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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领袖人物。对杨秀清的评价问题，过去就有些歧异，近几年来争论更多。持否定观点者，横加贬斥；持肯定观点者，原宥辩解。我认为杨秀清的功绩卓著，过错严重，应该一分为二，充分肯定其功绩，认真分析其过错。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也才有助于我们从中引出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一 关于功绩 杨秀清自小“在家种山烧炭为业”（《李秀成自述》），“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难堪”，“至贫……至苦”（《天情道理书》）。1845年左右，他怀着当时贫苦农民的革命激情，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入会后，表现得“非常热心及诚恳”，金田起义前两年（1848年），拜上帝会在紫荆山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赴广州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信心动摇，甚至有人“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因而在会内“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革命组织面临解体的危机。这时，杨秀清还没有具体的领导职权，又不可能作出超越时代的救急决策，只能仿照民间所习惯的神灵附体的迷信方式，断然伪装“天父下凡”托身传言，借助拜上帝会所崇信的唯一真神——“天父皇上帝”的权威，来号令群众，稳定革命情绪。据记载，杨秀清在代天父传言中，“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也说：“东王蒙上帝降托，能知过去后来，令人钦服之至”（《洪仁□自述》）。又据《天情道理书》所讲：“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可见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是他对革命“热心及诚恳”的表现，是当时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一种有效方式，他利用这种方式，团结会众，开展斗争，解脱了革命组织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是杨秀清革命早期的一大功绩，应该予以肯定。正由于此，洪秀全由广州返回紫荆山后，虽发现杨秀清“传言”内容，“部分是从魔鬼而来”（《太平天国起义记》），但终于承认了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合法地位。从此，杨秀清开始成为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之一。1850年金田“团营”时，他“掌握天国军务”（《天情道理书》）。1851年3月，洪秀全封他为左辅正军师和中军主将。在领兵督战中，他英勇机智，坚韧不拔。并与肖朝贵联名或以代天父传言的身份颁行文告，动员人民起义。1851年12月，太平军在永安建制时，杨秀清被封为东王，并“节制”其他南、西、北、翼各王，成了掌握太平军政治、军事等领导实权的著名领袖。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和天王洪秀全率领太平军由广西出发，横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建都金陵，赢得了太平天国革命前期的辉煌胜利，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究竟杨秀清的功绩有多大，如何评价？我认为杨秀清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其主要功绩，并不在于他破获和判处了某些反革命谋叛案件，或是否执行了洪秀全的革命路践，而应该看他对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具体作用。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有些评论者，将评价杨秀清功过是非的标准，纠缠在是否执行了洪秀全革命路践的问题上，这实质上就是根据现代的要求去衡量历史人物。杨秀清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页），也没有先进的理论，因而不可能产生一条什么唯一正确的革命路践。当时杨秀清除了拜上帝会的教义、教规外，也不可能认识到什么是他必须忠实遵循的一条路践。因此，评价杨秀清的功绩，不能以是否执行了洪秀全的路线为前提，而应根据他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大小，或是否为革命“提供了新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结论。 据此，我认为杨秀清的革命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动员人民，“诛妖”“讨胡”。 “诛妖”、“讨胡”是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战斗口号。虽然最初是洪秀全借其宗教教义中的神、妖对立和他对人类社会两大阵营的划分而提出来的。但杨秀清在革命兴起后，以联名颁发诏谕的形式，进一步阐发了洪秀全关于上述两大阵营互相对立的革命理论，使太平天国的战斗目标更加具体明确。这在《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谕》等三篇革命檄文中得到了最集中的反映。他在檄文中指出：“魔鬼者何？就是尔等所拜祭各菩萨偶象也。各菩萨偶象者何？