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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建党的第一代魅力领袖去世以后的权力继替；二是由在野党升为执政党以后的调适转换。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蒋介石虽然最终以军权坐大，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党内其它势力的挑战，直至1938年其合法党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 另一方面，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激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患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鉴于以往研究多关注这个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局的演变和派系纷争，本文拟以国民党地方党部与党员为考察对象，探析训政初期国民党“党治”与“治党”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情形。随着观察视角的下移，国民党一些过去不为人所细察的一面亦逐渐凸显出来。[1] 一、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在过去的国共历史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尽管这两种认知截然有别，但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只是一方充分肯定这种打击的“弭祸”意义，而另一方则谴责这种打击的“罪不可赦”。而两方都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张国焘回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2]张国焘的这一段话，我们也许可以从比较宽泛的层面上来理解。 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张国焘回忆，陈立夫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3]。我一直对张国焘此段回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料当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这段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忆述，竟在陈立夫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陈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4]笔者并不关注打斗是否真能分出鸿沟来，感兴趣的只是当时两党党员的确难以分辨之情形。 在蒋介石严令整肃“共党分子”，而“共党分子”又难以分辨的情形下，注定这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将扩大化。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在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5]。由于这场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党力”进行的政治性清党，而是依藉武力展开的一场血腥的武装打压，手握兵器的武人比文职的党人可能更暴戾，也更毫无节制。在上海，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无权过问。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张君毅最终被杀害。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的吴开先亲历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6] 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定的清党目标，除了共产党人外，也兼及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7]实际上，受清党打击的对象，远远越出了这一范围。除吴开先所言的“不计其数”的“无辜人民”外，一大批国民党人亦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整肃。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即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8]“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一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如果说清党初期的武力滥化，是因为当局难以分辨打击对象而不得已而为之的话，而后续期的清党则几乎演变为一种当局失控的社会性行为。“共产分子”身份之模糊性与不易确定性，只会加剧这场运动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据当时报纸的密集报道，诬人为共，是最易制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9]；甚至索婚不遂，亦藉端诬人为共[10]。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有可能临头。1928年4月10日至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正是清党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投机、专断、任意、武力、强暴等，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11]同样，广州市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12]。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13]。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14]。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减至65万。[15] 减少的30多万党员中，最有可能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思想急进的城市青年学生党员；一部分是基层农工党员。前者有可能被清洗，后者有可能因恐慌而自动脱党。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万。因为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清党后登记党员数愈10万，是清党前该省党员人数的数倍[16]。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工作报告中亦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另据1929年北平《民国日报》报道：河北“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这次河北党员的数量，竟以不过六千同志的数目而拉到二万七千之多。”[17] 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8]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19]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反革命之势稍杀，不革命之势代兴。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20]。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亦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21]。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逝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蒋介石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22] 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23]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共产分子”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省市县党部委员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中央日报》社评写道： 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变换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3月到现在，为期不过1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24] 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25]。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26] 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分化所致，孰料清党以后，纠纷有增无减。“在未分共以前的计划，只想把党的精神、党的组织权力作一整个的振刷运动。谁知分共以后，党的纠纷更多，党的威信尤见低落”。“自从清党以后……党的组织反日益涣散，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的制裁……因之党的组织乃愈来愈涣散而几乎看不见党的整个行动和整个意志的表现”。“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27] 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28]，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大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藉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29]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30]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31]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32]在江苏，“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微细，党领导民众的能力薄弱，甚至离开民众，甚至为民众厌弃，甚至做出危害民众的情事……有的是以藉办党以渔利，有的是以藉办党去争权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欺侮民众，一般人批评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33]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34]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胡汉民称前者为“恶化”，称后者为“腐化”。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清，“腐化”代兴。 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35]。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36]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二、战前国民党的组织规模与组织基础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一般会呈现出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37]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3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5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其中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清党，据1929年10月的统计，国民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其中国内普通党员不足27万。 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统计
