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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他为追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奋斗了一生，并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本文主要叙述抗战胜利后李公朴为反对内战、实现民主、和平建国而大声疾呼，对时政弊害无情揭露鞭鞑的不屈不挠奋斗精神和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以身殉民主的最后岁月。 （一） 抗战胜利后，全中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各党派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执政的国民党依然奉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和个人独裁的方针，企图独享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排斥其它党派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维持其多年来在全国的统治。代表不同政治理念、信仰和利益的国共两党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国内危机四伏，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此，李公朴有清醒的认识，9月4日，在西南联大新诗社举行的“为胜利民主团结”而歌的诗歌朗诵会上，他朗诵了题为《不要叫胜利冲昏头脑》的诗篇，告诫人们：“今天为胜利团结与民主而歌，却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团结的障碍多的很，民主的暗礁更不少。我们要抓紧时机打定主意，把民主和平高唱入云霄，把反民主的将军、老爷、汉奸、走狗、摩擦专家、顽固分子一齐都打倒。”①在全国人民尚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与喜悦时，李公朴已认识到内战的危机，实在难能可贵。从此他便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建立新中国，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专制和发动内战的斗争中。 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开幕（建国后追认此会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公朴作为民盟云南省支部代表出席会议。会上，由于战后国共两党在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以及建立什么国的问题上斗争尖锐，致使一部分盟员代表，尤其是青年党的代表，企图在国共两党对立之外，走中间路线，提议民盟的一切行动方针，应持中立，不偏不倚，站在两党之外。引起李公朴等广大盟员的激烈反对，明确表示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民主与独裁专制之间，是没有中立的余地，坚决主张民盟的行动方针“要看事实环境来决定，不能拘泥于局限之内”。②随后在讨论民盟政纲关于经济方面的农业问题时，李公朴等支持冯素陶的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反对董时进提出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主要不是土地所有制，而是改良生产技术的问题。总之，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李公朴与广大盟员一起坚持进步的正确的立场，勇敢地和倒退保守的思想作斗争，使民盟临全大会通过的纲领、宣言等文件，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清除内战的危机，改进普遍贫穷匮乏并且已经陷于破产崩溃的社会经济，以及主张国家体制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经济上平均财富，军事上军权属于国家，外交上保障领土主权完整，教育上普及化、大众化等等。这些都代表了战后广大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统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愿望，同中国共产党争取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目标相一致。这次会议是民盟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民盟的向左转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公朴等进步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史良后来所回忆：“李公朴先生在这场斗争中不仅和昆明的代表一起向倒退的保守的意见作斗争，他还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广泛接触，交换意见， ① 方仲伯编：《李公朴文集》，第937 ——9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②《中国各小党派现状》，第9页，1946年8月印行。 团结了更多的力量，使顽固的青年党代表十分孤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①会上，李公朴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接着，李公朴参加了救国会的筹备改组工作。他和在重庆的沈钧儒、史良、陶行知等救 国会同人一起商讨，为了适应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将救国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救国会）。在随后召开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上，李公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并向大会作了题为《从世界看到中国》的政治报告。