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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战后国共内战中的失利，一向为史家关注。抗战胜利之初，就物质基础而言（包括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国民党已达到其执政时期的高峰。可又何以在短短几年间，即在内战中失利，其间缘由，政治、经济、外交与社会层面之因素，已为诸多学者所探究。[1] 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应为其军事失利。就军事层面的研究而言，学界关注较多的为具体战役之成败得失，如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战役。本文则企望以内战初期国民党之军事战略战术为中心，对其成败得失作初步之考查与辨析，期使我们对国民党何以在内战中失利之缘由有更进一步之体认。[2] 一、战前之国共力量对比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其对手中共。国民党所辖陆军计有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非正规部队约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部队、军事机关和院校约101万人，总兵力约为430万人。[3] 海军编组为海防（驻青岛）、江防（驻江阴）、运输（驻上海）3个舰队及8个炮艇队，有各型舰艇129艘；空军编组为5个军区（沈阳、北平、西安、汉口、重庆），有4个驱逐大队，2个轰炸大队，2个空运大队，1个侦察中队，各种飞机443架。[4]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部署大致为，一线：1、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7个军；2、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下辖第十一战区（北平）4个军、4个整编师，第十二战区（归绥）3个军、1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2个骑兵师；3、第二战区（太原，司令阎锡山），5个军；4、徐州绥署（主任薛岳），下辖第一（南通）、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绥靖区，共5个军、9个整编师；5、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下辖第一战区（西安）8个整编师，第四（许昌）、第五（开封）绥靖区6个整编师；6、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下辖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绥靖区2个整编师。二线：1、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2个整编师；2、衢州绥署（主任余汉谋），1个军、1个整编师；3、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3个军、3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4个骑兵师；4、重庆行辕（代主任朱绍良），6个整编师。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上述统计不包括国防部直辖部队及台湾驻军，如精锐主力之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部队。[5] 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计有24个纵队及相当于纵队之师、11个旅及相当于旅之师），地方部队66万人。分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代司令员王世泰）、晋绥军区（5万人，司令员贺龙）、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司令员刘伯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军长兼司令员陈毅，1947年1月底改称华东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司令员林彪）、晋察冀军区（20万人，司令员聂荣臻）、中原军区（5万人，司令员李先念）等七大战略区，另有炮兵1个旅，14个团，17个营，38个连，没有海、空军。[6] 就军队实力而言，国民党的海空军为中共所无，其陆军野战部队数量为中共的三倍以上，配备亦大大超过中共部队，其中美械装备的39个师，其装备程度更是前所未有。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部队共有步马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轻迫击炮1559门，92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重装备数量明显偏少。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两者相较，步兵武器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武器占据绝对优势，重火力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7] 国民党所辖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也远远超过中共，其18家兵工厂月产步枪约9000支，机枪1430挺，各种炮875门，而中共65家兵工厂月产步枪1030支，机枪15挺，迫击炮仅2门，基本不能生产重武器。[8] 正是因为国民党对中共的强大军事优势，使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在处理战后国共关系问题时，弃和而就武。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在关内的热战暂时停止，但国民党的战争部署并未停止，军方认为“国共和谈终久谈不接近，会议亦不过照例文章。”[9] 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一、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二、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三、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10] 时值国共达成军事整编协议，蒋介石要求部队在整编期内特别注重攻击、防御、清乡侦察、组训民众方面的训练。[11] 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间拟出了名为“复员行动计划”，而“实一作战计划”之方案，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将国方未来之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拟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则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12] 对于打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如蒋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13] 而就国民党军在内战初期的表现而言，其优势炮火与步炮协同能力，较为迅捷的交通运输能力，善于筑工并守备等，表现均强于中共部队。尤其是在守备作战方面，中共多次作战失利，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尚有欠缺，主要是筑工过于简单，以土工为主，难以抵挡优势炮火的攻击，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也不够。[14] 因此，在全面内战初期的攻势中，国民党军在扩大占领区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二、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失误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虽然主战派占据上风，但并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计划。