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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5日，旧历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为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68岁生日。凌晨一时许，京城开始下起了小雨，渐渐地越下越大，年迈的翁大人以为是个好兆头，喜而不寐。晨起，郑重其事叩头如仪，然后乘轿子入宫上班，批阅各地报来的奏折，治事如常。翁师傅万万想不到他的政治生涯竟然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早朝时，翁同龢如同往常一样与各位大臣准备进入会议大厅，突然宫中主管宣布翁同龢暂时不要进来。各位大臣进去后，翁同龢感到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遂独坐看雨，随手将一些看过未看过的奏折等文件五匣整理出来交给苏拉英海。 大约一个小时后，同人退，宫中太监向翁同龢宣读朱谕：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一个故事的不同解读 当天清廷还宣布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来京陛见，稍后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是命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接替王文韶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两项人事调整案显然与翁同龢开缺回籍密切相关，是清政府在四天前宣布“明定国是”进行变法维新后的一个重大举措，迅即引起国内外各种各样的解读，即便是后世研究者也对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不一，莫衷一是。 一种流传比较广泛且被人们长时期认同的说法是：这些人事调整案预示着以慈禧太后、荣禄以及军机大臣刚毅为中心的保守势力对光绪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放心，罢免翁同龢就是刻意斩断光绪帝的左膀右臂。甚者有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将翁同龢免职实质上构成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了、也实际上废黜了光绪皇帝，因为二十天前清廷重臣恭亲王奕的突然死亡，已使光绪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辈的庇护者，而慈禧太后又立刻进了一步，胁迫这位可怜的年轻皇帝革去了他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同时，慈禧太后还强迫光绪帝下令，受任新职的高级官吏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这就意味着，她将亲自垂询这些高级官吏对当前事件的见解，并亲自向他们颁发怎样处理这些事件的谕旨。 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还听说，清政府内部高层已在议论真正的废黜光绪帝而不止是实际上的废黜了，但是又惧怕牵涉到外国列强而引起复杂的局面，似乎已放弃了这种设想。他们根据这些传言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突然罢免当朝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光绪帝可能已被剥夺了权力。这些解读基本上都是依据帝党、后党权力冲突的两分法，以为以太后为首的后党先发制人，夺回了权力。 其实，经过几天观察，许多人发现事情的真相远非那样简单，罢免翁同龢的一切职务，改组政府，可能并不是太后的意思，更不是所谓后党发动的政变。真相可能相反，目前采取主动的是光绪帝，而不是慈禧太后。人们很快发现，两宫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罢免翁同龢是两宫协调一致的政治决定。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罢免翁同龢，不管在这件事情的决策上是慈禧太后占据主动，还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占据主动，其结果都意味着新改组的政府已经摈除原先的保守与暮气，将翁同龢免职不是削弱光绪帝的权力，更不是保守派对革新者的打击，恰恰相反，是清除了翁同龢这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是为新政府将要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上的障碍。国内外许多关心中国政治情形的人相信，没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光绪帝的带领下和慈禧太后的协助下，一定会采取许多有意义的改革。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被开缺回籍的翁同龢多年来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宠信。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对于中国政局的未来，美国领事一方面忧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别迟早会引出麻烦，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相信随着慈禧太后重新掌握权力，李鸿章将很快再次复出并恢复其影响力，而李鸿章是中国高级官僚中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们相信李鸿章主导的政府一定会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缩小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距离。