此时，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已于10月10日共同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通常所说的“双十协定”。这个协定虽然在军队改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双方未能获得一致意见，但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决定召集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出席的政治协商会议，其它在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等问题上也都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即下达了“剿匪”密令，并在重庆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在六个月之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实行分期分区围剿。中共方面根据情况的变化，也作了相应布置。因而，国共两党部队在上党、察绥、平汉路、津浦路等地，发生了一系列激烈战斗。面对国共两党愈演愈烈的武装冲突，社会各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呼声日高，期望由政协会议解决所有问题。有鉴于此，李公朴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说：关于目前的内政问题，大家的注意都集中到政治协商会议上。这一会议是否能如国人所期望而得到圆满的结果，要看它对以下几个重要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即：（一）停止内战问题。如果各地武装冲突不能立即停止，一切问题便无从谈起。一定要先停战，所有问题都经由协商解决。国民党“幻想消灭异己，希望在三月半年或一年之内，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二）联合政府问题。成立过渡期间的联合政府，已为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公认为走到民主的桥梁。（三）共同纲领问题。这一纲领一定要符合全国民意，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同时，它又是具体的，能真正见诸实行的。“没有共同纲领，单单是一个联合政府，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离真正的民主政治还有十万八千里。”（四）“五五宪草”与国民大会问题。宪法应该是全国人民所同意的宪法；国民大会代表，应该是真能代表民意的代表，而“五五宪草”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基础上草拟的，必须修改，“我们的新宪法，需要吸取英、美、苏、法宪法的优良精神，而加以中国化”；国大代表，是十年前所选，断不能代表今天的民意，必须重选。②由此不难看出，李公朴真诚的期望国家的永久和平，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次年1月9日，由李公朴和沈钧儒、宋云彬、高集负责筹备创办的实际上是救国会言论机关的《民主生活》周刊出版。发刊词说：抗战胜利了，但中国人民没有得到胜利果实；抗战结束了，但我们的内部冲突又起，“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不民主”；指出：“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始终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我们愿做人民的喉舌，用我们的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喊出人民的苦痛，启发人民的觉悟，协同人民进步，以发挥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之后，李公朴在该刊上发表了不少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给予人民民主权利，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破坏和平、镇压民主运动的文章。 就在李公朴为要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民主而呼号奔走时，昆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血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教师和学生，遭到云南武装军警和宪兵特务的镇压，打死教员一人、学生三人，受伤50余人。这是继北洋军阀段祺瑞1926年制造“三一八”屠杀学生大惨案后的又一大惨案！消息传到重庆，李公朴愤慨不已，他接连写了两幅挽联，愤怒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屠杀教师学生的暴行，沉痛敬挽“一二一”烈士。其中一幅为： ① 方仲伯编： 《李公朴纪念文集》，第23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② 《民主生活》周刊，第1号，1946年1月9日。 - 要独裁惨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下场 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不久一定会成功① 李公朴认为：“仅仅是发表书面抗议，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要有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才可能争的一些民主斗争的成果。”他深入到民盟青年支部和重庆青年群众团体中，和青年们共同商量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声援昆明的斗争。当民盟总部决定举行重庆各界追悼会，公祭“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后，他担负起了追悼大会的筹备、组织和联络工作。在李公朴等人的努力下，追悼和公祭大会开的很成功，重庆各界人士和群众一万余人前来参加，重庆山城掀起了反内战、反暴行、争和平、争民主的浪潮。 