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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60年，中国资本主义己经初步成长的社会条件下面。资产阶级尽管很幼弱，但它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成熟的力量，足以使自己扮演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脚色。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国内外学者一直在研究。但至今仍缺少全面讲这个题目的著作。我们只能举出部分或个别统计资料，从中看出一般趋势。据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从1872年到1911年间，中国资本（包括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设立的矿冶、机器、纺织、食品和其他工业、厂矿，共521家。1894年以前，即中日战争以前22年间设立的74家，1895年以后，即中日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的16年间设立的447家。后面16年达到了前面22年的6倍。1894年以前，各年设立的厂矿资本总数，只有1878、1889、1890、1891、1892、1894等年份在100万元以上，其他都只几万元，几十万元。1895年至1911年间，各年设立的厂矿的资本总数，只有1901、1903两年为几万元，其他都在百万元以上。1905至1908年，分别为1000万元至2000万元。又如棉纺织这一个行业，1890年，中国资本第一家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办，1895年，投入生产的7个厂，纺锭174564枚，布机1800台；同时，正在筹建，定于1895年以后开车的3个厂，纺锭88614枚。1896年至1913年的17年中，开办华资厂16家，中外合资的3家，纺锭484192枚，织布机2016台，织机增加12％。资本数额，估计1895年以前，只有9862千两，1913年达到26232千两，即增加了166％。从这些材料远不足以看出整个轮廓，但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生产在中国不仅确实在进行中，而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也确实出现了一个初步的、小小的发展浪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资产阶级虽然很幼小，但它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阶级。 无须乎论证，与民族资本主义相比，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占绝对优势。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规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就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民族资本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初步发展的条件下，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那种单纯的农民反抗运动，就永远成为过去了，而无产阶级这时又处在自在的阶段。民族要求独立，资本主义要求发展。于是，发动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的任务，就不得不落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肩上。这就是辛亥革命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头一条恨据。 西方一些著作在叙述辛亥革命时，极力避免谈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崭新的事实。那些作者到处寻找辛亥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总没有发现它。有的怀着皮毛之见，搬出些最一般而理由，例如水旱灾荒，“盗匪活动”，人口膨胀等，来说明这场革命发生的背景。他们以为中国每一次革命背后都存在着人口问题。这次也不例外。太平天国革命、其他“叛乱”以及天灾流行，对人口的增长不过暂时阻止而已。人口密集省份向边疆地区移动，以及沿海人往海外谋生，也无济于事。据说1885年至1911年，中国人口总数自3.7亿多人增加到4.3亿多人。因此，到1911年的时候，人口对于食物供应的压力已十分沉重；同时，由于1910至1911年饥荒的情况，就为一个大规模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有的作者承认西方与发生这场革命有关，说清朝正在接近它的末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则并不清楚。西方的“进入”影响革命，改变了历史上从秦汉、隋唐往下那种改朝换代的模式。至于西方“进入”的内容怎样，其中固然有外国在华传教、经营商业、银行贷款等等，而主要的是“新思想来了”，使人们要求用共和国代替帝制。他们的议论，集中起来，就是不承认辛亥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侵入，封建经济破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条件下发生的，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个根本矛盾。一望而知，这类说法有意无意起着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作用。 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存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这是谈论近代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当然也是确定辛亥革命性质的出发点。或者有人怀疑，突出资本主义，难道不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吗？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讲，黑暗落后、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其他革命阶级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发展和演进。这个阶级的利益，在当时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当时则应该成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距今70年以前，可以充当这个阶级、发生这种作用的，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其他阶级。问题在于中国资本主义太弱小，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强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两大敌人面前，表现虚弱无能。它没有等到克服面前的障碍，就设置了新的障碍，没有等到发挥自身的先进本质，就暴露了自身的狭隘本质；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形势给它提供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可能性，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快葬送了这种可能性。