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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期，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确立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时期。洋务派举办洋务是否具有抵制侵略、收回利权的意义，这是有关洋务运动性质的重要问题。 洋务派是一个被地震的力量抛到社会表层、而由复杂成分组成的政治派别。站在支配其派别政策地位的，是带有买办倾向的封建官僚。这些带有买办倾向的封建官僚，对待外国侵略者一般都具有两重性，有妥协的一面，有从封建统治利益出发而抗争的一面。李鸿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和主角。一八七九年他在给刘某的信中就自诩地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他确实“喜谈洋务”，但他举办洋务却是妥协性大于抗争性。 一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内向”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的现实，李鸿章认为清政府“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文忠公全书》（以下简称《李书》）朋僚函稿卷19。），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 何谓“内须变法”？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他主张“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练兵、制器、购船，“师彼之长，去我之短”，资取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李鸿章把“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说成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李鸿章制器练兵果真是想为国“御侮”、“自强”么？这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了。所谓“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李鸿章“变法”的主要内容，而他的“内须变法”是与“外须和戎”互相联系的，对外“和戎”是对内“变法”的继续，对内“变法”又势必受着对外“和戎”的制约。 何谓“外须和戎”？李鸿章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利器强兵，百倍中国”，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对于这个“强敌”，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故意曲解中国历史，说什么“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曾国藩击节叹赏，复信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所谓“以羁縻为上”，就是对待外国侵略者不要“轻言战争”，而应“一意主和”，“遇事曲从，故为迁就”，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的局面。因此，时人抨击李鸿章说：每当“边务迭兴”之时，“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页18、17、18；（二），页250；（一），页169。）“然所以议和者，美其说而文言之，则曰徐谋自强；究其极而质言之，则曰暂图苟安。”但是，由于李鸿章屡定和约，率以赔费、撤兵、进而割地了事，所以中国“非惟永远无自强之日，抑且旦夕无苟安之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页18、69。）其结果只能是加速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 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开始于六十年代初。一八六二年他率淮军抵沪后，一面“借师助剿”，一面“购买外洋各种军火”，“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先后办起了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非常明显，当时他制器练兵是直接针对太平军的。一八六五年以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并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这时，虽然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太平军余部、捻军和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还在坚持武装反清斗争。李鸿章控制的沪、宁、津三局，一方面成了南北洋和京畿各军操防备战的军火供应基地，李鸿章淮军“剿捻”就颇得沪、宁二局的助力；一方面又是淮系军阀集团的政治资本，李鸿章曾特地向清政府声明，沪、宁两局乃是淮系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当然，这并不是说沪、宁、津三局在国防方面没有起任何作用。在中法、中日战争时，“征调纷繁”，沪宁二局“加工赶造，昼夜不停，储□未尝缺乏。”津局在中法战争期间，也“倍数赶造，并添购大批物料”，“俾资接济”。但这只是暂时的而不是主要的。因为，第一，李鸿章等洋务派视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农民革命乃是“心腹之害”，因而被他们所控制的沪、宁、津三局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国内人民的。一九○○年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洋务派感到民族义务与阶级利益发生矛盾时，由刘坤一、张之洞的代表与驻沪各国领事商定，并得到李鸿章赞同的《中外互保章程》就公然规定沪局的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第二，上述“加工赶造”的情况，是在清政府倾向抵抗、李鸿章被迫应战时出现的。但正因为李鸿章应战是被迫的，再加上当时清政府对外交涉的总趋势是抗争的一面逐渐减弱，妥协的一面迅速增长，所以李鸿章在中法、中日战争时，稍稍交锋就举起了白旗，第三，沪、宁、津三局由于洋人操纵技术大权和腐朽的官僚管理制度，生产的武器落后，质量低劣，对外国的侵略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宁局往往“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品”，一八七五年它为大沽炮台制造的七门大炮在试放时爆炸三门，其余几门也成了废铁。《捷报》嘲笑沪局所造的兵船，“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 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国内农民起义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侵略，外部矛盾日趋激化，边疆危机纷至沓来。于是，清政府便把视线转向对外关系，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说筹办海防的目的，是“欲与洋人争衡”。揆诸史实，可以看出他之所谓“与洋人争衡”，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以承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存在和特权为前提的。他认为“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第二，它的真实含义，是“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这就是说，对待外国的侵略，一要“力保和局”；二要遵守“国际公法”，不准主动出击；三要忍辱退让，只有当“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时，才能被迫“一应之”，而“一应之”的目的。依然在于“善全和局”，并不是想要驱逐或消灭外国在华的侵略势力。由此可见，李鸿章筹办海防是服从于他的“外须和戎”路线的。当时就有人抨击李鸿章说：“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页251。）号称“为北洋捍门户，为京师固根本”的北洋舰队，“临事毫无实用”，“不能为国御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页62。）。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始终主和”，他借口“北洋舰小，不足当巨舰”拒绝援闽和援台。中日战争时期，他仍“力持和议”，命令北洋舰队“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他的“保船避战”方针，终于导致北洋舰队的复灭和更大卖国条约的签订。