此外，李公朴还写了《政治会议的试金石——用行动来哀悼死难的师生》和《从世界看“一二一”惨案》两篇文章，向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掷出投枪。前者，他严正提出国民党政府应严惩“一二一”血案祸首与其他主持人、凶犯，以及切实履行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法令、国共谈判记录诺言等四项要求，并指出：国民党政府对惨案的处理，是对其“实行民主政治，停止内战的一块试金石”。②后者，他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和中国的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激烈斗争，指出“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正是全世界民主与反民主斗争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他着重揭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内战，镇压民主，压迫人民的种种行径。他还从近百年人类的发展历史结论说：“反人民的人，一定会在人民的面前倒下去；用武力压迫人民的人，一定为人民自己的力量所推倒。人民的事业是有绝对的前途的，是一定会胜利的。”③ 12月24日，李公朴和梁漱溟、沈钧儒、张东荪、章伯钧、章乃器、史良等人，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分别致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使和平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他们的信函得到中共的重视，周恩来等来渝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给他们复函，表示即将他们的信函转呈延安毛泽东，并说明已向国民政府提出“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一切争论由和平协商解决”。④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然而国共武装冲突却日益升级，内战一触即发，刚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的人民大众又将陷入内战的深渊。李公朴为要求实现和平民主，避免内战，呼号奔走，充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 （二） 1946年1月10日，全国各界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举行。为促使政协会议成功，由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救国会等20个团体联合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李公朴被推选为35人理事之一，他还和罗叔章、曹孟君被推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协进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政协开会期间，每天举行一次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协进会召开的各界民众大会，受到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和民盟代表在政协会议上的斗争，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开展。但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他们在会场乱呼口号，燃放爆竹，起哄殴打，投掷石块。对此，只要李公朴到会，他都设法制止，进行斗争，保证集会顺利进行。1月18日，第六次民众大会，请政协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和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李公朴任大会主席。他在代表演讲前，即警告国民党特务说：“国 ① 《李公朴文集》，第1018页。 ② 《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特刊，转引自《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 ③ 《李公朴文集》，第1001——1006页。 ④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版。 民政府天天在协商，我们会场中亦应表现和谐与协商之空气。”轮到王若飞报告时，他又说明：“我们在场诸君都是主人，而邵王二先生是客人，所以客人讲话时只许拍手，不许唏嘘，或高呼反对的态度，如有意见，只许在讲话后提出询问。”王若飞报告毕，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刘清扬主持讨论，到会的特务狂喊乱叫，无法进行，李公朴遂出来主持， “秩序始恢复”。在李公朴的主持下，大会“胜利的宣布散会”。① 1月20日，协进会在杨沧白纪念堂举行“陪都各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参加者2000余人，李公朴为主席团成员，主持大会。为阻止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李公朴继冯玉祥、郭沫若教训特务捣乱后，“用‘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古训相勉，并领导唱和平进行曲”，终于使“大会在和平而顺利的空气中完成”。② 李公朴期望政协会议能够奠定国家的永久和平，能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打下良好基础，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和领导各种促进政协通过民主决议的活动，常常是一清早就离开家，深夜才回家，显得格外繁忙，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1月27日，最后一次民众大会结束后，国民党特务紧跟在李公朴和郭沫若的身后，大肆谩骂，一直到迁川大厦始止。这是国民党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要对李公朴大打出手，欲置他于死地。 31日，历时22天的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项决议。