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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伟大事件仿佛是一块又一块路碑，它们记载着社会发展的里程、前驱者的劳绩和继续行进的去向，辛亥革命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这样一块丰碑。 一般都认为，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但那无非是中国走向近代这一历史行程的蹒跚起步。其后历经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国的半殖民地式的近代化才略显端倪。戊戌变法诚然是一次企图独立而又比较全面推行近代化的伟大尝试，但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并且由于“变力”之不足而旋起旋灭。直至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代新型政治领袖崛起，他们以明确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为指导，以革命手段推翻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且推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文化、习俗诸方面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辛亥革命才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全面走向近代的发端。 辛亥革命虽然在实际上失败了，但它毕竟为此后社会进步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或许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以后的五四运动。因为中世纪的重重枷锁与牢笼毕竟已经有所突破，所以才能在新的形势下触发一次规模更为宏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揭开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我经常强调：任何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轻浮地嘲弄那些民主革命的前驱者的挫折和失败，因为他们的奋斗经历乃是历史发展不可跳过的一级阶梯。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已经作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的贡献，并且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溶入了自己的丰功伟绩。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从他们的挫折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也就是我们何以要不断加强研究与介绍辛亥革命史的原因之所在。 辛亥革命史的编辑出版，几乎可以说是与辛亥革命本身同步行进。辛亥9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即有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问世。1912年6月则有渤海寿民辑录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同年还有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天笑生所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刊行。也是在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编著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已有相当学术水平，至今仍时为学者利用。但总起来说，直至20年代末，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与文章数量虽然不少，佳作却并不甚多，谈不上成为堪称体系的史学。 30年代以后，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对辛亥革命史的编纂、研究与资料搜集相当重视，但却基本上纳入国民党党史的范畴，往往掩饰涂改，削足适履，为宣传陈旧的正统观服务。不过，4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少数著作，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等，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编纂体例严谨见长，或以长期致力于重大史事考订显功力，具有相当参考价值。但即令这些较有价值的著作，也难免带有浓厚的官方色采。以致影响其应有的成就。 辛亥革命史作为一个新兴史学分支的正式崛起，应该说是在60年代以后。 就中国大陆而言，1957年的孙中山90诞辰的纪念活动，虽曾促使辛亥革命史研究略有发展，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1958—1960年就顿形寥落。直至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举办以后、由于强调“双百”方针与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辛亥革命史研究才有比较稳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一支以中青年为主干的研究队伍。但是好景不常，1964年以后的“左”倾思潮再度泛滥，接着又是“文革”10年，顿使刚刚兴起的辛亥革命史学连同研究队伍横遭摧残，长期陷于沉寂。 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则正好在60—70年代进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的新阶段。一批受过较好欧美史学训练或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以新的理念、新的视野与新的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逐渐突破了固有的陈旧格局，出版了许多颇有成就的学术著作。诸如张朋园对于立宪派与梁启超的研究，张玉法对于晚清革命团体与立宪团体的研究，都取得相当出色的成果。 在香港，则以王德昭为代表，他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辛亥革命，并且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至今仍然在辛亥革命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 国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除英、美早已有一批著作出版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以苏联、日本起步较早。苏联齐赫文斯基、叶菲莫夫、尼基福洛夫等，一直坚持成果斐然的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研究。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则早已形成两个中心，一是以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为中心的关东群体，一是以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辛亥革命研究班为源头的关西群体，人才之多，著作之多，均为欧美各国所不及。 但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在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前期异峰突起，在历时多年的“辛亥革命热”浪潮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与学者。他们努力把社会学、社会史乃至其它学科的方法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因此给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研究者还没有完全摆脱十年之久的一场恶梦，所面临的就是海内外群雄纷起的这样严重的挑战。 