[15] 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的计划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另据蒋介石的解释，此次作战“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16] 蒋还从中国古代战史中为其主张找来根据。他视中共为“流寇”，而他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但在现代条件下，由于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纵使流窜亦无喘息的机会”；只要国军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大功告成。[17] 蒋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与现代战争理念亦有近似处，可惜却未必符合当时的实情，一经实战则显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时连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弃，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当时各地间的现代交通联系尚未成网（只有东北是例外），同时国民党军的能力也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运动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18] 而且由于蒋介石固执于自己的一套逻辑，使国民党军斤斤计较于占领点线，但这些点线非但无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领点线的军队成了蒋自己后来所称的“呆兵”，使一线攻击部队越来越少，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他的设想，但他并未据此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蒋介石主张打速决战，他认为：一、我以优势之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敌决战之自由；二、我军装备优良，除国械日械之外，并有美械装备，且有飞机坦克，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三、我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亦唯有速决歼灭乃最经济之战争。[19] 蒋介石及其手下的高级将领最初也对速战速决抱有莫大之期望。白崇禧认为，可以在一年内结束“剿匪”军事。蒋介石在与马歇尔谈话时，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军队。参谋总长陈诚更是自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20] 然而，国民党在内战初期的作战方针，与其速决战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能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及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剿匪”军事非但未能结束，国民党却被迫在军事上转入全面防御。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陈诚提出其全盘设想是：一、剿共方针，东北应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平衡发展，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为辅，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但仍配合军事要求；二、共军利持久，国军利速决，以国军之优攻共军之劣，防国军之劣取共军之优为制胜要诀；准备时间要长，作战时间要短，战前准备极端重要，兵员粮弹补充愈快愈好，要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作战计划是：“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21] 因此，国民党军初期的进攻重点为苏北到山东一线。这样的部署，有其政治和军事考虑。政治上，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由于要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还维持着国共关系和国共谈判不能破裂，因而迟迟不能进行全面动员，进入完全的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发动军事攻势；军事上，由于在抗战胜利后中共沿交通线的阻击战，使国民党军的部署迟迟未能到位，及至战争开始，兵力调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 虽然国民党军在全面内战之初将攻击重点置于苏北，但是为了政治的考虑，[22] 其后又将进攻面越铺越大，先后在华北、东北发动攻势，也就是所谓全面进攻。而在实际上，其军队的部署又无法达成全面进攻之目的，而成逐次用兵之势，结果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资深将领程潜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如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23] 事实亦如此。3月东北开打，关内尚在停战；及至7月苏北大打，东北又处于相对平静中；而华北则在中共部队的进攻下濒于应付。[24] 参谋本部有人认为，“今日全国无重点，用兵如此决无胜算可言”，建议陈诚“应在鲁南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扫荡陇海路以北地区”。[25] 根据中共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约占总兵力的30%，到10月最高峰时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26] 这样的兵力数为中共野战部队数量的二倍还不到，加之分散于各个战场，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之缺失，国民党军事将领并非全无体认。1946年11月，陈诚在北平召集各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与会者形成了集中兵力、免化众为寡、各战区协力以打击中共主力的共识。在军官训练团讨论时，不少将领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为：“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亦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27] 有鉴于此，1947年3月，蒋介石决定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计划。他对其设想作过如下的解释：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如此，攻击山东是捕捉中共主力进行决战，或者至少将中共部队压过黄河再行歼灭；攻击延安是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使中共陷于群龙无首之境。而在这两个战场中，蒋更注重山东战场。他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28] 此一计划曾给中共山东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但因战区间和战区内的协同不佳，未能根本改变国民党的军事处境。 总之，因为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便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从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换言之，如国民党战史所承认：“扩展空间之作战，必须全面进攻，不但行动迟缓，且兵力形成分散，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不但不能牵制敌人，……反而易于被敌人所牵制，授予敌人机动作战之好机。”