石达开的态度是“尊奉洪杨韦三贼若神明”。但这件事本身，它的正面虽是“尊奉”，而背面和内心却是恐惧害怕。因而对哪一个都不存在恶感，对哪一个都不敢违抗。然而，他已深深地陷入这场矛盾斗争之中而不自觉。 第三，所起作用。石在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他所处的地位和所取的态度决定的。正因为他处在洪、杨、韦之间的夹墙中而诚惶诚恐地顶礼谟拜“天父”，所以“杨贼喜其诚悫，故屡委以军事”。于是石达开就不能不为杨秀清所利用。他一贯听从杨秀清的指挥而从未发生过任何抗命事件。建都天京以后，不仅杨利用石牵制韦，而且在杨洪矛盾日趋激化和洪视韦为“心腹盟弟”的内部矛盾斗争形势下，石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杨党或起到杨党的作用。天京变乱正是在这么一个内部矛盾斗争的背景之下酝酿并爆发起来的。 关于石为杨党，这不仅是天京变乱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也是洪、石矛盾产生和激化的关键。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诚然，“杨秀清平日性拗”，不仅“韦昌辉屡受其辱”，而且石达开也受其欺凌。这正如李秀成所说的，“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甚，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不息。”（《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四八六页。）不可否认，杨、石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一八五四年发生的燕王府牧马某甲事，石达开的岳丈黄玉昆因处理这件事拂了杨秀清的意，杨秀清大发雷霆，立即假手严惩秦日纲、黄玉昆和陈承□等，而实际上是压迫石达开。但是，黄玉昆被杖后投水被救起，革爵为伍卒。既而石达开请于杨秀清，使黄玉昆襄理翼王府文书，八月复职，改封卫天侯，仍司天朝刑部事，寻复委以军事。这件事前前后后的经过，充分说明了杨对石一方面“屡委以军事”，但另一方面还是不很放心的，在利用石来牵制韦的同时，杨又采取措施“使翼贼亦不得专制于皖”（《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六七○页。）。杨对石采取以打为拉的策略，而且石终于“请于秀清”。杨亦消除了对石的顾虑，给石的岳父黄玉昆复职并进而委以军事。 石为杨党，这是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形势造成的。这从李开芳的自述中可以窥见一般。李开芳说他对早期的领导人中，最推崇的是肖朝贵，其次就是韦昌辉。他还说，在太平天国领导人中，只有“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三人商量事情”，（见朱金甫：《故宫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浅谈》。）而未提及他所推崇的韦昌辉。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史料，它对我们研究建都天京后洪、杨、韦石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我们知道，冯云山、肖朝贵在建都天京之前早就作战牺牲。在所剩首义诸王中，实际上只有石达开对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言的杨秀清深深敬服，洪、韦则不然。洪“假托妖言，授人以柄”（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而千方百计要保住其天王的地位；而韦则一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杨对他亦无时不“加以防范”（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Ⅳ，第四十八页。）。这正是“商量事情”往往没有韦参加的原因。 建都天京后，洪秀全深居宫中，不问政事了。这样李开芳所说的“三人商量事情”实际上就是杨、石二人商量事情。这也就开始出现了在洪、杨矛盾激化过程中石逐步站到杨一边的格局。 《石达开自述》说：“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这话乍听起来，好象是责备杨而同情韦。有人就是以此作为韦、石密谋诛杨的主要依据之一的。其实，这话只说明了在天京变乱前，石达开也看到了杨韦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但却没有说明，也说明不了石已站到了杨的政敌韦的一边。因为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个“韦石联盟”，所以我们对于石在内部矛盾斗争中究竟是站到洪韦一边，还是站到杨一边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从天京建都到天京变乱三年多时间里，石达开一直驰骋在大江南北各个战场上，他与敌人浴血苦战，创立了不朽的战功。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胜利，几乎都是和石达开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石达开的长期战斗生活使他能够继续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和革命的朝气。这不仅与“赋性凶横”、“其心叵测”的韦辉昌有区别，而且也和失去了清醒头脑和原先革命朝气的洪秀全不同。这就不能不使石达开和“深居宫内，求不出宫门”“是事皆不过问”的洪秀全越来越拉开了距离。 在三年多的激烈战斗中，石接受杨的指挥和部署，杨、石之间很自然地越来越接近或靠拢。所以《纪县城失守克复本末》中说：“石逆素善杨逆”。石对洪虽一直都无恶感，但却和洪的对立面杨“素善”而不自觉或不自知地变成了杨党。于是，由于洪杨矛盾的激化，也就必然产生了洪、石矛盾。天京变乱前，石没有参与诛杨的“密谋”，所谓“韦石密谋”诛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正是由于石并未参与密谋诛杨，所以他虽未支持或参与杨的“逼封万岁”，但在天京变乱爆发前后各方面都几乎一致视石为杨党。 首先，杨逼封万岁后天京城内局势立即恶化，洪、杨双方都在紧张地调兵遣将，酝酿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兵戎相见的大搏斗。“正在这时，东王命令天王的部队要出城去作战，但他们没有去。同时东王召唤他的朋友翼王石达开的部队回京”（《某欧洲人口述》，见《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四辑。）。杨秀清是把石达开作为与洪秀全作斗争的“朋友”的。 其次，洪、韦视石为东党。诛杨后，洪、韦对石突然到来深感不安。洪疑心石“要杀韦昌辉”（《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Ⅱ，第七八一页。）