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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的30多年间，洋务运动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它标志着中国被西洋大炮轰出中世纪以后，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威胁与逼拶之下，缓慢地走上畸型的近代化之路，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也部分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但是，在这个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最后又遭失败的运动过程中，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和最后决策人的慈禧太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洋务运动的兴衰和威败，她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 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晚期的执政太后。她在历史上的作用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史学界许多学者在评价其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时把她视为顽固派的总后台，认为她对洋务运动竭尽抵制阻碍之能事。 通过史料分析，我们认为慈禧在洋务运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她在西方炮口之下失去了昔日天下独尊的地位，唯洋人是从，从其对大清帝国的前途着想，也曾寄希望于兴洋务而“自强”，对其加以大力扶持；但又正由于为保障她在中国的权力和维持其奢侈的帝王生活，她又玩洋务派于股掌之上，对其处处加以限制以防坐大。这种两面性正反映了世纪之交处于近代化进程中没落君王的矛盾心理，也促成了大清帝国加速灭亡的历史归宿。 一 慈禧上台伊始就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援引各种力量，采取种措施，来极力挽救大清帝国的危局。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渐渐把“御侮”的问题摆到了重要位置。在慈禧所重用和依靠的对象当中，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满洲贵族当中的支持者奕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西方列强打过交道。他们认为，要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延续下去，得到巩固，必须使清政府具有一定的实力，设法“自强”，而自强的根本途径就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与生产技术。 慈禧对曾、左、李等人的思想和主张，不仅赞许，而且呼应。她在1862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命沿海各口岸挑选弁兵，接受西法训练，说“官兵不能得力，暂假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并且表示：“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各项得其密传，能利攻剿”。几天之后，她在发布的另一道谕旨中又这样写道：“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这对曾、左、李等人无疑是一种极大鼓励，无形中也吹响了洋务运动兴起的号角。 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问题上，慈禧之所以能同曾、左、李等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是因为她同样发现，祖宗走过的老路不能再走，传统的统治方法已经失灵。“内忧外患”的风雷激荡，使“志气极强”而又“好大喜功”的慈禧产生了一定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思想，她在上谕中经常提到“时事多艰”，不只一次地告诫各级官吏，务必要“同心求治”，发愤自强，振衰起弊，并多次“训诫军机大臣，痛除旧弊，勉励自新”。在她看来，要消除清朝统治的危机，适当地学习一点西方的长处，实行一些自强新政，也很必要，“国外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究竟应当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并如何设法进行预防，使外国不致生疑，她下令让曾国藩等人“勿泥成见”，“亟早筹维”。这都表明了她对时局的关切和求强的心迹。 慈禧的求强之意，不仅表现在经她发布的谕旨上，在其平时的言行中，也时时处处表现出来。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曾于1875年1月28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保定到达北京，第二天就被慈禧召见。他在致李宗羲的信中说：“廿二、三、六日，太后召见三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不久，他在致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信中，也谈到同样的观感。1887年3月24日，慈禧在召见即将去欧洲赴任的驻英法钦差大臣曾纪泽时，谈到各地的教案和洋人的无理，表示“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而李鸿章在1885年10月17日致曾国荃函中，则透露了清廷内部的政见分歧：“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慈圣与醇邸有意改革，诸臣墨守旧规，不足振兴。”李鸿章是个洋务大员，当然是以洋务派的眼光审视清廷，对清廷内部各派动向，自然十分敏感。他把慈禧与守旧诸臣分别出来，说她“有意改革”，决非偶然。 慈禧同道光皇帝不一样，她不仅有采纳西方技术加强清政府统治力量的大胆想法，而且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在慈禧的支持下开展起来的，也是在她的支持下才得到一些发展的。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在汉族官僚集团和他们满洲贵族的支持者中，就兴起了一股“洋务热”。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一批中国有名的科学家“试造洋器”，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学制新式的大炮和炮弹，这些虽然都不是或不完全是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却都是“师夷长技”的初次尝试。从1865年起，近代化的军事工业陆续开办，到了70年代，民用工业又相继创设，与此同时，海防的近代化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这些事业相伴而行的，还有洋务教育。