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历史是多么的捉弄人，一个由“暗杀团”改名，“本为暗杀计”而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最后却以其主张暗杀的领导人（陶成章）被“自己人”暗杀而解体，而那个暗杀了“自己人”的人（陈其美）又以被人暗杀而身亡。这个团体就是光复会，它与当时的暗杀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辛亥时期一系列暗杀密谋和暗杀活动与光复会有关。 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在绍兴设立大通学校以容纳训练招来的会党成员并贮藏购到的枪支、子弹。徐锡麟曾想于开学之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同时起义，请陶成章通知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以浙江非冲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因力劝之而止。[1]（p27）后来徐锡麟将这种乘学堂集会机会枪毙官员而发动起义的谋划用到了安庆起义中。1907年7月6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六日）身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徐锡麟，乘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之际，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杀害。[2] 早在1904年前，陶成章就走鲁入燕，密谋在颐和园暗杀慈禧太后，举行中央革命。后惧谋泄乃退而之东。1908年陶成章等密遣同志王金发，暗杀了被怀疑出卖秋瑾的胡道南于绍兴某寺。[3]（p231）（蔡元培谓胡道南被暗杀属冤死。）1909年前后，陶成章甚至还拟于北京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于席间而鸩之，为一网打尽之计。[4]（P526） 王金发在暗杀了胡道南后，又乘间枪毙了叛徒汪公权。还暗杀了吞没党人募款之某公司总理。[5]（p470—471） 尹锐志、尹维俊于1909年（宣统元年）曾率同志十余人由沪赴京，拟谋刺清廷权贵要人。他们在京住了一年时间，密制炸弹，求机伺隙，卒因人地生疏，而清廷防范殊严，得手不易，愤然而返。[5]（p487） 二 光复会成员为什么热衷于暗杀活动呢？ 第一，光复会起源于暗杀团。 1903年是中国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的关键的一年。在那一年发生的拒俄运动中，留日学生出于对俄国不讲信义，强占中国东北的义愤，欲组织拒俄义勇队（又称学生军）开赴东北抗击俄国侵略军。但组建军队的行动被日本当局禁止，他们便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之初，继承了拒俄义勇队或学生军的宗旨、手段，即通过向清廷大员请愿，表示愿赴疆场抗击侵略。后来，由于派回国内请愿的特派员受到冷遇，爱国热情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激进的留学生便将郁积心中多时的排满情绪通过《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表达出来，并将宗旨由原来的“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在不赞成激进的学生退出以后，留在军国民教育会的多为比较坚定的激进分子。他们主张以三种手段进行排满革命：鼓吹、起义、暗杀。活动逐渐由公开转入秘密，由海外转入内地，由言论转入行动。苏鹏的回忆证实了我们的分析： “清癸卯、甲辰间，予游学于日本，适日、俄交战于我满洲之野，留学同人，组织义勇队，欲效命疆场，冀以敌俄人，而有以钳日人之口。主之者，为黄君瑾午（后更名克强），……无何，为清、日两政府协谋所解散，群情更愤，遂改为秘密结社，效俄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东京，由黄瑾午……与予等主之。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后吴樾之在天津狙击出洋五大臣（恐其假立宪之名，阻碍种族革命），徐锡麟之在安徽刺杀恩抚，皆军国民教育会实施之政策也。当此之时，孙总理中山先生，组合南部会党，谋革命，与留学界为桴鼓之应。”“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6]（p315—316） 军国民教育会内根据其宗旨将机构分为鼓吹、暗杀、起兵三部。会中一部分人秘密组织了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黄兴、陈天华、龚宝铨等都是当时暗杀团的团员。 1904年，龚宝铨回到上海，立即行动，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熊、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与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除他们三人外，章太炎、秋瑾、徐锡麟、王金发、尹氏姐妹等都是会中著名人物。所以冯自由称：“光复会的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关连。龚宝铨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回国后即于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暗杀部，‘所行规章，颇为严密’。这时，原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已经从青岛回到上海，并且曾与黄兴、陶成章等有所策划。蔡元培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参加。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推举元培为会长，壁垒为之一新。”[7]（P62） 第二，光复会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多主张暗杀。 不仅龚宝铨，当时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也多是主张暗杀的。 蔡元培当时“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辞卸《警钟日报》编辑之任后，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自任校长。那时办女校，一般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但爱国女校在蔡元培主持下，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而是要造就像俄国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学生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尤其注意理化，在各门功课中学习时间最长，学分最多，作为训练制造炸弹的准备。当他知道龚宝铨的暗杀团要扩大时，积极参与进来，作为暗杀团的一分子。 陶成章一贯赞成暗杀。