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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7年5月，北洋军阀段祺瑞为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重演民国初年袁世凯伪造民意，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的丑剧，至7月又借反对张勋复辟重掌中央政权后，拒绝恢复国会，并且要废弃《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和国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是民主共和的重要标志，段祺瑞解散国会，废弃约法，中华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立即高举起了护法的旗帜。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希冀实现国内“和平与秩序的恢复”[1]，命令解散各省中华革命军和取消中华革命党的活动，手中既无根据地又缺军事实力，只好托庇于西南地方实力派，作为与段祺瑞毁法横行独裁统治斗争的屏障。 早在5月中旬，段祺瑞指使“公民团”包围国会，企图强迫国会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后，孙中山即与岑春煊、章太炎、唐绍仪等国民党要人发出通电，要求惩治“公民团”肇事者。5月底6月初，倪嗣冲等北洋督军悍然宣布独立，脱离中央，并在天津组织所谓“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扬言要“另订根本大法，成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以武力解散国会，孙中山与章太炎联名致电滇督唐继尧，劝其“投袂急起，与川和好，联合出师”，[2]以武力护法。6月8日，又致电广东督军陈炳焜和西南各省军政大员：“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3]动员西南实力派起兵讨逆，拯救民国。6月14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南下，作为自己的代表，同广州、南宁的军政首领商讨护法讨逆大计。孙中山对西南各省实力派寄予满腔希望，把他们的军力倚为护法的主要力量。 西南实力派指两广及滇、桂、黔、川六省的军政首领，其中尤以广西陆荣廷为首领的桂系和云南唐继尧为首领的滇系军事力量最大。陆荣廷，广西武鸣人，早年投身绿林，清末官至广西提督。辛亥广西独立后，任副都督和都督。随后利用护国讨袁的声威极端扩张势力，不仅主宰两广，纳湖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掌握着七个军五万人的兵力，成为西南各省中最大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是陆荣廷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始终深怀戒心，担心剥夺他对广东和湖南的控制权，因而对段祺瑞采取对抗态度。北洋督军团宣布“独立”后，陆荣廷的亲信广东督军陈炳焜请李烈钧到广东，商洽出师讨逆事宜。随后，李烈钧、陈炳焜、谭浩明两度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讨逆。6月20日，两广联合发表“自主”通电，声明在“国会未经恢复以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遇有重大事务， 迳行秉承大总统训示，不受非法内阁干涉。”[4] 唐继尧云南会泽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参加过辛亥革命，参与发动和领导云南讨袁护国首义，并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大力扩张滇系势力，由原来的三个军扩编为八个军。护国战争结束后，唐不但不撤退入川滇军，反而加派大军进入四川，逐步将其势力扩张到四川。1917年4月，入川的滇军罗佩金和川军刘存厚部发生成都混战，滇军被驱除成都。至7月初，刘存厚又和入川黔军戴勘在成都爆发激烈巷战，黔军溃退，趁乱进攻成都的滇军也被打败。唐继尧为再图四川，随借张勋复辟、封刘存厚为四川巡抚的机会，通电将滇军改称“靖国军”，“亲自督师”，举兵入川。随后又密电在上海的张耀曾等：“已决心自主，不承认非法内阁之命令”，请与各有关方面接洽联络。 由此看来，无论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作为军阀，他们都重实利，谋求权势，掌握有惟独自己方可调度的庞大重兵，并为着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段祺瑞的排斥异己，骄横专制，心怀不满，进行抗命指斥；另一方面又都曾附义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督军团叛乱时，又通电声讨，愿出师讨伐，有崇尚民主共和追求社会进步的一面。因而孙中山认为，当时的中国“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5]，“西南诸省扶义而起，为救民国”[6]，从而做出了“拥护约法，实惟西南是赖”[7]的决定。 但当孙中山真正要以广州为护法讨逆根据地时，入主广东的桂系却首鼠两端，迟迟不予答复。本来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决定以上海为护法讨逆的基地，因他在呼吁西南地方实力派兴师讨逆的同时，在上海多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策动海军参加斗争，并为其筹措经费30万元充作护法军饷，从而得到海军的赞同。但受到皖系军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的反对，兼之上海为帝国主义势力集结地，在此护法，容易受到列强的干涉。于是孙中山等人另谋取江浙沿海地方为根据地，又为镇守使顾乃斌所拒。孙中山等人只好选择广东。