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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战后不久所写的《蹇蹇录》（《蹇蹇录》：以陆奥自叙为中心，叙述日本统治者如何策划这次战争。1895年底写成。不久陆奥死去。此书因涉及机密，三十年后始公开。）一书中，多次引用了汪凤藻（任清政府驻日公使期间）、李鸿章（在马关和约谈判期间）和清政府的来往密电，如数家珍，对清政府内部虚实，了如指掌。这对日本政府确定战争决心以及在马关议和期间对清政府放手施加压力等都有重大关系。人们对此不免纳闷：陆奥宗光当时究竟掌握了清政府多少密电？又是怎样掌握的？有人揣测说：“盖吾之四码电本，苟以算学研究之，无不能得其秘密者，而况无心肝之徒，少许金钱即可出卖国家机密，日人或以此种手段获得密本，亦未可知。”（见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秘史》（此书即《蹇蹇录》之旧译本，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弁言》第15页。）并举出一般所说天津某电报生泄露高升号开船日期（此说盖出自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8页。另外，池仲祜：《甲午战争记》又称：“天津军械所有老书手者，为日军间谍，以情输日·高升被击，实彼通信于日，故日军得其准时。”见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旧本），第266页。）为证。这种揣测终难令人惬意。 《机密日清战争》一书，内载日本政府当时掌握的清政府密电三十七通（《机密日清战争》，原书房1967年版，第266-296页。此书系伊藤博文所藏有关文件汇编。1933年曾以《秘书类纂》第1卷刊布，旋因涉及机密禁止出售，极少流传。今所见者为战后初版。）。书末附载山边健太郎为此事所写的《资料解说与增补》中，又根据《陆奥宗光文书》（《陆奥宗光文书》，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对上述三十七通作了增补，计甲午开战以前（1894年6月6日至8月4日）汪凤藻来往密电五十四通；马关议和期间（1895年3月20日至4月17日）李鸿章来往密电二十二通，并全盘揭露了清政府密电码被破译的经过（见《机密日清战争》书末《资料解说与增补》，第15页。）。现将山边健太郎在《资料解说与增补》中，所引陆奥宗光秘书官中田敬义口述清政府密电码被破译之经过，全文译出（括号中文字系我所加——吕）。 “（甲午）战争以来，其事虽迄未公开，而实有重大功劳之人，乃前外务大臣佐藤尚武君之父，佐藤爱□先生。先生时为电信课长，破译了中国的电报，这对我方战争非常有利。 “明治十九年（1886年）发生一些中国水兵在长崎骚乱事件。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家，所以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明电码）使用。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典，亦即对方（指中国）之电本，日本外务省存有此书。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6月22日，陆奥外相致函（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此函最初由尼森用英文起草，经（外务）大臣官邸之伊东巳代治译成日文，再由我（中田敬义）译成中文送达汪凤藻。次日（6月23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了长篇电文。佐藤电信课长认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陆奥致汪凤藻）之公函。经过多方研究，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秘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此后迄未变更。于是，彼方之电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读，非常方便。我方发布宣战布告在8月1日，也恰因对方在同日发布。甚至在（马关）谈判之时，我方（对破译）也运用得非常方便。这件事，言谈之中可能有所流传，文字记录则没有。我想，这类事大概很难公开，是一件知道了也要善自隐瞒的事。 “甲午战争论功行赏之时，我奉陆奥之命作了调查，对佐藤爱□给予了特赏。别人皆未赐与年金，而佐藤则授与三等□并赐与年金。” 日本政府对清方密电码之破译，是在6月23日。破译以后，又逆译了6月6日以来驻日公使馆往返密电。以后又破译了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期间与清政府之全部往返密电。 （资料来源：《历史教育》1979，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