我们勇敢地面对与迎接外界的挑战，我们没有被严峻形势压倒，而是以此作为鞭策自己奋勉前进的动力。大家怀着重振家园的急切心情，迅速集结队伍，建立组织，分工合作，首先努力缩短与海外辛亥革命研究之间的差距，随即迅速显示出自己的实力与锋芒，并且以新的姿态活跃于国际史坛。 1978年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甫经成立，便展开了广泛而又频繁的国内外学术联络与交流。1979年冬该会与中山大学、广东省史学会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成为象征辛亥革命研究的春天重新到来的第一只燕子。而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联合在武昌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则将辛亥革命研究迅速推向高潮。1981年前后相继出版的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金冲及、胡绳武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稿》，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更显示了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此后数年，研究队伍迅速扩大，除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湖南等原有人才集聚重心以外，江苏、四川、浙江、广西等省也纷纷建立相应学会与研究机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主编的《孙中山研究论丛》则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园地，交流信息，促进探讨。特别是青年一代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茁壮成长，更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9—1984年期间，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近百种，资料汇编亦近百种；1980一1984年间，仅发表于各种学术刊物与论文集中的论文即不下一千篇，可以想见当时热度之高。 当然，任何学术领域的研究都不可能长期保持“高温”，更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式的做法，所以，在1983年“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1984年“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盛况更为空前的“纪念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在此期间，台、港与国外也有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辛亥革命研究的进展已略显缓慢，势头也明显减弱。除中国（包括台、港）和日本、苏联还保持一部分相对稳定的研究力量以外，欧美（特别是美国）的研究力量已呈风流云散之势，只有很少数人仍在孜孜不倦坚持此项研究。 早些年即曾有不少人对于这种情况表示忧虑，有的人甚至认为辛亥革命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深入下去，也无需为一个事件继续投入太多的研究力量。 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无论从国内或从世界范围而言，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度过童年时期，正在向成熟的阶段稳步发展。现阶段的研究，不仅需要继续扩展广度，更加需要不断增添深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课题的选择，新资料的发掘，新见解的形成，较诸前此十年当然难度要大得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又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就局部而言，可能在政治方面颇有水平的成果较多；但就整体而言，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则非常不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甚多，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而且，即令是政治方面，只要稍为了解外界情况者即不难发现，我们已有的一些论著的研究格局、视野、方法存在的局限颇多，也还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最近几年，辛亥革命研究表面上似乎有些冷落，主要表现为一些辛亥革命研究者转向其他课题的研究，如曾经热闹数年的文化史研究以及刚刚兴起的现代化研究等等。但从深层和长远来看，辛亥革命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并且正在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 譬如，在理论方面，挑战首先来自海外，盛极一时的形形色色的“绅士运动”说，乃至对于传统“国民革命”的若干新的诠释，都促使我们对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资产阶级革命”说重新加以考察与探究。国内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若干重大争论，也涉及到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关于这次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长期以来似乎已有定论，但一经深入探讨却发现问题甚多。例如，直至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有无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与此相应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有无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分，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过去，许多人习惯于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当作立宪派的社会基础，把这个阶级的中下层当作革命派的基础。可是，现在怀疑产生了，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究竟有无上层与中下层的明显分化？如何区分这不同的阶层？一些西方学者乃至我国台湾学者把问题提得更尖锐：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到底有没有一文明确的社会力量称得上是资产阶级？相应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资产阶级的形成，形成的条件与标志是什么？对于这一连串问题，仅仅从历史现象作就事论事的简单答复是无济于事的，也需要从理论上，特别是在理论与史事相结合的基础上，作更为客观、深入、细致的探索，才有可能获致若干比较确切和令人信服的答案。 史学贵在通识，通识首先是理论素养，不仅需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哲学，而且还要有不断更新校正的方法论。然而通识又决非是泛论、空论，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文化素养，更需要善于对历史作通盘考察或所谓宏观研究。我国前辈学者常说的会通、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都无非是这个意思。有经验的学者都懂得，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卓有成效的专门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若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见木不见林。