这时广东民气鼎沸，强烈要求省当局即日出师护法讨逆，同时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对护法讨逆跃跃欲试，桂系担心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入广东，“喧宾夺主”，动摇其在广东的统治，因此不愿意孙中山以广东为护法基地。随着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回到北京继续充当国务总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准备夺取湘、川，将威胁到桂系的霸业，同时，孙中山偕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中华革命党人已抵达汕头，致电陆荣廷“将速赴粤”，并派朱执信、陈炯明赴广州接洽时，陆荣廷这才在7月中旬同意接受孙中山等人连同海军到广州护法。 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到达广州后，便与陈炳琨、朱庆澜商议邀请国会议员来粤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陈炳琨却以财政困难，无法承担国会活动经费为辞，予以拒绝。孙中山为了能够在桂系统治下的广东召集国会，利用各种场合，一再阐明护法必须拥护国会和召集国会的理由，24日并致电陆荣廷说：“国会者，民国命脉所在，托名民国，独去国会，则凡百措施皆为背法。彼叛人既不利有国会，我护法者必当拥护之”。“既承勉以共济，尚乞协力主持”。并表示一俟“布置既周，乃以海陆军护送国会至国都”。[8]表示无意夺取桂系地盘，在即将成立的西南六省护法讨逆机构中，请陆荣廷“主持大计”。至于国会的经费，孙中山提出可暂由海外华侨捐助。于是陆荣廷同意欢迎国会议员来粤召开国会，组织军政府的工作有了根据。很明显，桂系接纳孙中山等人进入广州，并非出自拥护护法主张，其真正意图，一是表示接受广东人民和驻粤滇军的护法要求，维持其在广东统治的稳定；二是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借护法之虚名”，[9]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抗衡，达到保存和扩大其霸主的地位。 正像桂系所坦率承认的，这“属私利作用”。[10]这种情况下建立起的孙陆反段护法联盟，政治基础十分脆弱且极不稳固，从一开始就给随后成立的护法军政府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 唐继尧虽然打出了护法讨逆的旗号，但为了争霸四川，因而与也在觊觎四川的段祺瑞采取妥协态度，不愿立即加入护法队列。不料段祺瑞重新入主北京政府后，以川局混乱为借口，派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北军入川，企图将四川划入北洋军阀的地盘。唐继尧派人向段祺瑞疏通，提出如“中央能明正刘攻戴叛乱之罪”，特派唐“赴川查办或以巡阅使名义入川调和”，唐“即和滇、川、湘、黔，一致拥护中央”。[11]段祺瑞不但拒绝了唐继尧，反而“愈逼愈紧”，[12]于7月底电令暂代四川督军周道刚向滇黔两军“申明纪律，不得再滋事端”；滇、黔赴川军队，“即行撤退”。[13]8月6日，下令吴光新率军入川。北方对四川的咄咄相逼，迫使唐继尧决心与段祺瑞决裂，参加护法。8月11日，他正式发表拥护约法和反对非法内阁通电，与孙中山结成护法反段联盟。由此说明，唐继尧宣布护法，是和段祺瑞争夺四川、暗中交易失败逼出来的。他的根本目的，是借护法扩张地盘，发展势力。 就这样，当孙中山满怀期望借助西南军阀的实力揭橥护法旗帜时，而西南实力派却把他当作了扩张地盘的旗帜和招牌，这种意向或道路的截然不同，或者说这种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所谓联盟，已经决定了随后成立的护法政权——军政府内部的分歧和困难。 二 关于如何组织护法政权，由谁来领导这一政权，从开始筹措护法起，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与国民党稳健派、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便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也是导致军政府改组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由本党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张勋复辟发生后，一些中华革命党人即主张重建以孙中山为总统的民国临时政府，谓“昔孙之辞职，以宣统退位为条件；今宣统复辟，则孙当然复取得总统之资格”。[14]但遭到一些国民党稳健派的反对，如谭人凤“始终谓孙公不可居首长”，章太炎“亦不能慊”，张耀曾讽刺说：“此之谓双复辟也”。[15]7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住宅邀集海军总长程璧光（时已率领海军第一舰队通电声明拥护共和）及国民党要人唐绍仪、章太炎等会议，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的行动部署。孙中山说：“此不但共和与帝制之争，实为全体国民反抗武人专制之争”，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唐绍仪持反对态度，说复辟不曾为列强承认，则中华民国依然存在，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故最善之法，为将合法之中央政府迁至上海，继续执行合法之职务”。程璧光虽率领海军通电护法讨逆，但他是为了维持大总统黎元洪的地位，希望黎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段祺瑞操纵督军团在天津集结谋叛时，程璧光密谒黎元洪，劝其南下，号召义旅，讨伐叛逆。黎犹豫不决，命程先行出京，相机行事。因而他对孙中山提出的再设临时政府颇不以为然，表示赞成唐的意见说：“所谓维持国事者，为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所谓维持国事者，即不同意孙中山取代黎元洪出任临时大总统。结果孙中山重建由中华革命党人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主张被否决，“而定迎黎总统南下之计”。