它没有可观的力量去消灭现状，改变现状。最后是用庆祝胜利的词藻，来宣告了斗争的真正失败。但历史发展规律并不是不起作用的东西。实际的力量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必定要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又是一回事。辛亥革命无论如何是资产阶级为改变民族现状所发动的最重要的一次冲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既然是确定不移的，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就是确定不移的。 二 资本主义一出现，资产阶级内部就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分裂为不同利害关系的集团。它们各自按照自己利益的需要展开活动。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成员，完全不同于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也有异于戊戌变法那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与革命派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中国资产阶级中，有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一部分，有中小生产者、富有革命要求的一部分。辛亥革命运动主要地是代表中小生产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最善于反映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 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谁来革命？1901年以后的革命书刊上，陆续讨论、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作者称统治阶级为“上等社会”，称劳动群众为“下等社会”，而把他们自己列为“中等社会”的代表者。例如《游学丛编》上说：“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杨笃生《新湖南》上说：“诸君（指中等社会）在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杜会之替人也。提絜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惟诸君之责。”陈天华说：“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那时就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大事可成。那末，何谓“中等社会”呢？《新湖南》上说：“湖南无兼并之豪农，无走集海陆之巨商，无鸠合巨厂之大工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湖北学生界》上说：统治阶级顽钝腐败，“位置之上于学生者无望矣”；下等社会的人没有知识，“位置之下于学生者更无望矣”。“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只有他们能够肩负起挽救中国的伟大责任。《苏报案纪事》上说：“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章太炎对这个问题也集中讲过。他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强盗有力量，秀才没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所以强盗起事没有依赖督抚的心，秀才就有依赖督抚的心。前此数年，遍地是借权的话。直到如今，讲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抚的权，好谋大事。这真胡涂得搅。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依兄弟看来，知识高下且不说，但强盗从没有靠官造反的心，会党略有数分，学界中人更加数倍。论他志气的下劣与自信力的薄弱，较之会党强盗，不免有些惭愧。……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从今以后，我汉人兄弟，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不要想当奸细；但想做将士，不要想做参谋；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何必怀着那下劣心思，为会党强盗所笑呢？”孙中山早在1904年发出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里，就对可能参加革命的人作过阶级分类。他说：“这种欢喜革命思想的中国人，可以粗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人数是在三个中最多，容着因官厅的压迫而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生活的。第二，就是一般用激进中伤手段，而打倒满人的。第三，那就是运用高尚的思想和超绝的理想，来从事鼓吹的人们。这三种重要分子，都以有力而爽快的方法，分头合作，所以最后必定能达到所希望的结果”。孙中山无疑是把自己和他的许多同志列在这第三个“阶级”里面的。“自居于士类者”、“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学生”、“秀才”、“学界中人”、“平民”、“运用高尚的思想和超绝的理想”者等，说法不完全一样，基本意思是一个：革命领导者是中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事实也就是这样。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兴中会主要在华侨中活动。会员279人中在国外经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219人，占总数的78％多。在这些人中，商业和农业资本家133人，占48％。学生和小资产者58人，占21％，工人54人，占19％，会党活动分子34入，占12％。知识分子不占主要地泣，资本家却引人注目。同盟会成立，革命知识分子显著增多。据极不完全的材料，1905、1906、1907年加入同盟会，现在可以查出本人成分的379人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为绝大多数。官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帅、医生8人，各占2％多一些。资本家、商人6人，占1％多一些。贫农1人，占不到1％。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66人（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末永节3名日本人除外），目前能查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十几人中，有华侨商人、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塾师、官僚等；他们本人的成分除商人1人，全都是知识分子、留学生。组织、领导武昌起义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领导的基层组织的情况。文学社社员3000多人，现在知道的97人中，新军士兵80人，占81.6％，新军排长4人，新闻工作者5人，中学生4人，陆军学生2人，留学生1人，农民1人。共进会会员2000多人，现在知道的169人中，新军士兵87人，占51.4％，新军排长4人，陆军学堂学生27人，中学生22人，留学生8人，新闻工作者2人，中、小学教师3人，商人5人，资本家3人，会党5人（新军士兵和知识分子加入会党的在外），家庭妇女2人，铁路稽查1人。