资料出处：(1)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上册第85、89、101、106、160、176、280、311、329、367、410－411、536－537、570－571页；下册第55、93页。 (2)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2－194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214、255页。 (4)《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乙)19页。 (5) 陈希豪：《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47－149页。(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省市部分)》，1930年版，出版地不详。 注：国内普通党员含各省市党部和铁路、公路、海员、工厂、学校等党部所属党员；1930－37各年度统计数内，含预备党员人数。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战争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3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2名是军人。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弛散漫。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设想如何让涣散的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象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60%以上时，蒋的“军队党化”和“党军队化”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数逾百万的军队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登记入党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以至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完全可以将其军队党员剔除在外。 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1927年4月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一场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38]。10年间仅增加了30万普通党员，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 江苏、上海、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省市是战前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而这些省区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在战前几乎处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江苏、上海、湖北、湖南等省市1936年底的党员人数仅及该省清党前党员人数的半数左右。如湖北省1927年1月全省党员总数为31990人，而1936年底的统计为17233人；广东1927年5月全省党员总数为236605人，而1936年底的统计为80254人。[39] 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更加清楚地显示战前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远低于同时期苏联、意大利等一党制国家中党员与人口的比例。做为一个执政党，战前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实在太小。 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1)1935年中国人口数引自《申报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第B—89页；1935年国民党党员人数引自《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570－571页。(2)1934年意、苏两党党员与人口比例引自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3）1958年中共党员与人口比例引自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507页。 战前国民党员的地域分布
资料出处： (1)《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表、506－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2)《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 注：(1)1932－36年各省党员人数含预备党员人数； (2)1936年辽宁项下的人数为东北三省总数。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1926年10月统计，两广(含广州)党员近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70%，两湖(含汉口)约占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上是吻合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布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据1935年8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党员占16.8%，湖南、湖北(含汉口)、江西、安徽、河南、福建6省党员合计占27.6%，两广(含广州)党员占31.1%，其他省区共占25. 5%。据此观之，战前南京政权之核心的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即使再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等6省，其党员人数合计亦未过国民党党员总额的半数。另一方面，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国民党党员总数近1/3。战前国民党显然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 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扩张其党势的高潮? 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举办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40]。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一大”实行直接吸收制以来，在党员吸纳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2~5个月，并非随时征求[41]。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程序晋升为党员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一制度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战前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仅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 按理，作为一个掌控丰富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在入党限制不严的情况下，其组织规模会急速膨胀。而战前国民党除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与年俱增外，普通党员规模一直处于低幅滞长状态。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数量指标，严饬各地方党部加紧努力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按期如数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指标。[42]上海市党部为了广征党员，曾发表“告同志同胞书”，内称：“以本市而论，人口300万中，党员仅1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三百分之一。以此少数之党员，领导漫无组织之群众，完成其偌大之使命，虽纵有三头六臂，恐亦难以奏效。事理至明，无庸讳言！且新陈代谢，庶万物能生灭不息，此项公律亦可适用于党之组织，若听任老分子之日渐淘汰，而无新分子加以补充，则数十年后党将不党，遑论事业，遑论革命！……经本会规定，每一同志须于本年9月以前，负责介绍新党员3人，以符3万人之预定数。望我同志即在本人之事业中、交游中、团体中、机关中、家庭中、亲友中，多方物色优秀分子，竭诚揽其加入本党。”[43]从这些广告式的话语中，不难觉察当时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中，市民群众加入国民党的热情并不高，以至于市党部为了完成征求指标而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摊派的措施。 战前国民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松弛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由于党组织涣散无力，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在给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指出：“各地党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44]；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党的组织来源因之枯竭。 战前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滞后于地方政权的建设。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4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45]。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8000人，经过18、19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6000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分，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46]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9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员。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47]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未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战前各省市国民党员与人口比例(1935年)
资料来源：(1)各省市人口数引自《申报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第B87—89页；各省市党员人数引自《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608页附表。 战前已成立县党部的地区，其组织运作情形如何？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48]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停业整饬[49]。 在安徽，一些县党部空有招牌，并无实际活动。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陈少书在安徽实习调查时发现，安徽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书记各1人。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50] 江西是国共两党武力对峙的核心地区。蒋介石希望该省各县党组织能积极配合他“剿共”，然而，蒋在1933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现在江西各县的党务，我看就太幼稚，太不行了，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实际工作，协助剿匪，就是连贴标语的工作也都不会！”[51] 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表面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党部组织，而暗地里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与南京中央围绕什么时间建党、如何建党以及由谁来建党等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颉颃和较量。张学良最初试图抵制、拖延，继而又力图将建党权和党部领导权掌控在东北集团之手，最终使东北国民党组织实际处于空洞化和停滞化状态[52]。 