但孙中山决意组建临时政府，7月4日他致电西南六省说：闻黎元洪已被幽禁， 徐世昌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自称大元帅，依法应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但冯反复无常，不守约法，无权代理，吁请西南六省“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16]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不仅不承认破坏法统解散国会的北京政府，而且对于冯国璋、段祺瑞皆在口诛笔伐之列，组建取代北洋政府的政权。 国民党稳健派在如何建立护法政权这个问题上与桂系主张一致，即仿效护国战争，成立军务院，由各方实力派参加，建立合议制的护法政权，推陆荣廷为盟主，不赞同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军务院是上年西南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恢复约法和被解散的国会，遥尊黎元洪为总统而成立的机构。国民党稳健派、桂系主张成立军务院的真实意图，就是以西南实力派为主，支持黎元洪复位，以与北洋军阀相抗衡。早在6月上旬，李烈钧应广东督军陈炳琨、省长朱庆澜电邀，自上海到广州磋商讨贼计划，已决定联合滇、黔、川、桂、粤、湘六省，兴师讨逆，“公推陆巡阅使（陆荣廷时任两广巡阅使）主持大计”。[17]随后，陆荣廷电邀在上海的岑春煊、唐绍仪等国民党稳健派领袖来广州，“组织军务院，以树征讨之旗”。岑春煊即欲乘海容舰南下，孙中山知道后，担心岑先到广州，影响自己的护法计划，设法阻滞，岑南下与桂系组织军务院的计划受挫。孙中山等人进入广州，筹备召开国会和建立护法军政府，陈炳焜和谭浩明却于7月30日会衔致电湘、滇、黔三省，宣称两广秉承陆荣廷意见，将黎元洪复任总统作为首要问题，在此问题未解决前，“他事均缓置议”。 8月间，陆荣廷向前来南宁敦促他赴粤的议员说：“对于大局，力主黄陂复位为合法，另举总统所不赞同。对于在粤组织政府，主由西南各省派全权代表，立一会议机关。以后进行各事，均由此机关发动。”[18]③明白表示反对孙中山等人在北洋政府之外另行成立政府。国民党稳健派担心孙中山称“临时大总统”，会影响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章太炎力劝孙中山改称“摄大元帅”；谭人凤也移书，“劝孙公勿自尊”；众议院议长、益友社首领吴景濂等国民党稳健派议员，则提出由议员合组政务委员会。国民党稳健派和桂系尽力筹办合议制的护法政权。期间，据日本驻昆明领事的情报说，经陆荣廷赞成，将成立大元帅府，由唐继尧、岑春煊、孙中山、陆荣廷、程璧光五人任元帅，并推举唐继尧为领袖元帅。[19]也有消息说：孙中山邀程璧光、李烈钧等会商，“均赞成于本月内先组军务院”，“至军务院领袖，仍请陆使担任”。并已将拟议办法电告陆荣廷。[20]还有消息说：民党与桂系“拟举岑云阶为领袖，唐继尧副之，并举陆荣廷为陆军元帅，程璧光为海军元帅”。 陆荣廷、陈炳焜建立以桂滇军阀为首的合议制的护法政权胸有成竹，决定“无论成立政府或成立军务院，均听候国会开会议决后乃进行。”[21]⑥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抵达广州后，为了取得桂系的支持，表面上迎合桂系及国民党稳健派实行合议制的方案；另一方面却与驻粤滇军第三师秘书长崔文藻秘密磋商护法政权的“组织及官制之规划、进行之手续”。据崔文藻致唐继尧密电说：双方定议先在广州组织海陆军统帅府，设正统帅一人；陆军统帅二人，由唐继尧和陆荣廷担任；海军统帅一人，由程璧光担任。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正统帅由谁担任，但肯定非孙中山莫属。俟统帅府成立后，即由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及副总统，以孙中山为正，唐继尧为副。崔文藻并向唐继尧说明，双方本来决定统帅府只设正副统帅各一人，由孙中山和唐继尧分别任之，但为了能够在桂系的地盘上立足发展和借助桂系的军事力量，不得已增设副统帅一员，以饵陆荣廷。“此种办法纯为敷衍干老而设。”[22]其实孙中山等人预定唐继尧担任统帅和副总统，也是在敷衍唐，因唐远在云南，关山迢递，岂不等于虚设。中华革命党人建立由孙中山执政的元首制护法政府的意图，进一步明朗化。 国会非常会议在粤开幕后，在8月27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主张组织政府和主张组织军政府的议员争执不下，经投票表决，票数相等，反映了参加护法的各派势力在组建护法政权问题上的尖锐斗争。是日会议无结果。旋经汪精卫等人从中疏通转圜，提出在“政府”前加一“军”字较为妥当。孙中山对此表示同意，陆荣廷的代表崔湘奇亦赞成。[23]于是议员们相互妥协，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接着，由孙中山提名经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各部总长人选：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唐绍仪，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交通总长胡汉民。由孙中山独裁制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始正式成立。 由上可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稳健派和西南实力派在组建什么样的护法政权这个关键问题上，各有打算，目标不一致，已暴露了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护法政权之不稳固；而军政府选举的结果，树立起了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独裁地位，陆荣廷、唐继尧却成为军政府中的配角，这是企望称霸西南的桂滇军阀所不甘心也决不能容忍的，因而从军政府一成立就决定了日后被改组的命运。 三 以孙中山为大元帅制军政府的成立，激化了中华革命党人与西南实力派特别是和桂滇系当局的矛盾，他们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对军政府进行压制和破坏，逼其自生自灭。