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可取用的史料也越来越多。翦伯赞说：“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1](p.21)在文艺作品中，诗词歌赋、小说戏剧，都含有丰富的史料。本文专谈小说的史料价值，首先引述中外各家的论点，然后分5方面举例说明①。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有一段名言：“他(按指巴尔扎克——笔者)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pp.683～684) 我国学者也认为虚构的小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小说的史料价值，他说：“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等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3](pp.60～61)陈寅恪也肯定小说可以证史。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到康駢《剧谈录》所记元稹见李贺之事不实时说：“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4](p.84)据他的学生石泉、李涵追忆，陈寅恪认为：“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5](p.33)又据石泉追忆，陈寅恪还讲到：“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6](p.157)杨绛说：“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劈头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这段话把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说得最醒豁。‘凭空捏造，以实其事’，就是说，虚构的故事能体现普通的真实。”杨绛还引西方文论家的话：“一件虚构的事能表达普遍的真理(a particular fiction can lead towards a general truth)。”[7](p.152；p.159) 以上诸家从原则上讲清了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故可以作为史料使用。下面从5个方面举例，具体说明小说是如何反映历史情况的。 一、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某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 例一：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这个总标题下写了91部小说(包括已发表的和已脱稿的)，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展示了19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复辟王朝时期的整个法国社会。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重要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8](pp.361～362)拿破仑帝国取消后，封建王朝虽然复辟，但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日甚一日地打击封建贵族，“上流社会”的崩溃已不可避免。金钱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9](pp.274～275)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决定一切的本质，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用文学的形象表现出来。在《贝姨》这部小说里，趁法国大革命之机暴发起来的老花粉商克勒凡，当他的亲家母阿特丽纳向他借20万法郎时，他有一段妙论：“呃，老妈妈，你以为巴黎能有一个人，单凭一个差不多神经错乱的女人一句话，就会当场立刻，在一口抽斗里或随便哪里抓起二十万法郎来吗？而二十万法郎又早已乖乖的恭候在那儿，但等你伸手去拿是不是？……在巴黎，除了法兰西银行殿下，除了大名鼎鼎的纽沁根，或者风魔金钱像我们风魔女人一样的守财奴，此外就没有一个人能造出这样的奇迹！哪怕是王上的私人金库，也要请你明日再跑一趟。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钱周转运用，尽量的多捞几文。亲爱的天使，你真是一厢情愿了；你以为路易·腓列伯能控制这些事情吗？……他跟我们一样的知道：在大宪章之上还有那圣洁的，人人敬重的，结实的，可爱的，妩媚的，美丽的，高贵的，年轻的，全新的，五法郎一枚的洋钱！钱是要利息的，它整天都在忙着收利息。”[10](pp.487～488) 巴尔扎克写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上升地位。在《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里，葛朗台这个满身铜臭的暴发户成为地方上权力的象征和众人膜拜的对象。“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象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细研究，象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终于发现他的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11](p.8)在小说《纽沁根银行》中，巴尔扎克刻画了纽沁根这个心狠手辣的银行家如何用倒账清理的手段掠夺千家万户的财产，“这头金融界的巨象会把议员卖给内阁，把希腊人卖给土耳其人”[12](p.14)。 巴尔扎克的政治立场是同情贵族的，但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他依然毫不留情的对这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给以尖刻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在小说《古物陈列室》里，巴尔扎克生动地描绘了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和门第观念。