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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多年的传统观点认为：1898年发生的维新运动是一场改良运动；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完全拒绝暴力行动，只限于和平改良，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改良与革命对立，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其本质也是反动的。因此，中国近代由改良到革命，是历史的公式。但是，历史事实说明，这种公式很难继续成立，康有为并非改良主义者，更不反对暴力行动，他所领导的戊戌运动本身就是一次未及爆发，就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扑灭的军事暴动。 军事暴动的重要步骤——去找袁世凯 关于康有为等人为什么要去找袁世凯的问题，史学界的传统说法，是维新派得知慈禧一伙将要发动政变，在紧急关头不得已才让谭嗣同面见袁世凯，以应付危急。此说根源于康有为、袁世凯等当事人的辩白。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变法后，宣布他们是“叛逆”，理应镇压；而康梁等逃亡海外则极力剖白他们光明正大，并无军事构想。而袁世凯虽指控维新派有军事密谋的行动，唯恐自己被牵进去，也仅说谭嗣同法毕寺夜访的情节，极力否认另外的情节，这也给局外人留下了康梁等临时应急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产生了立议院、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的构想后，数次上书，要求变法，尚无军事构想。但他目击甲午战败，德国侵占山东，民族危机形成，而清政府一味妥协投降，脑中便有了带有军事色彩的“革命”构想。康有为的这种构想甚至比后来的孙中山等人的想法还要激进，只是他还没像孙中山那样公开造反罢了。 到戊戌年初，康有为已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深为所动，欲召见康有为，但因慈禧等人的反对，于是出现了一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西花厅的辩论。经过激烈辩论后，康有为的思想骤然发生了变化：原来打算依靠清廷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政体，但辩论场上顽固势力之强大，态度之强硬，使他深知，不以武力难以清除当权的顽固派，不清除顽固派，想实现变法目标根本不可能。自此之后，他便开始构想军事政变了。研究康有为《戊戌奏稿》者当会发现，康有为五次上书后再也不提设议院、开国会的根本大计方面的问题。史学界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康有为看到朝中顽固势力强大，不能让他实行原来的设想，因此他的改革思想发生了倒退。实际上是康有为看到了无法实行，因而不再提及，绝非他的思想的倒退，而是欲以军事行动清除顽固派之后再实行其改革主张。康有为自己就这样说过：“所以策全局而变法者，皆待九月阅兵后，乃拟行之，是时稍变其一二端而已。”(《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530页。) 康有为等人策划的军事目标是除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死硬的当权者。就当时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对比而言，维新面临着艰巨而严重的问题。为此康有为等所策划军事行动计划是十分密秘的。这一军事谋划直到戊戌政变发生后方显露出蛛丝马迹。尽管如此，密谋之时总能见些端倪。如七月八日御史文悌上《严参康有为折》中说：“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初次一照，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488页。)。 杨深秀所告“万不敢出白之言”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梁启超曾有过记载，御史文悌经德国强租胶州、沙俄占领旅大事变，心中激愤，在戊戌年三月初，一次同杨深秀共同值班，文悌说了慈禧太后许多坏话，并“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还声称“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杨深秀则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杨深秀曾就文悌的态度与康有为密谈过，随后康有为恐事泄露，曾告诫文悌，使之“色变”，后来果然被文悌上折告了状。文悌状告康有为等“万不敢出口之言”，即是以军事手段除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 戊戌政变后遭到通缉而逃亡日本的维新派也说，康有为曾与之密谋“非去太后不可”，因为“那拉氏为不可造就之物”(《戊戌变法》（四）第333页。)。 维新运动的发展和诸方面的复杂因素，终于促成了六月十一日定国是诏令的颁布，百日维新宣告开始。但四天之后即六月十五日，慈禧太后便勒令光绪皇帝在一天里连下数道诏书，逐走了维新派中坚帝师翁同和，委任后党中坚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的北洋三军，同时发布了秋间去天津阅兵的上谕。康有为等人以为这是慈禧太后欲废掉光绪皇帝、发动政变的开始。慈禧太后的做法促使康有为将军事行动的构想转变为现实。此后康有为开始实施军事暴动的具体步骤。 康有为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选将材以得兵权”。尽管康有为等对其军事密谋讳莫如深，但他们毕竟在某些场合流露过。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至日本，受到日本舆论界责难，康有为曾作书自辩。他在《覆依田百川君书》申述了六月十五日之后为了针对顽固派的行动，开始“居间画策，以救圣主，渐为皇上收揽大权，渐选将材得以兵权，若使事集，则皇上既有兵权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530页。)