这样，护法军政府成立伊始便表现出重重难以克服的矛盾和混乱，加速了改组的进程。 首先，桂系借《临时约法》，追究军政府成立之不合法。陈炳焜在非常国会选举大元帅的当日，即发出通电，声明：“凡此举动，无论是否合法”，“无论发生何种问题，炳焜盖不负责”。[24]9月4日，陆荣廷和谭浩明致电非常国会，公开表示，应该由黎元洪复职，重组北洋政府，而不是由孙中山出任军政府大元帅。电文称：“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视听。”[25]随后，陈炳焜对广东报界发表谈话说：“粤之自主，以护法为宗旨，其合中华民国约法者则承认之，其违反约法者则抗拒之。”[26]“南方日以护法为揭橥，今于约法之外，而另有组织军政府大纲；于总统存在之时，而另行选举元帅，稍有常识者，均知其不尽适法。”[27]他在对某外国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表示：“余元年来主张拥护共和和维持约法之人，对于段内阁之非法成立，在理与势余固不能不反对也。然对于此间非常国会之举动，亦不能妄表赞成。”桂系的用心虽是反对以孙中山为大元帅制的军政府，但征诸孙中山在民国元年主持制定并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条文，组织大元帅制的军政府确实有悖约法条文。《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破坏约法所举出的旗号既是“护法”，那么就表示遵照约法，承认黎元洪继续任总统，全国海陆军应由黎统帅，海陆军大元帅也只由黎可以担任。因此，就约法条文而论，成立大元帅制的军政府违反了约法条文。曾以代理国务总理资格坚决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的伍廷芳，就因对组织孙中山任大元帅制军政府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一度持保留意见，虽列名军政府，而未立即到职。但是，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护法，是要打倒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假共和，依照《临时约法》恢复真共和，重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真正实现约法所规定的“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把约法和国会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政治斗争工具，这就不可避免的受到约法条文的制约，陷于矛盾之中。桂系军阀因而钻约法的空子，反对军政府的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当选军政府大元帅后，还电邀黎元洪南下组织政府。 其次，被选举为军政府元帅之陆荣廷、唐继尧拒绝就职，军政府在组织上成了空头政府。陆荣廷在军政府大元帅选举结果公布次日，致电非常国会不就元帅职。不仅如此，他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由谭浩明等倡议成立湘、桂、粤三省大都督府，推陆荣廷为大都督，总辖军民各政；岑春煊、伍廷芳、唐绍仪分任政务、外交、财政委员长，另立政权与军政府对抗。只是因湖南战局不利，此议始搁浅。唐继尧收到非常国会敦促他就元帅职电报后回电说：“念国方多故，人欲横流，万不欲标举过高，愈破君子上人之戒，致以后国事转蒙不良之影响”，“谨以至诚，奉辞元帅名义。”[28]同时致电孙中山说：“元帅一职，虽承国会推举，自维才望无似，不欲冒君子上人之戒；又惧蒙世俗权利之嫌，故已历诚奉辞。”[29]唐向以再造共和自居，这是他以虚伪的言辞掩盖其不肯屈居于孙中山之后。他对李宗黄说：“孙中山创造共和，我唐某人再造共和，让我们两个人分庭抗礼则可，要我当孙中山的部下，那办不到。”[30]但唐继尧又想凭借军政府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准备把军政府作为与北洋政府进行政治交易的砝码，因此密电派往广州的情报联络人徐之琛：“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指唐任元帅一职），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则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故此间虽辞元帅，未言其他，以免内部太形分歧，反授人以隙也。”[31]孙中山为了使陆荣廷、唐继尧就元帅职，支持军政府，多次派专使分别赴滇、桂劝驾，迭发函电敦劝支持，但陆荣廷始终拒绝就职。为换取唐继尧就元帅职，孙中山甚至进行极大的迁就和妥协，计划护法军政府设立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继尧担任总司令一职，还下令将四川及湘西中华革命党人组建的护法军改称靖国军。最终，唐继尧仅接受了章太炎和非常国会议员专程送来的元帅印章，仍坚决不任军政府元帅，自称靖国军总司令。由于陆荣廷、唐继尧拒任元帅，六部总长中除张开儒延至次年2月宣布就职外，其余五位总长以及参谋总长李烈钧皆迁延观望而不就任。护法最高领导机关军政府实际成为一个空架子，只靠孙中山独立撑持。试想军政府仅有一空空洞洞的名义，岂能号令护法？当时张开儒就说：“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 第三，军政府号令护法讨逆，却无法行使领导西南实力派北伐讨逆的权利。 军事上，军政府没有赖以承担讨伐北军的直辖武装。它所统辖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两个师两个混成旅、驻广西两个师一个混成旅，唐继尧指挥的分驻粤、滇、川六个师，贵州刘显世一个师一个旅和湖南的两个师，以及程璧光率领的海军第一舰队，还有陈炯明统带的20营省防军，总兵力约15万人。但真正听命于军政府的只有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个师以及陈炯明指挥的20营省防军，即使加上程璧光的海军，也不过二、三万人，力量十分有限，无法担当护法军主力。而充当护法军主力的桂滇两系军队又拒绝听从军政府的调度指挥。