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丰碑——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的爆发，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80年过去，这场伟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仍值得今天的人们总结和记取。
辛亥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统治长期郁积的愤怒的大爆发。
中国近代的民族灾难实在太深重了。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扑向中国，对中国恣意地蹂躏、奴役和掠夺。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遭人贱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已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这一切，不能不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极大的痛苦。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恶化了。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这十年是辛亥革命从酝酿走向高潮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年代。在这十年当中中国连续遭到四次打击，而每一次打击都是十分沉重的：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惨败，清朝政府同日本政府订立了割让台湾和赔款二万万两的《马关条约》；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出现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时瓜分中国的叫嚷甚嚣尘上；1899—1900年，义和团奋起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在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败，腐败的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控制中国的东北三省，竟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了一场恶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切，怎能不使每一个爱国者感到极大的愤怒？怎能不激起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进行顽强的抗争？1901年邹容愤笔书写了他人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有感》一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原诗载《清议报》第81册）1904年宋教仁写的一首长歌中有这样几句：“嗟神州之久沦兮，尽荆天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宋教仁集》下册，第500页）这一类诗句确实表达了中国人民在亡国阴影笼罩下的心情。
“救亡”，成为一切爱国者发自肺腑的呼声。怎样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成为影响、制约和规定着中国局势的核心问题，成为支配中国社会生活的根本矛盾。离开这一点，对中国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无法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当广大的爱国者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已经比西方落后了几百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尽管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正悄悄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环顾中国的辽阔国土，旧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仍然占着支配的地位。内地的许多省份，状况同几百年前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生产主要还是靠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的集合体进行着。经济和文化落后。地主豪绅控制着一切权力。腐朽的清朝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相反，却投降帝国主义，依靠列强来统治中国人民。到处是专横、腐败和愚昧落后。到处充满着令人窒息的黑暗的旧势力。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
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悄悄地成长着，但它的力量一时仍很微弱。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还只是被人贱视的“苦力”，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中日甲午战后用远远超过以往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但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那一点力量简直微不足道。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他们大多数同封建主义有着难以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上带着浓厚的封建性。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他们具有异常突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挺身而出，扮演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扮演过的那种英雄角色。
但是，由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客观局势的紧迫性决定着必须有一种力量站出来扮演改变现状的主要角色，即使它的条件远没有成熟，也只得如此。于是，呱呱落地不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先天不足，却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时代的前列，充当了先锋队的角色。
这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大体上是在甲午战后才形成的。
此前，虽然也有过一些到国外留学、接受了近代教育的留学生，也有过一些在国内受到一些西方近代文化影响的士大夫，但他们不仅人数太少，而且往往被淹没在强大旧势力的包围中，逐渐变得无声无息。即使出来呐喊几声，在社会上所能引起的反映也十分有限。
甲午战后，情况起了变化。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强烈刺激，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需要，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出国留学生的大量增加，一个是国内新式学堂的陆续兴办。通过这些途径培养出来的，是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已有两万上下的留学生和两百万左右的新式学堂的学生。（陈翊林：《最近三十年教育史》第167页）
在他们身上，有几个突出的优点：第一，对世界大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有比较多的了解，对中华民族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有比较敏锐的感受，从而怀着强烈的救国热情。第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教育，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面前有了一种憧憬和追求新的奋斗目标：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社会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那是旧式士大夫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的社会方案。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国士大夫中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破产，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家庭正在败落，自身也感到前途茫茫，从而使他们有一种急于改变现状、要求反抗的强烈的愤懑情绪。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等人的榜样，又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所有这些，导致他们怀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且充满着自信。