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自己与翁同龢直接交往的经验，表示翁同龢的出局不会影响中国的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为中国的改革力量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窦纳乐说，翁同龢是守旧派，他的影响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此反抗革新及进步。翁同龢思想极端保守和落伍，只是在个人修养方面，翁同龢有学者风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 远因：连连失误 与翁同龢有着很多直接交往的英国人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以为翁同龢总体上说代表了旧的方面，他的出局应该有助于改革的进行。赫德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政府一种过于守旧政策的放弃。这可能表明了宫廷内的争吵，皇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赫德表示自己很为可怜的翁老头难过。翁同龢有很多卓越的见解，但是据说他利用了作为太傅的职权，过多地干预了这位皇帝关于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光绪帝没有把它实行得更温和一些。赫德既为翁同龢的如此结局感到遗憾与惋惜，也庆幸中国终于放弃了过于守旧的内外政策。这大概就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 其实，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早在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预料到，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不可和解，他们二人之间迟早会有一拼。当年12月3日，吏部右侍郎汪鸣銮与户部右侍郎长麟被突然免职，永不叙用。由于二人均为翁同龢的门生，故而当李鸿章获知消息后，辄对人说：此乃是对翁同龢进行的第一打击。而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罗丰禄等则认为，此事意味着李鸿章恢复势力的第一步。据林董说，翁同龢在任职总理衙门时经常露面，他也屡屡与其会面，但汪鸣銮、长麟的事情发生后，却很难再见到翁。林董曾就此向各国公使询问，其他人也同样很难见到他。这大概是因为外交事务之困难，常出于意想之外，而令其不知所措。因此，翁同龢不能像往常那样，旁观于局势之外，放言高论。其在甲午战后担负着巨大的外交责任，然而他并没有足够的外交经验，长此以往，翁同龢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似乎可以肯定，而接替翁充当外交责任的人选，在林董看来，又非李鸿章莫属。所以甲午战后被视为承担战败责任的李鸿章也一直等待着翁同龢出局。 李鸿章在等待机会，他并没有在甲午战后很快与翁同龢闹翻，相反在最初阶段，他们二人在表面上更加和气，甚至相互恭维。尤其是当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后，他们先前势同水火的关系却有了很大改善。被视为李鸿章门生的伍廷芳、罗丰禄跃升为出使大臣时，翁对此不仅没有表示异议，反而大加赞助。从其处理总理衙门事务的情况看，两人也未见有特别轧轹的现象，相反有了几分惺惺相惜，互相依赖的倾向。据法国公使施阿兰的观察和分析，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契合，是因为翁同龢已知道目前与李鸿章相争的害处，且厌恶与各国公使直接谈判，从而利用李鸿章，以李当谈判之冲；而李鸿章亦知目下与翁相争乃失策之举，故利用翁无勇气与各国公使折冲的机会，自当其冲，以企图渐次恢复自己的势力。此乃相互利用之事，故外表相和，而内心不然。他们都在相互等待着对方的倒霉和失势。据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内田康哉观察，此为大清国官吏之常习，互相伺隙，何时昔日关系重演时，也难免会反目为仇。 至于国内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翁同龢被罢免一切职务的看法在当时虽有多种说法与评论，但大体上说，他们并不如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强调的那样，开除翁同龢已意味着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运动不满，意欲制约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帝的权力，真实的情况或许正相反，他们差不多都对清廷如此严厉处分翁同龢觉得有点过分，但也似乎承认翁可能真的代表了守旧的一面，其为守旧党之领袖或为事实，民间知识分子对翁同龢似乎一直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翁同龢“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国内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一般认为，翁的出局或许有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在翁同龢罢官第二天，康有为按照既定的安排觐见光绪帝，他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罢官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却鼓励光绪帝为了能够顺利推行变法新政，应该更多地将那些守旧高官剔除出局。甚至在他等候皇上召见时巧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向他咨询怎样才能补救时局、顺利推行变法时，康有为明确表示仅仅将那些守旧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由此可见康有为此时的心情似乎并不同情翁同龢的遭遇。 