[29] 内战之初国民党军的失利，绝大多数发生于运动战中，诚非无因。 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到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30] 内战经过的事实验证了中共的判断。 三、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术失误 战略指导既无章法，而在战术方面，国民党军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即不断失利。 其一为作战保守，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31] 对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32] 因此每逢运动战则经常吃亏。1946年12月中旬，整二十六、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共4个师在鲁南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适当后撤，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33] 中共华东野战军抓住此一机会，发起攻势，歼整二十六、五十一师全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而在近20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几乎毫无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听任路北部队被歼。以致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34]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与军、师与师之间，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一支部队与另一支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导致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35] 山东孟良崮战役即为显明例证。此役中共华东野战军一改传统战法，舍弱取强，表明他们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而国民党统帅部起初未能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完全没有料到其敢于强行楔入重兵云集的己方部队当面中心。5月15日整七十四师被围后，师长张灵甫先“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国民党统帅部亦认为决战时机已至，命令张部坚守，而以整十一、二十五、四十八、六十五、八十三师和第七军增援孟良崮，同时周边还有第五军和整九、二十、六十四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企图一举围歼华野部队。这些援军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二天路程，且不乏精锐之师，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压力。然而当张部在孟良崮苦战之时，援军却行动迟缓，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表现出缺乏协同精神，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在16日不能不以近于恳求的语气电令各部增援：“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36] 可是直至张部覆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10里开外的界牌，炮声相闻，而终不见援兵之至，陈毅称此役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当不为过。战役开始前，张灵甫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37] 此役之结果恰印证了张之所言。 其三为国民党军派系复杂，又掺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脉关系，加剧了协同作战之不易。据第五绥区副司令胡临聪回忆，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中，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为人骄横拔扈，对绥区抱若有若无态度，私人之间亦少接触，彼此存有隔阂。他接到郑州绥署的进攻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致整三师被歼，赵锡田被俘。[38] 国民党统帅部也因此而指责将领常有封建思想，视其序列以内之部队，为其永远指挥之部队，一旦有所抽调，即顿形不满，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挠统帅部之兵团部署，常闻某部队不可归某人指挥，使在同一战场之军队，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状态。[39] 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裁编所谓“杂牌”而影响到作战士气。据郭汝瑰回忆，“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40] 在整军过程中，“同样是国家的军官，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指陈诚系统—作者注），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41] 甚至因为整编而荒唐到了“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42] 此种情形对于部队作战能力之影响甚大。 其四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刘峙和李仙洲。[43] 同时，军队指挥系统迭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军至师，至少有四五级之多，命令来回反复，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44] 在情报方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苏北、延安、山东的情报均为中共事先所获，令其在军事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使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45] 蒋介石亦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己方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46] 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使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蒋介石一方面报怨“国军在收复区内不能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收军民协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们军事进展迟缓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又因担心民众泄密，居然要求“国军进入匪区，必须与当地民众隔离，以便封锁消息”。[47] 可想而知，一支不能与民众交流的军队怎么可能在战争中得到民众的支持。 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再打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如同其自身检讨时所称：“匪军之优点无他，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身先士卒，以贯彻其任，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48] 国民党军的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即所谓“抓伕”。