。选将材制兵权，是发动军事行动的重要步骤，康有为等人的确经过密谋，并订有计划的。 康有为等人在选定准作为军事将领举事暴动，颇费心思，先后筛选过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人。康有为首先选定的是袁世凯，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公，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41岁。)于是，他们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去天津小站去联络袁世凯。徐仁禄去小站未见到袁世凯，转由营务处徐世昌代为传话，未能征得袁世凯的明确态度(《戊戌变法》（四）第360页。)。随后，康有为又决定派人去活动聂士成。当时派王照去找聂士成被王拒绝，康有为自己也认为聂士成并无把握，遂放弃去找聂。而林旭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主张去联络董福样。他曾赋诗一首交给谭嗣同，诗云：“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建者莫轻言。”(《戊戌变法》（四）第57页。)（千里草是个董字，指董福祥；本初是三国时袁绍的字，暗指袁世凯）林旭的提议未被康梁等人采纳。 康有为等人最终选定的仍是袁世凯。九月十一日，康有为为徐致靖撰写了一个奏折，以徐的名义密保袁世凯。九月十二日，光绪皇帝便谕令袁世凯来京。九月十四日袁世凯来京，十六日接受光绪皇帝召见，十七日再次被召见。光绪皇帝要袁世凯以后“与荣禄各干各事，不必再受其节制”，并破格擢升他为兵部候补侍郎(袁世凯：《戊戌日记》。)。 至此为止，康有为企图发动军事暴动的第一步选将材控制兵权的目标基本实现了。维新派的做法自然也都被慈禧太后、荣禄等看在眼里，他们也加紧实施政变的准备事宜，两派短兵相接的争斗一触即发。 军事暴动的实施——包围颐和园 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被杀，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七。) 上谕公布了慈禧太后等杀死维新党人的最重要理由，是他们“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 而出逃在外的康有为等人始终矢口否认他们有此举措。因为承认了这种事实，便就承认了慈禧太后等镇压维新运动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对遭禁锢的光绪皇帝也极为不利。而史学界也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口实，认为这是顽固派为镇压维新派而进行的“诬陷”，甚至对当事人袁世凯的私人日记也加以否定。 袁世凯在日记里言之凿凿，记述了康有为等人的“围园”行动。 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后仍未离京，还等待预定的九月二十日的再次召见。而九月十八日夜间谭嗣同突然造访，要他谋杀荣禄，率兵入京，以兵力之“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问：“围颐和园欲何为？”谭回答：“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并胁迫袁世凯：“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袁世凯：《戊戌日记》。)袁世凯一再私记，自己所以记下此事，是为了“征事实而质诸词”(《戊戌变法》（一）第554—555页。)。 多年来，袁世凯的日记被当作“伪作”处理，故学者们否认康有为的军事暴动。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更加确凿的史料证明了这一史实。 为了发动军事暴动，维新派在选定“将材”之后，又曾“招集好将”和死士，约他们围攻颐和园。毕永年就是他们招集的“好将”之一。毕永年撰写的《诡谋直记》真实地记载了康有为等“围园”的密谋和行动。 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刚好来到京师，谭嗣同把他引荐给康有为，康有为便约他率队围攻颐和园。 九月十四日夜，康有为向毕永年说，“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让他届时配合袁世凯的行动。毕永年亲自目睹到康有为等在紧张地准备着军事暴动。九月十六日晚，康有为、谭嗣同等再次向他说，给他百余人的敢死队率领，待袁世凯包围了颐和园后，让他“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2—4页。)。 诸多证据说明，光绪帝也是参预了这次军事密谋的。毕永年在《诡谋直记》中记述：九月十六日谭嗣同亲口告诉他，康有为已“使皇上面谕”“围园执后”；接着康有为就让他“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记载说，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时，“谓奉帝手诏，命锢后杀禄”；政变发生时，慈禧回宫詈光绪曰：“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如矣。”(《戊戌变法》（一）第465—466页。)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也记述，慈禧后回宫唾骂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言谋我乎？”(《戊戌变法》（一）第467页。)戊戌六君子为什么未经审讯即惨遭杀害？对此参预审理“六君子”案的陈夔龙解释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17页。)恽毓鼎在《崇信传信录》里也提及此事，说是御史黄桂鋆上疏被批准，黄的奏疏中说：若是公开审讯“六君子”将“牵及圣躬”。 综上所述，可以证明，康有为等人确曾计划以暴力手段摧毁慈禧集团，为变法清除障碍。只是康有为等因缺乏军事实力，迟迟没有将这一计划付诸行动。