他在其起草的《龙华会章程》（据杨天石、王学庄和李时岳等考证，该章程实际是1908年江浙皖闽赣五省革命协会章程，应正名为《革命协会章程》）中就盛赞张良谋刺秦始皇。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从同盟会中分离出去的光复会于东京成立总部，以章太炎为正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在《致石哥书》中称：光复会“必不汲汲扩张，以教育为进取，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经营商业云”。“且先讲持久策，其策无他，先集数千金，或万金之款，办暗杀事宜，以振助华侨始可。”[8]（p321） 章太炎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暗杀，但他在讲解佛教教义时，暗示赞成对敌人采用自杀式攻击手段。章太炎在当时革命青年中，以其博采群学的文章和传统的文化思想大受欢迎，他所宣扬的佛学教义和虚无主义哲学思想正好适合个人恐怖主义者们的口味。章太炎自己深受影响，又来影响他人。1906年出狱后，他来到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大张旗鼓地号召“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竭力推崇佛学中的法相宗与华严宗，认为佛学中禅宗以外，法相、华严最为可用。因为“这华严宗所说，要普渡众生，颈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而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9]他后来解释他主张佛教的原因是“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10]他还宣扬“自戕之风，当开之，不当戒之”。[9]（p236）他所说的“杀了一人，能救众人”实际是对暗杀活动的肯定。 第三，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从以上诸人的言论可以看到，当时光复会的暗杀活动主要受到清末几种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1.外国无政府主义、个人恐怖主义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他们鼓吹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否认任何政府，为实现其无种族、无国界的理想社会，主张以暗杀、破坏及暴动为手段。19世纪后期，对俄国革命影响较大的民意党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崇尚暗杀，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建立国家和政权。到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而随后俄国民意党的一系列政治暗杀活动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到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学说渐渐在中国盛行起来。急于寻求救国之途的革命党人将其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思想武器而大加宣传，其中留日浙江学生创办的《浙江潮》就是其宣传阵地之一。 蔡元培早期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其创办的《俄事警闻》上，他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提倡暴力和暗杀。在追溯其革命经历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从事革命活动时，即为学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的历史。[11]（p330—331）此外，在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对光复会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也纷纷鼓吹无政府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12]受光复会影响的吴樾其轰动一时的革命檄文《暗杀时代》中写道：“而号召革命者，夫亦曰：人类不齐，人心不一，一言革命，则畏首畏尾，顾身命而不前，未足与有为也。予于是西验欧洲，东观日本，而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暗杀以布其种子者。俄之虚无党，其近事矣。今日大地之上，轰轰烈烈，倾人耳目者，莫若虚无党之名。夫亦知虚无党之于今日，为何时代乎？于昔日又为何时代乎？吾敢断言曰：‘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不有昔日之因，焉得今日之果？我汉族何为乎？我同志诸君何为乎？吾又敢断言：‘今日为我通知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13]（p718） 2.对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的颂扬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注重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使暗杀不致背上“弑君”、“杀官”等违背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之罪名，从而招致人民对其革命活动的反感，革命党人将政治暗杀活动渲染为颇富有古代游侠不惜身死，为国请命、为民伸义的悲壮色彩。陶成章就赞扬张良刺杀秦始皇：“（秦始皇）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来一把火销毁掉了。这个心思，狠不狠呢？哪晓得他还没有死，韩国就有个张良，拿着一个千斤重的铁锤，在博浪沙中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虽然打他不着，到处搜了十日，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后来百姓晓得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4]（p536）秋瑾更是自号“鉴湖女侠”，在其《宝刀歌》中诗以咏志：“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14]此外还有“搏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15]（p79），“何人慷慨说同仇？谁识当年郭解流？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15]（p88）等等诗句中称颂古代游侠、刺客舍生取义的精神。 其实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已远远超越了古代游侠“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效忠观念，他们在赋予政治暗杀这一西方舶来之革命手段以古代游侠精神的同时，又赋予了古代任侠思想以新的革命的时代内涵。