当然，北洋舰队在黄海战役中曾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官兵，为反对日本的侵略立下了功勋，但这是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清朝统治营垒发生破裂的结果，是违背“闻败则喜，闻胜则忧”的李鸿章的本意的。爱国官兵的英雄业绩，并不能说明抵御外侮就是李鸿章创建北洋舰队的初衷。 李鸿章筹办海防、创建北洋海军，还有两种打算。 第一，“挟以自重”。他说：“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他懂得有军则有权的道理，企图通过创建北洋海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就指出李鸿章“拥兵自卫”，北洋海军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性，说“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页18、17、18；（二），页250；（一），页169。） 第二，“靖内奸”。六十年代初，清政府在筹建海军伊始就说：“此项轮船现在自以先剿金陵等处发逆为要，贼平之后，即可以为巡缉私贩之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页18、17、18；（二），页250；（一），页169。）后来在筹建三洋海军时，曾国藩又把清朝海军的任务规定为“明靖内奸，暗御外侮”（《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所谓“明靖内奸”，一是巡缉“私贩”、“海盗”，二是镇压人民起义。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说：“陆军与水师用法各殊”，“水师犹可上岸击贼，陆军未便强令操舟”（《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海军既司“上岸击贼”，又能为镇压人民起义而载运军火援兵。 二 李鸿章除了制器练兵之外，还采取官督商办建起一批民用企业，比较著名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漠河金矿等。他说：“轮船招商局之设，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徐图自强之计。”创办开平矿务局是为了使“中国兵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总之，他把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目的，说成是“收回利权”，“徐图自强”。他的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他所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否具有“收回利权”的意义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第一，李鸿章所讲的“收回利权”，是在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不敢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情况下，主张自办一些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以“稍分洋商之利”（《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他对同治帝说：他“叠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李鸿章并不企求铲除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而只是希望通过举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从洋商手中分润一些利权。一八七八年奕□等在评论轮船招商局作用时说：“从前洋商专擅之利权，中国商人得以分取而尚未能收回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页18、17、18；（二），页250；（一），页169。）轮船招商局的这种结果，对官督商办民用企业说来，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为不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区区几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纵然有清政府作支柱，也只能“另取”而绝无可能“收回”被“洋商专擅之利权”。 第二，李鸿章假借“收回利权”保持和加强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地位。他说：“惟是保护权利，更须体恤商情”（《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为了使官督商办企业增强竞争力，“免被洋商排挤”（《李书》朋僚函稿卷9、10、9、24、19、24、43、24、78、43。），就必须使它们对国内的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他通过各种办法为官督商办企业取得垄断特权。比如，招商局规定在“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开平矿务局，曾由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上海机器织布局，经李鸿章奏准“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官督商办企业这类特权，是以清朝封建政权为其后盾，带有法律的强制性。它名曰“保护权利”，实则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一八九二年《申报》就指责这种垄断是“损华益洋”的“短视”政策。《北华捷报》也指出：“中国商人已经发觉，在高喊着抵制洋人声中设立的招商局，其实际结果只是阻碍了他们自己的发展”。有人在评论上海机器织布局十年专利时说：这种规定“无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敌，不亦颠乎？”（殷之骆：《纺织三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61。）“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11。）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特权，只能削弱中国抵制洋商的力量，却无法约束持有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外国侵略者。一八九四年李鸿章还认为“纺织机器，华商既经限定额数，如果洋商贩运轧花、纺纱、织布及棉子榨油机器进口，自行制造，实有碍华民生计”。因此，他曾要求清政府“查明禁止”。但事隔一年，还是同一个李鸿章，就在日本刺刀的威逼下，亲手签订《马关条约》，使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 第三，所谓“收回利权”并不能改变某些官督商办企业对外资的妥协趋向。比如，开平矿务局曾秉承李鸿章的意旨，不仅平时为进出中国口岸、急需廉价燃料的洋轮提供廉价的优质煤，而且在中日交战时还卖煤给日本。及至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该局督办张翼就通过洋人德璀琳、胡华之手，将矿权和庞大财产辗转卖给英法比资本财团“东方辛迪加”。轮船招商局，曾被李鸿章吹嘘成“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但它从一八七八年起就逐步走上与洋轮勾结的“息争均利”的道路，断断续续地同英国怡和、太古轮船公司签订统一运价、联合垄断的“齐价合同”。时人评论说：这个“三家合同，但能压抑华商，不能遏制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自锄同类，背道而驰。”（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这个以“专为抵制洋轮”而自诩的轮船招商局，在中法战争期间，竟然通过马建忠将局产全部卖给美国旗昌洋行，“挟夷自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李鸿章举办洋务，对于外国侵略者虽然不无抗争之意，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却是妥协性大于抗争性。他的制器练兵和创办民用企业的活动，既无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企图，也没有防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中国所以能够保持半独立的地位，而没有沦为殖民地，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斗争。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0年9月16日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