这些洋务计划基本上都由慈禧批准实施，所需要的经费、人员和土地等等，也都在“奏准”之后进行调拨的。特别是在遇到阻力或困难时，慈禧的态度和裁决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1866年12月11日弈等人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和恩、拔、岁、副、优贡生员，以及由这些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轻的满汉京外各官入馆肄业，以培养行船和军事方面的技术人才，当经降旨“依议”。可是，顽固派闻此立刻大哗，纷纷出来表示反对。先是山东道监察御史李盛藻上奏，随后是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声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一些沽名钓誉的低级官吏和头脑冬烘的封建卫道士也在倭仁的影响下大肆活动，对奕等人进行攻击，有的撰写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还有的则贴纸于门前，以俚语嘲笑谩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使北京城里口语藉藉，给奕等人造成很大压力。 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朗。在接到李盛藻奏折的当天，她就发布谕旨，明确指出：“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对其要求不予理睬。对一般的攻击者则不仅从事理上痛加批驳，而且进行严厉斥责，说他们“呶呶数千言，甚属谎谬”，“肆口低诬，情尤可恶！”对倭仁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她一方面将倭仁的奏折抄发给总理衙门，由奕等人同曾、左、李等往返亟商，一方面命令总理衙门照原计划进行，“不可再涉游移”。除此之外，她还将计就计，让倭仁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当倭仁表示“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时，仍然让他“随时留心，一俟谘访有人，即行保奏”．并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以防他在洋务问题上继续饶舌。 这场激烈的争论前后延续了六个多月，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结束。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下，洋务派基本上获得了胜利。奕等人终究把天文算学馆办了起来，使同文馆由一个外语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的新式学堂。 设电报局，架设电线，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比起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来，它的出现是比较晚的。1865年3月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中国应当自设电线的建议时，朝廷内外还无人支持，慈禧也未曾予以理会。1874年6月13日率兵赴台抗击日本侵略的钦差大臣沈葆桢奏称：“台湾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再次强调架设电线的重要性，这才引起慈禧的重视，于是她在第二天就发布上谕：“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在当时来说，反应还是相当快的。只是由于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事被搁置，直到1880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时，中国近代化的电讯事业才宣告诞生。 电线的架设，往往要涉及到几个省。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很不相同，相互之间需要密切配合，自不待言；架设一条电线，始于何处，终于何地，何处先架，何处后设，以及款从何出等等，都必须统一规划和调度。慈禧除了行使其批准权，并分别于1883和1884年允将电线延伸到通州与北京，以为全国倡之外，还做了不少协调工作。1880年9月李鸿章奏请架设从天津到上海的电线，慈禧很快批准，让李鸿章“迅速筹办”，并命电线所要经过的山东、江苏两省巡抚“饬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1885年10月李鸿章又奏清架设云南电线，决定由鄂入川，再由川入滇，三省协力，共同承办。慈禧同意后，命湖广总督裕禄筹款五万，尽力协助，又令四川总督丁宝桢“筹借银十万两，交电局委员领用”。有的省份地瘠民贫，帑项支绌，无款可筹，也经慈禧下令，从别处拨给。 慈禧既为洋务事业的开办创造条件，也为洋务事业的维持和发展排除了一些困难，提供了一些方便。电报局自1882年春天改为官督商办时起，就从慈禧手中取得了政府垫款、巡路津贴和进口器材免税等权益，这在电报局初办商报不多时相当重要。后因要免费发送官报太多，赔累不堪，若不将官报核给现资，电局断难立足，又经李鸿章奏准，自1887年7月起，所有军机处、海军衙门、总理衙门、户部衙门，以及南北洋大臣和出使各国大臣头等官报，均“按月结算报资，一半由众商报效，一半援照递寄外洋电报章程，从出使经费项下按月核给”。各省将军督抚头等官报，同样由众商报效一半，其余一半各就情形筹发现资。此外，提镇、司道、防营、局所、炮台、兵船印委寄报，则都照三四等章程，令其自行出费。这样，电报局盈利虽不甚丰，但正常活动却有了保证，所以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年被清政府收归“国有”为止。 洋务企业，特别是其中的民用企业，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都同外资企业发生激烈竞争。由于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等原因，洋务企业往往处于劣势，甚至存在着被外资企业挤垮或吞并的严重危险。遇到这种情况，慈禧大都下令予以支持，使这些洋务企业度过难关，得到发展。这在轮船招商局的曲折经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经李鸿章奏明，由借用官款而开其端的。由于受到英国的太古和美国的旗昌等外国轮船运输公司的极力排挤和打击，运价屡跌，大受亏折，处境十分困难。慈禧得到奏报以后，总是予以大力支持，其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点：（一）允许招商局轮船承运糟粮，命各省“海运粮米多拨轮船承运，以维大局”，以防止招商局轮船无货可运，坐吃亏空；（二）给予轮船招商局承运沿海沿江各省官物的优待，并允准招商局轮船“到不通商各处起卸官物”，而不许洋商前往，以进一步增加轮船招商局的货运量；（三）拨借官款，充扩轮船招商局的固定资产。据李鸿章等人奏称，经过慈禧同意，先后由各处拨借给轮船招商局的官款，共有190余万两，并且允许自光绪三年（即1877年）起，“均予缓息三年。俟光绪六年起，缓利拨本，匀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以纾商力”；（四）允许轮船招商局享有一定的免税特权。例如，招商局轮船随漕运货，可免天津进口税二成。遇有灾荒。又经常命招商局轮船运平■，免征厘税，以抵制洋商。 