就是蛇魔红眼睛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也。蛇魔红眼睛阎罗妖者何？就是……妖头鬼头”（《救一切天生天养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又指出：“胡虏（按指清朝统治者）妖人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正因为“胡虏”“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所以杨秀清把清王朝斥之为“妖清”（《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将康熙皇帝贬为“伪妖”（《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将咸丰皇帝贬为“满妖”，认为他们都是“妖胡头目”（《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在这里，杨秀清把拜上帝会在宗教宣传中的“妖头鬼头”、“妖徒鬼卒”完全和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叠合在一起，把“妖胡”、“妖清”、“妖人”和“阎罗妖”及一切“菩萨偶象”全部囊括于“魔鬼”的范畴之中。同时，杨秀清在上述文告中，根据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原道救世歌》）的理论观点，把各种可能团结的力量，都统一在他所谓“人民”的范畴之中。他认为“一切中国人民”不论“会党”、“团练”、“英雄豪杰”、“名儒学士”以及“贪图蝇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或“从前不知大义，误帮妖胡，自害中国”的汉族官商士卒，“尽是上帝子女”。而上帝“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故“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见《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杨秀清之所谓“一切中国人民”，虽然不可能是一种严格的阶级阵线，而是以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来表述其“人民”的内涵，但他划清了太平天国的“人”、“妖”界限和敌我阵营。所谓“魔鬼”、“胡妖”与“真神”、“人民”这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就是当时广大农民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直接反映。他把“魔鬼”、“胡妖”视作革命大敌，万恶之源，说它是“我中国世仇”，既是“上帝亲爷仇敌，亦是本军师（杨秀清）仇敌，又亦是尔等及天下万国人民仇敌”（《救一切天生天养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尤其“胡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自“乘衅混乱中国”，即“妖人反盗神州”以后，“悉令削发”，“坏先代之服冕”，“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人民”，“虐焰燔苍穹，淫毒秽震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恶极穷凶”，“胡罪贯盈”。他把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锋芒直接引向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他愤怒地谴责清政府“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旁”；“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骨如莽”；“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凡有起义复兴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真是“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在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太平天国本身的各种革命文告中，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象杨秀清这样尖锐深刻、淋漓透彻的揭露，是绝无仅有的。他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极大的胜利信心，竭力号召人民“翻然醒悟”，“速即反戈替天诛妖”（《救一切天生天养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动员四方英俊“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只要“同心同力”，奋勇“擒斩妖胡”，“纵妖魔百万，诡计千端，焉能同天打斗”！定要“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肃清胡气（氛），同享太平之乐”（《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诗文钞》上）。正是由于这种坚定的胜利信念，他才断然率领太平军，冲破各种险阻，由广西直入湖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一路土民乐从”（《洪仁□自述》），“民至如归”（《李秀成自述》），形成空前未有的参军热潮，很快扩军数十万，为太平天国前期的胜利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与杨秀清的积极动员号召显然是有直接关系的。 （二）审时度势，抉择战略。 金田起义后，清政府“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反革命武装三万余人从四面八方疯狂反扑，妄图“扫穴擒渠”（《东华录》，咸丰朝，卷七）。前后八个多月内，太平军一直在桂平、象州、宣武之间，辗转反击，坚守一隅。据调查材料，洪秀全早就提出了“一打南京、二打北京”（《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的战略口号，但没有明确的行动部署，文献资料中也缺乏载述。1851年9月，太平军进驻永安后，封王建制，颁行历法，大有在广西建国立业之势，休整达半年之久，不见行军动向。最后，在清军“四方围困，内外不通”（《李秀成自述》），“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天情道理书》）的被动形势下，才突围北上。就整个形势考察，当时太平军还没有明确的战略计划，故每次战役多属被动进攻。永安突围后，虽然师行间道，避实就虚，“乘胜长驱，迳扑桂林省城，以吕公车、方卓、云梯蛇行匍伏，百道攻之”（《贼情汇纂》卷十一），但仍难以攻克致胜。最后，杨秀清令“暂行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天情道理书》），先打兴安县，再破全州城。“此时，天威大振”（《蒙时雍家书》），遂使形势为之一变。接着，攻入湖南境内，占领道州等地。太平军开始转入了主动进攻的发展阶段。显然，这是由于杨秀清提出了“进取”“良图”的结果。 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进取方针，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之际，还没有成为能够统一全军的指导思想，在领导和群众中都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据清方记载，太平军撤围全州后，“洪秀全集群‘贼’商议，仍欲回窜广东；杨秀清……力劝赴楚，……大股‘贼’众遂于二年（1852年）五月，全数窜出粤境”（《盾鼻随闻录》卷一）。或云：“杨秀清出广西全州时，已有窥窜江宁之计，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杨逆不从”（《发逆初记》）。又云，因衡州、永州“两城俱不能克，洪逆欲退回广西，杨秀清以湖南鱼米之乡，连年丰稔……持议未决。随营群众均欲回粤”（《盾鼻随闻录》卷二），至道州后，“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杨秀清独为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遂转掠郴、桂，欲由衡郡下犯”（《贼情汇纂》卷十一）。以上所引，虽多诬蔑之词，但有两个问题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从“会集群‘贼’商议”，“劝令先行入川”、“怀土重迁”、“持议未决”等情节中可看出，当时在太平军内部对战略决策，显然存在着“进取”与“退回”的两种思想分歧，并反复进行过讨论。第二，杨秀清力排众议，坚持了“进取”的主张，并且提出了“略城堡，舍要害”、“直前冲击”、“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战略原则。 杨秀清“略城堡，舍要害”的战略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历代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影响。但它有具体的“据为根本”的战略目标，这应该是农民战争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尤其从太平天国的发展形势来看，当时清政府的兵力还大量集中在两广地区，太平军若重返广西，无异自投敌网，毫无回旋余地，只有“舍粤不顾，直前冲击”，才有出路。再者，太平军的永安突围和进军湖南，彻底打乱了清政府的反革命部署，正忙于调兵遣将，这对太平军的主动进攻非常有利。因此，杨秀清“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主张，确系克敌致胜，迅速建都南京的“上策”。所以很快克服了革命队伍中“怀土重迁”的错误思想，在天王洪秀全“深然之”的情况下，顺利地统一了各种分歧意见和进军步调，使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太平军决定撤离道州，开始按照杨秀清“略城堡，舍要害”，灵活机智，“直前冲击”的战略战术，“取道攸、醴僻径，兼程急驰”（《贼情汇纂》卷十一）。据《盾鼻随闻录》记载，“二十五日，攻围桂阳州，……二十八日，破永兴县。二十九日破郴州。八月初四日，破醴陵县。各邑望风奔溃，连破茶陵县、嘉禾县，穿城而过，未曾停留。……初八日，进攻长沙”。长沙未克，又主动撤围，乘夜偷渡湘江，戈矛直指益阳。益阳破后，横渡洞庭湖，“一日夜行七百里”（《盾鼻随闻录》卷二）。十月“初五日，踏破岳阳，初七日，……从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途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营鹦鹉洲”。十月十三日后，连破汉阳、汉口、武昌三镇。自此，太平军“威声愈振，故兵不血刃以下黄州，一路望风而平”（《镜山野史》）。太平军进驻武汉三镇后，革命内部又出现了几种不同进军方案的争议（参见《发逆初记》、《盾鼻随闻录》卷二、《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二等），但在杨秀清的坚持下，仍统一于“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这一战略目标。据记载，“洪秀全既陷武昌，……与杨秀清等议所向。或言据武昌为伪都，遣兵取道襄樊，北犯中原。或言金陵府饶财富，宜踞为根本，徐图进取，杨秀清主之，遂决意东”（《湘军记》，《盾鼻随闻录》所记亦大略相同）。决定全军沿江东下后，太平军更是按照杨秀清的攻战决策，水陆并进，势如江河奔放，一泻千里。