皖系密探马凤池早在军政府成立以前就向其主子报告说：孙中山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32]不仅 如此，真正拥护军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断遭到桂系的压制和排挤。1917年11月底，军政府直辖潮梅军第一支队长兼前敌司令金国治，被桂军沈鸿英部在兴宁诱杀，其部下也被缴械遣散。这年年底，负责警卫大元帅府的粤军李福林部，因表示拥护军政府，桂军即将福军连、排长及百姓60余人“概指为匪，遽行枪决”。次年1月，陈炯明统领的20营省防军被改编为“援闽粤军”，调离广州。驻粤滇军张开儒于1918年2月通电就任陆军总长职，以示对军政府的拥护和支持，他的秘书长兼军政府陆军、交通两部次长崔文藻，对军政府的支持比张更积极，二人均遭桂系嫉恨，不久张开儒被莫荣新拘捕，崔文藻遭枪杀。军政府在广州设立招抚局，招抚广东各地绿林民军和退役官兵，加以编练，组成军政府的直属武装。桂系指斥军政府招抚局“干涉军权”，诬陷招兵人员扰乱治安，逼迫孙中山将招抚局解散，命令各地就地一律逮捕枪决招兵人员。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护法战争打响后，未能发挥其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职能。 财政上，军政府本身无经济来源，却要支付其下属各部、大元帅府、非常国会以及海军等的庞大经费，而广东及西南护法诸省当局不愿把原送北京的税款转交军政府，也不另外拨给活动经费，因此，财政极为竭蹶。为谋自存，军政府采取了动员海外华侨捐款，向海内外发行军事内国公债，与广州外国领事团交涉收回盐税以及向外国借款等办法。前两项措施因军政府活动范围有限，收获不大；后两项办法实施中，受到桂系的阻挠限制，仅领到数目不多的盐税余款。同时，军政府内部一切经费开支百端节省，从孙中山到大小职员，每月仅领零用钱20元。军政府财政上所遭受的窘困局面，直接影响了其内部的分化和动摇。海军因桂系答应每月从粤省府库拨给十万元作为军饷，“遂骎骎倾向桂系，虽有少数海军官佐仍愿受军政府之命，顾其势力已分，意见不一，桂系遂得加以操纵”。[33]国会中政学系等一些议员，则接受了桂系的重金收买，纷纷投入桂系的怀抱，进而与桂系相勾结，积极策划改组军政府。 总之，军政府成立后，军事上有“政府”而无“军”；财政上无收入来源，极为窘困；政治上，也如上述，桂系因不允许在两广出现一个“太上政府”，借口军政府成立违犯《临时约法》，不承认其成立。正如孙中山所说：军政府系西南各省为护法而成立之对内对外统一机关，但因西南军人之跋扈专横，各为私利打算，故自成立以来，号令不行，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军政府有名无实，无法承担其担当的历史使命。 第四，军政府成立后，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处理方法不当，加速了军政府的改组。这主要表现在： （1）“炮教莫荣新” 莫荣新是桂系老将，护国战争后任广东省广惠镇守使，1917年11月继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莫荣新上任后，按照陆荣廷的旨意，不仅从财政、军事上千方百计地打击和排挤军政府，欲使它“无兵无饷至不能支持”，自行崩溃，而且代表桂系主持筹组西南联合会议，以取代军政府，攘夺护法政权。孙中山对莫荣新专横跋扈，极力排挤军政府愤慨至极，1918年1月3日午夜，不顾张继、李烈钧、方声涛等人的劝阻，率随员登上“同安”、“豫章”兵舰，指挥海军炮轰观音山督军署。由于两舰长犹豫不决，孙中山乃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发数十炮，至次日拂晓始止。当时莫荣新听取幕僚的意见，下令熄灭观音山灯火，对孙中山的炮击不予还击。炮击督军署的行动，虽然给莫荣新以严重警告，重挫了桂系的嚣张气焰，表现了孙中山为保卫军政府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桂系仍在护法阵营，是护法盟友，其对军政府的种种压迫，只能以内部矛盾处理，采取武力解决只能更加加深孙中山与桂系之间本已存在的裂痕，桂系变本加厉地排挤和压迫军政府，军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是其一。炮轰督军署时，北军分三路大举寇南，依附与皖系的龙济光也自琼州（今海南岛）渡海在广东登陆，袭击桂系后方，“军事吃紧”。如果桂系予以还击，一旦开战，护法联盟破裂，不但不利于前方的护法战争，而且军政府亦难立足，是其二。此次行动发生前后，遭到中华革命党内一些人及驻粤滇军和粤军 等将领的反对。2日晚，张继和方声涛劝阻孙中山不要冒险，结果被孙暂扣大元帅府，以防止二人泄露军事行动。李烈钧和吴景濂、王正廷三番五次到军政府，极力阻止孙中山“不要动作”，致使孙中山不得不“装病”，避而不见。[34]海军、粤军和滇军事前都经孙中山派人联络，分路进攻督军署，但炮声打响后，陈炯明、张开儒、朱培德等部粤、滇军均按兵不动；海军总长程璧光事后将参与行动的两舰舰长撤职查办。他们都不愿和护法联盟中实力最强的桂系开战，有悖护法大局，影响“西南团结”。“炮教莫荣新”，中华革命党内一部分人及粤军、滇军及海军将领并不赞成，反而促使他们与西南实力派联合，维护“西南团结”局面，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进而改组军政府。 （2）暗杀程璧光。程璧光因不满督军团集结谋叛，驱逐大总统黎元洪，愤而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参加护法，这与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政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军政府成立后，他迟迟不就任海军部总长职。桂系乘军政府财政拮据，同意海军每月由粤库领支军饷十万元，海军中不少官佐转而倾向桂系。程璧光却对此没有表示“明显之态度”。桂系并以广东督军、省长拉拢程璧光，程对任督军职，“坚不为动”；对任省长职，“程意似转”。桂系对军政府实施种种压迫和打击，程不愿和桂系发生矛盾和冲突，采取“小心谨慎”、居间调停的态度，故1917年11月15日，他不仅拒绝执行孙中山下达的海军炮击广东督军署，驱逐陈炳焜的命令，而且将海军舰队调驻黄埔，宣布戒严，不准外人接近；翌年1月，孙中山“炮教莫荣新”，他认为“开罪桂系，引为大憾，深怨总理（孙中山）之轻率”，[35]并把参与炮击事件的两舰长撤职查办。