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多研究民国政治史的学者，大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民国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王奇生在讨论国民党派系政治时，曾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分析：“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制中一个十分幽微而又突显的政治现象。”“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1]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能够同蒋介石争“党统”地位的“党国领袖”，几乎是一批清一色的广东人。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并非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在国民党内拥有深厚的历史地位。党内后起的蒋介石依靠军权异军突起，自然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和“不服”。这种“不满”和“不服”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 [2]，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的确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3]本文拟着重考察1925－1931年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在派系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色彩。 一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 而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4]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 事实上，孙中山自己从开始领导革命时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构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5] 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自称是“湖南团体”；[6] 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地域观念，在同盟会内部的纠纷冲突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在世时，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7] 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比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即许崇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8] 特别是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尊称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此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更是不断得到加强。 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 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9] 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记录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 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陈公博同志翻译粤语。——原注）全文如下……[10] 但在二全大会上，并没有见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其他省份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做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实在是罕见的现象，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浙江籍的蒋介石对此曾慨叹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11] 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12] 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这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1922年冬，有一个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 喂！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13] 有论者谓：“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14] 孙中山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是引发国民党派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关键。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15] 而自以为最有资格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的自然是以“得了国民党”的广东人。这些粤籍国民党人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这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成形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各派系的冲突立即凸现出来。这些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但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大都始于北伐前后，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很浅。虽然他们拥有相当实力，在北伐后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曾分别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但如果没有一批国民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地方实力派就无法足以代表“党统”，也谈不上“护党”，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也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另一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和其追随者所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虽然常同某些不满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的合法性，但他们在从事这种挑战时，总是自称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正统，力求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北伐后，真正敢于挑战蒋介石所代表的“党统”引发的的派系冲突，才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冲突的主要表现形态。对此，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7－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16] 二 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最初的事业基础却是发迹于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的职务，大都是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很少担任掌握实权的带兵官，而其粤军同僚也往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17] 只有自黄埔建军后，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其他军队。从此，蒋开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的内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作“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一直十分微妙，他一面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一面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1925年，当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他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18]第一军即蒋介石掌握的“党军”。