康有为在当年并不同情翁同龢，但他在戊戌年过去之后却一再表白对翁同龢的同情，表示对慈禧太后罢免翁同龢的愤懑。于是翁同龢的形象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又发生一次根本性的颠覆，以为变法之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意欲斩断光绪帝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人早在变法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大阴谋。 参照这个说法，最近几年又有一个完全新的解释，以为翁同龢之所以被开缺不能归罪于慈禧太后，而是光绪帝本人的意思，即便慈禧太后有责任，那也只是默许而已。 诚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指出的那样，翁同龢之被开缺是戊戌年间政治改革成败的一大关键，因此弄清楚翁同龢何以被开缺，以及这一事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确为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作为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不仅长期受到光绪皇本人的信赖和倚重，也实际上为慈禧太后所信任。试想，如果慈禧太后在过去不信任翁同龢，她会让他长时期在年轻的皇帝身边充当老师吗？所以说，翁同龢的被开缺，不必从更远的背景去寻找。还是应该回到光绪帝所宣布的上谕上来，通过这份上谕的主线去贯穿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看看哪些符合逻辑，哪些只属于戊戌政变后的政治宣传。 朱笔上谕所列翁同龢免职的原因主要是两项，一项是从远处说，另一项则从最近期的责任上说。先看第一项，该上谕开篇第一句说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显然，翁的免职是因为他“近来”工作实绩及效果不佳。那么这个“近来”究竟有多远？所谓“众论不服”的“众论”又指哪些？所谓屡经有人参奏的那些奏章又都说了什么？对于这些指责翁同龢是辩解，还是承认？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弄清翁同龢被免职的关键因素。 根据这些提示，我们不必远求，只需分析甲午战后翁同龢主要担负哪些职责，他的工作效率如何，就可得知什么原因导致他从两宫最为信任、依赖的宠臣、重臣而变为被人指责、被人不断参劾的，最终被两宫不得不疏远的人。 在甲午战前，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和不断挑衅，翁同龢是坚决主战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年轻的光绪帝也渐渐被莫名的激情所激荡，逐步走上了主战道路。可惜这场战争失败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面积的国土丧失。当此关头，翁同龢提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的主张，清政府的决策者似乎也接受了这一主张，于是有三国干涉还辽的发生，中国借此收回了辽东半岛，却增加了更多的赔款。 在短时期内筹集这一笔巨大的战争赔款是战后清政府最主要的工作，而曾经提出可以增加赔款，也不愿割地的翁同龢自然要对怎样才能迅速筹集到这笔资金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更何况他还以帝师身份兼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数职呢？ 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要想依靠自己的财政结余去偿还这笔巨款是根本不可能的，清政府的惟一选择是向西方国家筹借。 按照惯例，清政府在战前向西方国家借款时，基本上是由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负责经办，所以当清政府在战后有意向西方筹借款项作为赔偿日本的费用时，赫德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希望将海关每年两千万两的洋税全扣，这样有差不多十年的功夫，就可以将这笔巨额赔款全部了结。赫德的建议遭到了户部侍郎张荫桓的反对，张以为如此办理肯定会影响政府的日常财政支出。接着，赫德提出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五千万两，除了偿还日本的费用外，还可以剩余一千数百万两作为办理其它事情的费用。 向英国的商业银行借款没有成为事实，因为当时俄、德、法三国因联合干涉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的交涉上自认为有功，企图以此强制中国向他们借款，而清政府内部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看到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意义，同样期待通过向俄国等国家进行借款的同时，加深两国的关系，以便联合俄国等国制衡或者说压制日本。 经过反复交涉与争夺，甲午战后第一笔大借款由俄、法两国共十家银行分摊提供，总额折合银一亿两，年息四厘，九四又八分之一的折扣，分三十六年偿还，以海关关税为担保。中国方面由总理衙门和户部共同负责，徐用仪、张荫桓等户部堂官等参与谈判，而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因故没有参加，这就为后来的纷争留下了伏笔。 根据中俄法达成的共识，这次借款所附的政治条件是，俄国不但要插手中国海关，分享由英国人独占的权力，而且获得了不少通商优惠以及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商业机会等；而法国则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越分界通商条约》，获得了中国云南境内的大片土地使用权，以及投资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及通商等方面的商业利益。 