此外，程璧光还赞同并积极参与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和改组军政府。上述这些事实，无论程璧光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在军政府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都会增加中华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和怨恨，认为他勾结桂系，背叛孙中山和军政府，遂对他采取暗杀行动，于2月26日晚在海珠码头将其击毙。[36] 在刺杀程璧光之前，中华革命党朱执信等人还曾组织刺杀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方声涛是同盟会旧人，辛亥革命后，为维护《临时约法》，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同袁世凯进行坚决斗争。二次革命中，追随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举兵发难。护国战争期间，参加讨袁，任护国军第二梯团团长。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任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他所率领的驻粤滇军是军政府可凭靠的武力之一，但他秉承唐继尧的旨意，联合桂系，疏远孙中山，在“炮教莫荣新”事件中，甚至以率所部倒戈威胁孙中山放弃惩罚莫荣新。12月17日傍晚，方声涛路经长堤回龙社桥，遭到枪击，身受重伤，幸未丧命。 朱执信等中华革命党人愤而采取暗杀活动，其出发点是惩治亲桂调和的实权人物，维护军政府，结果适得其反。程璧光死后，“海军内部分化加剧”，其中“闽系军官不安于驻粤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返驻上海”，而接替程璧光统领护法海军的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则完全依附于桂系。暗杀程璧光，使军政府失却了海军力量的支持，也失去了缓冲桂系压迫的中间力量，更加孤立。 四 第一次护法运动，以改军政府的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而宣告失败。但国民党稳健派、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等议员和西南实力派发起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改组军政府，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孙中山在军政府的地位，而不是反对军政府这个机构。此外，假如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继续留在军政府，行使总裁职权，即使 最终不能挽回护法失败的结局，但至少可以制约桂、滇系控制的军政府出卖法统和国会，与北洋政府谈判议和。 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滇系的压迫下，不能有所作为，孙中山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军政府成立半年来，“只有非常国会与军政府之名目，其他则一无所有”，西南护法各军，对军政府“不特不见拥戴，并未见承认”。[37]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及国民党稳健派认为，孙中山与西南实力派尤其是和桂系间的矛盾冲突，是护法讨逆的最大障碍，只有使西南实力派在军政府中能有与其势力相应的地位，化解他们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才能调动其护法的积极性，于是提出改组军政府。10月21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联名致电唐继尧，陈述军政府改组计划说：“军政府名义未先征求西南意见，成立既难，效果尤鲜”。“惟有存留军政府名义，改组内部”，“另设各省联合军事会议，以收连络之效”；“设行政委员会”，让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主政其间”，方为“应变机宜，适法可行。”[38]11月4日，李烈钧正式发出拟组织军事联合会，设立政务委员会“支电”，并邀请岑春煊、唐绍仪、伍廷芳来广州筹商进行办法。唐继尧、程璧光、刘显世均先后发电表示赞成。陆荣廷因湘、桂护法军在湘南前线屡胜北军，希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北京段祺瑞政府议和，所以他以“大局已有转机”，不赞同立即组织军事联合会。后经他的老上司岑春煊派钮永键做工作，请庄思缄“密函疏通”，同时主持拟定章程草案的李烈钧照陆荣廷意修改了条例，陆始电莫荣新、程璧光表示赞同，盼“速行组织”。[39]政学系议员也在国会大造改组军政府的舆论，声称：“欲谋统一大计，西南义军应设联合大会，俾团结各方面实力，为一致之主张。”[40]声称：“西南各省同为自主之主体，同为独立之政府，地位处于平等，责任期于同负，故无别设军政府之必要。”[41]孙中山鉴于军政府所处之困境，更鉴于联合西南一致护法的目的，不反对组织军事联合会并设政务委员会。11月14日，他致电唐继尧、陆荣廷说：“北逆势骄，且挟外力，西南局势涣散，若无具体之联合，恐不足以资抵抗”。因此，“宜即时发起西南联合会议，务期联合西南各省为一大团体。”[42]21日，致电唐继尧，敦促他就元帅职的同时，并说明李烈钧“主张组织军事联合会及政务委员会各节，足收同力共举之效，鄙意亦甚赞同，望由尊处分促进行。”[43]显然，孙中山所说的无论是“军事联合会”，还是“西南联合会”，均隶属军政府，实行由大元帅制军政府领导下的西南团结。 1918年1月15日至28日，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东督军署召开，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公然将孙中山排除在外。本来，在讨论修改条例时，原拟以孙中山为政务委员长，“故加入民国元老一条，即为位置孙中山而起”，但因有人反对，删去政务委员长一职，拟推孙中山为军事总代表，与陆、唐、程三人相同；还有人不同意，孙中山最终被排挤在外。