正是这些人成为辛亥革命前后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活动分子，绝大多数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便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们在周围几乎一片黑暗的环境中，勇敢地高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火炬。他们在海内外创办了许多刊物，后来又出版报纸，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大声呐喊，呼吁人们奋起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的制度。他们断言，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中国就将踏上一条光明的坦途。这在几乎处于绝望状态的中国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的火苗。
但他们本身的社会基础是十分薄弱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究竟要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下层的劳动群众似乎还沉睡着，或者只能做一些无望的分散的反抗，那时仍远远处在他们的视野以外。海外的爱国华侨可以给他们一些资助，但很少能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活动。祖国的危急，驱使他们急于在中国社会中寻找出一些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作为实现他们目标的手段。他们最初依靠的力量是会党，后来又到新军中去工作。会党也好，新军也好，都有自己的弱点。由于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它的消极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但他们在当时是能够对旧的社会秩序起冲击作用的重要力量。这些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
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和冷酷的生活现实，激怒了一向看起来那样温顺的人群。人们在经历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系列惨痛事实的教训后，终于对这个政权失去最后一点信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到处都是愤怒和诅咒。变革的要求弥漫举国上下。清朝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变得对谁都不敢信任了，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结果，连许多汉族旧官僚和立宪派人对它也离心离德，使它日益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
清朝政府在表面上还是个庞然大物，骨子里已完全空虚而不堪一击了。客观的历史进程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能有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即使本身还远不成熟的力量）挺身而出，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站住脚跟，就能将各种不满和要求反抗的潜在力量凝聚在一起，而那个腐朽的旧政权就会象纸糊的房屋那样很快倾覆下来。
这便是我们在武昌起义和随后各省起义中所看到的情况。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飞跃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丰碑，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它的直接结果是：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且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国。
林伯渠在半个世纪前曾很有感慨地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林伯渠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多么中肯！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以这种君主专制制度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整套渗透各处的统治网络，成为中国社会内部整个旧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笼罩着它的那种浓重的神秘色彩，还有经过儒家精心论证和灌输而确定下来的旧道德规范，在长时期内严重地禁锢着千百万人的头脑，使人们的思想难以获得解放。这是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辛亥革命把历来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倒，把它彻底废除。《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它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封建统治秩序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封建统治就乱了套。这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就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始终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文章说：“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重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5卷2号）思想的闸门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它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它的各种政策措施甚至在南方各省也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但不能把它看作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给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方各省，社会政治生活变得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出现了兴办近代工厂的新的热潮；社会风尚在短时间内除旧布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但历史已不能倒转，已经发生的这一切变化谁也无法再把它抹杀掉了。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巨大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辛亥革命时期那么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为革命不惜赴汤蹈火，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并且结出了硕果。这些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辛亥革命的深刻教训
辛亥革命无疑也有它的重要弱点。它是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奋起的殊死搏斗，卖国的清朝政府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因而这场革命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这是它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但革命的主体力量本身却是先天不足的。
站在辛亥革命前面大声呐喊并发起冲锋的，是一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内真正能够依靠的社会基础十分薄弱，而他们所面对的旧的社会势力却十分强大。这些受帝国主义或明或暗支持的买办和地主豪绅在中国社会中盘根错节，有着根深蒂固的支配力量。革命暴风雨的猛烈冲刷，能够比较快地摧毁的还是它的表层。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心态并不曾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动。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有限度的目标实现了，但要巩固并发展这种胜利却困难重重。