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李济深接任后不久，改番号为第四军。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李原籍广西，事变前是梁鸿楷部的参谋长，既不是带兵官，又不是粤省人。蒋氏此举是否有削弱粤军势力的意图，笔者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四军后，即将“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内”，而这会馆又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所建”。[19] 虽说人们常把粤、桂两省同称为“两广”，但在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参加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李济深。[20] “廖案”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他不仅驱走了党内粤籍政治领袖胡汉民，还迫使粤籍军事领袖许崇智交出军权。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原本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都不是蒋介石，一跃而为党内二号人物，成为地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常委。此后，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驱走了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 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事件的成因和影响，这自然是对的。[21] 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已注意到“中山舰事件”中地域观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22] 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闿就对张国焘“坦率”地谈到：“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23] 甚至连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24] 事情的发展，正如张静江所愿。胡汉民自苏联“考察”回到广州后，就在报刊上发表宣言，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25] 这一主张实际是针对当时的国共合作而言。胡氏此举立即引起苏联顾问的紧张。而蒋介石的政治手段远比胡汉民要强。黄埔军校新任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只是“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首先“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如此则可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其次，为“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必须“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为此，他指示其他顾问今后“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让步以为代价，亦无不可”。[26] 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完全赞同“利用蒋介石”的计划，处处对蒋退让，并想尽一切办法打击胡汉民。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不断地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系，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党统”地位，且大获全胜。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但最终还是选举了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27]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在会上也暴露出来。据张国焘回忆： 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28]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同样持有这种心态。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曾愤慨地表示，“他（指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29] 而蒋介石所以能够使张静江当选中常会主席，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30] 鲍罗廷为了拉住蒋保持“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31] 不仅如此，同为江浙籍且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刚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了胡汉民同他会谈的要求[32]，还下令“拿办吴铁城”[33]（吴时任广州公安局局长兼任十七师师长）。同时，蒋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伍朝枢，“希望哲生（孙科）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并借口“闻外人言梯云（伍朝枢）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34] 随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孙科的亲信傅秉常同时被免职。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广东人。 此时的汪精卫深感回天乏力，遂从广州隐居之地不辞而别。胡汉民也因受鲍罗廷的打击，只好悄然离穗。或许是历史同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汪、胡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天、同一条船离穗赴港。[35] 这样一来，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几乎全被逐出广东，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所谓“上三”、“下三”的粤籍重要干部，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外，其余的汪精卫、胡汉民、古应芬三人被迫离开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鲍罗廷曾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了广州的形势： 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他去那里不知是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是同冯玉祥谈判。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36] 尽管鲍罗廷对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为出发点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鲍罗廷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从此，广州便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而鲍罗廷为了进一步满足蒋介石“喜尊荣”，协助蒋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当蒋表示“惶愧力辞”之时，鲍氏居然声言蒋不就任总司令，他就辞去总顾问一职。[37] 6月4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克期北伐。[38] 7月6日，中执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辞职，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请张静江代理。[39] 至此，蒋介石不仅独揽军权，而且一跃而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当时，张国焘对蒋介石的积极北伐，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40] 事实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之职，却不随军行动，坐镇广东，而第五军则一兵未出。以往的研究对第五军的力量大都忽略不计，尽管第五军力量最弱，但同程潜的第六军相比，实力也仅相差一个营。[41] 第五军留在省内，或许更多的因素是地域观念造成的。