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49] 因此如美国驻华武官所言，政府军有越来越不愿打仗的迹象，精神的缺乏反映在部队中就是他们不明白内战是为了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使他们易于接受共产党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50] 结果就是，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其后只能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国民党企求通过战争，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行动，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其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以及社会动荡、后方不稳等等因素未及深思熟虑，只想在以军事解决问题后再及其它，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而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是不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的。正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51] 四、内战之初中共的军事战略战术 国民党的短处正是中共的长处。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处于劣势，但这种弱者地位迫使中共不敢轻心大意，而是兢兢业业，作战略和战术的精心算度，从而将总体劣势转化为局部优势，又由局部优势积累为均势，直至最终超过对手，转为优势。此一过程堪为中共1949年以前之奋斗历程中最为成功的范例。 自中共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之后，就在进行一系列的战争准备工作，首先是进行战争动员。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开始强调战争的可能。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地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52] 东北战事迟迟不得停止，表明国民党的大打意图，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对各军区发出指示，“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53] 这个指示对战争时间的估计相当精确，[54]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应该是有备无患。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地军事负责人称：“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55] 全面内战爆发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指示要求“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56] 至此，中共基本完成了进行战争的政治与军事动员。 与战争动员的同时，中共着重军事战略与战术之部署。在战略上，中共强调打持久战、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对于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在战术上，则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57]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58] 在作战时机上，中共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给予下属将领相当的自主权，这些方针为中共部队确立了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于作战部署，中共特别强调各大区间和大区内部各地区间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战争爆发前，中共以中原部队原地坚持，吸引、牵制对手的部队和注意力，以便利其它各区的准备。战争将要爆发时，中共最初设想出击外线，太行（晋冀鲁豫）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主力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配合徐州方向作战；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主力渡淮河出击大别山，“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以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59] 此时中共的战略重点是部署部队运动到外线打几个大仗，以此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但随着战争的爆发，7月间，中共中央根据战场形势，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60] 并将整个作战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其后，由于内线作战的顺利，10月间中共又将外线作战的时间推至次年春。及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61] 这表明中共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战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 中共对作战部队赋予的任务着重在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战争开始，中共就估计出对手可以用于进攻的军队总数，进而将应予歼灭数分给各个战略区，即“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四个旅”。[62] 后来，中共将每年应该歼灭的国民党军数量定为100个旅（师），并且在实战中基本得以实现。中共的征补机制也较其对手为有效，其部队分为野战（一线）、地方（二线）、民兵（三线）三类，可以逐级迅速递补。[63] 尤其是中共特别注重对俘虏士兵的教育争取工作，发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本是自己对手的军队几乎成了自己的补给队。以中共华东野战军为例，莱芜战役后，有的部队解放战士（国民党军被俘士兵加入中共部队后的称呼－作者注）的比例占50%以上，多者已经达到70%，技术兵种的人员则基本是解放战士。内战期间，华野伤亡47万人，而人数则从成军时的27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64] 此外，中共在战争中的情报、组织、舆论动员工作等方面，都在相当程度上强于国民党。 虽然如此，在国共军事对抗之中，中共毕竟处于弱势一方，准备尚不充分，下定与国民党决裂的决心并非易事。[65] 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军事上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民众和舆论多有担心，即便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对于内战前景也存在某些疑虑。[66] 面对对手实力远远强于自己的实情，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下定与国民党破裂并打战的决心之前，也经历了长时间的考虑，才做出最后的抉择。据胡乔木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有两件事是毛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就是1946年与国民党的彻底破裂，毛“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67] 但一旦下了决心，毛泽东就有坚持到底的信心与气魄。