在山西，自1930年蒋、阎、冯大战以后，山西省党部撤离太原约一年之久。其后，以CC派为代表的山西省党部一度在太原恢复活动。但1931年底省党部因镇压学生抗日运动激起公愤而再度关门。阎锡山趁机抵制南京中央CC系省党部再回太原。从此，山西境内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活动，直到抗战中期，国民党中央与阎锡山达成初步谅解后，山西省党部才又恢复[53]。 国民党在山东的遭遇也大致相似。韩复榘为了发泄对南京中央的不满，曾于1932年前后将国民党山东省党务负责人加以逮捕。1935年山东黄河发生水灾，韩复榘趁机将全省73万党费移作赈灾，并下令停止各县国民党党务活动。南京中央所委派的省党部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抗战爆发，韩复榘被蒋处死后，山东省党务才恢复活动[54]。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地方组织活动，除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和排拒外，亦受到日本侵华势力的打压。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和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的华北，国民党组织几乎销声匿迹。 与东北与华北相比，西南的情形略有不同。在1936年以前，两广一直与南京中央处于分立割据状态，不仅政务上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自树一帜，党务上亦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自征党员，自成一系，不受南京中央党部的统属和节制。广西还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后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别任会长和副会长，亦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以分部为分支机构，以小组为基层组织[55]。胡汉民则于1932年5、6月间成立了一个名为“新国民党”的秘密政党组织。胡自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并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组织[56]。在秘密的“革命同志会”、“新国民党”和公开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明暗配合下，两广对南京国民党中央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反制体系。战前两广国民党党员虽占国民党员总数的1/3，但在1936年以前，南京中央对西南国民党党务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如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即提到：“广西党务，停顿已久，其进行情况，向无呈报，省党部负责人员，亦无从查考。”[57] 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战前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三、战前国民党员的社会构成 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故一般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者不太注重对党员群体的研究[58]。 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要求党员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驯服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员手则”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59]。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15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60]。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作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6项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迳升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61]。这意味着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原有的社会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后，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主要有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1/3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1/4~1/5。这个时期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国民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62]。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5%。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表明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教育“党化”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二是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广东省国民党员比例在1926年10月统计时，农民约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政及自由职业者甚少；到1929年3月统计时，农民占17%，工人占11%，学生占9%，商人占12%，教师占11%，党政军警占16%，其余及不详占24%[63]。 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出现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与农工乖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战前国民党官方统计中的农工党员，已不是北伐时期“扶助农工”概念中的“农工”。这个时期国民党所称的“农”和“工”，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分野，也不完全是职业的分野，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划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如“农界”、“农业”的分类中，既包括地主(“业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工界”、“工业”的分类中，既包括资本家(“厂主”)，也包括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雇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64]。这意味着该省战前党员中，真正的农民和工人甚少。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份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65]，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亦反映出来。大约有近一半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近40％的党员受过初等和私塾教育，未受过教育的党员不到10％。以30年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为例：家有良田30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5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200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66]。以此衡量，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家有恒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以上社会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象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抗现存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现存体制的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反对现存体制的对立群体以及与现存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而游离于国民党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仍占大多数。 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 (%)
资料出处：（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省市部分)》，1930年。（2）《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乙)21页。（3）《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报告书》，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1934年，第（组）146页。（4）赵如珩编：《江苏省鉴》，新中国建设学会丛书，1934年，第61－66页。 注：“公务”项包括党务、政界、军警；“学生”项有的内含无业。 战前国民党员的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1）《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751页；（2）《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员统计报告》，湖北省档案馆藏，LS66／2／60／3；（3）《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江西省执委会1934年刊印，第18页；（4）《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概况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22／677。 四、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 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如共产党激进，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67]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刻骨仇恨的种子，也在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不过当时也有象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可能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基础。胡适谈到，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学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学者教授，他们不相信支持南京清党的蔡元培和吴敬恒也会做坏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之际，胡适正由美返国。途经日本时，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蒋介石清党真相。胡告之曰：“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著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68]但胡适的看法，只是清党之际的一种即时性的预测和当下观感，实际上，当时有多少青年学生如胡适所说的那样，因为崇拜蔡元培、吴稚晖而认同蒋介石清党，实很难说。一般知识分子大约极少有不反对的。如号称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即毫不客气地指责吴氏“助纣为虐”，是“社会革命的叛徒”。一向态度平和的周作人看到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亦感到南京新政权与北京旧政权并没有多少不同。胡适本人在明了清党真相之后，对国民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69]。