政治借款附带某些商业性的条件，按理说也是外交上的通例，况且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开发市场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不过，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中国因这次借款“受亏不少”。基于这种认识，翁同龢批评徐用仪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一味屈从俄国人的要求，甚至同意俄国人提出的九三折扣率，致使中国蒙受了不该有的损失。他甚至与同样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的张荫桓联名致电中国驻俄公使，要求更改折扣率。作为中国政府负责此次谈判的徐用仪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与感受，他既不承认屈从俄国人的压力出让国家利益，更没有因为翁同龢的特殊身份而接受翁的指责。 同为军机大臣的徐用仪没有接受翁同龢、张荫桓的指责与劝告，他们之间自然发生了深深的误会乃至“龃龉”与“忿争”。再加上那些自命清流不明事理的御史们王鹏运之流接二连三的告状，徐用仪很快就被光绪皇帝罢免了职务。 1896年3月，《马关条约》规定的第二批赔款到期，清政府依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借贷。鉴于第一笔借款中的曲折坎坷，清政府决定这次借款由翁同龢与户部侍郎张荫桓具体负责。张荫桓在外交主张上有联英拒俄制日的倾向，而管辖长江流域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倾向于向英国和德国借款，他们分别致函翁同龢表达了这一看法，希望翁通过这次借款保持各大国在中国的战略均衡态势。翁同龢接受了这些主张，他与张荫桓开始了与英德方面的借款谈判。 这次谈判进行的也非常艰难，英德方面提出相当苛刻的借款条件，经反复交涉，1896年3月终于达成协议，此次共借款折合银一亿两，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清政府还同意，在这笔借款没有偿还完毕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仍由英国人担任。 这次谈判的附加条件是英国通过《中缅条款附款十九条》掠夺了大片土地，扩大了在云南境内投资修筑铁路及在西江通航、通商等商业机会；而法国则获得了龙州至镇南关修筑铁路的合同。 两次借款的达成使中国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尤其是各种折扣、佣金以及政府内部的挪用、个别官员的贪污等，都使实际上偿付日本的数额大为减少，如果照此下去，《马关条约》约定的数额必将大为增加，中国的负担将更加沉重。长痛不如短痛。翁同龢与户部满人尚书熙敬及户部侍郎张荫桓等都觉得这样拖下去不如将剩余的赔款一次性偿还，中国为此还可以节省一千数百万两利息。 清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据翁同龢的建议，光绪帝委派李鸿章会同翁同龢及其他大臣一起负责这次借款。而李鸿章提出鉴于过去几次借款困难，不再向各国政府借款，改向商业银行借贷。然而他们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奔波，这种想法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只好继续向各国政府借款。 1897年12月，李鸿章向俄国政府提出借款一亿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很快表示同意，但附加条件是中国应该满足俄国在满洲与蒙古享有修筑铁路及工业开发的独占权、中东铁路部分支线的修筑权及相关港口的修筑与使用权，中国还要承诺一旦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空缺时，应聘请俄国人担任等。 英国政府得知俄国的借款条件时甚为愤怒，英国方面设法迫使中国同意向英国借款，并提出相应的附加条件。英国、俄国就向中国政府借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甚至为此使用了并不光彩的行贿手段，而翁同龢、李鸿章、张荫桓等人或许并没有真的像那样捕风捉影的消息所说，接受过大笔贿赂，但似乎都多少得到过一些好处，这在后来的“倒翁”风波中，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光绪帝由格外信任翁同龢转而不信任乃至厌恶的原因之一。 一次性借款一次性偿还日本的方案终于没有实现，而提出这一方案的翁同龢不仅为此要背上“办事多未允协”的责任，而且因其受贿的嫌疑必然遭遇“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的后果。 不特此也。当翁同龢一次性借款一次性偿还的方案无法继续执行时，他又别出心裁向清政府建议发行“昭信股票”的方案作为筹措战争赔款的办法。昭信股票的发行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发行国内公债，翁同龢和其他主持此次发行的大臣们没有相关经验也是事实，但翁同龢等人对这件重大事务调研不充分、宣传不得力、工作太草率等致使昭信股票毫无诚信，无人购买，也实在使大清王朝丢尽了脸面，光绪皇帝即便有心保他的师傅不丢官罢职，恐怕也“众论不服”。1898年3月24日，御史徐道焜上奏指责昭信股票流弊甚多，建议清政府速筹良法，亟图补救。3月29日，御史何乃莹上奏称昭信股票失信于民，弊端丛生。这种“屡经有人参奏”的办事大臣不被开缺，不被免除职务，清政府要开始推行新政何以能服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翁同龢于1898年6月15日新政刚开始第四天就被开缺回籍，实际上隐含有光绪帝杀一儆百的深意，是告诫那些官员们，如果对新政推行不力，或横加阻挠，即便尊为帝师，也照样严惩不贷。