同盟会成员中的商人、资本家，知名的有钟明光、许雪秋、禹之漠、沈懋昭、梁钟汉、熊晋槐、周增、卞鼐、税联三、税钟麟、余照常等。禹之谟做过长沙商会会长、教育会长，戊戌变法以后倾向革命。1903年在长沙开办毛巾工厂，一度留学日本。1906年夏天，陈天华遗榇归葬湖南，禹之谟发动长沙学生举行丧礼，上万人游行送葬。反动派寻找借口，逮捕他入狱。萍乡、浏阳起义后被杀害。许雪秋潮州人，经商南洋，富于资财。1904年回到潮州，捐道员头衔，又承办潮汕铁路部分工程，招收工人，准备起义。1905年以后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华民国东路军都督。1907年他领导了潮州黄岗起义。沈懋昭经办上海信成银行，上海起义中起过作用。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协助孙中山联合华侨资本家，组建中华银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倾向革命的其他成员，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领导力量。列宁说，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是一个上山的阶级。列宁的话，对于说明这个力量，是很深刻，很形象的。 三 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说为根据，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以号召群众。他们的纲领、口号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和利益。孙中山多次讲，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从欧美传进来的。但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与欧美革命的资产阶级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面。中国资产阶级带着先天的软弱性，所以革命派采用西方学说时又表现了自己的特点和弱点。下面着重分析其纲领的性质。 同盟会总章第二条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军政府宣言》写着：今日革命与前代不同，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应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宣言》解释“平均地权”的含义说：“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同盟会纲领的内容是三件事：一，推翻清政府；二，建立共和国；三，平均地权。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把它们归纳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仅主义、民生主义。《民报》第三期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加入维持世界和平、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革新事业，补充说明了革命派对外国和世界事务的态度。三大主义每一条都明确地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检阅一下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关于民族主义。 民族运动有各种各样。历史条件，阶级内容不同，民族运动的性质也因之不同。资本主义成长、对外扩张，世界上跟着形成两种国家，两类民族。一类，宗主国，压迫民族；一类，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扫清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时，领导过自己的民族运动。那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本地资产阶级要反对封建势力、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也必定要从事自己的民族运动。这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又一种。同盟会纲领、孙中山的民族问题学说、民族主义，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属于后面的这一种。同盟会纲领里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强调了国内民族矛盾、反封建的一面，没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民族矛盾的一面。但革命派的宣传、解释中对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民族矛盾的一面，有鲜明的阐述。孙中山、革命派的其他一些人，都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 革命派并没有以反满为唯一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反满，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同盟会纲领、孙中山的民族问题学说、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它反映着全民族的要求，指出了历史前进的道路。 对“驱除鞑虏”的强烈主张怎么着待？推翻清朝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只有一致，并无矛盾。1903年，孙中山在一篇《驳保皇报》的文章里，就集中讲过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清政府是外国鹰犬，中国“欲免瓜分，必先倒清政府”。著名的宣传家陈天华在《警世钟》、《猛回头》等作品里也把为什么反满的道理讲得极为透辟。他反复申述：清朝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朝廷其实是外国人的政府。“朝廷固然是不可抗拒，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也就是说，人们反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人民打倒了清朝统治，就是打击了站在清朝统治者背后的帝国主义。革帝国主义的命，必须同时革封建主义的命。二者相联，不可分割。在这个意义上，反满斗争属于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一翼。当然，资产阶级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革命派中许多人抱着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观点，极力把从西方输入的民族主义，变为反满主义、种族主义，那除了表明中国革命中有满汉矛盾这个特殊问题，还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严重的落后性、软弱性。 关于民权主义。 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人权，与封建制度相比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人权作为政治纲领首先来自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人权宣言”。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通过按照18世纪启蒙学者“天赋人权”思想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其中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因此把它当做普遍原则接受下来，写在自己的旗子上，一去进行反抗压迫，争取统治权的斗争。