这五项决议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政协会议为中国描绘了一幅和平民主的蓝图。为巩固政协会议的成果，促进五项决议的实施，协进会等23个团体组成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李公朴、章乃器等被推为负责人，并公开发布消息，通知重庆所有团体参加。接着，筹备会举行两次扩大会议，决定庆祝大会于10日上午9时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邀请政协代表到会讲演，并推举李公朴等20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报告庆祝大会的筹备经过。 2月10日上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群众达万余人。作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早早地来到会场。国民党当局和重庆市当局派出的中统特务吴人初（市教育会理事长）、刘野樵（市农会常务理事）及其率领的特务打手和流氓也抢先进入会场，准备破坏捣乱。刘野樵首先上到主席台，以谈大会主席问题为借口，两次向李公朴寻衅，都遭到李公朴巧妙拒绝。当章乃器等主席团成员到达时，刘野樵又和章乃器纠缠，同时它带来的暴徒抢占扩音器，强行宣布推刘当大会主席。刘野樵悍然宣布开会，举行开会仪式。李公朴等当即提出抗议，主席团成员施复亮忍无可忍，就大声向台下群众高喊：“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讲话。”李公朴刚走上前去，这伙暴徒心怀鬼胎，害怕他暴露他们的丑恶，一拥而上，围住他痛打，从台上打到台下，头部被铁尺打破，鲜血直流。其他暴徒趁势挥动铁尺、棍棒，大打出手，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也同时被暴徒打伤。李公朴在青年们的保护下，突围出来，送往市民医院救治。他一边走一边还在说：“让他们打好了，打死我中国还是要闹民主的。”③事后得知，国民党特务原拟将李公朴推入会场外一口很深的枯井里，置他于死地。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较场口政治血案”。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纷纷成立“二一○”血案后援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惩治主凶，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反迫害的政治浪潮。国民党当局为混淆视听，由《中央日报》出面，造谣说血案是“李公朴争夺总主席，引起互相殴打，以至双方受伤”，④并扬言要“惩办此次肇事者李公朴、章乃器”。特务刘野樵等倒打一耙，向重庆市地方法院诬控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 ①《李公朴日记》，1946年1月18日。 ②《李公朴日记》，1946年1月20日。 ③ 田苗：《爱憎分明的公朴先生》，《李公朴纪念文集》，第351页。 ④《中央日报》，1946年2月13日。 体”。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无耻谰言，李公朴向采访他的新闻记者说：中央社发布的消息，“真太不成话。过去对昆明惨案捏造是非，还可推托是分社干的。现在总社也发出这样的消息，有良心的新闻记者应群起而攻之。我肯定地说，中央社不仅名不副实，而且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新闻报道。这话我愿意负法律上的责任。”①同时他在史良律师的支持下，向重庆地方法院提出控告，与特务刘野樵等对簿公堂，进行法律斗争。这是李公朴一生中第二次走上法庭，前一次因争救国无罪走上法庭，这一次是为争人民的自由权利打官司。 较场口血案，使李公朴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决不会放弃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他决心为争取民主和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血案发生当天，周恩来到医院探望他时，他忍着伤痛，激动地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②周恩来深为李公朴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他在另一次探视李公朴时说：“你还是多静养些时间，等些天你能出场了，我们绝对还要举行庆祝，并且还得请你作主席。”③第二天，来探望他的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社论委员傅于琛等人看到他头上缠着浸满血迹的纱布，腰腿难于正常活动，致意慰问时，他说：“个人受伤是小事，坚持正义，揭露法西斯内战阴谋是大事。”并充满自信的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终归胜利。”④14日，史良陪同他去医院拆掉伤口缝线，问他痛不痛，他紧紧握着史良的手说：“不痛，这不过是流些血，还要准备着牺牲生命，才能得到民主。”⑤ 继较场口政治血案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一系列破坏和平民主、破坏政协决议的事件。2月下旬，国民党挑动重庆部分学生举行反共、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同时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游行。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并对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原则作了五点更改。 通过较场口血案以及国民党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民主和平、团结统一，推翻政协决议的行为，使李公朴悟出了一个真理，即在中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向国民党反动派要和平、要民主，虽然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签订了协议，但这只是纸上的东西，要把它变为现实的东西，还要花许多力气，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流血牺牲。