慈禧太后等预先察觉到了他们的行动，在他们即将发动暴动前先发制人，发动了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和荣禄等顽固派察觉到光绪帝、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密谋，便伺机而动。而引起政变发生的直接导火线是日本伊藤博文的来京。 九月十一日，伊藤以“个人游历”身份抵达天津，荣禄心怀鬼胎宴请了他。九月十四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人兴奋不已，朝夕问计，并上奏皇帝欲请伊藤“留作顾问官”。经接洽，光绪帝决定于九月二十日召见伊藤。九月二十三日，英人李提摩太先“行见就顾问官职”(《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同光绪帝、康有为等一起谋划政变，要阻止他们的行动就得赶紧先行下手。于是，九月十八日杨崇伊上奏折请慈禧“训政”。奏折说，伊藤之来华“将专政柄”，只有请太后“训政”，才能“转危为安”(《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第100页。)。九月十九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九月二十日，为免出意外，顽固派仍照常让光绪帝召见了伊藤和袁世凯，但这次召见是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举行的。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记载光绪帝的这次召见“无答谕”，原因就是他已被幽禁。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才公开宣布“重新训政”。袁世凯于九月二十日被光绪第三次接见后于当天即返回天津，经“反复筹思”后向荣禄告知一切。当晚，袁世凯见到荣禄后发现杨祟伊也在荣禄那里，荣禄向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袁世凯知道政变“业已自内先发矣”(袁世凯：《戊戌日记》。)。数种史料证明，被康有为选定的“将材”袁世凯尚在北京等待光绪帝的第三次召见时，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即已先下了手，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扑灭了。 维新派的军事暴动与天津阅兵 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康有为等约集袁世凯等人并非要搞军事暴动，而是为了应付慈禧太后天津阅兵行废之计。这种观点似是而非。 天津阅兵是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共同进行的一次阅兵计划。这个计划见诸光绪帝的“维新上谕”，并非虚妄。但就史料分析，天津阅兵并非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帝的阴谋，而恰恰是康有为等借此动员力量，准备发动军事暴动所编造的借口。 有关天津阅兵的上谕有两件。一件是六月十五日光绪帝谕曰：“本年秋间，联奉慈禧太后銮舆，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令荣禄等先行准备(《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21页。)。另一件是八月二十四日光绪帝谕曰：“整军经武，为国家自强要图，现当参用西法，训练各军，尤宜及时校阅，以振戎行。”从而决定九月初五日光绪帝同西太后一起前往天津阅兵(《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59—60页。)。 这两个阅兵上谕，前一个只说要去天津阅兵，后一个是择定了阅兵出发的日期和较为具体的安排。从其内容和当时的情势分析并无疑窦，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军事改革，远在维新之前袁世凯等已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军事改革有助于巩固清朝政权，慈禧太后等并非漠不关心。戊戌变法期间，西太后约集光绪帝去天津捡阅军队操练，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不能断言这是慈禧太后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况且至今也没有发现行废立的证据。 而说天津阅兵行废立最起劲的人当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有为自“百日维新”开始不久，第一次阅兵上谕发布，至政变发生，多次说这是慈禧太后要发动兵变、废光绪帝的阴谋。直到他后来派人去找袁世凯又说：“是时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警觉，不抚将帅则恐不及……于是日草请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胃而统之。”乃荐袁世凯给光绪帝，让他“拥兵权而救上”(《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41岁。)。梁启超的陈述就更加逼真生动了，他说：“此四月廿七日事也，同日并下有数诏书，皆出西后之意……而九月间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阅兵之举，亦以此日决议。盖废立之谋，全伏于今日矣……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而莫敢明言，翁同和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到此已极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类似的渲染，梁启超还说过多次。 说天津阅兵是慈禧太后等行废立的，还有李提摩太、毕永年等少数人。他们完全是仿照康梁的说法说出的。康有为等是利用这种宣传，鼓动组织力量，以“救上”的名义准备发动军事暴动。 对天津阅兵的风闻和康有为等人的宣传，当时就有人否认天津行废立的可能性。如苏继祖所辑《戊戌朝变纪闻》的作者，他憎恶西太后，同情光绪帝和维新派，但他就认为天津阅兵与行废立根本就没有关系。他说：或谓“天津阅兵将行废立，窃谓不然。此皆皇上摄于积威，媒蘖人众，恭邸薨，常热见逐，势孤心悸，有草木皆兵之势。