从今天看来，辛亥革命自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历史的客观进程，已清楚地表明：要想从根本上摧毁那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完成民族民主的革命任务，需要几个条件：第一，需要有一个能够正确地把握前进航向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革命的引路人，作为团结广大群众万众一心地进行斗争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即便客观上存在着比较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革命的队伍仍然是涣散无力的，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甚至误入歧途。第二，需要以革命派为主体，区别各种复杂的情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这样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在反动政治势力纵横捭阖地进行拉拢和分化下，革命就会孤立无援而陷于失败。第三，需要一支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同反动统治势力进行坚韧不拔的武装斗争。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下，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离开武装斗争，无论提出怎样良好的政治纲领和主张，最后仍只能流于空谈。
可是，尽管客观的历史进程已经清楚地昭示出在中国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所必需的几个条件，但人们当时却并不认识，而且经过很长的时间还不能认识。这固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有关系，但这同客观历史条件的不成熟也有直接的关系。
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教训正在这里。
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虽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确实提纲挈领地抓住了近代中国的三个根本问题，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真正要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必须旗帜鲜明而又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这方面却表现得十分软弱。他们既十分害怕革命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又急于同一切表面上赞同反对清朝政府的汉族封建势力妥协。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软弱，既与错误的认识有关，更与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看不到自然也就找不到反抗这种强大的反动势力的基础有关。他们错误地认为一旦清朝政府被推翻、民国建立起来，革命便大功告成。同盟会的组织本来是十分松散的。胜利到来得这样快，更使许多人感到心满意足，急于享受已经得到的那点果实，于是内部的争权夺利开始了。1912年8月同盟会和一些小党派改组成国民党后，表面上看来它的组织扩大了，其实却掩盖不住内部的涣散、混乱、自相倾轧以至走向瓦解。这样的党，要在复杂的环境下领导革命继续胜利前进，是办不到的。
革命政党内部如此，它同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同样也处于一片混乱中。下层的工农劳动群众，本来就远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革命前起过一些有力的冲击作用，革命后以功臣自居，它的消极面不仅充分暴露出来，而且大大发展了。即便在南方各省，也使掌了权的革命党人感到极大的困扰和难以处理。结果，连广东、江西、湖南、安徽这些革命党人力量比较强大的省份，也先后出现残酷镇压会党的事件。至于对在革命高潮时出来拥护共和的原立宪派人和表示赞成推翻清朝政府的旧官僚，革命党人更缺乏正确的良策，无法做到既批评并限制他们的消极方面，又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团结他们联合斗争。倒是袁世凯很快就把这些势力成功地拉到他那一边。部分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甚至主张“无故无新，唯善是与。”（章炳麟：《致袁项城商榷官制电二》，《太炎最近文录》第72页）公然主张同旧官僚和原立宪派人合流。这样，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席位后，革命党人在同袁派和以原立宪派人为主体的拥袁派之间，环绕着究竟维护贯彻《临时约法》，在中国建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还是任凭袁世凯违反破坏《临时约法》，建立起他的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就不能不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至于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就是在辛亥革命进程中也不曾真正建立起来。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在各省独立过程中受到巨大牺牲，在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也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共同目标，有的由于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甚至演变成新的地方军阀。南方军队的大量扩编，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数量急遽扩大带来的却是战斗力的迅速下降。南北统一后，许多革命党人醉心于在合法条件下从事法律范围内的斗争，自动裁撤军队，缺乏应付突然事变到来的必要准备。宋教仁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在南方可以依靠的力量，只有南京第八师等很少几支部队，而且内部矛盾重重，自然远不是袁世凯统率下的饷足械精的北洋军的对手。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比起幼稚的革命党人来，有着丰富得多的政治经验。辛亥革命的猛烈冲击，曾一度把原有的以清朝政府为中心的旧统治秩序完全打乱了。南北统一后，袁世凯惊魂稍定，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把散处各地的各种旧势力再度集结起来，重新调整内部关系，并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外交上做种种准备，才能回过头来向革命党人算帐。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不惜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示效忠共和；热烈欢迎孙文、黄兴北上共商国是；对革命党人所极力主张的政党内阁，南方一些省份的措施，暂时采取开一眼、闭一眼的容忍态度。这些假象，曾在许多革命党人中引起幻想。可是，一旦袁世凯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他就立刻变了脸，用最凶残的手段向革命党人和他们控制的南方一些省份开刀。当革命党人在1912年把中央政权让给袁世凯时，他们在南方的实力还大体保存着，而到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他们留下的那点力量很快就被摧折殆尽。大批同盟会的骨干分子，不得不离开由他们的革命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再次流亡国外。新旧势力之间的这场较量，终以革命党人的大失败而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失败留下的血的教训，是值得后人永远记取的。
但是，历史的洪流决不会停止不前。辛亥革命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比起革命以前，中国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既然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先进的中国人就决不会停止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思索和追求。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的称帝，张勋的复辟，这一系列活剧一幕紧接着一幕演出。长夜漫漫，哪里才是尽头？人们苦心焦虑地寻求新的出路。正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整个世界，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二次革命”失败后还不到六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终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近代中国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91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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