他在《起床以后》一文中写道：“中国是四千多年来封建力量盘据蕃殖的大窝巢，我从来都坚信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血肉斗争。其实一谈到革命，是没有不流血的，要说有一个什么和平革命，我想不是在这革命之前流了许多血，就是以后还有明明暗暗的依然要流不少血。我流的血不过几百CC，只是血海中的几滴而已，这算得了什么呢？为了民主的胜利，为了中国的前途，只要能够团结起更多的人来为民主中国而奋斗，死又何足惜！”⑥他在一次有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聚会上说：“从较场口的经验看，我们的警觉性实在不高，总以常情来判断顽固分子，殊不知拿民主的认识来揣想法西斯，是一定想不通的。顽固之所以为顽固，就是因为它能做出你所以为绝对不应该做，或甚至做了会与人无损与己有害的事，他仍是会做出来。……所以我们对顽固分子要十二分的提防，以免遭其毒手。” ⑦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 ① 力扬：《“二一○”血案中受伤民主老战士李公朴先生访问记》，《伟大的民主战士李公朴》，第190——191页。 ② 张曼筠：《回忆李公朴》，《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4辑，中华书局1978年3月版。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四），第224——2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 ④ 《李公朴纪念文集》，第246页。 ⑤ 史良：《哭公朴》，《新华日报》，1946年7月8日。 ⑥ 《李公朴文集》，第1025页。 ⑦ 《李公朴日记》，1946年3月10日。 说：“较场口事件，是暴徒们的暴行，与暴徒讲理，一如对牛弹琴。” ①又说，特务刘野樵他们要参加大会，并要做主席团，为顾全大局，筹备会事先已答应，“可是这种调和的结果如何呢？是主席团被殴，与会人士被殴。你想民主与反民主如果在表面上调和一下，即使暂时同床而异梦，到了将来终有一天会撕破了脸皮的。” ②这里，李公朴告诉人们，在国民党顽固派面前，要想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和平、民主、自由，是十分困难的，只能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是他抚着伤痕，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教训。 （三） 李公朴这次在重庆，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无论是在民主党派或中共举办的茶会、酒会、纪念会、报告会等各种集会上，听他们讲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是他亲自到曾家岩50号，和他们商谈国事，交换意见，都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共产党。他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人间的关系，“是公谊超过了私情”。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 1946年1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纪念日，李公朴特往报社庆贺，并把心里要说的话写成长诗。他在诗中幽默的把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年富力强的妈妈”，把新华日报比做“孩子”，“孩子有妈妈的支持与帮忙”，“一飞冲天”、“出人头地”，“站在地上谁也打你不败”。他发自肺腑地喊出“新华日报万岁”的口号。③ 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普及教育，并为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培养干部人才，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李公朴和陶行知在重庆共同创办了一座新型的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为社大聘请的授课老师除了著名的政治学者、经济专家、历史学家以及进步学者外，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如华岗、许涤新、何思敬、何其芳、陈翰伯、章汉夫、方与严、张友渔等，此外还不定期的邀请中共党员秦邦宪、邓发、田汉、乔冠华、柳湜和其他人士来校做专题讲座。请他们来授课，不仅团结教育和提高了社大学生的革命觉悟、文化水平以及专业知识，而李公朴通过和这些共产党人的接触和主持他们的演讲，他的思想也随之有了突飞和猛进。3月26日，他邀请并主持邓发为社大演讲题为《民主政治的劳动政策》，并亲自记录讲词。演讲结束后，他结合听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实况，写了以下四点感想： （一）孙中山先生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之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现在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实行民生主义”。 （二）“共产主义应改名为人民主义，人人享乐主义，大家幸福主义”。 （三）“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劳工政策是：管理民主化，生活合理化，技术科学化，人格平等化”。 （四）“在多少年的反共宣传下，造成一般人有共产党的可怕之感，八年抗战，逐渐的改变人们的观念。听了邓先生的报告，是大家油然而生之一种最可爱的感觉了”。④ 4月8日，中共领导人王若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乘飞机从重庆返延安，不幸遇难，李公朴获知后十分悲痛，认为他们是“为人民幸福而努力的战士”，他们的遇难，“是无法补偿的损失”。他立即到中共代表团吊唁，并和沈钧儒等人以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周恩来并转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表示与全国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团结奋斗，完成和平民主之伟业。他还积极参加筹备召开“四八”烈士追悼大会，担任司仪，“指挥一切”。