辛亥革命中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它们采用这条原则作为自己的纲领，说明它们是以历史上同类进步事业的继承者自居的。客观上也应当给以这样的评价。 民权或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我们说是资产阶级口号，是指它本质上体现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不少著作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详细分析了人权观念形成的过程以后，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列宁反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说：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把集会自由叫做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平等问题也是一样。列宁尖锐地问道：“被剥削者能同剥削者平等吗？”他指出：“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民主共和国和现代的平等是谎言，是欺骗，因为在那里没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因此，“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不因为它与封建制度相比具有莫大的进步性，就足以掩盖、减少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表现的狭隘、残缺不全和对穷人、被压迫者的虚伪性，欺骗性。 历史充满了这类事实。美国宪法最先承认人权，与此同时，又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法国革命中，1791年6月，制宪议会通过《霞不列法》，宣布一切工人罢工或集会结社都属非法，违者要受到严厉惩罚。《霞不列法》用国家警察权，把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内，并且经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一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8月，＿通过《人权宣言》。9月，通过新宪法。宪法规定两级选举制，复选人必须具备极高的财产资格。工人、雇工等无产的居民。被宣布为消极居民。根本不能参加选举。1848年，一法国工人阶级在六月革命中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无产阶级的巴黎呻吟、流血、燃烧，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这就是资产阶级昭示的博爱。 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采用民权、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为斗争武器，也在实践中发挥了这个口号的一资产阶级特性。他们刚一上台，还没来得及张灯结彩，就立刻回过头来，反对、屠杀工农群众。武昌起义，鄂北江湖会首领张国荃、李季昂等在老河口响应，很快建立起光化、谷城、襄阳革命政权。江湖会武装自发打击反动官绅，向地主富豪派捐勒饷。革命党人季雨霖、刘公（襄阳大地主兼商业经营者）等，利用黎元洪封给的“招讨使”、“总指挥”等名义，前往改编、解散。李季昂、海凤山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屠杀。广东在武昌起义以后，各路民军同时并起。其中三合会首领王和顺，早在1907年奉孙中山命，发动钦州起义，就宣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据，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政体，行土地国土之制度，……”辛亥革命中，王和顺在惠州发动，檄文中又宣布：本军队宗旨，“专为驱除满奴，光复神州，实行平等自由博爱三大主义”。陈炯明代理都督，下令裁撤民军。王和顺不服，陈炯明武力解决，用炮火教训三合会首领，他应当如何了解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意。其他地区，群众自动组织的武装，革命派或指为“行动越轨”，或诬以“假革命”罪名，杀戮解散。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一番景象，若干人物。其中一个没有觉悟的贫苦农民阿Q；一个先跑到城里去进洋学堂，以后又到了东洋，半年之后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的“假洋鬼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或“自由党”分子，形象特别生动、逼真。“假洋鬼子”对阿Q的态度是“不准革命”，最后并让他走上了“大团圆”的结局。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对劳动者自由平等博爱的。 辛亥革命的失败，当然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太多了，而是讲得太少，没有真正实行过。这里分析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是为了说明同盟会民权主义纲领的阶级属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缺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因之十分缺乏资本主义民主的洗礼。帝王思想，个人专制，宗法关系，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各种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相对立的封建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辛亥革命的失败，既是由于缺少一个农村大变动，也是由于在思想领域里缺少一个铲除封建传统的大变动。孙中山领导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创建共和制度，功勋不朽。但那对于卸下中国人身上沉重的封建传统枷锁，还只算得一种很初步的工夫。“五四”运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是辛亥革命的补课。中国历史随着出现了一个跃进。这说明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大力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普及民主思想，是何等的重要。 关于民生主义。 反对封建剥削压迫，发展资本主义，土地问题必然成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法国大革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有典型性。雅各宾专政期间，国民公会颁布法令，使近二百年来封建主从村社会有地夺去的土地归还农民，按人口分配，不分性别、年龄。农民的各种义务，包括地租以及其他封建苛税均被豁免；封建文据契约，一律焚毁。农民土地问题解决，有利于革命的深入发展。法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由此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代替封建的剥削关系，旧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 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与法国资产阶级采用革命手段没收封建主占有的村社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显然不同。