又会议通过的文件，赋予该会议极大的权限，如：对外对内执行政务；办理共同外交，订立契约；监督共同财政，办理内外公债的募集；统筹军备，计划作战；议决停战、议和事件；裁决省于省之间的争议事件。如：护法各省各军队，未经联合会许可，不得募集外债，不得与外人订立以土地、矿山公产作抵的契约，不得私自停战议和，等等。俨然为另一政府，完全违背了 孙中山“以军政府名义召集会议，此会议之性质乃附属于军政府之下”[44]的本意。当时一家外国报纸就看出了成立联合会议的企图，指出：西南各省开联合会议于广州，“将又有一新政府”，“国会非常会议议决选举之军政府将照旧存在，惟孙大元帅或将离去广州。”[45] 联合会议虽无政府之名，却有政府之实，但未经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在法理上是违法的，因而它一成立，即遭到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同时，外交方面，各国驻广州领事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敢贸然承认。美国领事向前来接洽的伍朝枢（时任军政府外交次长）建议：联合会议“必与军政府联为一致，得国会之通过乃可”。于是国民党稳健派和政学系及桂、滇当局转而活动，谋“将联合会与军政府合并，改为联合政府”。[46]政学系议员汤漪起草了“联合政府组织草案”，并在说明中强调：“军政府有政府之名，而亡其实；联合会议有政府之实，而名不符”，“兹为统一护法势力，将军政府与联合会议合并为一机关。”[47]随后，在此草案的基础上拟订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主要规定：一、将军政府原采之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会议，各总裁地位平等，责任同负。二、护法各省各军仍旧派出代表，组织联合会，统筹军备，计划作战，其议决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 不过，将军政府与联合会议合并为一机关，曾经在西南实力派中反映冷淡，经李烈钧、伍廷芳、唐绍仪、莫荣新等人从中疏通，很快在西南实力派中取得一致意见。4月10日，唐继尧致西南各省密电说：“护法各省亟应组织统一机关，现在办法……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置六部，伍廷芳长外交，孙洪伊长内政，陆荣廷长陆军，林葆怿长海军，唐绍仪长财政，张耀曾或王宠惠长司法。”对如何位置孙中山，则称：“总理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48]唐继尧最无顾忌、最露骨的表达了改组军政府的目的，就是排挤孙中山。政学系议员在桂系的支持下，为使改组军政府案在国会非常会议能顺利通过，竭力争取拉拢议员。期间，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对改组军政府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未能遏制。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在桂系派出的大队军警监视下，强行通过改组军政府议案，决定改军政府的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尔后，选举岑春煊、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林葆怿和孙中山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由军政府大元帅变成了七总裁之一。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于6月26日返回上海，闭门著述。 军政府改组后，当选的七位总裁除孙中山、唐绍仪（时在日本）外，相继欣然通电就职，并召开政务会议。按照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军政府之职权，由政务总裁组织政务会议执行之”。因此，孙中山离开广州，不只是面子问题，而是放弃了出席决定军政府大政方针的政务会议，放弃了发言、表决及各种权利，等于放弃了护法领导权，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对此，伍廷芳曾致书孙中山，劝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去职，致使护法运动夭折：“军府改组，只限内部之条文，其名义仍旧，则精神犹存，继往开来，正吾人所宜急于从事者也。世局转变至此，在廷芳等其能无介于怀，惟求尽能如吾意以行，为天下必无之事。于危亡之际，可以收拾几分，便即已尽了几分之责任。可为者人，不可为者天。若乃事稍与吾意左，而遽掉头不顾，不但前功尽弃，后事愈不可收拾矣。”[49]况且，总裁制军政府各部部长、次长分别由桂系、滇系、海军和包括政学系、中华革命党在内的国民党各派担任，他们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孙中山可以团结真正的护法派，监督和制约以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利用军政府作为与北洋政府谈判的砝码。还有，改组后的军政府，依然打着护法的旗帜，反对北方成立的安福国会，不承认它选出的总统，所以应当继续表示“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50] 而当时拥护孙中山的护法革命力量如广东的陈炯明、陕西的于右任、湖南的程潜等队伍，也需要孙中山来维系、团结他们，保持一些革命武装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事实上，政务会议主席总裁一席，就是在孙中山缺席的情况下，推岑春煊出任，而中华革命党人原本属意伍廷芳担任。后来，在非常国会等多方面函电再三敦促下，吴玉章以及居正、焦易堂还专门从广东去上海劝说孙中山就职，孙中山这才在7月接受总裁当选证书，于9月中旬派徐谦为全权代表，参加政务会议。徐谦代表孙中山至粤后，利用在军政府的合法地位，尽力保护和扩充中华革命党的势力。