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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前的中国社会政局，是辛亥革命前政局的延伸，但又有所不同。用一句话概言之，即：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局给二次革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 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 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于1912年3月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北洋军阀也就摇身一变，由清政府的御用工具而演变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暂居主导地位的势力。袁世凯上台之后，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2页。)同时，竭力瓦解和削弱革命党人控制的武装力量，将南方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省军队裁减近20个师。在政治上则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不择手段地巩固并扩张反动势力，如破坏责任内阁制，收买立宪派，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对抗国民党，直至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组阁等等，目的都是为其建立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铺平道路。因而，以袁世凯为总头目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一种反动的势力。 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但当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他们又转为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其目的在于排挤革命派，从而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公开对抗。“这个党的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以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51页所引高一涵语。)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派本应取得的执政地位丧失了。但它在南方一些省市（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川、福建、浙江和上海、南京等）仍有着巨大的影响，拥有的军队约10余万人（江西二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南京三个师和留守府警卫团；广东二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安徽一个师；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各一个师）。(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4页。)在国会众议院596个席位中，该派的国民党占有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合计在全部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国民党党员占代表总数的45％，(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民国丛书》第2编第22节第52页。)这说明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众参两院。尽管如此，但国民党仍如其前身同盟会是清政府的反对派势力一样，如今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势力。 以上三种势力，大抵可分别视之为执政势力（袁派）、中间势力（拥袁派）和反对派势力（反袁派）。若以对革命的态度区分，则可分别视之为反革命势力、依附反革命的势力和革命势力。这三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定都之争，参议院的风波，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的更迭，张（振武）方（维）事件与江西民政长事件，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宋教仁案等。 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 二次革命前，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实际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营垒的对峙，前者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后者坚持民主与法制。但在“宋案”发生之前，这两个营垒的阵线又不甚分明。 这首先是因为袁世凯的统治还拥有“共和”的外衣。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临时总统的宝座，不是用暴力剥夺取得，而是靠阴谋诡计令孙中山“禅让”给的。因此，他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装饰自己，稳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革命派仍控制南方数省，在临时众、参议院中又居多数，而且掌握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梁启超所说：“项城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568页。)因此，袁世凯同样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欺骗、麻痹革命派，并乘机削弱之。所以，袁世凯上台之后，并没有一下就抛开其伪共和的假面具，相反，而是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打扮成“共和”的虔诚信徒。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煞有介事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3一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101页，海文行引社版出。) 袁世凯任命的第一任内阁中的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内阁部长半数是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长），故有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名为共商国计，实乃想借革命领袖之光为自己装璜门面。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念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袁并举酒致敬，高呼中山先生万岁。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黄克强先生年谱》第302页。)袁世凯的花言巧语和伪善伎俩，骗得了孙、黄的信任。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袁要搞独裁统治，对国会本无兴趣，但为了当上正式大总统，他还是于1919年3月18日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距“宋案”发生之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国会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尽管它没有能够发展为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但由于它的存在，袁世凯的假共和面具仍未撕下，从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袁世凯等人和革命派属于同一营垒。 其次，革命派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本应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流产。但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并未认识这是失败而感到痛苦。相反，以为是促进革命的成功，他们曾兴奋地欢呼过“民国万岁”。孙中山在2月15日，即其退职的第二天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日，■明太祖回来时曾发表谈活说：“这是令一切都欢乐的一天。它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和巩固的工作。”又说，袁世凯“昨日是我们的敌手，但是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一个持久的和平将在南北之间建立起来”，“将民国的最好利益推进到我们的国家的最大限度。”(转引《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904页。)以后，孙中山又多次谈到“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今后吾人所应致力”于民生主义，他和他的同志有诚意同“今日的朋友”袁世凯合作，“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民国之事业”。(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恳亲会上演辞》、《同盟会员饯别会上演说》即《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等。)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所以看不到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个大的政治错误，反而以为是革命的发展，从此可以一心一意进行和平建设了，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革命就成功了，但这种认识也与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既然赞成“共和”，就已化敌为友，革命派拥有实力，并且可以通过《临时约法》、议会选举以及舆论宣传等手段来约束他。据孙中山的观点，“总统不过国民公仆”，所以袁世凯当然也会和他一样“守宪法，从舆论”。因此孙中山在一个时期内对袁的口蜜腹剑的伎俩缺乏应有警惕，他应袁世凯之邀请抵北京期间，曾表示：“自想国家永久之生命，富强之由来，惟铁路是赖。既可发达产业，又可输入文化，一旦有变，并可济军务之急。大总统出身武官。关于练兵有专门智能，大总统若在位十年，五百万精兵，予信可训练成军。予虽不肖，若使经营全国铁路之任，假以十年之期，二十五万里铁路，定敷设完成。希诸君为国家发奋努力，与袁大总统共讲富强之道。”(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29页。)孙并告诫革命党人对袁万不可存心猜疑，认为袁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适宜于治理民国。袁世凯的伪装欺骗了孙中山，使他对袁竟至深信不疑。 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虽然感到有人企图打着共和的旗号来恢复旧制度，但对袁世凯却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既然南北已告“统一”，就无必要保留20多万民军，于是接受袁世凯裁撤军队的建议。大刀阔斧地遣散各省的民军。东南四省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的25个师，就裁遣了近20个师。