由黄州起程，“至九江，破关而过，下经安庆、□（芜）湖、采石矶，一路直捣南京，架云梯，用大炮，二月（1853年3月），破城歼众，官吏授首，势若摧枯。粤王（按指天王）遂据南京。”（《镜山野史》）正如太平天国有关诏书所讲：“一路滔滔，势如破竹”（《建天京于金陵论》），“战无不克，攻无不胜”（《太平救世歌》）。这种胜利进军的历史奇迹，既是太平天国广大将士英勇奋战的辉煌战果，也是杨秀清战略思想的巨大胜利。英人麦高文说：“东王乃是英雄的征服者，因其军事策略之优胜，故太平战役之战场得由广西山中而移至中原平地”（《逸经》第33期第18页 ）。还应该说，再由中原平地而顺江东进、建都金陵。故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杨秀清的战略指挥，就没有太平天国革命前期大进军的胜利。至于“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主张，如就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前景论之，虽不是唯一正确或最优胜的战略抉择，但建都南京无疑是太平天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最大成果。 （三）设立“营规”，强化军纪。 杨秀清依据拜上帝会的“天条”戒律，在其“节制”各王、指挥太平军作战过程中，推行和制订了一整套极其严格的军纪法令，并将它辑录成册，名为《行军总要》，作为革命队伍的组织纲领，“刊刻颁行，使军中将士循诵习传，知所取法”。要求“在在恪遵金谕，事事不越范围”（《行军总要》序）。不论行营扎营，必须“一旗还一旗”，“一军还一军”，“行则同行，止则同止”，“不准混杂”；“不准假传号令，妄讲谎话”；“不准在街头巷尾交头接耳，私谈议论”；“不准兵士非因公事过营歇宿食饭”；不准“沿途捉拿卖茶粥”者“挑送行李军装”；“不准损坏所过地方民间各器具以及在民房运化掳掠等情”。从行军作战到日常生活，都有极为严格的行动规范，如违逆者，均按“天法究治”（《行军总要》）。象太平军那样完备详尽的军纪“规条”，在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史上，是绝无前例的。有如《行军总要》序言中所说：“东王……所设规条号令尽善尽美，诚为亘古未见未闻者也”。这种历史的创举，虽不是杨秀清一人的功绩，但与他的直接领导、身体力行和治军、立法之严是分不开的。 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杨秀清立即颁发“诰谕”，“约束兵士□准诛戳妖魔之官兵，不许妄杀良民一人”（《杨秀清诰谕南京人民》，见《太平天国史料》）。据某些目睹者记述，太平军在南京城内，将“所有米粮多者归聚一处，按人口给发登册，民间物件，秋毫不动，内中若有人抢夺，即行枭首”（《金陵述略》）。甚至规定不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李秀成自述》）。同时，他在组织革命队伍时，还提倡对一般战士必须“体惜”、“抚爱”。再三告诫“各军各营，宜间匀联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天堂威风”（《天命诏旨书》）。凡“凿池挖塘”等无关紧要者，“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天父下凡诏书二》）；“凡巡更把卡兵士，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要求“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视为骨肉一样”（《行军总要》）。故在清方记载中，也有杨秀清“尤善抚爱伙党”（《武昌纪事》）之说。这表明当时杨秀清之善于“抚爱伙党”，不仅在于能够体惜兵士，而且还在于他把对兵士的“体惜”“抚爱”同推行严厉的军纪法令互相结合起来作为用兵的策略。他严格约束兵士，是为了保护群众利益，提高太平军的战斗力，而抚爱兵士也是为了兵士能够“宽意乐心”，“勇于从事”，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太平天国革命之大事“易成”。这都说明东王杨秀清的军事思想，确实高于同侪。他的部下赞颂东王“运筹帷幄”，“智虑精详”（《行军总要》），并非虚夸。 正由于杨秀清在“开立军伍，整修营规”的过程中，既“军令严整”（《李秀成自述》），又“善于抚爱”，故使太平军能够战无不胜，且与沿途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万民响应”，“四方乐从”（《太平救世歌》）的情景，不可能组成浩浩荡荡的“百万雄师”，也不可能执行“略城堡，舍要害”，“直前冲击”这样的战略战术：不可能在短短两年多的岁月里“建天京于金陵”，而势必与长期活跃在两广、湖南等地的无数“会党”起义军同伍。确如《行军总要》中所说，太平军若“非纪律严明，……何以能万战万胜，而无敌于天下乎”？ 以上是杨秀清的主要功劳。对此，当时人们也有很高的评价，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夸张渲染，但其基本估量，我们可以引为佐证。如《行军总要》的直接纂辑者说，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由湖南、湖北、安徽诸省直抵金陵，战胜攻克，马到成功，……非由东王智虑精详，防维周密，训练有素，赏罚至公，断不及此”。李秀成说：“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清方记载中也说，太平天国“外似端绪纷乱，而（杨秀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之所依赖者，杨秀清一人而已”（《武昌纪事》）。刽子手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杨秀清号令“森严”、“尚刊定章程，坚不可拔”（《曾国藩书札》卷四）。可见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功绩，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