他虽已家道败落，又对经营产业一窍不通，但仍然鄙视新兴的资产阶级，拒绝他们进入他的客厅。他寄予厚望的儿子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把放荡享乐视为贵族子弟的天然权利，在巴黎一年，便挥霍了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一辈子的10万法郎，欠下20万债务，还伪造证券诈骗了30万法郎。年轻伯爵的所作所为，象征着贵族阶级的灭亡已是无可挽回了。 巴尔扎克还揭露了金钱如何把亲情剥得一干二净。在《高老头》中，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为了钱财和享乐，像挤柠檬一样把父亲榨干后就弃之不顾，最后高老头穷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里。在《夏倍上校》中，夏倍上校的妻子为了吞没和霸占丈夫的财产，竟要置他于死地。 例二：从《莺莺传》看唐代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习。唐代元稹写了一篇有名的小说《莺莺传》，又称《会真记》，传中的张生实即他自己的写照。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一文中，首先释义“会真”一词。他说，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意。唐代，仙(女性的仙)之一名，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此传写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最后还有一段张生自我辩解的“忍情”说：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元稹为什么敢这样公开地文过饰非呢？陈寅恪认为，从“会真”一词，可推断崔莺莺所出必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唯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但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13](pp.112～116)陈寅恪通过以上诠释，说明《莺莺传》反映了唐代士大夫的道德标准和社会风尚，评价“此传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是也”。 类似陈文，取材笔记小说以说明一代某种风气者，还有严耕望著《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等文，可参阅[14](pp.232～271)。 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例一：吴敬梓著《儒林外史》，刻画了范进这样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向上爬的典型人物。中国明清两朝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制义，把读书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因此读书人醉心举业，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书中写范进从考中秀才到考中举人这一过程最为精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心的腐蚀和世态炎凉。范进以童生资格去考秀才，从20岁起应考了二十多次，到54岁还在应考，终于考中。以后又考中举人，得知中举后因狂喜而一度中风。范进中秀才前无人理睬，连他岳父胡屠夫也鄙视他，中秀才后胡屠夫对他稍稍改变了一点态度，但仍是看不起他。可范进一旦中举，胡屠夫便说他女婿是“天上的星宿”，尊称他“贤婿老爷”。范进中举前，穷得抱着鸡到集市上去卖，乡试中试后立即暴发。“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通过科考，能猎取富贵，故“举业”被读书人视为神圣。《儒林外史》通过选家马纯上之口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15](p.47；pp.167～168)鲁迅说：“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16](p.175)《儒林外史》典型地再现了明清封建社会士子追求功名富贵的生活真实，鲁迅给以高度的评价：“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6](p.177) 例二：巴尔扎克著《欧也妮·葛朗台》，刻画了葛朗台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守财奴的典型。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时，葛朗台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后来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财产，他靠贿赂标卖监督官，以廉价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一度还当过索漠区区长。葛朗台精于敛财，“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他能够把酒藏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那有名的1811年的收成，他乖乖的囤在家里，一点一滴的慢慢卖出去，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11](p.7)。装聋作哑，是他做生意的一种狡诈手段，用来叫敌手不耐烦，逼对方老是猜他要说什么，而忘掉了自己的观点。他虽是地方的首富(死后留下2700万法郎的巨额财产)，但异常吝啬。给他妻子的费用每次不超过6法郎，每天早上亲自分发面包和食物，每年11月1日才允许他的妻子和独生女儿欧也妮搬到壁炉旁边取暖过冬，3月31日炉火就要熄掉，不管春寒也不管早秋的凉意。他只认得金钱，把亲情剥得一干二净。他的弟弟因破产而自杀，把儿子查理打发到他家。老葛朗台告诉查理他父亲自杀时，是这样说的：“他把你的家败光了，你一个钱也没有了。”查理闻噩耗而痛哭，葛朗台竟说：“可是这孩子没出息，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11](p.72)欧也妮把价值6000法郎的各式各样的金币(这是她父亲历年送给她的礼物，但绝对不许动用)赠给了她的堂弟，老葛朗台发现后暴跳如雷，把他女儿关在房里，罚她只许吃冷水和面包。