据李宗仁回忆，第四军出兵北伐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42]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到11月9日蒋介石率部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时，北伐军出师刚好四个月，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最大的冲突就是“迁都之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进一步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演达）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43] 而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孙科还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在党内实行专制： 自去年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议决整理党务案，因为时局的要求，变更了总章的规定，在常务委员会内产生一个主席。……照法理论，本来主席权限也是很小的。照这次全体会议决定的主席的任务，是作会议时之主席，保存党员名册和督促党务进行。除此以外，主席便没有什么任务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是不容易脱了封建时代的思想的……不知不觉之间要弄到主席的权力变成很大，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这是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所意料不到的。[44]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孙科的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余。“孟余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45] 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尚浅，难以服众。正是基于这种“不满”和“不服”，才导致孙科在反蒋过程中表现出许多极度左倾的言行。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在党内历史地位更高的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它将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所获取的权力几乎收缴干净。但蒋介石已决心另立门户，随后建立了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军权在握，但在党内的资望仍然不够，因此又拉出正在上海闲赋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南京开府后，武汉方面自然愤怒异常，第一个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的又是孙科。[46] 在此后的宁汉对峙中，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 三 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继续北伐。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定。董显光在其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评论，颇能显示蒋氏当时的地位和无奈： 事实上，他（指蒋）此阶段中的地位是很不巩固的。虽然在汪精卫出国时，蒋总统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崇高地位，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47] 正如“董著”所言，自中山舰事件后，蒋曾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 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藉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48] 自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他此时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蒋一边需要粤籍要人协助其树立中央威望；一边又恐其正统地位为他们所取代。至于广东人士对蒋的爱憎情绪，则更明显的反映在他们与蒋一再分合的历史中。”[49]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等诸政治派系。这些派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广东人。 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峙事件，又是一个生动具体的例子。 当蒋介石先排斥了汪精卫，再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囚禁胡汉民，独自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几乎所有的粤籍党国要员便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并取得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全力支持，进而带动南北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 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诸君”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吾人力肩党国之重，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存消极之意态，切勿为无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50] 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当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诸君”道出此言的那一刻，“无汪、胡即不成党”，在很多当事人看来却并非“奇言”，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做法，始终被迫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党国元老，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 1931年4月底，当蒋介石得知古应芬等人准备在广东有所举动时，特意致电广东军事领袖陈铭枢、陈济棠表示： 近日谣诼频兴……最好请两兄发电声明态度，并切劝粤中各同志勿为谣诼所动摇，以定党国之基础。兹将此种谣诼所及于内外影响之重大，请以两兄私人名义详述如下……（四）如粤籍同志离开中央，则明示粤人以粤人之故，而且以粤籍少数同志与全国对抗，不啻自示其偏狭也。……两兄于此实有一言兴邦之可能。 蒋氏所说的第四项“影响”，在电报原稿中已用毛笔删除，可能没有拍发，但仍可清楚地辨认出来。[51] 可见，当时国民党内确实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把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视为中央排挤粤方。而蒋介石也确实有一块心病，担心“粤籍同志离开中央”。他写上了这一条又把它删去，大概是觉得把事情挑明后反而会对自己不利。一周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开列了一份今后干部工作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陈布雷（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云）、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52] 在蒋的这份22人名单中，浙江籍超过三分之一，有八人，而粤籍人中除了他的妻舅宋子文外，仅有一名孙中山在世时即同国民党很少瓜葛的杨永泰。在蒋氏的政治选择中同样存在着较浓厚的地域观念。 广州开府后，孙科在7月1日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向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挑战，他说： 在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时，委员有十六人，俱由中央执监委员会选出的，蒋氏自然不在原始政府委员之列。故在党中或在政府，他都不得自称为领袖。在原始国府委员十六人中，有二人已去世，有一尚在南京，即戴季陶氏。其中八人为现在新政府之委员，计现已到粤者有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邹鲁、邓泽如及我六人，另有林森、伍朝枢二人方在外国归程中。[53] 在孙科所提到的众人中，除支持蒋介石的同乡戴季陶和倾向粤方的福建闽侯人林森外，其余诸人都是粤籍。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广东人士对蒋氏“自称为领袖”的不满和不服，感受到孙科等人内心中一股强烈的党国正统意识：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还轮不到浙江籍的蒋介石来自称“领袖”。 当“非常会议”正在酝酿时，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大公报》以《广东问题之两方面》为题，发表社论，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欲求粤事之解决，应自两方研究：第一，军事的；第二，政治的。