黄兴为了防止湖南民军“糜烂”他的家乡，特由驻南京的第八师中抽出赵恒惕旅开回湖南弹压，将湘省民军5个师全部编遣。(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3页。)1912年6月，黄兴为了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诚意，辞去了南京留守一职。后来，黄兴抵北京同袁世凯晤谈，又增加了对袁世凯的信任感。他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建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北京电报”。) 革命派的另一领袖人物宋教仁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实行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制度。甚至当自己被刺，命在旦夕之时，仍对袁世凯存有幻想，故在致袁的遗电中说：“伏翼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他绝没有想到指使刺客杀害自己的竟是他所企望“开诚心”的袁世凯！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必然对当时革命党人发生很大影响，模糊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的界限。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 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势力虽妄图复辟专制制度，想把历史往回拉转，但鉴于当时形势，仍不得不暂时伪装成拥护“共和”的样子。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在各城市基本上得到保障。一个时期，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袁世凯尽管下令要取缔“秘密之集会结社”。但尚不敢公开撕毁临时约法，禁止自由结社集会和组织公开政党。 这个时期的报纸也风起云涌。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76一677页。)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上海《民权报》、天津《大中华报》等“无日不骂项城”的报纸，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70页。)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袁世凯在《莅参议院宣言》中也不得不声称“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他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又颁布了一些有益于发展实业的法令。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从而掩盖了袁世凯为实现其专制独裁统治的野心而正磨刀霍霍的背影，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对峙，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显得不甚分明。 阵线不甚分明的两个营垒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 上述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治局势，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实行专制独裁还是民主共和制度。随着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其间阵线，必将日趋分明，从而发生冲突是难免的。由于双方都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冲突自然迟早会采取武装对抗的形式。因此，革命派发动武装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鉴于袁世凯的步步逼进，一些革命党人对于袁的野心，对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已有所觉察，有所准备。早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初，有人就指出，袁“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之亡清尤甚”，实乃“共和之敌，民国之贼”。(《讨袁世凯》（一）《民权报》1912年4月26日。)张、方事件发生之后，《民权报》发表评论，揭露袁世凯、黎元洪的真凶面目，指出：“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而反加刃于吾人之身耶？”(《讨杀张振武者》，《民权报》1912年8月18日。)革命党的地方实力派对袁世凯削弱革命派势力的阴谋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斗争。江苏的革命党人在裁军时强烈要求黄兴保存一定的革命武装力量，因而由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精锐武器组成的第八师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成为二次革命中保卫南京的主要力量。江西都督李烈钧反袁尤为激烈。他对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军民分治”计划最早提出强烈的反对，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坚决顶住了袁世凯的压力，并在军事上作了抗袁的部署，驱逐了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宋案”真相暴露之后，革命党人提出武力讨袁的口号。孙中山此时明确地表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选集》下册第477页。)这些情况表明，二次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说是完全被动和毫无准备的。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营垒虽实际存在，但其阵线又不甚分明，袁世凯的伪共和面具未被摘下，革命党人对其存在幻想，当“宋案”发生，袁的反革命真实面目开始大暴露之时，革命党人中还有不少人力主“法律解决”。因而，“二次革命”的爆发却又显得异常被动和仓卒。 袁世凯为武装讨伐革命党人，是早有预谋和准备的。“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知道自己的伪“共和”面目即将大暴露，于是制造战争舆论，调遣军队，购置军火，加紧了战争准备的步伐：4月7日，制定作战计划，密令局部动员，26日，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善后借款合同”，筹集战争经费；28日，指令陆军部派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急购大宗军火；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建立“战时内阁”。袁又从4月30日开始，连续一周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筹划武力征服南方。随后，北洋军沿津浦、京汉铁路南下，向南方国民党势力作出东西两面夹攻的姿态。至5月下旬，袁世凯已作好了军事布置，于是迫不及待地攻击孙中山、黄兴“捣乱”，并威胁道：“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伐之。”(白焦：《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袁世凯杀气腾腾，表示要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了。 此时的革命党人却仍然在是否“武力讨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由于对袁世凯存在幻想，使革命党人在裁军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宋案”后，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反革命面貌开始大暴露，孙中山等人提出要“武力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此却仍就犹豫观望。广东胡汉民认为“时机未至”。黄兴也只主张“听候法律，与袁周旋”。国会中一部分国民党议员醉心于议会万能，只想在国会中进行倒袁活动。“宋案”之后两个多月里，南方革命党人围绕着“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的问题争执不休，因而在行动上迟迟未作抗袁的实际准备。胡汉民拒绝在广东首先宣布独立。陈其美以没有海军防守作理由，不同意在上海首先举兵起事。李烈钧在江西对武装抗袁虽有所准备，但势单力薄，亦不敢贸然发动。直至6月，袁世凯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和柏文蔚的安徽都督职务，南方各省，首先是江西才相继被迫起兵抗袁。但由于缺乏准备，导致各省起兵仓促，而且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心，各自孤立为战。江西李烈钧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和安徽结成五省同盟，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战争打响后，福建、安徽却一兵未发，广东的援兵则半路折回，湖南援兵直到江西作战结束时还未赶到。在南京，虽有柏文蔚率领的卫队及宪兵1000多人前来增援，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守卫南京军民的声势。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很大问题。这些都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两个营垒的阵线不甚分明，一般民众对袁世凯同样存有幻想，而对革命党人举兵反抗却一时难以理解。南京的讨袁军派代表敦请商会“劝令商界助饷”，“商界虽未反对，唯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转引自章开元、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第465页。)南京的商会甚至劝讨袁军让城别走，并愿付巨款以酬。江西的商民在李烈钧被解职时，劝其不要“轻启战祸”，湖口起义后则“默然反对”，使江西的革命军筹款无着，失去后盾。其他起义的省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缺乏民众作为后盾，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一个原因。 恩格斯于1850年所写的关于1524一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况，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恩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98页。)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1848至185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起彼伏时的西欧，也不同于十六世纪农民战争期间的德国。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发展到18—19世纪的法国及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的程度，但又比16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远为成熟，因而出现实际存在而又阵线不甚分明的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逐渐明朗化了；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则可以说是两个营垒进一步明朗化的产物和表现。 【资料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