针对中共内外对战争的担心和疑虑，毛泽东强调：“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68] 毛泽东进而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论断，以鼓励党内外的士气，提高人们对战争前景的信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69] 应该说，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双方领袖的决心与决策关系极大，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表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比蒋介石确实棋高一着。 当我们在五十年后审视当年国共内战双方军事战略与战术之得与失时，我们的判断或许更具有学术意味，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后见之明。而对当时当地当事人而言，这是一场既决定自己，也决定其对手命运的战争。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谁胜谁负并不在于谁不犯错误，因为战争既由人担当，而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谁都不可能保证自己百战百胜。但是战争谁胜谁负的结局，往往在于谁的错误犯得更少，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迅捷。在一场攸关胜负的战争中，最先发现对手弱点的一方，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当我们论及国民党军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作战，从前方到后方，屡屡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时，平心而论，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判断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究属何方。 [1] 有关研究状况，可参阅郭永学、吴祖鲲：《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文松：《十余年来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研究综述》，《历史教学》2001年第9期。 [2] 关于战后之国共内战战史的综合性研究论著，可参阅“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台北1989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1998年版。 [3] 关于国民党军的总数，目前缺乏国方的统计资料，此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2页之统计。因其部队整编后之师与未整编之军、整编后之旅与未整编之师的实力大体相当，故在编制上将两者并列。另据国方资料，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共辖步兵36个军、150个师（内整编师54个、独立旅3个），骑兵10个旅、3个独立团，炮兵12个团（内美式榴弹炮5个团），工兵18个团，辎汽兵24个团、11个营，通信兵8个团、11个营，战车兵3个团，铁道兵3个团。（《国防部政绩报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档〕，档号七八三—797） [4]《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1册，第210－215页。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3－4页之统计，国民党海军仅接收日伪舰艇即达288艘，空军飞机总数为900余架。 [5] 关于国民党军的部署状况，各说不一，此处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1册第256－257页之数据。 [6] 中共部队的人数和编制各说不一，此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323－338页的统计。因为各区部队人数不断变动，故总数与各区数有5万人之差。该书第1卷和第2卷对中共野战部队编制数之统计互异，第2卷第4－5页统计为22个纵队（师），94个旅（师）。 [7]《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6页。国民党军拥有的美械装备是否能在实战中发挥效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陈毅根据其作战经验认为：“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北京中央档案馆藏档抄件）而且美械装备部队经常受到补给问题的影响，并由于美国一度实行武器禁运，使其效用时常不得发挥。据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回忆，该军初入东北时，还是用训练时发下的弹药，直到打下锦州才得到补给，“总的说来，军品补给断断续续。”（陈存恭、张力整理：《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史所台北1986年版，第238页）蒋介石亦曾告杜聿明，“东北部队对于美械弹药应设法节省，不得浪费，希特别注意，通饬所属遵照办理为要”。蒋并将此情形告在美负责采购军火的毛邦初，令其“可以汝所知之实情转告。美械子弹之奇缺实为严重情形之主因也”。（《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6年12月29日，《蒋介石致毛邦初电》，1947年12月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卷·交拟稿件》，第23册第2034、2072号，藏台北“国史馆”） [8]《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3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1册，第164－1页。 [9]《郭汝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19日，藏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0]《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5年版，第4册第387页。 [11] 蒋介石曾于4月5日致电徐州绥署主任顾祝同与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称：“最近所属各部队整编工作有否开始，情形究竟如何，希于每星期三将上星期各部队整编进度直接详报。此次整编或为我国军成败存亡最大之生死关键，务望两兄切实负责，如期完成。应知黄埔以来革命之危机，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对整编业务切勿以寻常视之。又望一面缩编，一面训练，以期随时可以应战也。”（《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5823号） [12]《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据刘仲容回忆，白崇禧也在1946年3月拟订了军事进攻计划，受到蒋介石的赞赏，但未被蒋采用。（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41页） [13]《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4年版，第135页。 [14] 陈毅总结中共部队的弱点是：“我军的运动防御固守要点，担任钳制任务远较担任突击为差，白天战斗远较夜间为差，使用轻重炮较之使用机步枪为差，土工作业的水准比较是低的，救护伤员的技术更不熟练”；“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陈毅：《一面打仗一面建设》，1947年1月，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82年版，第41页；《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411页）诚如陈毅所言，中共部队也有其弱点，在内战初期亦有过失利，如苏北两淮作战、山西大同作战等，但因本文主旨在于论述国民政府军事失利之原因，因此，中共军事失利之原因辨析，或可待之于另文。 [15]《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但该书根据分析推断，认为国民政府的总体战略构想为：“依受降部署为基础态势，先行规复长江至华北地区之交通要道及要点，与接收东北要域，绥靖地方，安定社会秩序，逐次重建地方政权，进而全面规复国土与主权，以达绥靖作战之目标。”（第1册第306、308页） [16]《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292页。 [17]《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 [18] 莱芜之战可为例证。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鲁南重镇临沂。蒋介石因此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对于有谓中共是主动撤退的说法，蒋不屑一顾，声称“他们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军事图书馆藏抄件；《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1页）而事实恰恰与蒋之论断相反，中共部队系主动撤出临沂北上，随后李仙洲部被歼之消息传来，可见中共部队既不“负隅”，而国民党军也不能阻止其“流窜”。 [19]《剿匪战事之检讨》，第6页，军事图书馆藏抄件。6月21日国防部举行参谋会报，有人提出，因缺乏运输工具，储存在重庆的东北和长江以北省份的军用地图无法运往前线。陈诚立即指示迅速安排空运应急。（《国防部会议记录》，1946年6月21日，二档，档号七八三—822）此时全面内战即将爆发，而军用地图尚未全部运至前线，可见国民党的战争准备未必如蒋所言之完善。 [2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1,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 Arlington, Virginia, 1976, pp.405－407.《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0月17日。 [21]《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军事图书馆藏抄件。6月1日，李宗仁致函蒋介石，提出自己的作战设想：应先以东北两军扫荡热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胁，隔断张垣与东北之联络。再以津浦南北段与胶济路及鲁西方面四路进军，扫荡山东之共军主力。再次以新乡德州石门三路进攻磁邯，封锁之于太行山区，打通平汉交通。最后由南口归绥大同三方面夹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再回师会攻延安，以摧毁其根据地。以上部署及指导，应区分守势方面与攻势方面，分期实施，并以该军主力为目标，逐次消灭瓦解之。但未知蒋的反应如何。（《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剿匪）：全般措施》，002卷第6号） [22] 1946年7月间，国民党宣布将在11月召开一拖再拖的制宪国大，为了确保其能主导国大与制宪，蒋介石确信有必要给予中共军事打击，以战迫和，以苏北战事为标志的全面内战爆发于7月并非偶然。 [23] 王禹廷：《胡琏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5年版，第57页。 [24] 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大致发生在1946年9月至1947年2月的半年时间里。刘少奇认为，中共因此而于内战初期在军事布局上处于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指西北和东北－作者注）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331页） [25]《郭汝瑰日记》，1946年9月7日 [26]《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北京1951年版，第544－545页。 [27] 《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19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em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军官训练团编：《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7年南京版；国防部三厅二处编：《绥靖作战检讨》（二），第75－78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3页。 [28]《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重点进攻的基本计划是：一、第一战区为西翼主攻，首先反击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战志，削弱其对外声势，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连系第二、第十二战区，续向北平亘石门之线进击，会合徐州绥署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于晋、冀、豫、鲁边区地带；二、徐州绥署为东翼主攻，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陈毅主力，控领山东，截断共军来自东北之外援。尔后再北渡黄河，除以主力继续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地区外，另以一部左旋，于石门附近地区会合第一战区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肃清关内共军。但该书亦称，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原始资料，而系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第3册第334－335页）而时任国防部三厅厅长的郭汝瑰认为：“进攻山东，是他（指蒋介石－作者注）主观以为进攻延安后，就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但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郭汝瑰回忆录》，第244、420－421页） [29]《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123页。 [30]《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年版，第1102页。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承认：“国军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史所台北1991年版，1946年12月3日） [31] 蒋介石曾报怨：“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1947年4月2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98页） [32] 在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将全军置于狭小地境，又盲目相信居高临下的优势，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87年版，第251－253、432－433页） [33]《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鲁南战役资料选》，第152－153页。 [34] 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35] 蒋介石曾告诫部下：“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这是“我们国军将领最可耻的一件事。”（《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1947年4月20日，军事图书馆藏抄件） [36]《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7页。比较之下，此役华野六纵接到合围命令后，从鲁南昼夜兼程，只用2天时间便赶了200里山路，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完全出乎张灵甫的意料，表现出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 [37]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第446页。