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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上午，刘志琴研究员在第19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活动时做了题为《当代史学面临的挑战和转型》的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积极而深入的讨论。 一 刘志琴研究员首先谈到，中国史学在当代已从学术中心走向了边缘。在传统时代，史学是中国学术的核心。尽管传统史学为御用学术，但史官坚持“从道不从君”，以道义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从而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史学的光荣传统。 接着，她指出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面临着被“解构”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史学的公信力持续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其原因在于史学受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思想的误导和十年“文革”的破坏。 史书不说真话，从而失去了读者的信赖，这是史学的一大悲剧，也是当代史学界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戏说历史的各类史学作品大行其道。历史学出现了娱乐至死的景象，不过，死不是的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人们在嬉笑怒骂中不经意地剥去了史学神圣性的光环，这是“解构”，是“后现代”的作用。这种既成事实，是专业史家难以认同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实。 为何当代史学被“解构”？刘志琴研究员分析说，其必然性在于史学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神权时代，史学被推崇为神谕；在皇权时代，史学被认为是资治通鉴或政治教科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静态的社会治国理政，必须向后看，寻找历史依据。但是，步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信息社会，社会风貌大变化，历史的参照系功能就降到了最低点。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主要是依靠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治国理政不再需要寻章摘故，而是要眼观五洲风云，耳听四海浪涛。在生活视野上，从过去的“站在中国看世界”，转向了现在的“站在世界看中国”，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视角。 在“资政”功能明显衰弱的形势下，当代史学的功能改如何转型呢？刘志琴研究员认为，史学要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人是现实的人，更是历史的人，但历史和现实之间有距离，历史不是直接拿来为现实服务，需要教育做中介。历史教育不仅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人们依靠历史的智慧，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规划未来。因此，历史并不只是限于爱国主义教育，更应成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从人民受惠这个角度而言，史学功能的转型，是时代推动她变迁的结果，更是时代赋予她变迁的使命。 二 刘志琴研究员指出，当代史学功能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即晚近兴起的社会文化史走上了历史学科的前沿。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亮出了“新史学”的旗帜，主张史学研究要从面向帝王将相转为面向国民生活。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这一主张并未付诸实现，但却预见了史学发展的未来。改革开放后，文化史、社会史复兴。史学研究突破了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传统史学的风貌。史学走向了民众，史学著作从少数人的读物变为大众读物，这是史学研究的方向性的大转移。在此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兴起了社会文化史，恰好与海外的《新文化史》出台相呼应。这表明关注日常生活已成为世界性的史学思潮。 社会文化史有什么特色呢？刘志琴研究员说，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大众文化（在古代为民间文化）为研究内容，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独特的资源优势。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百姓日用”之学，它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伦理观念不断渗透到日用器物的过程。人们不仅从文本的传授和阅读中接受伦理教育，也从芸芸众生的消费生活与物质用品中接受伦理教化。从上述日常生活与伦理教化密切相关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不仅是消费生活，也是思想观念之源。人们形成的思想概念不是依靠逻辑思辨，而是基于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这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带来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回归“百姓日用”之道，会发现“另一个中国”。比如明代官方史料展示出一种形态的中国，但我们从明代冯梦龙的小说和明代的民谣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刘志琴研究员以自己最近发表的《从药品、食品到毒品——鸦片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9期）一文以及“义和团运动中的‘红灯照’”等具体研究为例，展示了本土新生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可带来的新视野。 最后，刘志琴研究员强调说，社会文化史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一个历史问题常常要涉及哲学、经济、文学、科技等各类知识；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跨学科的知识，造就自已成为通才基础上的专才，形成主从有序的知识体系，以最佳方式调整智力结构。 三 在报告之后的讨论中，左玉河研究员谈到新年放鞭炮这一习俗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不宜视为陋俗。韩信夫研究员提到中共党史研究作品中长期以来有某些内容与历史事实不符，至今影响犹存，很是令人担忧。程朝云助理研究员、毕苑副研究员提出在大众文化风靡的时代，专业史学工作者将如何定位的问题。李长莉研究员说，新婚闹洞房的习俗与过去的宗法社会有关，新娘子通过闹洞房认识并融入了她入嫁的家族，不过，现在这种习俗现在就是陋俗了，一些城市女孩因此提出了不嫁“凤凰男”的主张；由于当前大众的阅读鉴赏力比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专业历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学者要为非专业的读者提供高水平的历史作品。周祖文助理研究员对如何解释闹洞房习俗的文化内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胡孝文编辑从出版与市场的角度说，他赞同刘志琴研究员的看法，在不碰“高压线”的前提下，史学工作者要写作面向大众的优秀作品，走“大家写小书”的路子。 报告会由唐仕春助理研究员主持。近代史所所长步平研究员、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出席。所外朋友除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胡孝文以外，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生黄巍、李慧波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