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是为了“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16]徐锡麟刺杀了对他颇为器重的巡抚恩铭之后在公堂上大声宣告：“新甫待我私惠也，我杀新甫，为汉族出气，乃公愤耳！”此种胸怀、此中气概，比之聂政、荆柯何啻云泥！ 3.某些宗教教义和虚无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光复会的暗杀活动除了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古代刺客精神的影响外，还与某些宗教教义以及虚无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有关。 一方面，有些革命党人或爱国人士，从宗教教义中汲取养分为其所用，宣扬虚无主义的思想，使革命者轻于“舍身就死”。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的几年中潜心研习佛学，认为佛学中除禅宗外，法相、华严最为可用。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必须“要有这种信仰，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9]章太炎在狱中潜研佛学显然并非是消极遁世，而是“企图把佛学‘改造’成为革命斗争和个人意志锻炼的‘思想武器’。”[8]（p198—199） 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对于残酷的现实感到厌恶、绝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以为生，而西欧、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又使他们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无前途，于是‘以宇宙为囹圄，以境遇为桎梏’，‘俯困仰苦不可终日’”[17]（P204），因而悲观、厌世。革命党人陈天华、杨笃生都曾积极要求参加暗杀，最终蹈海而死，结束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因炸五大臣而身亡的吴樾，在《暗杀时代》一书中写道：“死于非命与否，可不必权其轻重”，与其“奴隶而生”，不如“不奴隶而死”等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对现世的绝望。 第四，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狂热性的表现。 上文都是暗杀思潮由以出发的思想材料，而它的根源却深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之中。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反抗，资产阶级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需要暴力，而把暗杀与武装起义一起作为这种反抗和暴力的手段，则是由革命党人那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决定的。暗杀思潮既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性的体现，又是他们狂热性动摇性的体现。 一方面，采用暗杀手段进行“排满”、革命是光复会的革命党人考虑到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采取的较为可行的方法。虽然采用武力革命是革命党人的既定方针，但在当时条件下，内有封建统治者顽固抵抗与疯狂镇压，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干涉内政，如果不采取实际行动就会使革命士气低落，而轻言暴动只会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而暗杀适宜行动，花费既少，万一失败损失也不大，因而成为他们的首选方式。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陶成章提出：“否则会既成立，于一二年内，竟乃影响全无，其可乎哉？如不用暗杀，转用地方起兵，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盖难着手矣。”[8]（p321） 另一方面，光复会主要成员虽然从家庭出身来看，有官僚、地主、士绅之家，但他们本人均正在由传统士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狂热性在他们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他们想革命，又害怕艰苦，希望革命速成，于是企图用暗杀满洲大员的方法达到革命的胜利。吴樾认为，暗杀“不过顷刻之苦，此日尚可尽乐于余生”，而进行革命则“艰险为备，责任为钜，一日不达目的，却一日不得辞其难”[13]（p393）。他的想法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三 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光复会采取暗杀手段进行排满革命有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首先，积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1、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曾陷清廷于恐怖之境，使大小官员谈虎色变，不敢悍然与革命党人为敌。“自恩铭被刺后，封疆大吏，背不贴席。有设军队以自卫者，有深居简出，有谕道府以下免迎送者。”[18]肃亲王善耆与铁良、端方等“鉴于徐锡麟之暗杀，咸有戒心，各自设法向党人施展金钱政策，使为己用”，[19]（p232）有的甚至派人“到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1]（p48）刘思复在粤谋炸李准，徐锡麟在皖刺死恩铭，清廷之巨头，群震惧而不敢妄逞淫威，变其高压手段，而为软化方法。若肃王之尊礼党人，端方之牢笼学生，其明证也。党人亦即借此机会，措置裕如，所以群治学社成立，经一年又九月之长久时间，未受风浪，得安心从事于组织、宣传、训练诸工作，俨成节制之师。[20] 2、激发了革命党人的士气，鼓舞了民众。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或为起义之先声，为起义制造声势、扫清障碍，如1907年徐锡麟枪击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等，均是为了配合武装起义而采取的先期行动；或者在革命低潮时，鼓舞士气，同时削弱封建统治势力，如1909年，尹锐志、尹维俊姐妹曾率十余同志赴京，谋刺清廷权贵要人。以此作为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手段，也未尝不可。魏兰评价徐锡麟：“当此二十世纪，亚东大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唤醒无老无少无男无女，其事传布于五洲万国者，非吾浙徐君锡麟之枪杀恩铭乎。……然而徐之能成如此之事功者，非徐一人能自成之，以有无数之英雄豪杰，有以致之也。”[1]（p4） 3、惩处了内奸、叛徒，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隐患。