《军政府宣言》和孙中山的解说，“平均地权”是要通过核定地价和向地主收买土地，使土地归国家控制；换一个说法，也叫单一税制。它来自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土地问题学说。据说国家有了这一项税收，就可以用之不竭，其他一概免税。孙中山强调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中国讲求民生主义的人，“睹其害之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又说：社会问题，在欧美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将来也会发生。到那时收拾不来，又要闹成大革命。欧美社会党所以创导民生主义，就是因为贫富不均，想设法挽救。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为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议论纷纷。凡有识见的人，都知道社会革命是决不能免的。”中国革命及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发生社会革命，这将为欧美各国所不及。“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孙中山等人看来，实行这条纲领，就可以平均土地所有权，克服资本主义的贫富对立，避免社会主义革命到来。实则它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或“平分土地”，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著作上有详尽的论述。马克思《反克利益的通告》，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中论亨利·乔治的理论，列宁《两种乌托邦》，《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论土地平分、土地国有等，反复指出，那些土地问题的主张内容不尽相同，但实际都是一样；扫除封建土地制度，促进商品生产，扩大资本主义的基地。 列宁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是这样讲的：“先进的”中国人，竭力向欧洲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孙中山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他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结果，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他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改革”，决不会带来其他实际的东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在亚洲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中，是什么经济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封建主义。 列宁的分析告诉我们：“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它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摧毁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革命派的这条纲领谈得如此漂亮，但没有，也无从付诸实行。它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表明资产阶级没有可能真正领导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从事反封建斗争。但提出这个纲领，本身就说明，一个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高潮的形势，正在中国地平线上兴起。 孙中山以为一旦实行“平均地权”，就可以克服资本主义贫富对立，避免社会主义革命到来，那当然是一种空想。他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要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形态提早到来。所以列宁分析孙中山的土地问题纲领时又指出：从学理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反动的空想。但它的“纯粹资本主义的、实足资本主义”的性质，又是反封建的、战斗的、革命的。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而这个政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历史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革命派的纲领内容，客观上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即使他们对于革命应当解决什么任务，和纲领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并不完全了解。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如此鲜明，以至谁也不怀疑，它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革命有何相似的地方。历来谈论辛亥革命的有反满论或其他什么论，从来没有农民革命论，就是证明。但是，由于第一，推翻清政府统治等三条，都着重讲的反封建，缺少明确反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第二，“平均地权”没有、也无从实行，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三，民族主义列于三大主义的首位，但它的实质是什么，从开始就解说不一，这都暴露了革命派的重大弱点：他们提出的是一个不彻底的、可以作不同解释的、妥协性很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何况革命派在制订纲领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意见分歧。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记载：同盟会成立时，有人主张称“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对满同盟会”，“平均地权”一条，怀疑的人更多。 四 农民仍是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近代史上、农民阶级独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和震撼全球的义和团运动。现在他们的斗争，直接间接与资产阶级相联系。农民遍布各地的自发反压迫活动和直接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才使辛亥革命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后，掀起了又一个革命高潮。 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六七年时间里，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反抗斗争汹涌澎湃。他们或者抗租、抗税、抗捐，反抗地主、官吏压迫；或者惩治外人为非作歹。