辛亥革命史研究既要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也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应该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较广阔的视野与较联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 从上下延伸来说，辛亥革命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戊戌、辛亥、五四之间的纵向联系，前后之间的批判继承；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全过程与20世纪初年的阶段特征，中国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排满”的历史渊源，“排满”对于“夷夏之辨”传统观念的改造制作过程，“排满”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清代官制与前代官制的异同，清末新政官制改革与政治体制近代化的关系；清末学制与前代学制之异同，清末学制改革与教育体制近代化的关系；经学发展的脉络，清末经学如何走向衰微，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与依存关系；诸如此类。这些纵向方面的问题，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多年从事研究，但应该承认还远远没有臻于成熟，更缺乏堪成体系的成果。 从横向会通来说，可以而且需要做的工作更多。把辛亥革命放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总体之中来考察，过去只有寥寥几篇文章。与以英、法为范型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代民族运动的比较研究，从事者亦为数不多。法国学者认为辛亥志士对西方民主“误解重重”，日本学者直指辛亥思想先驱接受的西方政治学说实系东邻的仿制品，并非货真价实的西方原型，对于这些疑难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回答。作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中国资本主义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无时无刻不受到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或多或少的影响，日本学者已有诸如国际银价跌落与清末币制改革之类的课题研究，而我们的工作在这方面空白之处尚多。至于中西社会结构（包括经济、阶级、意识形态诸方面）的比较研究，文教科技的比较研究，民族关系的比较研究，以至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宗教流派及其影响等等方面的比较研究，都有大量的课题需要加以探讨，尽管存在着很大的难度。近几年来，我国研究世界史的一些学者，逐步突破学科界限，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或者将中外历史的某一侧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颇有新意，足以使我们受启发。 当然，在强调会通的同时仍然需要继续加强专题研究，因为前者毕竟要以后者为基础，而两者之间又具有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专题研究对于会通来说，仿佛是局部之于整体而又不完全如此。决不能说专题研究之中就不需要会通，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些会通综论研究的本身就带有专题研究性质，或者是一系列专题研究的综合。从总体布局来看，与政治史相比较，当前经济史与文化史更加需要专题研究，因为后二者的基础比较薄弱，如果过份强调综合研究难免会碰到许多暂时还难以排除的拦路虎。 最后，还需要强调一下资料工作。辛亥革命时期的资料，如果说是浩如烟海，决非夸大词。譬如矿产采掘之于金属冶炼，资料工作对于史学研究也是先行官。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需要许多有心人甘愿作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大量史料的鉴别、校勘、考订也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前些年，中国近现代史规划小组已经注意到经济、文化历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建立了组织机构并采取相应措施，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今后情况将会有进一步好转。 与资料工作相关联的还有工具书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各种索引、辞典的编制亦属当务之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小野川秀美诸先生合力编辑的《民报》索引，为研究《民报》及同盟会历史提供了很大方便，值得效法与推广。但由于经费不足、出版困难等种种原因，此类工作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至今仍然很少有人问津。现在，幸亏武汉出版社具有远见卓识，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毅然支持我们在汉的一批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分工合作编成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辞典》，据我所知，世界上至今还从未有过这样一部辞典，可谓辛亥革命研究发展过程中一大手笔。 一部专史辞典，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领域研究进展的全面总结。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可以作为案头堂备工具书。减免大量检索之劳。对于初学者或业余爱好者而言，亦可借此稍窥全貌，获得大量基础知识与必要信息。即使对于一般读者，读书看报之余，稍一翻检，亦可增进对于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了解，甚或能够引起进一步探求的盎然兴味。这部辞典所收条目超过3，000，包括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会社党团、思想理论、历史文献、报纸期刊、典章制度、史迹及纪念设施、研究著述、研究机构、学术会议等12类，其覆盖面之宽与信息量之大都是引人注目的。 条目撰写者大多是相关研究有素的学者，多数条目是在其多年研究基础上写成，而且字斟句酌，反复修订，力求达到辞书的基本要求——准确与规范。其中如史迹及纪念设施部类，收罗相当齐全，而且确系行家述语；报刊部分，撰写者穷十余年之功，而且几易其稿；研究机构部分，则系在各有关单位所填调查表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核实写成。有关国外研究机构与学者情况，我所在美、日诸国进修人员，亦分别写信直接联络，尽可能运用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提出的，始终经手此事的严昌洪先生，自1982年以来便一直承担繁重的全国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编的撰写工作，并且以编委身份参与了终审与定稿工作。他对辞书编撰的规范、特点、方法已相当熟悉并有丰富实践经验。在这部《辛亥革命辞典》的编撰过程中，他再一次作出重要贡献。 当然，辞书包罗万象，涉及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其工作量之大与准确度之难，早已为一般从事辞书工作者所熟知。所以有些学者宁可写学术著作与论文而不愿写辞书，因为一般论著可以避开许多疑难与拦路虎，而辞书则很难回避，必须一一予以力求准确的阐述。由于工作量太大，涉及面太广，并受学科发展本身的制约以及编撰者自身水平的影响，粗疏纰漏之处一定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期待着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批评。 【资料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