1906年，徐锡麟在山阴县令的宴席上听见辅佐县令办教育的举人胡钟声对人说大通学堂“是乱党，想造反”，当晚大通学堂党人张伯歧就将胡刺死；1908年，陶成章派人暗杀了出卖秋瑾的绍兴府学务处总办胡道南；1909年，王金发击毙叛徒、奸细汪公权等，既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隐患，为革命保存了实力，同时又给予叛徒、奸细以警戒。 其次，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1、在令清廷权贵震惊之余，促使他们提高了警惕，在加强了自身防御设施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搜捕、镇压，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吴樾谋炸五大臣未遂后，清政府“急设警部，将大整顿警察之政，以防辇毂之安全。近日则又有议推行各省，每省巡道除盐粮外皆改为巡警道，以广兴所属地方之警察。噫，清政府伺察汉人之手段乃愈出愈工矣。”[21] 2、对暗杀手段的过渡依赖，使得部分革命党人醉心于“一击见成败”完成革命的“速成法子”，而不愿意去从事长期、艰苦的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都为其“易者”，则何人为其“难者”？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候，暗杀都只能是革命工作的辅助手段，正如吴玉章所说：“我们怀着满腔的热情，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去惩罚那些昏庸残暴的清朝官吏，哪里知道杀了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并不能推翻反动的阶级统治，尤其是不能动摇它的社会基础呢？”[22] 3、暗杀手段引入近代中国政治斗争后即被滥用，不仅成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同时也被部分党人用作内部斗争、消除异己的方法，而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更是将其用作铲除革命党人的利器。为光复会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陶成章因为内部争权而被陈其美派人暗杀，而陈其美又被北洋军阀暗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捉弄人啊！ 四 那么，对于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我们应当怎样评价呢？其实我们不仅仅要评价光复会的暗杀活动，还有后来颇具因果循环色彩的，主张暗杀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被陈其美暗杀，以及陈其美其人又被人暗杀，我们都应当有个清楚的认识。暗杀其为器，利耶？弊耶？ 时人认为，对暗杀活动，“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23]今天我们比之近人又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笔者以为，对于暗杀活动，当先观其时，即分析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再观其敌，即考察暗杀活动的对象；三观其志，即审察暗杀活动的目的，而后是非乃定。 首先，看看光复会一系列暗杀活动发生的时代背景。这一点可以说是众所周知，近代中国腐朽的封建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但却摇而不坠，危而不倾，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自身毫无办法，却又束缚国人手脚，积极扼杀任何使中国走向进步的努力；不惜以其一家一族眼前之利，而损全国各族长远之利。当此乱世，仁人志士报国无门，求变无途，既没有健全之法制可循，又没有合法的方式可用，非常之法，难以成事。因而，暗杀可用。 其次，考察光复会暗杀活动谋刺的对象，非满清权贵，即叛徒汉奸。前者吸取民脂民膏，为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而羁缚民之身心，他们都是中国进行革命、社会走向进步的障碍，除之则有利于革命之成功、社会之发展，因而，暗杀可用。但反观陈其美之杀陶成章、袁世凯之杀宋教仁、乃至后来国民党特务之枪杀李公仆、闻一多，其所暗杀者或为革命奔走之志士，或为民主呐喊之仁人，对此暗杀手段，我们只能斥之为卑鄙、无耻。 第三，分析光复会暗杀活动的目的。光复会暗杀活动之目的，一为铲除封建统治者，为革命扫清障碍；一为唤醒民众，进行彻底革命，如吴樾之杀五大臣，使民众不为清廷之假立宪所蒙骗；一为惩治叛徒、奸细，保存革命实力；此外还有一点，即吴樾所说，暗杀清政府官吏，清政府“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根据“原动力大者，其反动力必大”的原理，残酷的镇压，必然引起人民强烈的反抗，促成革命的爆发。[13]（p726—727）上述之目的，简而言之，就是要推进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促进社会进步。其出发点是好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因而我们说，光复会的暗杀活动是革命活动的一部分，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一庵．暗杀史[M].新中国图书局，1914. [3]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主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4]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拒俄运动[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7]冯自由．革命逸史（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N].民报，1906—07—15. [10]章太炎．答梦庵[N].民报21号，1908—06—10. [11]蔡元培．蔡元培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纪事[N].天义，1907,（6）. [13]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革命先烈传记[C].上海：经纬书局． [15]秋瑾．秋瑾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6]张倩、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北京：三联书店，1987. [17]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A].辛亥革命论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18]寄生．安抚恩铭被刺事件[N].民报第16号． [19]冯自由．革命逸史（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1]犟斋．既设警部复置巡警道果何为耶[N].民报第2号． [22]吴玉章．辛亥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3]寄生．纪清贝勒溥伦来东后事[N].民报第18号． （资料来源：《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