对于孟良崮之失利，国民党内有人认为：以纯军事立场甚觉此失败十分怪异。整七十四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加。各部队如此不协同，战斗力如此之差，舍失败而外，当无二条路。（《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7日）蒋介石对孟良崮一役，“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5月29日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但蒋不承认自己的作战指导有什么错误，而是指责汤恩伯错在部署失当，下令整七十四师孤军仓促行动；张灵甫错在修路暴露目标（因张部行动必须借助道路），而后退时又不留意地形、不肯放弃地点；甚而指责重装备部队不该使用于山地。蒋认为以后作战，“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并且独出心裁地提出，“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他却没有具体说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摆梅花阵法，可见蒋自己对如何与中共作战也失了方寸。（《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462－463、471页；《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军官训练团编：《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1947年南京版，第55－57页） [38] 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 [39]《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蒋介石每以“我方将领间有不睦情事，殊为系虑”，告诫下属“师克之在和，古有明训。……务希以大局为前提，不以阶级位置是论，时时遵从上级命令，达成所赋之任务。”（《蒋介石致吴绍周电》，1947年5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6003号） [40]《郭汝瑰回忆录》，第237页。 [41]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世界出版社高雄1972年版，第286页。 [42]《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蒋介石过后承认，“自从去年部队缩编，许多军官转业之后，现存的部队往往存着一种恐惧的心理，以为自己的部队不知何时被缩编，官佐不知何时被遣散。因为心理的不安，以致战斗精神亦大受影响。”（《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1947年5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20页）关于军事整编及其对国共双方的利弊得失，请参阅汪朝光：《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43] 1946年9月，刘峙在定陶之役中，轻率下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结果为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所乘，整三师全军覆没。刘峙因指挥无能而于战后被免职。但令人莫名所以的是，在对国共双方都是关键的徐蚌－淮海战役打响前，刘峙居然又被任命为负全盘指挥之责的徐州“剿总”总司令，但他并未有多少高明的指挥，而是基本依赖于副总司令杜聿明。1947年2月莱芜之役，守莱芜的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突围心切，率部出莱芜城后，未派部队占据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部队留守莱芜以为支持，结果被中共华野于前设伏，于后断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于一狭长地段，机动空间有限，不能展开，只能被迫向内收缩，致互相拥挤，队形大乱，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未有多少战斗即迅速瓦解，4万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 [44] 莱芜之战，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判断华野将围攻李仙洲部，遂于2月16日令李部后撤，但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则判断为“共军败退”，严令李部重回原地。使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华野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上峰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后撤。但是二天的动摇与延误，已经注定了李部的覆灭命运。所谓“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287、162页）事后检讨，蒋介石仍将责任推给下属，认为“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王耀武说：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396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 [45] 目前已知，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情报为胡宗南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报告中共。其余几次情报究系如何泄漏，则未见明确资料说明。据先后担任国防部五厅、三厅厅长、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的郭汝瑰回忆，他曾在川军加入中共，但后来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通过任廉儒与董必武有过几次会见，要求恢复党籍。董必武告诉他，“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从此郭汝瑰即通过任廉儒向中共转交情报。另据郭回忆，他与国防部负责作战的次长刘斐关系极差，豫东战役期间，刘斐擅自改动作战计划，使区寿年兵团被歼，郭曾想借此搞刘一下。但因怀疑刘与中共有联系而询问任廉儒，任告以“我们搞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他与党有无联系我也不清楚。但最好不要整他，免误伤自己的同志。”（《郭汝瑰回忆录》第385－386页） [46]《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1947年1月6日。已与中共有秘密联系的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在莱芜之战中接受华野指示，临阵主动脱离指挥，导致该部因群龙无首而一片混乱，率先被歼，并牵累李仙洲的全盘行动。事后，韩领中共之意，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直到一年后，韩在西北任职时，其与中共的关系才暴露，结果张治中将其送往上海，后潜赴香港，再转往中共根据地。 [47]《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1947年6月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59、167页。 [48]《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徐永昌曾经感叹，“今日大军官要求地盘，小军官实时营私己，无纪律可言，俸给不足以养廉，坐视物价飞腾而又无切实办法，对营私舞弊者又不能尽情抉发，绳之以法”。（《徐永昌日记》，1945年9月20日） [49] 根据国防部下发的《陆海空军日给养定量》，陆军士兵日定量大米1.5斤，蔬菜豆类0.75斤，肉则1两都不到，而且这些未必丰富的定量往往还不能及时供给。（军事训练团编：《第一期军事小组讨论大纲及参考资料》，1947年南京版）。