总之，假若孙中山留在广州行使总裁职务，团结真正的护法力量，虽然最终不可能挽回护法失败的结局，但至少可以保持一些革命势力，监督和制约桂、滇军阀控制的军政府以法统和国会作为与北洋政府谈判的筹码。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不依据人们的想象而只依照自身的规律而变化、而发展。 [1]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6页。 [2]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0页。 [3]《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2页。 [4] 《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第201页。 [5]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6] 同前，第104页。 [7]《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 : 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版，第482页。 [8]《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24页。 [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9页，。 [10]《徐之琛致唐继尧电》，1917年7月19日，云南档案106—3—763。 [11]《云南档案史料》第2期，第30—31页。 [12]《云南档案史料》第3期，第30页。 [13] 同前，第24页。 [1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页。 [15]《近代史资料》总12号，第135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111页。 [17] 徐辉琪编：《李烈钧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18] 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9辑，台北，1969年，第417页。 [19] 《云南档案史料》第2期，第24页。 [20] 《西南形势之发皇》，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8月24日。 [21]《粤督军之真主张》，《中华新报》，1917年9月17日。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411页。 [23]《南方中枢形势面面观》，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9月3日。 [24]《护法运动》，第414页。 [25]《程璧光殉国记》，出版地不详，第10—11页，广州1919年版。 [26]《陈督军宣布宗旨》，《民国日报》，1917年9月16日。 [27]《粤督军之真主张》，《中华新报》，1917年9月17日。 [28]《唐继尧辞元帅电》，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9月29日。 [29]《护法运动》，第420页。 [30]《李宗黄回忆录》，第2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版，第313页。 [31]《护法运动》，第423页。 [32]《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42页。 [33]《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34]《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86页。 [35]《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36] 关于程璧光被谁刺杀，虽然有称是桂系所杀，但本人认为是在中华革命党人朱执信的主持下，由张民达具体负责派人杀害的。 [37]《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98页。 [38]《护法运动》，第432页。 [39]《西南联合会议之进行》，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20日。 [40]《非常国会解决时局之种种》，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5日。 [41]《汤漪君最近之主张》（续），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2月1日。 [42]《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37页。 [43]《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44页。 [44]《联合会议之前因后果》，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26日。 [45]《西报纪会议目的及关系》，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26日。 [46]《军政府与联合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2月26日。 [47]《联合政府组织草案》，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4月12日。 [48]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3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49] 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25——826页。 [50] 刘文耀、杨世元：《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