他写了悼诗《你们的死叫我格外不怕死——献给若飞、博古、邓 ① 李公朴：《会议中的民主》，《民主生活》第7期，1946年2月27日。 ②③《李公朴文集》，第984页、第1021——1023页。 ④《李公朴日记》，1946年3月26日。 发、希夷、齐生诸先生》，字字泪，声声泣，极为悲切深沉地表达了对先烈的敬仰、悼念之情，并立下誓言：你们的死，叫我格外不怕死；你们的死，叫我格外多做事，准备随时死；你们的死，只有增加我的责任和勇气，在未死之前，要尽力消灭法西斯蒂。① 李公朴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亲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每当遇到什么困难或重大的事情，都要找共产党员，通过他们向党倾诉衷肠。张光年是李公朴1942年在昆明结识的中共党员之一。当时张和一批华侨文人、青年在日军的追击下，从缅北翻山越岭回到昆明，因长途跋涉，身上已经不名一文，李公朴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介绍张光年与赵沨到云南大学附中教书。张光年十分感动李公朴的盛情，把自己视作李公朴家中的一员，每逢周末，几乎都是李公朴家的常客。他们一起分析形势，研讨工作，接待来访的文化界朋友。李公朴十分信任这位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为了使李公朴脱离昆明民主运动，由特务头子刘健群出面，对他软硬兼施，李公朴事先和张光年商讨对付手段，刘健群的阴谋未能得逞。有时李公朴受到朋友内部不公正的指责或误会，他就向张光年敞开心扉，勇敢地解剖自己，分析自己。李公朴对党的诚恳真挚，深深地感动了张光年，他出面说明事情真相，消除同志间的误会。可以说，李公朴在昆明时已与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3月27日，李公朴写信给在北平的张光年，和他谈重庆较场口血案，并说：“民主的路不但是长而且是艰苦的，过去是从认识上理解它，现在则已开始走上实践的路了，艰难痛苦的事实已活生生的一件跟一件的摆在面前了，将来的艰苦还要多，我们需要更坚强与团结才能克服它，我信是可以的。我愿随大家坚忍持久的干下去，准备在真理的旗前倒下去，是大愿也！”②后来，内战爆发，形势严峻，他预感到自己将牺牲，向中共党员、他的秘书方仲伯说：“知道我的人不少，真正了解我的人不多，我只希望共产党能了解我，我就心安理得。《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时，我写了一首贺诗，在诗中我最后高呼‘新华日报万岁’！我为什么只喊‘新华日报万岁’，因为我还没有条件喊‘共产党万岁’。但必须是‘共产党万岁’，才能有‘新华日报万岁’。我这个意思，你是会理解的。”③李公朴在自己的生命有可能牺牲的时刻，把积淀在心中很久的话向中共党员倾吐出来，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著追求。 我们知道，抗战时期，李公朴曾到过国民党的战区考察，也曾两次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到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参观考察，两相对比，他确信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如果说李公朴延安之行，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一定会取得胜利，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是他一生中政治思想的一个重大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盟友，那么这次他在重庆，进一步的了解了共产党，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思想的根本转变，成为在中共领导下，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献身的民主斗士。 （四） 5月初，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民盟总部也先后由重庆迁到南京。南京和上海代替重庆成为全国人民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17日，李公朴从重庆回到昆明后，立即和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楚图南、冯素陶、闻一多等一起投入到云南人民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运动中。 26日，李公朴应云南大学的邀请，向师生做了题为《内战与和平》的演讲。接着，他又应青年会的邀请，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报告当前的时局问题。他痛斥蒋介石：《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便向国民党各个战区发出“剿匪”、“剿共”的密令；违反东北停战协定，继续往东北运送兵力，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政协会议刚刚闭幕，打杀之风遍及全国；国民党六届二 ①《李公朴日记》，1946年4月16日；《新华日报》，1946年4月19日。 ②《张光年唁函》，1946年7月14日，《李公朴纪念文集》，第37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第40页。 中全会，更把一切和平民主的决议完全推翻，投入到硝烟弥漫的炮口里。他结论说：内战不可避免。他还谈了内战的前景问题说：国民党已在政治上丧失人心，经济上陷于崩溃，其挑动内战，结果必定是自取灭亡。最后他呼吁：我们要“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任务，要父亲告诉儿子，妻子告诉丈夫，不为内战当兵，不为内战纳税”，用民主的力量制止国民党打内战。① 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游行集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并推马叙伦、雷洁琼等组成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代表团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和毒打，受伤多人，“下关惨案”发生。