蒋介石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文化大学台北1984年版，第1807页）以如此生活水准，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使本为最广大兵源的农民没有征补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容易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胶东兵团司令范汉杰曾上书行政院称：共军在山东号召参军，往往超出征兵人数的一二倍，而国军靠保甲长拘捕的办法，很难补充足额，即使抓来，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国民政府卖命。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非迅速改革征兵制度不可。（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65页）但国民党既不能下决心进行切关农民利益的土地改革，此种情况便很难有根本改变。 [50] The China White Paper, Vol.1, p.23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67. [51]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p.437－438，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3. [52]《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第146页。 [53]《军委关于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194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0页。 [54] 1946年5月22日，蒋介石在一天内给顾祝同和刘峙发去两封极密电，要求陆空军联合作战之训练工作应即策划准备，本月内部署完毕，六月一日开始联合演习，限于六月底训练完成。（《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卷·交拟稿件》第23册，第1999、2000号）此与中共要求在6月底前完成战争准备的预计基本吻合。 [55]《中央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96页。 [5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1084页。 [57]《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页；《学习陈赓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1946年7月16日，《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人》，1946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348、368页。 [5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3－1094页。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军事思想，以后被总结为十大军事原则，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3－1144页。 [59]《中央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给刘伯承等的指示》，1946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0－211页。 [60]《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946年7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61]《华中等战略区战况及对蒋军攻势的估计》，1946年10月28日；《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1947年3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30页，第4卷第1页。 [62] 中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版，第691页。 [63] 中共征补机制的活力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使千百万农民可以为保卫自身利益而主动参军，并为中共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战场情报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持。 [64]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157页；《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285页。另据统计，中共部队“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大约熔化了八十余万俘虏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第313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参谋次长郭忏自嘲自己是“国共合作”，因为政府军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日记》，1947年11月29日） [65] 直至1946年5月下旬，中共仍希望“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我之基本方针的指示》，194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8页）此种态度得到国方谈判代表的证实。北平军调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于6月1日呈蒋介石认为：因苏联表示不愿对中共作进一步之援助，同时中共感觉本身力量不足，故中共在目前力求和平，综合判断，中共似图暂时妥协，以争取时间。（《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014卷，第11号） [66] 1946年6月底，两位中共高级干部联名给中共中央去电，分析时局，认为战后人民革命势力的中心苏联严重受伤了，反动势力的中心美国却相对打强了；美国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苏联则采取防御巩固的状态。在国内，人民的势力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缺少一个更有实力、更坚强的中心，目前也不可能得到国际革命的实际援助；反革命的中心势力蒋介石的力量在战后则是加强了，其面临的困难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今后在美国援助下还可能克服困难。他们认为，基于上述形势，中共有三种对策，让步以达和平，拖延以待时机，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但拖延的可能性很少，如让步能求得保持部分军队与解放区，还是让步以求和平为宜。但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党让步就放下屠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这个方针也有危险，胜利把握不大，但如打得好可能打打停停，求得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形势的根本变化。此时中原战火已燃，苏北即将大打，此电实际反映出中共内部对于内战前景的某种疑虑，而据胡乔木回忆，“这份报告的观点和所反映出的疑虑在当时带有普遍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第434－436页） [6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6页。 [68]《毛泽东对李富春、黄克诚关于时局的意见的复示》，1946年7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46页。在战争问题上的看法，比较能够体现毛泽东的独具性格，1945年11月，当国共沿各交通线发生较大规模之军事冲突时，毛泽东就曾表示：“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7页） [69]《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