陈立夫直到晚年还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70] 尽管如此，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71]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72]《北华捷报》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下面这段话出自30年代初福建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内部报告。报告坦陈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观感的变化过程： 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如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后我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各县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73] 闽省初隶党治之时的情景，颇能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初对“党”和“党人”的认知心态：视党义如圭臬，视党军如王师，视党人为天之骄子。然而时过境迁，民众对国民党的热情、信仰和期望很快随着国民党的腐化无能而归于幻灭。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30年代初期国内新闻媒体不乏此类相关报道。如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74]《时代公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该文作者杨公达以自己在教育界的亲身体验断言：“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75]杨公达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代公论》的创办人。杨本人此时是否是国民党党员，尚待考，但从其一年之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大约可以归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列。杨对国民党的上述感言，显然不是一位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过激宣传，而象是一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肺腑诤言。同年，杨还和另外两名作者在《时代公论》上联名发表文章，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76]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1933年，《国闻周报》有评论坦白申言：“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77]1935年《独立评论》刊文批评国民党党工人员素质太低，形象太差，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大多平庸，以至“这几年来，大家对于党部以及党务工作人员，谈起来都有点头痛，嬉笑怒骂之声，时不绝于耳鼓，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78]蒋廷黻更将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进行比较，认为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党治理论和组织体制都是抄袭苏俄的，但两党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79]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从30年代初开始，蒋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党人和党务进行严厉的批评。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现在一班社会人士看见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80]蒋在另一场合更直截了当地说：“就党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党各派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他们看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的旗下人。”“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81] 这种直露坦率的批评并非蒋偶尔发出的感慨。查阅30年代蒋的相关文集，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而且批评的语调有日趋严厉之势。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82]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83]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84]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 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85]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致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愿做实事，更不愿与民众接近。“许多党部都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86]胡在1931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声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销沉了。”“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固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87] 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88]。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89]。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 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90] 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会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扮演了传统士绅所担当的角色，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91]。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92]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93]。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94]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作“边缘人集团”。如果仅从教育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流氓地痞集团。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现象。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95]，但在县党部以下，“光棍”的成份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96]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97]。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藉党争权利。[98] 很显然，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99]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亦有少数国民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有的更愤激地声称：“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100] 这些言论，多出自当时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民众毫不隐讳地表示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当时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101]“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事生非的代名词，也成了丛集人们厌恶、痛恨、谴责和嬉笑怒骂的众矢之的。 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只是这个弊病深重的政权并未在战前即土崩瓦解，而仍苟延残喘相当时日。也许，从失民心到失天下，亦有一个需要若干时日的过程。 （原文刊发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 对清党与战前国民党组织的相关研究，可参阅以下论著：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11卷第1期，台北，2000年3月；易劳逸:《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000年9月。 [2]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3]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207页。 [4]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97－98页。 [5] 《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 [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 [7] 参见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 [8] 《苏省党部宣传部昨发表清党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1929年4月13日《中央日报》。 [9] 《罗贡华自述被捕的经过》，1928的3月28日《中央日报》。 [10] 《中央最近处分党员案》，1929年6月22日《中央日报》。 [11] 《江苏省党务报告》，1929年3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12] 《广州市党务总报告》；《广东省党务总报告》；见1929年3月25日、3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 [13] 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印：《总登记报告书》，1928年10月，文书类第10页。 [14] 《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1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省市部分)》，1930年，出版地不详。 [16]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1928年3月2日《中央日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 [17] 适宜：《河北党务面面观》，1929年4月16日北平《民国日报》。 [18]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19] 洪瑞坚：《浙江之二五减租》，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68－69页。 [20] 《江苏省党务报告》，1929年3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21]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第12号，1929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 [22]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23] 《一周间的大事》，1928年4月1日《中央日报》。 [24] 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1928年3月30日《中央日报》。 [2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丙）233－241页。 [26]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27] 张楚珩：《国民党与党员》，《三民半月刊》创刊号，1928年9月1日；《中央训练部开始办公》、《沪市执委会第6次纪念周》，分别见1928年17日、1929年4月10日《中央日报》。 [28] 在少数地方，因国民党清党未能彻底，基层组织在1927年4月以后的数年间仍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如江苏启东县、福建莆田县、河南濮阳县、内黄县、河北蠡县等。见沈轶公等：《忆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启东县党部》（《启东文史选辑》第3辑，1985年9月）；吴国钧：《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莆田中共党员延期退出国民党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3期）；谭世平等：《中国国民党内黄县地方组织及其活动》(《安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刘宪曾：《回忆蠡县的国民党》(《蠡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 [29]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30] 《湘指委会防止土劣压迫青年》；《反动势力压迫下的湖南石门县》；见1928年5月27日、6月15日《中央日报》。 [31]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1928年3月2日《中央日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 [32] 《一月来的广东》，1928年4月7日《中央日报》。 [33] 《江苏党务整理先声》，1928年2月4日《中央日报》。 [34] 蒋永敬编：《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4页。 [35] 蒋介石：《整理党务计划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36] 《河南省党务概况》，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37] 俄共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到1922年底，5年间经历了两个迅速发展阶段和两次收缩。1919年时，党员人数为15万，到1921年3月增至75万。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组织规模的增长势头更猛。1949年10月，中共党员多达448.8万，到1956年9月“八大”召开时增至1073万。1957年以后中共宣布暂停吸收新党员，但据1958年的统计，党员人数又增至1245万。见（英）伦纳德·夏皮罗著，徐葵等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474、507页。 [38]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第93页。 [39] 1927年湖北、广东的党员数，分别见1927年1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党务消息”）；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1936年的党员数，见附表《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地域分布》。 [4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663页。 [41]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载《中央党务月刊》(三届三中全会特号)，1930年3月。 [42]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68页。 [43] 《上海特别市党部为征求党员告同志同胞书》，引自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 [44] 《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中央党务月刊》第97期，1936年8月。 [4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丙)233－241页。 [46] 程天放：《河南省之党务》，《中央党务月刊》第33期，1931年4月。 [47]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48] 1930年8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专栏。 [49]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82页。 [50] 陈少书：《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1935年)，萧铮主编：《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66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3717页。 [51]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册，第800页。 [52] 尾形洋一：《易帜后の东北における国民党の活动に就て》，日本《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7－4(上)，1975年。郭正秋：《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53] 李冠洋：《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简述》，《山西文史资料》第13辑，1979年。 [54] 张玉法：《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载《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55] 参见《中国国民党西南党务年刊》，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1933年编印；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71页。 [56] 参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4页。 [57]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23页。 [58] 参见李景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6页。 [59] 中国国民党党歌和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1编文前插图。 [60]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584页。 [61] 《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中央党务月刊》第95期，1936年6月。 [62] 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 [63]《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广东省国民党党部编印，1926年10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 [64]《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34年11月，第21页。 [65] 《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及其没落》，第397页，作者及出版时地不详。 [66] 参见拙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67]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68] 引自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版，第153页。 [69]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9页。 [70]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 [71] 引自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72] 《北华捷报》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引自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73] 朱宛邻编：《福建省党务概况》，福建省特派员办事处印行，1935年，第22页。 [74] 社论：《论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务》，1932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 [75] 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 [76] 孙佐齐、平凡、杨公达：《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时代公论》第13号，1932年6月。 [77]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 [78] 贺岳僧：《论改良党务工作》，《独立评论》第173号，1935年10月。 [79] 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 [80] 蒋介石：《讨逆胜利后本党之重要关头》（1930年10月2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 [81] 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1939年1月），《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215页。 [82] 引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2页。 [83]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能和建设工作的方法》(1933年11月14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9页。 [84]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00页。 [85] 蒋介石：《如何创造党国的新生命》(1935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04－605页。 [86]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87] 胡汉民：《党的训练问题》，《中央党务月刊》第31期，1931年2月。 [88]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89] 金铨：《厘定党政军官职俸等级表刍议》，《人事行政》1942年第1期。 [90]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 [91] 陈肇英：《视察闽省党务及宣慰军队之经过》，《中央党务月刊》，第38期，1931年9月。 [92]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30期，1939年3月。 [93] 《苏省各县党务状况》，1930年8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94]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香港1991年。 [95] 余英时举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为例，说该人中学未毕业，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与事实不符。陈德征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历任中学校长、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等职。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4页。 [96] 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24期，1939年1月。 [97]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98]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99] 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00] 《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 [101] 《浙省指委会对戊辰社专电及省府秘书处宣传室新闻稿的驳正》，1928年8月25日《中央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