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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以《新青年》为视点 内容提要 《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发端，可能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细察《新青年》之立论，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意在震慑和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来史家们却一致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主张。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关键词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陈独秀 文学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并未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史家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1]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2]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甚少注目。本文以《新青年》为视点，试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并考察这样一种“新文化”是如何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起来的。 一 早期《新青年》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3]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4]，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乏。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5]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6]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7]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8]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一卷几乎是青一色的皖籍。第二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9]杂志创刊号申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10]，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一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内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11]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12]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13]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14]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15]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16]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１９１３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17]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改名。[18]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19]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20]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21]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伎重演，将一、二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22]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23]《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在情理之中。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辩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24]，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一千本。[25]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26]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27]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怀有好感。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28]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29]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3个月前，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采，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30]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31]，多半是后来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德、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32]恽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毛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两人的文章平实无华，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阅读冲击力。此类在校学生的课业式文章也能在《新青年》发表，大体可佐证周作人的“普通刊物”之说。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33]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二卷起，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34]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 二 《新青年》的“复活”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4个月之后重新出版。与前3卷不同的是，第4卷起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4卷3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对外宣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35]，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适的话为佐证。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36]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即随之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6人轮流编辑。6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37]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38]《新青年》编辑部为此大加“辟谣”。此举虽有减轻校方压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盖弥彰”策略之意。《学衡》派后来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外，认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39] 除了作者队伍、思想主张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外，[40]《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以前，陈独秀曾独自主办过《安徽俗话报》，又与章士钊合办过《甲寅》杂志，按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没想到《新青年》办了两年还无声无臭，一度面临关门的局面。这实在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办《甲寅》杂志时，他就采用过“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41]《新青年》创刊伊始，即仿照《甲寅》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1917年７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第３卷３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42]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曲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拟态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43]“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4]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45]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引注：原文如此〕是乎！”[46]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47] 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48]，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两度致书蔡元培[49]，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50]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文化诸人也指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51]仍无碍媒体在“新旧之争”的名义下加以炒作。当时就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完全是媒体虚拟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 [52] 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53]在新闻媒体的大肆煊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林蔡之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还与《申报》的两篇报道有关。1919年3月6日《申报》报道说：“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发动者，由于国史馆内一二耆老之进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其事。此语何自而来，殊不可解。”[54]3月31日，《申报》又有消息说，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教育部，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而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并不过问。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学校长，“令其谨慎从事”。[55] 第一则消息《申报》虽然明示系不实之传闻，但仍为不少媒体辗转报道。第二则消息确有其事，更有媒体进一步透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56]《时事新报》描述说：“自《申报》电传大学教员陈胡诸君被逐之耗后，举国惊惶，人人愤慨。”[57]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立即使人联想到“旧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压“新派”。[58]“新派”一时竟成了令舆论同情的“弱者”。其时黄宗培致函胡适说：“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59] 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其实很难断言何者更具市场。“新派”、“旧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60]如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申言“《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激进，但对文学革命则持保留态度。