参加的群众动辄数百数千，以至数万，并往往由一般骚动发展为武装反抗。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各种反抗斗争共90余次，1907年增到160余次，1908年又增加到190余次，1909年130余次，1910年骤增至290余次。革命派自1906年以后频繁暴动、武装起义有：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安庆之役，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1910年广州之役；1911年黄花岗之役等。这些暴动、起义，有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爆发，同盟会派人前往领导，用金钱军火予以援助的。潮州、惠州、防城各役都是这样。革命派受到农民和广大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推动，从中吸取力量，反过来，他们的革命宣传和起义又在群众中散播新的影响。风潮激荡，革命形势愈来愈高涨。单有资产阶级的活动，决不足以造成这种形势。 武昌起义一个月多一点，即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同盟会发动的一部分新军和一部分会党在各省响应，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广大农村的农民和若干城市群众的反清斗争猛烈开展起来，这个力量是更加重要的。 请看各地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斗争的事例：湖北江湖会起义，在光化、襄阳、谷城建立革命政权，表示愿意接受湖北军政府领导。江苏扬州手工业工人孙天生杀官起义，成立扬州军政府；无锡、常熟、江阴一带贫苦农民组织“千人会”，武装抗捐、抗租。广东顺德等县农民起义，组成几路农民军，共10余万人，进逼省城。湖南衡州、嘉禾、醴陵、澧县等州、县会党同时起义，杀逐官吏豪绅。陕西会党、刀客并起，各种名目的农民军林立；咸阳到凤翔、陇州数百里地区，一时成了“会党世界”；潼关革命军杀敌，乡民数万前往助战。四川许多州县农民武装与地主搏斗；大竹“孝义会”农民军攻占邻水、广安等十余州县，宣布独立；成都被各路同志军一二十万人所包围；川西藏族人民起义，攻下松番，懋功等地。云南腾越、永昌一带少数民族和会党起义。贵州贵阳等地会党开台口、立山堂，头打包巾，背插双刀的人群到处活动，并配合革命军作战。广西军阀搞假独立，柳、平、浔、郁等处会党奋起武装抵抗，其他地区也发生群众强迫官吏交印、缴枪、纳款和攻城据卡。福建清军对抗革命，福州船工、学生、哥老会群众组织义勇队、先锋队、洋枪队参加战斗。江西洪江会、哥老会、三点会群众广泛开展斗争，他们的力量把那些革命党人也吓坏了，掉转枪口，对他们残酷镇压。山西丰镇雇农张占魁等起义，攻克陶林、宁远；汾城哥老会组成“晋南民军”，攻下新绛、稷山、河津；浮山哥老会宣布成立革命军政府；黎城、辽县、武乡天龙会焚烧外国教堂，驱逐教士；高平、长治、沁县一带贫苦农民组织“干草会”反抗官绅；沁源“干草会”暴动，参加者达数万人。河南洛阳、伊川、孟津和京汉、道济、陇海铁路沿线大刀会数万，武装反抗官吏。奉天辽阳、辽中、凤凰、庄河、复州等地民军很快兴起。直隶丘县、雄县、滦州群众起义；雄县群众竖起“北洋革命军”大旗。山东、甘肃、新疆、内蒙等省区也发生民变或会党起义。上海工人、学生、妇女4万多人参加革命军。广潮帮100余人报名，愿充敢死队。龙华火药局归入革命军手以后，工匠、童工，一齐加夜班赶造军火。江南制造局工人莫宽、叶辛等配合起义军攻打清军，夺取火药库，占领制造局。京汉路武胜关内外铁路工人同农民群众一起破坏铁路，伏击清军。四川富顺煤矿工人，四川、福建、江苏的运输工人参加武装起义。秘密结社的会党在这些斗争中占着显著的地位。其中少数有同盟会员参加活动，大多数是听到革命风声，揭竿而起。那些秘密结社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他们袭用设立码头、台口、山堂的陈旧方式进行活动；喊着“救民伐暴”、“劫富济贫”、“灭旗兴汉”、“灭清复汉”等传统口号；不少地方，会党与“革党”碰在一起，两者就矛盾、对立，而且后者就镇压前者，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属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群众的特色。同盟会有的领导人原来设想，先在某地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然后传檄四方，把革命有秩序地推及全国。席卷全国辽阔地区的农民、人民群众的奋起斗争，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设想的那种“有秩序”的革命。他们表现出是左右局势的主力军的姿态。 不用说，革命派发动的新军、会党、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武装，它的参加者除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也是农民群众。湖北军政府建立，预定扩充革命武装四协，每协3000人。城乡人民踊跃参加，5天即告足额，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不绝。安徽寿州革命党起义，建立“淮上革命军”，四乡农民2万多人，报名要求入伍。湖南革命军进入长沙，群众欢呼从军。3天之内，招兵达6万人。有一个记载说：“焦达峰原系会党出身，手下万余人，多市井。焦既就职，其党徒辄大呼曰：‘焦大哥作大都督，我们都做官去’。”那很象《史记》陈涉世家上讲的农民投奔陈胜的情景。大抵会党下层群众，在城市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在农村为贫苦农民。 封建时代，历次农民战争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但它们不曾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何以就成为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据呢？关键在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与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结合。农民深受封建剥削、压迫，又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没有新的领导力量以前，他们只能自发地去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出现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资产阶级是代表新生产方式的比农民先进的阶级，它有可能领导农民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但“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光有官，没有兵，就谈不上打仗。它们要靠农民的力量为自己夺取政权开辟道路。资产阶级离开了农民就不可能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因此，由农民充当、并且也只有农民能够充当革命的主力军，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例。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通例，第一次由德国所证明，第二次由英国所证明，第三次由法国所证明，如出一辙。 德国农民大起义：1524—1525年全国约2/3的农民投入了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它发生在早期资产阶级诞生的时候，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首先，资产阶级是在农民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走向革命的。其次，农民运动还推动了革命战争。