书中写葛朗台临终的一幕极为精彩：“末了，终于到了弥留时期，那几日老头儿结实的身子进入了毁灭的阶段。他要坐在火炉旁边，密室之前。他把身上的被一齐拉紧，裹紧，嘴里对拿侬(按唯一女仆的名字——笔者)说着：‘裹紧，裹紧，别给人家偷了我的东西。’他所有的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了，他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立刻转到满屋财宝的密室门上。‘在那里吗？在那里吗？’问话的声音显出他惊慌得厉害。‘在那里呢，父亲。’‘你看住金子！……拿来放到我的面前！’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上，他几小时的用眼睛盯着，好像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孩子呆望着同一件东西；也像孩子一般，他露出一点儿很吃力的笑意。有时他说一句：‘这样好教我心里暖和！’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在本区教士给他做临终法事的时候，“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作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唤着欧也妮，欧也妮跪在前面，流着泪吻着他已经冰冷的手，可是他看不见。‘父亲，祝福我啊。’‘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这最后一句证明基督教应该是守财奴的宗教”[11](pp.160～161)。 三、折射出真实的历史事件 例一：从《续玄怪录》看唐宪宗被弑一事。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指出永贞内禅和宪宗被弑是晚唐的两大事变，是阉党之深讳大忌，故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对此不敢不有所避讳。幸赖有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才能窥知宪宗被弑一事的真相。陈文在引征了《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后，写道：“复言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诚可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者矣(此语见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外廷之士大夫，则是宫禁之中阉宦党派斗争时及决胜后可怜之附属物与牺牲品耳！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中，此点关系至钜，特宫禁事秘，外间本不易知，而阉人复深忌甚讳，不欲外廷有所得闻。宪宗为中兴之英主，其声望更不同于他君，故元和一代，其君主与阉人始终之关系，后来之宦官尤欲隐秘之，以免其族类为士大夫众矢之的也。”“然则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之二大事变，即元和一代，其君主与宦官始终之关系，实为穆宗以后阉党之深讳大忌，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夷改易，绝其迹象。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17](p.75；pp.80～81) 卞孝萱在《控诉唐顺宗被弑的〈辛公平上仙〉》一文中，也承认“小说《辛公平上仙》影射一位皇帝被弑，这是没有疑问的”[18](pp.247～258)。但卞孝萱认为被弑的是唐顺宗，而非唐宪宗。 例二：从《桃花源记》看十六国时的坞壁。《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寓言的性质十分明显。但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其寓意之文，古今所知；故专就纪实一点立说，别拟新解，成《桃花源记旁证》一文[19](pp.168～179)。陈寅恪在文中说：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中原避难之人民或远离本土迁至他乡，“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当时有许多堡坞，虽亦有在平地者，但多在“山势险峻之区人迹难通之地”，因“非此不足以阻胡马之陵轶，盗贼之寇抄也。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其具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陈寅恪还认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符秦，而非赢秦。”总之，陈氏“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说明《桃花源记》这篇小说反映的是“十六国”时期北方人民屯聚坞堡，据险自守的历史情况。唐长孺认为：“陈先生所论，在说明当时常见的避难入山之事，与《桃花源记》所述事实有关的一方面，观察非常敏锐。”[20](pp.622～635)但唐长孺以为，《桃花源记》所述故事，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陶渊明所说的“乱”是指繁重的赋税压迫。唐长孺对《桃花源记》所反映的具体历史情况的解释，与陈寅恪有所不同，但也认为《桃花源记》有纪实的成分。此外，可参看严耕望所撰《中古时代之仇池山》，亦论及坞堡城守之事[14](pp.122～131)。 例三：《聊斋志异》记清兵在山东的屠杀。《聊斋志异》是一部小说，内容多半谈鬼狐故事，但其中也有一些假借谈鬼说狐，反映清兵入关后在山东屠杀人民的历史事实。牟润孙在《〈聊斋志异〉所记清兵在山东的屠杀》一文中，据1962年中华书局的会校会注会评本，指出“鬼隶”、“公孙九娘”、“鬼哭”三条反映了清兵在济南、栖霞、莱阳、淄川等地大规模屠杀人民[21](pp.553～561)。原文论证甚详，这里不再赘述。 四、觇人情而征人心 钱钟书说：“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22](p.271) 例一：清夏敬渠著《野叟曝言》。书中的主角文白，字素臣，“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崇礼，号曰‘素父’”。鲁迅说：“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唯尚不敢希帝王。”