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才能弄清楚光绪帝何以在宣布免除翁同龢的职务后“警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似乎也觉得因“这些工作中的失误”就将自己朝夕相伴十数年的师傅开缺回籍太过残忍，但是为了新政的顺利推行，为了大清王朝的未来，也只好委屈自己的师傅了。所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有着许多复杂背景与原因，既有政敌的报复与暗算，也有他自己的失误、不检点，但根本原因似乎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为了新政顺利推行，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选择。回想自商鞅、王安石乃至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哪一次没有拿自己的亲信、同道、朋友乃至亲人去祭旗？ 真正的背后推手 这是从“近来”的远因上说，翁同龢的作为已经产生了许多弊端，诚如张荫桓时候告诉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那样，翁同龢开缺之因，其源甚远。先是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翁即力主开战。此战以来给中国酿成无数灾难。尔后，翁所主张诸政策多未允协，且于内部被视为骄恣专权的事例亦为数不少，这类事情逐渐积累，遂演成今日之结果。 就近因而言，翁同龢已无法满足新政的政治需要，他已属于过去的政治人物，新朝新政必须要有新的气象，所以上谕中指责翁同龢近来“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这些指责所隐含的内容也非常具体，也足以表明翁同龢已不再适宜于继续担任推行新政、从事维新变法的政府首领了，恭亲王奕去世后的政府必须进行改组，翁同龢就必然成了一个牺牲品。 仍根据张荫桓对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分析，翁同龢的“近来之事”之最大者是关于德国亨利亲王1898年5月份来华访问时的礼节安排问题。亨利亲王谒见光绪皇帝时，翁同龢执意反对皇帝与亨利亲王行握手礼，而皇帝则采用其他革新派官员的建议，与亲王行握手礼。于是翁同龢仗着自己的帝师身份对光绪帝大放怨词。这不能不引起光绪帝的反感。当光绪帝招待亲王饷宴时，大臣理应坐陪，而翁也不屑为之。诸事凡不合其意者，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此等事逐渐积累，不能不引起年轻气盛小皇帝的反感，小皇帝执意罢免翁师傅的职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过去的研究与史料记载都表明翁同龢不仅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变法维新，而且也正是他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康有为，从而使维新变法运动在经历了几多曲折之后终于在1898年正式开始。翁同龢是康有为的发现者，没有翁同龢，即便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在某种时候变成现实，但决不会是已经发生过的那个样子。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更易的事实。 不过也正如史料所表明的那样，翁同龢赞成、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但他与康有为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虽然也是《公羊》学的研究者和鼓吹者，但却不能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与“新学伪经”两大根本学说，而正是这两个震动学界、政治界的“异端学说”才是康有为鼓吹政治变革、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基础。所以当光绪帝1898年5月26日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关于变法维新的著作时，翁同龢竟一反常态突兀地表白自己不与康有为往来。 翁同龢的这一反常回答肯定使光绪皇帝莫名其妙，因为光绪皇帝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光绪皇帝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后来在恭亲王奕指点下，以为以皇帝之尊去接见康有为这样的年轻后生不合礼仪为由回绝了翁同龢的请求，改由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西花厅向康有为问话。第二天，正是这位翁师傅在皇帝的书房里向自己密报了大臣们与康有为谈话的情形，使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印象又增加了几分。光绪皇帝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每天向皇帝讲授的课程也由先前的儒家经典改为“日讲西法之良”。 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年轻的光绪帝不得不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帝莫名其妙，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是，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年轻的光绪皇帝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八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翁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 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的故事向翁师傅索要康有为的著作，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这种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皇帝清楚知道用人不当将会给大清王朝带来怎样的危害，何况将要提拔、使用的这位康有为将要负担怎样大的改革重任呢？