而新党虽有忠爱之心，惜昧于审势度时，妄扭于前代权臣叛君，皆以兵力压制众人之见……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津，行此大举动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戊戌朝变纪闻》的作者虽也拿不出否认“天津行废立”的证据，但他的分析却十分透彻，毋庸置疑。他否认天津行废立之说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认为这是光绪帝、康有为等因“势孤心悸”产生的草木皆兵的错觉。他分析说，六月十五日这天慈禧太后勒令光绪帝一下子发布了好几道上谕，逐走了帝师翁同和，令顽固派人物荣禄去天津控制北洋三军，同时决定帝后同去天津阅兵，于是就心存悸惮，草木皆兵，把阅兵同“行废立”联系起来。第二个理由，认为慈禧太后要废掉光绪帝在宫中就可做到，根本就用不着去天津“行此大举”，这种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实际上，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也的确未出皇宫，轻而易举地成功了。既然是密谋废立计划，兴师动众地去天津，再愚蠢者也不会那么做。第三个理由，认为慈禧太后要废黜光绪帝“不待兵力以压制之”，就是说用不着动用武力就可以做得到，这种分析也不过分。因为尽管康有为等有军事暴动的谋划，可是直到政变发生前他们也没有组织起武装力量来，这些慈禧太后等也是知道的，戊戌政变也的确未动一刀一枪，因此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根本不会设计到天津去利用北洋军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 既然《戊戌朝变纪闻》的作者列举的道理这么浅显明白，康有为等人尽管身在其中也不会不懂。他们明知天津阅兵并非“废立之计”，而偏要作这样的宣传，其目的正是借此编造舆论，制造紧张空气，动员力量，捕杀慈禧太后，为变法扫除障碍。此种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 康有为是否具有激进的爆发思想 认为康有为不可能发动暴力行动的论者，多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是“庸俗进代论”的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反对暴力行为，庸俗进代论只求量变反对质变，只能“爬行式”地渐进，反对激进。因此，无论从康有为的阶级基础还是思想基础都找不到爆发的因素，因此不可能发动军事暴动。 从事历史研究最忌者是从教条出发，总想把复杂的问题纳进一个简单的条条里。比如有人认为，清末的资产阶级，要么是改良，要么是革命，同一个人的思想就不可能既有改良又有革命。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在作怪，为了照顾条条框框就不惜违背历史事实。 有的学者先定下康有为是改良主义者，然后又找改良主义者的思想根据，而于上述康有为谋划军事暴动的史实却置之不理。说康有为是反对激进的“庸俗进代论”思想体系，就只去分析他的“三世说”和“三统说”。从而推论出康有为只承认社会由据乱世渐进到升平世，再由升平世渐进到太平世，即由封建君主专制进到君主立宪制，再进到民主共和制，根本反对跳跃，这便是反对激进，是庸俗进化论。实际上稍加考察即可看出，这种论述有问题，因为康有为即便是这样认为的，那么由封建专制进到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就不是质变？非要一下子跳进民主共和才算不是庸俗进化论？如此说来，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政体改革后，由封建专制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均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稍加分析和推理即可看出“庸俗进化论”之说是没有道理的。 何况一个人的思想本就可以同时产生和具有多种因素、多种成份的，有时是相异的成份，有时甚至具有互相矛盾的因素。人的大脑反映了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多种成份，绝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康有为的思想就不能用一种公式去推断、去定论。他有“三统说”和“三世说”，但早在中法战争时他就开始悬想“大同之世”，1885年即开始撰著《人类公理》。随之便是在《人类公理》的基础上撰写《大同书》，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完成。《大同书》设计出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没有家庭，生产力高度发达，财产公有，人民生活十分富足，美满的极乐世界。康有为对这个大同世界的全局和细胞都详尽周密地进行了设计。这体现了康有为思想中高度的民主主义平等成份。他的这种大同思想和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不仅远远超过资产阶级的变法思想，也远远超过了民主共和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具有很大的空想性，然而毕竟是康有为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正是他激进思想成份的表现。有此激进思想作基础，他能设计出激进的暴力方案就绝非偶然的了。 总之，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曾贯穿了惊心动魄的军事暴动设计和斗争。维新派曾进行了选将召兵、围园捕后的设计，并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流血牺牲。因此，说维新运动是改良运动和和平改革，显然是不够正确的。这次运动的性质、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都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资料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