他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的文章，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61]可见对于新文学，反对者并非全是旧派，新派亦甚有持异议者。 对于《新青年》的其他主张，胡适在美国的一帮朋友也不乏异词。[62]如张奚若即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的学问强半是“无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论“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后来备受称赞的李大钊之《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在张奚若看来，不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63] 《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坦承：“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64]连“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纳《新青年》，难怪胡适的朋友朱经农要为“新思潮的潜势力单薄得很”而担忧了。[65] 令新旧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众媒体介入并炒作后，《新青年》与“新派”、“新文化”的声名与日俱增。其时有人投书上海《中华新报》说，听到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后，并不消极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66]成都《川报》亦发表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胡、傅〔斯年〕、钱四人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67]《申报》最初报道的是陈、胡、钱三人被逐，经辗转报道后，三人变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刘半农和傅斯年两说，可见传闻之甚。[68] 当时读书界显已洞悉“越受打压越出名”的社会传播心理。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震。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69]对于这一变化，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具有职业性的敏锐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70] 汪孟邹以“渐兴旺”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 [1] 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却颇为接近。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2] 参见杨士泰《近二十年国内“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廊坊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 《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1页。 [4] 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5] 《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2页。 [6]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 [7] 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8]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导言》（1935年），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9]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2页。 [10] 《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1页。 [11]《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0页。 [12] 引自《陈独秀年谱》，第69页。 [13] 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14] 参阅《陈独秀年谱》，第76页。 [15] 参阅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16]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7] “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18]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19] 《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无页码。 [20] 参阅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21] 《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无页码。 [22] 《吴虞日记》（上），第310页。 [23] 参阅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9卷第6期，2002年11月。 [24] 《新青年》第２卷第１号“通信”栏中，有“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读者来信；第２卷第２号“通信”栏中，有署名王醒侬的读者来信；第3卷第3号的“通信”栏中，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读者来信，均强调《新青年》（《青年杂志》）乃继《甲寅》杂志而起者。 [25]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 [26] 《胡适致高一涵（稿）》（1924年9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9页。 [27] 参见《陈独秀年谱》，第79页。 [2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2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33－334页。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所称“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其潜台词亦以陈独秀早已是“大名家”。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31] 最新的研究可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52－60页。 [32]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33]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 [34]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9页。 [35] 教育部的任命函，转见《陈独秀年谱》，第77－78页。 [36]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 [37] 爱真：《五毒》，《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第629页。 [38] 《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无页码。 [39] 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第7页。参阅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105页。 [40] 学界对《新青年》之思想主张，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不侧重思想史考察，并不意味着漠视和否认其重要性。下节有关《东方杂志》角色转换的论述亦同。 [41]《陈独秀年谱》，第64页。 [4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5页。 [43] 《任鸿隽致胡适》（1918年9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4页。 [44] 胡适、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 [45] 《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第620－622页；《胡适至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25页。 [46] 《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致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第627页。 [47] 《任鸿隽致胡适》（1918年9月5日、11月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5－17页。 [48] 如广为人知的《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19年2月17日、3月19－23日《新申报》。 [49] 林琴南致蔡元培函，发表于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 [50] 有关“林蔡之争”的深入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89页。 [51] 参阅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 [52]《辟北京大学新旧思潮之说》，转引自《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第19号，第1版。 [53] 《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二），《每周评论》第17、19号，1919年4月13日、27日。 [54] 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1919年3月6日第6版《申报》。 [55] 《京华短简》，1919年3月31日第7版《申报》。 [56] 《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17号第2版转载。 [57] 匡僧：《大学教员无恙》，原载《时事新报》，《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17号第4版转载。 [58] 如《时事新报》称：“北京大学新派教员，屡被旧派学者之掊击。近复闻旧派藉某军人与新国会之权力，以胁迫新派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有愿辞职以自由主张新学之说。”匡僧：《威武不能屈》，转引自《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17号第4版。 [59] 《黄宗培致胡适》（1919年4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6页。 [60] 此点罗志田教授曾反复论及。 [61] 参阅《陈独秀年谱》，第72页；《吴虞日记》（上），第300、309页。 [62] 胡适致函朱经农说：“美国一班朋友很有责备我的话”。转引自《朱经农致胡适》（1919年8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8页。 [63] 《张奚若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0－31页。 [6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第10页。 [65] 《朱经农致胡适》（1919年5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4页。 [66] 志拯：《谁的耻辱》，转引自《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第19号第4版。 [67] 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转引自《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第19号第4版。 [68] 陈独秀终究被撤职。事情的原委是：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开会商讨学校事。会上，汤尔和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事，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元培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销陈之文科学长职。胡适后来致函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胡适还评论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3、289－291、294页。 [69]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一万五六千份的印数在当时甚为可观了。据称《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也是一万五千份（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70] 《汪孟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