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察其用意，岂不为陈负军事责任，陈果就范，则问题可立决乎？……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再进一步言，四监委此次举动，显为一种组织的行为。试观问题甫起，而王院长宠惠、孙部长科，即赴上海，至今不归。王、孙纵不参加风潮，但亦处调停地位，与其他中央委员之立场，又有微异。航空司令张惠长……此次乃亦翩然归粤。粤主席陈铭枢……乃亦未能积极阻止，而东渡漫游。广东党务，与汪精卫派久不两立，乃最近粤桂合作，而汪、邹（鲁）入省。是以概观粤局，有两点最不容忽视：第一，国民党著名之广东党员，除宋子文、吴铁城诸君在中央供职之若干人外，其余或卷入旋涡，或旁观消极。第二，广东向来互不相容之各派国民党旧人，近居然有冶为一炉之势。其中固有早经中央除籍不承认为党员，如汪精卫、邹鲁等，中央早认其为国民党以外之反动派，不过从世俗的或历史的批评，则固与党有深厚关系也。由此两点发生之感想，则今日之事，似已不能仅认为陈济棠第八路军之问题，而不能不认为若干有历史的广东国民党员之共同行动。…… 广东与国民党之关系最悠久，最重大也！夫使单为军事的异动，出兵讨之足已，若其事涉及几多著名党员，而其地又为党的发源地之广东，则已非仅一军事问题，而为党内重大之政治问题，非仅兵力所能解决者矣。……不能不希望现在党国诸公，务须由党的方面设法解决政治上之纠纷。……勿竟因此失去许多著名粤籍党员，以自弱其历史的基础。[54] 《大公报》社论中所提到的粤籍人士中仅有宋子文和吴铁城二人没有参加粤方集团。宋子文祖籍广东（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又是蒋介石的妻舅，自有他不参加之理。同时宋子文也常被广东人视为异己。甚至当宋子文1949年出任广东省长时，张发奎还抱怨道：“惟今后粤政必须由粤人自己来搞，断非老宋可以为功。实际上二十年来的革命功业，就是靠广东人打出来的，现在广东人不但不能打理自己的家事，反而要仰承老宋的鼻息，殊为粤人之恥。”[55] 同样，吴铁城虽然祖籍广东香山（孙中山去世后改“香山县”为“中山县”）人，但从小生长在江西九江。民国成立后，25岁的吴铁城才于1912年底重返广东，准备参加广东省议员选举。吴曾回忆说：我一到广州就去拜访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他说逐鹿者多，来何太迟，结果我落选了。我以生长在外，地方渊源不足，未能当选，势所必然。”[56] 或许这正是吴铁城始终亲蒋，而很少被视为粤方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是后来出任宁方和谈代表的粤人陈铭枢，其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仍倾向广东。陈氏的亲信许锡清就曾谈道：“真如（即陈铭枢）周围的人同情广东局面的居多，他本人也认为陈真如不应该继续维护蒋介石的政治局面。”[57] 而当时北方政治势力中就有人指出：“此次粤方事变，乃粤、浙两方势力之冲突。”[58] 广东正式树起反蒋旗帜后，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之下仅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是清一色的广东人。[59] 甚至在反蒋联盟建立初期，“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60] 宁粤对峙的最终结局，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成功地逼蒋下野，特别是粤方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通过的《中央政制改革案》，将原本由蒋担任的国府主席一职的权力极大地缩小，而将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内阁。根据该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61] 对此邵元冲在日记中曾评论道：“《中央政制改革案》，其第一条所称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标准完全为对介石而设；其第三条规定之行政院院长，等于责任内阁之国务总理，则为对哲生而设。”[62]粤方最终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地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暂时建立起一个以粤人为主的中央政权，一时再次满足了粤人在国民党内正统地位的愿望。 但他们的力量毕竟无法同已经多年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相比，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仍在江浙而不在广东。这种局面终究是无法维持长久的。 宁粤上海和谈之初，粤方曾经多次表示：“此次蒋能实践前言，辞去国府主席之职，则粤中同人拟提议蒋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63] 但在南京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后，胡汉民等人联名致电粤方代表坚决“反对推蒋任国防委员长”。[64] 因为他们清楚，如果军队掌握在蒋介石手里，一切实际权力依然还会在蒋的手中。当南京方面又有人表示蒋介石愿专任监察院长时，仍遭到广东方面的反对。[65] 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一议案的是汪精卫，他为调解粤方内部分裂，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提到：“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66] 12月18日，陈璧君等人到南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会见蒋介石时，也“以汪精卫之意征求公参加政府为监察院”，并表示只有蒋承诺此点，汪才肯来京。而蒋当时也“毅然允之”。[67] 因此，一周后全会选举五院首长时，何应钦曾致电已下野的蒋介石报告各方洽商的初步结果： 现各方干部商决：中政会由钧座与汪、胡分任常委，轮流主席；推于右任任国府主席、孙任行政、胡立法、伍司法、居考试、钧座监察。至宁方同志商定除以张溥泉任司法、蔡考试、林监察外，余均同意。[68] 但蒋并不愿“为人之傀儡”。他此次下野同第一次下野时的情势完全不同。他这次下野不过是以退为进，伺机再起，自然不愿意担任这一闲职。为此，他电示何应钦表示：“中正决不参与党政任何职务，请兄力排众议，以全区区。否则，是逼中脱离一切公私也。除中以外，无论何人就职，中皆无成见，决无异议。”[69] 有趣的是，当胡汉民得知要选他继续担任立法院长时，也立即复电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等在南京出席会议的粤籍要员，婉辞立法院长一职，并对“政治分配”提出如下意见： 院部以粤人愈少愈好。而以弟复立法院亦有三不可：一、病躯不能任事；二、若弟入宁则违于分工合作之义；三、五院多半粤人，实示人以不广。故不如推觉生（居正）兄或慧生（谢持）兄，而海滨（邹鲁）副之。至于监察仍以于（右任）为宜，若某（指蒋介石）为之，则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不如易以考试，望注意。[70] 胡汉民担心蒋介石负责监察“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并非毫无道理，因为1927年4月南京政府的成立，是借几个监委发难为开端的。这次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也是以四监委弹劾蒋介石的通电为起点。但胡汉民毕竟是书生，不明白此时的蒋介石羽翼已丰，他的再起根本不需要采取这种迂回手段，他已经薄监察院长而不为了。 尽管胡汉民建议新政权“院部以粤人愈少愈好”，但蒋氏下野后组成的孙科内阁，其成员大都还是粤籍。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71] 孙科内阁部成员籍贯表：
在四届一中全会新选举的内阁14名成员中，粤籍人士占了9人。孙科内阁中唯一一位浙籍成员朱家骅，获任后立即通过宋子文电告蒋介石“转询可就职否？”蒋复电表示：“对骝先兄就职否，弟无成见。但以后教育，中央如无方针与实力为后援，则徒供牺牲，殊为可惜耳。”朱家骅得到蒋的答复后即向中政会提出辞呈，最终放弃了教育部长之位。[72] 时任内政部参事的龚德柏回忆：孙科组织广东人内阁，不只更动部会政务官，连事务官都更动。他认为这简直不是合作，而是广东派征服浙江派，故愤而辞职。[73] 龚德柏的这种愤愤不平，纯属多余。蒋介石根本不在乎这些。一旦等到他准备就绪，时机成熟后，整个局面立刻翻转过来：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很快垮台；毫无政治操守、反覆无常的汪精卫重新同蒋介石携手合作；而胡汉民只得留居南天一角。此后，蒋介石又走上前台，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从此，蒋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党统”代表，在党内再也没有人同他相抗衡了。 四 结 语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74] 虽然国民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从广东一省走向全国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 自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后的数年间，党内武装对峙不断。由于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分立，总有一人支持蒋介石，从而使蒋一直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稳坐南京中央。但当蒋介石企图将汪、胡二人一起抛开时，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并最终逼蒋一度下野。