；而韦则当面指责石“子亦党于杨”，而且感到“不去石氏，吾患未已”（《太平天国野史》。），要杀掉石， 再次，天国军民也认为，杨及其部众被杀后，“伪翼王石达开欲为杨逆报复”（《德兴阿奏折》（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与），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副奏》农民革命运动类第八四八卷。）。 最后，清方综合各路探报，也得出石为杨党的结论。“杨逆被洪韦二逆所杀，石逆不服”（《谕官文等乘金陵内乱速克武昌汉阳二城事》（咸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于是，石达开自湖北洪山归去，……赴金陵谋为杨秀清伸冤报仇”。“石逆……前往金陵，誓杀洪韦二贼，为杨秀清报仇。”（《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析》（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 此外，洪诛杨后，又下命令把杨的两个兄弟杀掉。在安庆的杨之兄杨国宗并杨姓三人当即被守将所捕杀（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三○二页。），而在“湖北达开军为师帅”的杨辅清，则没有被石所捕杀。“昌辉杀秀清求辅清，达开不与”（《太平天国野史》，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议质疑》。）。这是石为杨党的佐证。 这里还有一个洪秀全“密诏”，石达开回京诛杨的问题。与杨秀清“召唤石达开”回京的同时，洪秀全也给石达开下达诛杨的密诏。前者是从“同党”的角度发出，后者是从皇帝给臣子下达命令的角度发出。按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在八月二十二日，但石达开迟迟到十月初旬杨秀清被诛后一个多月才因韦昌辉滥杀而回南京。石达开既不应杨秀清的“召唤”，也拒不奉召诛杨，因为这两件事都是他所不希望发生的，这样他才在湖北洪山驻地彷徨徘徊长达一个半月之久。但韦昌辉却完全不同，他接到了洪秀全的密诏后立即星夜奔赴天京，并以迅雷的速度把杨党杀害了。可见石达开并非属于洪韦一党。直到诛杨之后，还“闭城月余，互相自杀”，石达开才不得不赶回天京，“计及免杀之事”。 石达开回京的目的是制止洪、韦的继续滥杀，这就首先发生了韦、石之间的正面冲突。石达开义正词严地指责韦昌辉说：“吾侪从救世起义，方期兄弟同心，讨灭妖朝，底定天下，今不幸东孳专横，不得已而讨之，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毋乃自残手足，为天下笑！倘为妖知，乘我之乱，将何以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一九五页。）很明显，石达开这番话，无非是对韦昌辉晓以大义，促使他立即结束还在继续漫延的滥杀。但韦立即加石以“东党”的罪名，气势汹汹地露出了杀机：“汝亦将党东孳共图报仇以杀我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一九五页。）于是韦、石正式决裂，石达开缒城出走幸免于难，但他全家大小均被韦昌辉杀掉了。 韦、石决裂是洪、韦合流诛杨的结果，因而也就成了洪、石矛盾的先导。石达开逃出天京后，不仅韦昌辉派兵追杀，而且洪秀全也下诏“暴示翼贼反顾偏心罪，县赏格有得翼贼者官丞相，金六百两。”（《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Ⅳ，第七○四页。）洪、石矛盾公开化了。以后逼于石达开的军事压力，才不得不“收灭前赏格”，“将北王首级解至宁国，翼王亲看视，果是不差，后翼王回京”（《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四八七页。），天京变乱才以诛韦而告平息，洪、石矛盾也因诛韦而暂时缓和。但洪、石矛盾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它必然继续发展和激化。 三、怎样看待石达开的走出 公元一八五七年六月初，石达开离京走出，这是洪、石矛盾继续激化的产物。 关于石达开走出的原因，清方记载是“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李秀成说是“被忌押制出京”，被逼“他逃”（《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四八七、四九七页。）；石达开本人则说是“因谗潜而出朝”（《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一六一页。）、洪秀全对他有“谋害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Ⅱ，第七八一页。）。这些材料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石达开被谋害；一是石达开的离京是潜逃，决不是前呼后拥出京。所以石达开说：“不行将落竖子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一九六页。）清方探报也说“金陵逆贼内变已成”（《谕福兴等探明石达开踪迹并力截剿事》（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三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这是新的内变，洪、石矛盾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石达开是在洪仁发等人的屠刀下死里逃生出来的。洪秀全发现石达开逃跑后，立即派蒙得恩等人前往“追之”（《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咸丰年五月二十五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形势万分紧急、严重。可见，石达开当时已落到除了亡命逃跑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活路了。 有人责备石达开不应率军出走，而应该象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取得洪秀全的谅解。这种主观愿望是脱离当时的实际的。石达开和李秀成所处的情况不同，李秀成被洪秀全臭骂一顿之后，他“求天王将一刀杀我”（《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二八页。），而洪秀全却偏偏不把他杀掉。但洪秀全对石达开却不然，不仅有谋害之意，而且发现石达开逃跑之后，立即派人四处追捕（《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出走去向及洪秀全遣追邀留诸情片》（咸丰年闰五月十一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非要把石达开杀掉不可。试问假如石达开不逃亡，而是向洪秀全求饶，洪秀全、洪仁发等能饶得过他吗？“内变已成”，石达开已不可能在天京城内多呆片刻，没有犹豫的余地了。 石达开其实也没有率军走出。既是私自潜逃，而且还被追捕，那里还会率军？