由于慈禧的积极支持，轮船招商局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不仅能够站稳脚跟，吞并旗昌，而且能与太古、怡和长期抗衡，迫使其连订三次“齐价合同”，以免两败俱伤。 二 慈禧在名义上是皇太后，但在实际上是个女皇。她既不属于洋务派，更不是一个改革家。在强敌压境、“内忧”迭起的情况下，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她不能不对大清江山的前途有所考虑，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寻求保障。她所努力追求的，是权力的无限扩大，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稳固，帝王生活的更加奢侈。手中的权力是她为所欲为的政治资本，封建专制制度是她秉执君权、临御臣下的活动舞台，而要享受腐朽的帝王生活，则是她的阶级本性所使然。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沿着自强之路走到底，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支持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慈禧不允许洋务派的势力过分膨胀。她之重用曾、左、李等人，固然是由于她知道他们都愿做“忠臣孝子”，不会发生“悖逆”之事，但是为了防止尾大不掉，她仍然对他们有所防范。镇压了太平天国，曾国藩立即将很大一部分湘军遣散，这当然是慑于慈禧的淫威，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事实证明，他这样做也的确符合慈禧的心愿。左宗棠率军西征，一举消灭了阿古柏之后，又严密布防，准备打击沙俄的侵略，恢复伊犁，声威大振。有人就对他进行了攻击，说他拥重兵巨饷，不顾国家全局。慈禧也就趁机下令，将他调回，削夺了他的军权。从1870年起，慈福就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前后共达25年之久，每有要政，总要征求他的意见，然而她始终未让李鸿章进军机处，并极力扶植他的政敌。经常有人对他进行弹劾，同他抗衡，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慈禧专权威胁最大的是恭亲王奕。所以在推倒八大臣之后不久，慈禧和奕之间就产生了异常尖锐的矛盾。1865年慈禧借御史蔡寿棋上奏弹劾奕之机，亲自写了一道错字连篇的硃谕，给奕加上了两大罪名：一是“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二是“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其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奕遇事好自作主张，不能对她言听计从，驯顺如羊。因此，将他的“议政王”头衔予以取消。1874年，奕因为带头反对修复圆明园，又遭到严责，差一点丢了脑袋。到了1884年，当左庶子宗室盛昱又以在越南问题上对法国交涉失机为理由而参劾军机处时，慈禧便一下子撤换了全部军机大臣，开去了奕的一切差使，组成了一个唯她之命是从的军机处，形成了她一人独霸朝廷的局面。慈禧的专断与弄权，使洋务派都处处缩手，畏惧不前。 终年闭居深宫的慈禧，既没有近代化的科学知识，也没有近代化的思想意识。她对洋务事业的支持与否，全凭其高度政治敏感性，看是否对她的封建专制统治有利，她反对破旧，特别是对那些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她都不择手段地加以维护，只允许在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增添一些在她看来能够加强其统治的近代化的新工具和新技术。超过这个界限的，她都坚决反对。 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科举考试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恢复。沈葆桢奏请增添算学一科，丁日昌建议武科改试枪炮，李鸿章主张另开洋务一格，结果都遭到慈禧拒绝。派遣幼童赴美，开始进行得还比较顺利，从1872年起到1875年止，先后共派遣了120名，而且幼童到了美国，学习努力，成绩优异，甚得美国友人称赞。只是因为顽固派的极力反对，慈禧便立即同意下令撤回，以免这些留学生“离经叛道”，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带回国内，动摇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根基。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政权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在国体未变的情况下，除了掌权者本身的素质之外，政治体制是否与客观现实相适应，就成了社会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问题。洋务运动的展开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同建立在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政治产生抵触，相应地变革政治体制问题，也就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要求实行对君权略有限制的“君民共主”。就连身居两广总督高位的张树声也在1884年10月临终前口述的遗折中要求“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然而，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慈禧的专制地位，所以她更是漠然视之，淡然置之，始终未作任何表示。 慈禧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浪费大量钱财，也给洋务运动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慈禧生活之奢靡，表现在各个方面，其浪费的钱财数量也无法统计，仅就其荦荦大端观之，就够惊人了。为了使她在晚年有个休憩之所，从1886年起修建三海工程，随后又大修北京西郊的颐和园，而在庆祝她60岁生日之际，挥霍更甚，前后共耗银1000多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6。 凡是成功地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在开始创办新式企业的时候，多数都是得到其政府大力资助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走上近代化之路的起点，是在清政府直接支持下搞起来的。军事工业和海军建设不用说，就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也必须得到清政府的资助和扶持才能创建和发展。经过几次战争洗劫和连续不断的大量赔款，清政府的财政已经相当拮据，用于洋务事业的经费越来越少。而慈禧却仍旧把个人的享乐放在国家“自强”利益之上，用大量的金钱来满足私欲，这就进一步断绝了洋务运动的生机。到了19世纪80年代，很多洋务企业都因资金短缺，陷于停滞状态；应当继续兴办的，也都由于经费无着，或停或缓，有的根本就不再提起。通往东北的铁路已经造至山海关，购地至锦州府，因逢慈禧六十大寿，遂将铁路经费暂停支放；从1888到1894年的七年间，中国海军未添一船。虽然不能够说，甲午战争的结局全是由此造成的，但最低限度也应该说，这是中国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