于是，光绪帝似乎史无前例地对自己这位素来尊敬的师傅发火了，而翁同龢面对皇上的盛怒似乎没有丝毫悔意，他依然执着地表白自己的看法，并一再声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进呈康有为的著作，并劝告皇上如果一定要康的著作，最好请总理衙门通过正式渠道进呈。盛怒中的光绪帝根本听不进翁的建议，声称即便要总理衙门进呈，也必须由你翁师傅转达给军机大臣张荫桓。这就更使翁同龢感到困惑，张荫桓每天都可以见到皇上，你皇上为什么不能当面交代，而何必一定要难为老臣传话呢？对于翁的困惑，光绪帝根本不予理睬，他执意翁必须这样做。不得已，翁同龢只好到张荫桓的办公地点转达了皇上的御旨。 这个故事发生在1898年5月26日和27日两天，故事的细节也都清楚的记载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都基本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 从背景上说，1898年5月26日、27日，正是清廷重臣恭亲王奕最后弥留的日子，这几天前去探视这位重臣的官员也非常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几次亲自前来探视，或委派专人转达问候。在弥留之际的恭亲王出于对大清王朝的忠诚，对清廷的未来尤其是用人方面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希望年轻的光绪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不要受政治小人的挑拨，更不要将政府的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他明确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而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对翁的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他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列强乘此机会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谓聚九州岛之铁不能铸此错者，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也相当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奕临终时对朝中人事的评价虽然只是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的，但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秘密，作为正当红的军机大臣、帝王之师的翁同龢不会不知道这些谈话，即便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大概，所以当光绪帝5月26日向他问及康有为时，他的本能反映就是抹煞他与康的任何关系，并指责康有为是“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光绪帝或许是听了恭亲王奕的忠告对翁师傅进行试探，而翁的反应则是本能的自我保护。至于翁同龢将这些责难与冲突详细记载在自己的日记里，那也不过是为了前来某一天康有为真的出事了的话，能够由此证明他与康有为等人确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知道他与康有为几次直接的接触这样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都没有反映，他何以要将皇帝对他指责详细记载下来，不是原因很清楚了吗？ 这是从远的方面说，至于最近的方面，翁同龢之所以急于辩解他与康有为没有来往，并指控康有为居心叵测，显然他已得知恭亲王关于他与康有为的评价，既然恭亲王已向皇上指出不可听信“广东举人”的变法主张，既然恭亲王已怀疑康有为的制度局等建议有取代大清王朝旧有国家权力机制的嫌疑，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将自己绑在康有为的战车上？让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见鬼去吧！所以翁同龢选择了舍弃康有为而自保的办法。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翁同龢的政治人格似乎也并不像奕所分析的那样卑鄙，但他当红的身份与权力，特别是他被官场公认为“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风格，使他必然在得意之时人皆畏之，而在失意之时则必落个墙倒众人推的结局。 人们过去总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一个将死之人已不存在什么思想包袱，更不担心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恭亲王奕在临终关头终于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吐露了自己对朝中人物的真实看法，这些看法肯定深深影响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后来的一些重要决策。所以说，将翁同龢免职的考虑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那里至少在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6月11日正式开始前的某一个时刻就已决定，他们迟迟不愿动手的原因一是要直接考察翁同龢是否像恭亲王所分析的那样卑鄙，二是寻求什么样的方式以免给清廷带来更大的损失与震荡而已。 5月26日、27日，光绪帝当场考察了翁同龢的政治忠诚度，可惜翁师傅没有通过这次考察。