“可知衒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16](pp.196～197) 例二：《聊斋志异》对秀才入闱心态的生动描写。《聊斋志异》“王子安”条，写一个困于场屋的东昌名士王子安。他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醉后，狐扮报人和长班来戏弄他，而他以为真的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一条的“七似”，堪称刻画秀才入闱心态变化的经典之作。“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23](p.530)蒲松龄久困场屋，一生没有考中举人，到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没有多次应考失败的惨痛经历，是写不出这“七似”的。 五、提供具体细节 小说能提供许多“正史”中没有的细节，对于深入了解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是十分有用的。 例一：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十分重视写“物”。他在《人间喜剧·导言》中说：“我将要写的作品应当有包括三个方面的形式：男人，女人和‘物’，这就是说，人物和他们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是人和生活。”[8](p.363)这里所谓“物”，是指生活的物质条件，包括财产、房屋、家具、器皿以及衣服等等。但巴尔扎克并非单纯地写“物”，而是写“物”与写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用“物”来衬托人，使人物的形象更饱满和生动。“人和生活”，这几个字精辟地说明了人和物的关系。在《古物陈列室》这部小说里，有一段描写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的精彩文字。这座房子原属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所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易主，拿破仑执政时期侯爵买回了这所旧宅，此后它便被人们半嘲讽半正经地称作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侯爵是一个老贵族，革命后幸存下来，但已家道没落。小说是这样描写这所公馆的：客厅的“天花板由一道道栗木椽构成，椽子之间的空隙饰有花叶图案。这个宏伟的天花板的所有外角都镀过金，可是金色已经暗淡得看不清楚了。墙上挂着弗朗德勒挂毯，挂毯上织着由六幅画组成的《所罗门的审判》……侯爵早在客厅里铺上了地板。在1793年和1795年间拍卖古堡的剩余物资时，公证员谢内尔(按原为侯爵家的总管，始终忠于旧主——笔者)买下了几张路易十四时代流行的螺形脚靠壁桌，一件有绣花装饰的家具，一些桌子，挂钟，生火的用具，大烛台，等等，于是巧妙地凑齐了这个其大无比的客厅的装饰”。小说接着写客厅里的人物：“在过去时代陈旧的雕梁画栋和金碧辉煌下面，蠕动着八个或者十个老寡妇，她们有的脑袋不住摇晃，有的干瘪乌黑得像木乃伊；这几个关节僵硬，那几个弯腰驼背；她们全体都披戴着同流行样式相反的怪服装；头发扑着粉，卷成发卷，头上的无边帽外加一条帽带，花边已经变成褐色”；“这个客厅的男人们像用旧的挂毯那样褪了颜色和暗淡无光，他们的生活很不安定；可是他们的服饰很接近当时流行的样式，只可惜他们的白发，他们憔悴的面孔，白蜡似的脸色，饱经忧患的前额，暗淡无神的眼睛，使他们同那些老寡妇们很相像，从而破坏了他们的现代化服饰所产生的效果。”[24](pp.12～14)小说用客厅的陈旧摆设，衬托出一群男女没落贵族荣华不再的凄凉晚景，物与人浑然一体，堪称刻画入微的佳作。 例二：《金瓶梅》描写世情，详尽逼真。《金瓶梅》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成书，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的社会状况。这部小说不仅提供了当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细节，还刻画了西门庆这样一个兼有富商、恶霸和官僚三重身份的封建社会恶势力的代表人物。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西门庆如何通过偷税漏税、放高利贷、做官受贿种种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第49回写西门庆得到盐引后，通过交结巡盐御史，比别的商人早早支出食盐，获得暴利的情节，绘声绘色描画出官商勾结的黑幕交易。鲁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16](p.142) 《金瓶梅》一百回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金瓶梅词话》系统，一是《原本金瓶梅》系统。《词话》提供的细节更多，《原本》把它们删掉了许多。施蛰存在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金瓶梅词话》所写的跋中说：“然则《金瓶梅词话》好在何处？曰：好在文笔细腻，凡说话行事，一切微小关节，《词话》比旧本均为详尽逼真。旧本(按指《原本》这个系统——笔者)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抵不过《词话》之雕镂入骨也。所有人情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朝末年浇漓衰落的社会来……故以人情小说看《金瓶梅》，宜看此词话本。”[25](p.162) 总之，历史学家经过精心分析，可以从小说中发掘有用的史料。但使用从小说中发现的史料时，应参照其他方面提供的史料，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注释： ①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小说”原指非关大道的琐屑之言(参见《庄子·外物》、《汉书·艺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小说作品，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有虚构故事情节的小说。本文所谈的小说，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主要指以散文体形式表现的叙事性虚构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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