不可否认，地域观念是构成这次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政治学者所强调的：当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构成，而且又各有特殊的趋向或趋势，这种政治亚文化圈的形成往往给政治建设带来很多问题。[75] 桂系领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76] 李氏所提出的方言因素，其实只是广东籍国民党人团结的外在条件之一。隐藏在地域观念之后另一重要因素，正是粤籍国民党人内在的革命正统意识。 当然，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这其中更主要的因素，还是出于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同时，国民党粤籍领袖之间也并非意志一致，各派系彼此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短短的数年时间里，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了全国。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粤籍党国领袖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因此，当蒋介石自己都不得不以党内“新进”自称，而欲以军事力量控制整个国民党时，自然引起党内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和“不服”。不可否认这是最终酿成“宁汉分裂”和“宁粤对峙”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两度逼迫蒋介石下野。尤其是后一次的宁粤对峙，广东人浓厚的地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促成粤方最初大团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当孙科内阁垮台，蒋介石重返中枢后，他已懂得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宁可再度同长期以来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合作。他一时仍无法建立一个无广东人参加的中央政权。这一局面大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嬗变。他们长期以来拥有的这种坚固不破的“党统”意识，随着国民党由广东一省迈向全国、南京政府的不断巩固和开放，加之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而逐步失去原有的光彩。当然，为了拢络粤籍人士的感情，蒋介石也任用一些二流粤籍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常会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道：“现中央以浙江人为中心，对于海外同志，不得已则以二等之广东人物如萧吉珊、谢作民等以羁縻之。但此辈均无远大眼光，且一己又乏才智，以故不能用人才，彼等但知拉票，海外有服从一己者豢养之而已，不知人才耗损尽矣。”[77]王子壮的观察，颇能道出蒋介石对粤籍人士的心态。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影响逐步缩小。 此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地域观念逐渐淡出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 [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第317页。 [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63页。 [3] 相关研究可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深田町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版。 [4]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674－675页。中国人浓郁的同乡观念，始终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列文森就曾立足于“省区”、“民族”、“世界”检讨过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见Joseph R. Levenson, “The Provinc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268-288.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更显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人们不可避免地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中译本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2月版，第1页。 [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23－64页。 [6] 《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9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546页。 [7] 沈云龙、谢文孙访问记录：《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3年2月版，第23页。 [8]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4月版，第13页。 [9]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六日第十一号）》（1926年1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45页。 [1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八日第十六号）》（1926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83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文物图书”类：《困勉记》卷16，以下简称“蒋档”。 [12]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版，第447页。 [13]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何以有此次的宣言》，《汪精卫集》第3卷，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第3页。 [14]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92页。 [15]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局1931年5月第3版，第531页。 [16] 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中译文见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66－81页。 [17]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6页。 [18] 据卫立煌秘书回忆：在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有五个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号称五虎将。“这五个人都是北伐时期蒋介石老本钱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介石历史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升军长，升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说起打仗来，拼死命，冲锋陷阵都不如我们卫老总。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穿黄马褂子的’（黄埔系），再拼命，他也没有得宠那四人，不是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才是真正的嫡系；我们卫老总连黄埔军校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实际上是一个‘嫡系当中的杂牌’。”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9页。 [19]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97页。 [20] 《李宗仁回忆录》，第204页。 [21] 有关“中山舰事件”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杨天石著《中山舰事件之迷》（《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和《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2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年版，第504页。 [2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09－510页。 [24]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75页。 [25]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77页。 [26] 《斯切潘诺夫报告》，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北京，编者印行1928年版，第36－37页；Martin Wilbur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Document 23”,pp.249-253. [27]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11月影印版，第63、67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2页；有关“蒋李交恶”最详细的论述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4页。 [30]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见陈公博《寒风集》甲篇，第245－248页。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廷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3页。 [31] 据陈独秀回忆：“我们主张准备独力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88页。陈氏这段回忆不难读出鲍罗廷对共产党的压制。 [32] Martin Wilbur “Document 25”,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264. [33]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1926年5月30日，《国民档案》，1999年 1期，第5页。 [34]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26年5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38页；另可参阅《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2月版，第154－162页。 [35] 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10页。据胡木兰回忆：“在船上我偶上洗手间，忽然看见汪太太(陈壁君)走在前面，吓了一跳，不敢继续前往，急回来告知先父。先父言或许汪先生亦在船上。及船抵岸，我们故意不先下船，但见曾仲鸣以小船来接汪氏夫妇。” [36]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72－273页。 [37] 《蒋介石日记》，1926年6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95页。 [38]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1926年6月4日，《国民档案》，1999年第1期，第5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78页。 [39]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1926年7月13日，《国民档案》，1999年第1期，第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年10月版，第121页。 [4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9页。 [41] 第三军共8团2营，五军共8团1营，六军共9团2营，这三个军实力相差并不多。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16页。 [42] 《李宗仁回忆录》，第204页。罗志田对此曾指出：“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 [43] 陈公博：《苦笑录》，第110页。 [44] 孙科：《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第1张第1页。 [45] 汪瑞炯、李鄂、赵令扬编注，陈公博著：《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 [46] 陈公博：《苦笑录》，第112页。 [47]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0月版，第108页。 [48]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207－208页。 [49]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7页。 [50] 《事略稿本》，1931年6月19日，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文物图书”类，以下简称“蒋档”。 [51] 《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电俭电》（1931年4月28日），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类，《两广政潮卷》，以下简称 “蒋档·革命文献”。而《事略稿本》在4月28日条内仍详细记有该段文字。见《事略稿本》，1931年4月28日，“蒋档”。 [52]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4日，《事略稿本》，“蒋档”。 [53]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广州《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61页。 [54] 《广东问题之两方面》，天津《大公报》(社评)，1931年5月20日，第1张第2版。 [55] 李汉冲：《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广州，编者1963年印行，第23页。 [56]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2月版，第50页。 [57]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版，第123页。 [58] 《南京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歌电》（1931年7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之《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以下简称“阎档”，微缩胶卷72／0950。 [59] 陈融祖籍江苏，生于广东。 [60]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6月版，第152页。 [61] 《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类《粤桂政潮》卷；《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三、四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OO五·4。 [62]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31年12月24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810页。 [63] 《天津阎秉璋达呈阎锡山密江电》（1931年11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0 [64] 《南京蔡孟坚致汉口何成濬敬酉电》（1931年12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2042。 [65] 邹鲁《回顾录》下，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10月版，第328页。 [66] 《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文电”类，《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4。 [67] 《事略稿本》，1931年12月18日，“蒋档”。 [68] 《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卷，“蒋档·革命文献”。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是一波三折，最后由林森代替于右任担任国府主席。 [69]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2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24091。 [70] 《胡汉民致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电》，上海《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2页。 [71]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72] 《蒋介石复宋子文转朱家骅电》（19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蒋档”。 [73]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26－328页。 [74]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72页。 [75]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76]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77] 《王子壮日记》，1933年5月1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第1册第36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