不过，念在多年师生情分上，光绪帝似乎并没有因这一次未通过而将翁师傅一棍子打死，他依然给乃师留下机会，期待乃师能够回心转意，协助自己励精图治，使大清王朝渡过难关，重建辉煌。可惜，翁师傅辜负了爱徒的期待，于是改组政府、重建新的权力运行体制便由先前的酝酿进入实质性操作，翁同龢的出局已成定案，至于何时进行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聪明反被聪明 改组政府的想法不论在慈禧太后，还是在光绪帝那里似乎都有很久了。进入1898年，朝中大事接连不断：恭亲王奕重病在身，对德、对俄的交涉困难重重，不见进展，国内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在康有为等激进分子鼓动下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旧政府实际上已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这种困难局面，而关键人物就是恭亲王病重之后拥有极大权力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外交困境按照恭亲王和当时一般官僚和公共舆论的看法几乎都是翁同龢一手造成的，而翁同龢对此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鼓动康有为、梁启超那些年轻一代激进分子向政府施压。于是政府改组的关键点不是别的，恰恰是怎样将翁同龢赶出政府。 4月28日，安徽布政史于荫霖向清廷上奏，公开批评翁同龢，指出正是翁同龢的一系列错误导致了中国外交失败和困难重重。他强调，办理德国强占胶州湾外交失误，天下人都将之归于翁同龢和张荫桓，其实张荫桓出身微贱，贪滔著名，不足深责。而翁同龢为已故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端正虚公，为有名儒臣，翁同龢承其先训，受恩至深，夙负清望，本应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妥善处理外交事务。然后他的作为实在是令人失望。胶州湾的外交危机事关重大，本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办理好的，自应联合政府内外文武百官的智慧以谋取国家最大利益，而翁同龢外则徇德人之请，内则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今日无所措手，已一误矣。至于对日战争赔款一万万两，约定六期分还，期宽易筹，或不至于借贷，即使借贷，为数不会甚巨，则所索必不甚多。而翁同龢又惑于张荫桓之言，遽借英、德商款，全数交还日本，以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厘金作抵，事前不与四省商量，更不问四省以后度支如何应付，民生如何保证，事定之后，一纸公文责令四省督抚照办，四省各口岸商民无不惊诧。利权既失，又失民心，是再误矣。鉴于这两大错误，于荫霖建议尽管罢免翁同龢等人，速召张之洞、边宝泉、陶模、陈宝箴等人重组政府，任以事权。这就明确将摈退翁同龢与改组政府直接结合起来了。 于荫霖的建议不能不在清廷高层引起议论，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切。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17日，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重臣徐桐上书弹劾张荫桓在办理胶州案过程中误国、卖国，其实际攻击矛头显然指向翁同龢。道理很简单，因为张荫桓在胶州案中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翁同龢。 同一天，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也上书清廷，指责翁同龢主导的昭信股票流弊甚多，祸害极大。 紧接着，御史王鹏运于5月25日再上奏折，指责翁同龢是“权奸误国”，在外交、财政等各方面都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将大清王朝推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他请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大清王朝未来着想，立即将翁同龢等人“声罪罢斥”，以弥后患而恃危局。 这一连串的弹劾奏折件件都攻击到了翁同龢的要害，几年的权臣生涯将原本受人尊敬的帝王之师的名誉彻底糟蹋，翁同龢真的要开始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了。即便光绪帝有意保他这位师傅过关，恐怕也不能不让翁同龢尽快出局。 其实，早在4月28日安徽布政史于荫霖的奏折中就已提出过政府改组的方案，他向朝廷推荐了徐相国徐桐、闽浙总督边宝泉、四川总督李秉衡、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所谓“五贤”。当时一般舆论公认徐桐为“守旧党魁”，是主持清议的重要人物；边宝泉与李鸿章矛盾极深，不谈洋务，不坐轮船；只有张之洞、陈宝箴为讲究西学、力图中国富强的新人物。这些推荐虽并不完全可行，但肯定引起了清廷最高当局的注意。 与此同时，鉴于恭亲王奕病情不断加重，翁同龢的势力不断膨胀，大学士徐桐在杨锐与乔树楠等人影响下，于4月底建议光绪帝调张之洞入京取代翁同龢主持政府，以削弱翁同龢的势力和影响。徐桐的奏折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但他犹豫难定，调张之洞进京加强政府固然是个好主意，但以张取代他的恩师翁同龢，至少在此时光绪帝还下不了决心。于是光绪帝将徐桐的奏折转呈慈禧太后，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特别是考虑到病重中的恭亲王奕的一系列忠告，使她很容易就接受了徐桐的建议，决定召张之洞来京陛见，准备以张之洞取代翁同龢。5月7日，张之洞奉命乘船离开武昌，15日抵达上海，准备从那里直接赶往北京。 徐桐的建议和慈禧太后的决定以及张之洞的行踪都被翁同龢所获悉，翁同龢当然不愿就此让出他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户部尚书等职务，更不愿意由张之洞来取代他。