1642至1643年间，反圈地的农民运动遍及东部。1645年，西南诸郡爆发“棒民”的武装起义。革命军也主要是靠农民组成的。克伦威尔靠亨丁顿、剑桥等郡的自耕农组成了号称“铁军”的第一支骑兵队。1644年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大捷，就全凭这支骑兵队。克伦威尔接着建立的新军，成员也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代表长老派、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贵族的代表独立派，都害怕民主运动的增长，先后谋求与王权妥协，使革命止步。平等派和掘地派的斗争，才使革命取得了一度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胜利。平等派、掘地派的社会基础，就是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其他贫苦群众。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7月攻陷巴士底狱，同年10月进军凡尔赛，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度，1793年山岳党的胜利，1794年罗伯斯庇尔失败等等，这一系列激烈斗争，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面貌和结局。关于谁是这些斗争的主力，资产阶级历史研究者，例如以宣传英雄史观著名的卡莱尔用许多空洞的词藻，把他们描绘为“激怒了的国民猛虎”，“喷出熊熊烈火的世间怪兽”之类；另一些作者则断言他们是匪徒、盗贼等乌合之众。 乔治·德鲁《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提供的丰富材料，使我们对参加历次斗争的群众有了确切的了解。那次革命的每一个重要篇章，都是由工场工人（当时巴黎60多万人口中，工人连同家属占近30万人）、小店主、小作坊老板、小商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这些所谓无套裤党人写下来的。攻打巴士底狱的群众，包括“巴士底攻克者”，焚烧关卡等暴动的群众，是建筑工人、酿酒工人、刀匠帮工、鞋匠帮工、桶匠、油烛制造工人、公共工程雇用的工人、甲匠帮工等约30种手工业工人以及马车夫、搬运工、码头工人、水夫、街灯点火夫、厨师、失业工人、小作坊老板、酒商、小商贩、士兵、国民自卫军骠骑兵和城市贫民。向凡尔赛进军的群众，是市场卖鱼妇、女摊贩、洗衣妇、其他劳动妇女、面包师、假发匠、裁缝、裁缝帮工、鞋匠、药剂师、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印刷工人、磨粉工人、搬运夫、镀金匠、家具匠帮工、小商贩、小作坊主、家庭仆役等等。最后还有巴黎各区的革命自卫军。山岳党的胜利、罗伯斯庇尔失败，起重要作用的是“每天工作的公民”、“全体工人”、“贫穷的义勇军”、“不太宽裕的公民”，其中包括建筑工人、陶器工人、官方包工工程的工人、印刷工人、烟草工人、面包工人、宰猪工人、码头工人、军火工人等等。他们的积极斗争，使山岳党战胜吉伦特党，建立起雅各宾专政。因为他们识破了吉伦特党的反人民面目。他们的离弃或冷眼旁观，又使罗伯斯庇尔遭受失败。因为他们被雅各宾的最高工资限额、禁止工人集会等激怒，不愿意给后者支持了。农民的斗争至少同样剧烈。革命的第一年，农民起义就遍及全国。正是农民的起义、农民的斗争，他们才实际上从封建主手中夺回以前的村社公有土地，焚毁文据契约，免除地租、苛税剥削；也正是农民的起义和斗争，资产阶级才在农村的广阔土地上得到了支持。照资产阶级观点看来，这些“贱民”、无套裤党人，在革命中似乎无足轻重。马迪厄的名著《法国革命史》也是把罗伯斯庇尔作为决定历史命运的主角。事实上，除开这些“贱民”、无套裤党人的斗争，徐开遍及全国的农民运动，也就没有了法国大革命全部雄壮的篇章。 恩格斯总结德国、英国、法国的革命说：“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一七九三年在法国和一八四八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又说：“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 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依靠广大农民参加，提供战斗部队，才掀起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革命高潮，夺取了推翻帝制这种起码的结局。列宁说：“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又说：“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农民的斗争构成了革命高潮的主要部分。但是这次革命不但没有走得更远，而且应当得到的成熟果实也远未得到。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地位，不同于英法等国资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在这方面失去了效验。英国、法国资产阶级的成就尚且不是自己的争得的，中国资产阶级就毋待论矣。 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中占着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时指出：拉萨尔在剧本中没有把当时广泛兴起的农民战争作为骑士暴动的背景，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济金根的失败，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所属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联合农民，而农民恰恰是反封建斗争的基本力量。列宁也指出：正是城市平民（等于现代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联盟，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有了那样的规模和威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路德骑士”，即自由派——地主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平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的反对派，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是社会民主党人绝对不能容许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评论对于认识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资产阶级即使在上升阶段、充当着革命领导者的时候，也因为它的剥削阶级的地位而胆小如鼠，蜘蹰不前。而且当它一旦取得权力，马上就翻过脸来，镇压农民和劳动群众。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特别是只有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指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所起的作用，同样指明了这一点。 以上四条根据，足以充分说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它不是任何其他革命，只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否认辛亥革命的这种性质，就要推倒上面那些根据。而那些客观事实是怎么也不会被驳倒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依照那个公式，对于辛亥革命，我们也可以说：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