李公朴闻讯十分气愤，和冯素陶、楚图南、闻一多等人联名致电慰问，说对他们因反对内战，赴京请愿，被反动派法西斯分子指挥暴徒，辱殴重伤，“至为悲愤”，“先电致敬慰问”，表示“为争中国和平及民主之实现”，“誓为诸先生后盾”。②同时，他和冯素陶等人发起组织了昆明万人签名呼吁和平运动。 进入6月以来，随着西南联大三校师生分批复员北上，昆明民主进步力量有所减弱，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对云南民盟支部及其负责人散布流言蜚语，企图先搞垮民盟。云南军警借滇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不愿做内战炮灰，率部在东北海城宣布起义，造谣说潘朔端起义投奔共产党与李公朴有关；借奉命出滇的第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担心被蒋介石吃掉，宣布该师“解甲归田”一事，污蔑说云南民盟支部破坏大局，策动龙绳祖解散二十四师，企图搞武装游击；借李公朴、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参加云南大学青年教师王康和禄厚坤的订婚仪式，因禄厚坤是云南地方上层人士禄国藩的女儿，便诽谤说民盟与地方要人搞政治串联。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谣言和诽谤纷至沓来，在一些人士中引起混乱，在白色恐布严重情况下，对民盟十分不利。李公朴与民盟其他负责人于26、28、29日连续举行了三次招待会，分别招待地方党政军机关、社会、新闻、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等各界人士，向他们公开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是“民主团结，和平救国”，批驳和澄清特务的各种无稽谣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反击，使与会各界人士进一步的了解民盟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表示理解、支持民盟，愿意伸出手来与他们紧紧相握，共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李公朴均为招待会主持人之一，并做了发言。 会后，李公朴把他在三次招待会上的发言整理综合成《民盟的历史与组织》一文，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们愿意竭诚与各友党合作，与各友邦合作，相与为善，共谋国是，以爱护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前途。”并特别提到沈钧儒所做《读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文》一诗，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写至最后一句，已泪滴满纸，大声呼吁说：“今天，我们也应以此自励，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我是中国人’！”③我们不应该忘记‘我是中国人’，溶进了李公朴人格和生命的结晶，表达了他为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挺身而出的决心和意志。 李公朴真诚的呼吁反对内战，实现民主，和平建国，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返回昆明不久，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就把他和闻一多等中共云南地下党、民盟人士及进步师生50余人列入黑名单，一方面派特务监视盯梢，一方面上报蒋介石圈定后动手。7月初，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得南京政府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刻，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④后，立刻布置，将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列为首批暗杀对象，其中把李公朴放在第一号。朋友和亲人都为李公朴的安全担心，劝他早点离开昆明，他坚定地说：“我推进光明正大的民主运动， ① 参见《昆明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第6——7页。 ②《民主周刊》，第3卷第16期，1946年7月1日。 ③《民主周刊》，第3卷第17期，1946年7月9日。 ④ 喻芳：《李公朴、闻一多蒙难真相》，《云南文史丛刊》，1988年第2期。 不怕特务杀害”；①“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②为了民主和平，他早已把死生置之度外。 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外出，联系借用南屏电影院开音乐会募捐事，回家途中，尾随其后的几名特务，在夜色昏暗中，朝他连开数枪，李公朴立即倒在血泊中，后送医院抢救，终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于12日凌晨不治身亡，年仅44岁。 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枪杀身亡，引起人们极大愤慨，各方人士纷纷表示深切悼念。毛泽东、朱德立即致唁电说：“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③周恩来赞誉他“是一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献身的战士”。④民盟总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的这种法西斯暴行。 李公朴遇难后的第四天，国民党特务又暗杀了民主战士闻一多。李闻惨案，震惊全国，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要求和平民主的浪潮进一步高涨，国民党统治人心尽失，从而导致了它的加速覆亡。 李公朴以身殉民主，为和平民主献出宝贵年轻的生命，他的业绩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彪炳于史册，永远流传！ ①《李公朴纪念文集》，第284页。 ②《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第40页。 ③《李公朴》画传，第119页。 ④《李公朴纪念文集》，第2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