只有在逃脱魔掌之后，石达开才有可能号召和集结部众，这是洪、石矛盾发展到对抗性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石达开的逃亡使洪秀全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洪秀全派去追捕石达开的人，不仅没有把石达开擒拿归案，相反，他们“亦乘势逃去”（《何桂清奏通等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而天京城内的情况则更糟糕，“金陵贼首深防石逆并吞，城门仍是紧闭，而逃者益多，亦有往投石逆之说”。更有甚者，连“广西老贼曾受伪职者”的高级、中级将领和官员，或以“出城交权”为名，或趁追捕之机，也都纷纷“逃脱”“远遁” （《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出走去向及洪秀全遣追邀留诸情片》（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一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这样，洪秀全“城内死党不过七、八千人”，“势已衰” （《谕和春等乘石达开出走金陵势衰妥等剿擒之计事》（咸丰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竟至“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天京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对洪秀全极为不利的变化，因而也就使洪秀全“甚为惊谎”。这也就使洪秀全不得不改变对石达开的策略，以挽回颓势。这种变化过程有四：一是由“屡遣人追赶”变为“将城门紧闭” （《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出走去向及洪秀全遣追邀留诸情片》（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一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以防继续逃亡和“深防石逆并吞”，但是“逃者益众”，（《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尚在安庆遵旨严密扼剿片》（咸丰七年闰五月二十二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而石达开则转危为安。二是“又以石逆尚在安庆，多方邀留，以图固结其心”（《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出走去向及洪秀全遣追邀留诸情片》（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一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也无效果。三是下诏“令各伪官百计迎回” （《福济等柜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百计挽留”但石达开“悍然不顾” （《福济等奏石达开出走已往安徽尚无北上形迹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五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誓不回去”。四是“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各成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 （《何桂清奏据探金陵求石达开救及遵筹军务诸情片》（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这就说明了石达开是直接遭到洪仁发、洪仁达的杀害而当即逃脱出来的，所以洪秀全以“削伪号”作为请石回京的交换条件。这就意味着，洪秀全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按理石达开应当尽释前嫌返回天京。但“石达开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则洪秀全向石达开“求援不应”，急得他“患头风，兼，以便血，日夜不安” （《何桂清奏据探金陵求石达开救及遵筹军务诸情片》（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于是，石达开就由“惧害脱逃”变为“负气出奔”和拥众远走了。 综观洪、石矛盾的产生过程和石达开的具体实践，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石达开从小参加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是有感情的，对洪秀全是尊崇的。“自愧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 （《石达开张贴于无为州之告示》，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这是他的由衷之言。然而洪秀全并不信任他，甚至“有谋害之意”。“忠屈”而被谮，愚忠而遭害，他感到委屈、悲愤。所以他认为他和洪秀全两人是再也合不到一块了。但他决不会背叛天国的事业，于是选择了“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 （《石达开张贴于无为州之告示》，见《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一期。）的离京远征的道路。石达开这种复杂而自相矛盾的思想感情，正是他拥众远走，“誓不回去”的主观根据。 第二，石达开在洪、杨、韦矛盾中的态度，即对洪、杨、韦“尊奉若神明”，正是这种“愚忠”的表现，也是石达开认识上的局限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内部的斗争中而成为杨党，但他始终未被杨秀清利用来干危害太平天国事业的争权夺利的事。在天京流血事件之后，石达开也正是出于对天国的忠诚反对洪、韦的滥杀无辜，终至导致韦石之间，洪石之间的矛盾对立。在这场制止滥杀的斗争中，石达开的态度是正确、鲜明的，是正义的。虽然这场矛盾冲突因诛韦而得到了暂时的缓和，但又伏下了洪、石第二次冲突的根子，终至被迫潜逃。石达开的“私下出京”，是得到天国广大军民的同情的。 第三，石达开从“潜逃”转到“离京远征”，一再拒绝洪秀全多次挽留敦请，最后离开了太平天国多年经营的安徽、江西根据地，自此自成一军，政治上不受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节制，军事上不受太平天国中央的指挥，他率领的一支十几万人的队伍成了一支孤军，不仅没有实现他的“妖灭尽”的愿望。而且终至全军覆没，和洪秀全一样，成了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愚忠”的实际后果，却走向它的反面。 （资料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