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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制度肇端于明代，其时尚属临时体制，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至有清一代，则成定制。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封疆大吏，督抚执掌辖区内的军政大权，为地方最高官长，权力较明代大为扩大。不过，在清朝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督抚的权力仍受到了有力的制约。随着嘉道以降，清朝统治走向衰败和清廷中央集权的式微，督抚权力日渐坐大，其转变点则在太平天国之役。是时，由于绿营兵不堪一击，太平军迅速占领南京，并建立起农民政权，清朝命悬一线。咸丰三年，清廷令大江南北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以对抗太平军。缘是，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准军，得以乘势而起。咸丰十年，清廷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随后，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一大批湘、准军将领，出任各地督抚，尤其是同光两朝近五十年里，最为举足轻重的直隶、两江总督，几乎被湘准将帅所垄断。督抚专擅兵权的局面开始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督抚采西学、制洋器，开工厂、练新兵、办学堂，实力进一步扩大。特别是身处中外交涉的要冲，督抚得以挟洋人以自重。因是之故，同光之后，清廷于军国大政，不能不首先垂询地方督抚而后定。督抚权力日重，清朝统治浸成了“内轻外重”的格局，给晚清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很显然，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不能不重视晚清督抚。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因左的思潮影响，学术界只将督抚视为“反动、腐朽、卖国”的清朝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加以简单贬斥，而不屑于做深入细仔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结果使本来生动丰富的近代历史，脸谱化，变得索然无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认为，历史的发展体现一种合力，即社会矛盾多样化的统一。此种合力与统一，就包含着统治阶级的角色参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1]统治阶级受自身阶级的局限，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个顽冥不化和消极的历史存在。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既然“也都具有意识”，是“思维的人”，因而是“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能够“调节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从而实现自己的思想统治；这就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是有差别的，其中杰出人物的知人论世及其出处应对，也自有它的合理性，且最终构成了历史合力的一部分。有作为的晚清督抚发起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的工矿企业、学堂书局；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的工程技术人才；创建了第一支近代的军队，如此等等，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实已反映了这一点。毛泽东曾强调说，我们今天发展重工业，不应忘了张之洞。如果不是简单就事论事，此言实肯定了晚清督抚的许多作为，都影响到了今天。督抚作为封疆大吏，在清政府的决策中，举足轻重。可以说，直到晚清终结，没有哪一个重大的事变，包括中外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也包括办洋务、废科举、行新政、备立宪等在内，没有督抚参与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抽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诸人，近代历史固然无从谈起；但是，若抽掉了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近代历史也同样无从谈起。这并非有意将二者等量齐观，而是强调历史的发展既是体现为一种合力和矛盾多样化的统一，简单否定了后者，我们对前者及整个近代历史发展的把握与理解，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学术研究回归本体，对包括清政府与地方督抚在内晚清统治阶级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仅研究硕果累累，而且持论愈加客观。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已由传统的贬抑，转为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评价，也由传统的一味骂倒，全盘否定，转为强调避免简单化、绝对化，表现出有所肯定、有所否定的分析的态度与宽容，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包括督抚在内晚清统治阶级的研究，开辟了新生面，这是思想解放与近代史研究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 贾小叶的《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一书，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中也吸收和借鉴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现有的督抚研究，个案多，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少；在后者中，取角政治多，着眼于思想文化少。本书以中东部督抚为中心，观照晚清督抚整体；由督抚与近代中西文化的关系切入，透过督抚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及其与晚清社会发展间的互动，系统考察了督抚在晚清大变局中的历史角色。作者另辟溪径，使全书具有了开阔的视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说到底，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的冲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展开的，这构成了历史的大格局。任何阶级、集团或个人，他们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思考，其得失成败，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他们对这一历史大格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把握。李鸿章诸人很早就惊呼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说明晚清督抚是意识到了此种新的历史大格局。因之，督抚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了怎样具体的变迁，以及此种新“思维”，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了督抚对晚清变局的种种应对，这种设问，无疑体现了合符逻辑的历史脉络，也构成了研究督抚问题极具价值的思想进路。作者体悟并抓住了它。本书第二章“晚清督抚的中西文化观”，系统考察了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不啻是全书的纲。作者强调说：“在督抚的内政外交事务中、在其各种政治经济兴作中，无不体现着自身文化观念的变动”。“而督抚自身的文化观念从旧到新的转变，又成为制约督抚与近代社会发展互动的决定性因素。”全书围绕着“理势之辩与战和之争”和“从体制之辩到利权之争”两大问题，以两章的篇幅，探讨晚清督抚外交观念的变迁，很能说明，缘上述的思想进路，作者的问题意识变得愈加自觉了。 同样是得益于上述独到的视角，作者的研究引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新见解。例如，学术界对于晚清督抚在中外冲突中，主战主和不同主张的评价，历来众说不一。作者以“理、势之辩”为切入点，对1840-1885年间督抚战和观的历史演变做了系统考察，深入分析了督抚主战主和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不同督抚对战和的不同选择及其激烈冲突，与他们在特定时空下，对于敌我“理、势”的不同认识密切相关。面对中外冲突，督抚主战还是主和，视个人对敌我“势、理”的认识为转移，绝非主战者恒主战，主和者恒主和。作者进而对学术界仅以爱国、卖国简单评判主战与主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主战与主和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有是非之别，而无卖国、爱国之分。用爱国与卖国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主战、主和，失之简单化，是不科学、不客观的。事实上，无论主战还是主和，督抚的内心都充满着矛盾与困惑。这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理”为“势”抑、“势”难伸“理”的现实矛盾在督抚内心的反映。而清政府的自强流于空谈，则是造成督抚战和两难的根源所在。这种见解超越时论，无疑更加符合历史实际。本书最终引出的结论，十分中肯，同样是有新意的：晚清督抚不是一个新阶级，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将晚清督抚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他们身不由己，充当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实际操作者的历史角色，承担了本应新阶级承担的使命。而封建“旧阶级”的阶级属性，复决定了晚清督抚无法成为称职的近代化领导群体。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他们既无法超越纲常名教，也不能割舍既得利益，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左支右绌，左顾右盼，甚至进一步退两步。理解这一点，是正确评价晚清督抚的前提。晚清督抚的是非得失系于斯，其历史功过亦系于斯。此种总体评价，实事求是，既充分肯定了晚清督抚不自觉充当了中国走向近代化实际操作者的历史角色，又指出因阶级的局限，他们无法成为称职的近代化领导者群体。这自然不同于全然否定晚清督抚的传统见解，但与近年来存在的另一倾向，即走向另一极端，刻意推崇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诸人的非理性倾向，也划开了界线。 本书参考文献多达近二百种，并附有多种统计表，足见作者用力之勤。资料翔实，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总之，本书的出版，丰富了学术界对晚清督抚的研究。 1999年，贾小叶从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至今，已历4年。她有很好的专业素养，好学深思。2002年毕业后，她有机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的科研机构，进一步得到了大家的指点与同事们的帮助，研究工作有了新的收获。现在她的博士论文得列入近代史所专刊出版，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学海无涯，相信贾小叶能不断做出更好的成绩。 应作者的要求，我写了以上的话。 郑师渠 2006年12月30日 [1]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