于是，敏感的翁同龢与张荫桓密谋，以沙市发生教案尚未妥善处理为由，阻止张之洞入京陛见。 由张之洞取代翁同龢，从表面上看是徐桐推荐，实际上当恭亲王奕病重期间，恭亲王在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分析朝中人事格局时就已提出这一主张。他当时明确告诉太后与皇上，朝中内外重臣可以信赖并在将来可以担当重任的只有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和裕禄等几个人，而李鸿章由于最近几年承担甲午战败的“原罪”，一时尚不能让他负更多的责任，否则舆论上、民意上都很难协调。剩下的首选当然在张之洞与荣禄之间。 翁同龢设计破坏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调张之洞入京的计划，但他实际上已无力阻止改组政府的既定方针，而他自己一系列愚蠢举动自以为高明，而实际效果却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只是在无意中又树立更多的对立面而已。6月8日，刚刚料理完恭亲王奕后事并对将要进行的改革略有布局的慈禧太后召见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军机大臣刚毅等皇族成员，商讨一些重大问题。这几个皇族出身的大臣平时就看不惯翁同龢仗势欺人的做派，对于翁最近一连串的异常举动更觉得有必要向太后报告。于是他们借口皇上最近在一些问题上似乎也太大胆，有意将矛头引向皇上的师傅翁同龢身上。 对于庆亲王等几个人的用意慈禧太后似乎也很清楚，她指责这几位皇族出身的大臣为什么不负起自己应该负 的责任，为什么不在一些最为要紧的地方上设法阻止？奕劻等人同声回答道：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而刚毅做得更过分，伏地痛苦，声称奴才曾经向皇上委婉表达过类似阻止意见，但从不被接受，反而屡遭皇上斥责。 慈禧太后沉思良久，又问道，皇上之所以敢如此做法，难道是他一个人在进行吗？皇上应该和你们几个大臣商量才是啊？荣禄、刚毅闻听此言立即奏道：要说是皇上不和我们商量是事实，但说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则未必，皇上所做的这些事情几乎都是他的师傅翁同龢在出主意，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又凭借自己特殊身份向太后哭闹，希望太后能够出面劝阻皇上的一些做法。太后答道：现在时机尚不成熟，俟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太后的办法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坚决将翁同龢剔除出去，她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6月10日，经过连日来秘密协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已就将要进行的改革和人事布局达成一致。这一天，光绪帝作出两项重要布局，一是宣布补授总理衙门大臣兼兵部尚书荣禄为协办大学士，并负责管理户部。补授荣禄为协办大学士，是将荣禄的地位提拔到与翁同龢一样高；负责管理户部，便在实际上剥夺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权力。同时调补刚毅为协办大学士，任兵部尚书；补授崇礼为刑部尚书。所有这些举措实际上都是一个趋向，即在张之洞暂时无法入京替代翁同龢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以荣禄、刚毅、崇礼等皇族成员暂时加入政府，接管权力，这已很明显预示着政府正在改组，只是不希望这种改组震动太大，故而先任命荣禄接管翁同龢的权力，然后再寻找机会免去翁的职务。这种权力交接的运作模式在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 二是为了稳住翁同龢，不至于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出现意外麻烦，光绪帝命令翁同龢草拟《明定国是诏》。一切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着。 6月11日一大早，光绪帝辞别慈禧太后返回皇宫，他宣读了翁同龢代为草拟的《明定国是诏》，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荣禄以大学士身份兼管户部，只是处置翁同龢过程中的紧急措施，至于由谁来接替恭亲王奕及翁同龢两人留下的职务，清廷最高决策者仍在考虑。有一种建议是由庆亲王奕劻和荣禄主持内阁事务，前者弥补恭亲王逝世后遗留的空缺，后者代替张之洞取代翁同龢。对于这个方案，首先的反对似乎来自荣禄本人，他认为按照大清王朝两百年惯例，在政府高层及中央各部中，满汉官员从来都是取平衡态势，庆亲王接替恭亲王已成事实，而接替翁同龢的，最好还是循惯例找一个汉人官员更为合适。 在当时有名望且有能力替代翁同龢的汉族官员中，李鸿章有能力、有名望，但最近实在有点背时，很难让他立即走上前台，取代翁同龢；张之洞有能力、有名望，本来也是主持内阁的最佳人选，但在翁同龢的阻止下未能及时来京陛见，而棘手的沙市教案似乎也只有张之洞继续留在湖广总督任上方可放心。李鸿章、张之洞之外，汉族出身的高官可供选择入主内阁的人选委实不多，剩下有名望、有能力的只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于是，清廷最高当局决策者经过周密协商，决定调王文韶加入内阁，取代翁同龢；调荣禄接替王文韶，出任负责拱卫京师、权力甚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廷新的权力布局至此终于完成，只待宣布。权重位尊的翁同龢终于像赫德所描述的那样，在一场“闪电”中被击倒。 6月15日一大早，光绪帝在早朝时宣布了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政府改组后的基本框架至此终于露出端倪，这也为后来改革方案的全面推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也为一百天后的政局变动埋下了伏笔。 原载《传记文学》2008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