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当今，有的论者认为，两者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有的论者则“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关于戊戌变法的进步性，现在不承认者希罕了。争论的焦点在洋务运动上。后者基于认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不仅不认为有理由把洋务运动放在历史的进步潮流里，而且竭力否认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的联系，生怕因两者的某种联系而给洋务运动带来某种进步性。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有什么联系？两者间是否截然对立？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提出来，并进行研究。 一 戊戌变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仍然流行的说法是：“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原动力”。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论述戊戌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只从中日甲午战后开始，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因而奋起变法，挽救民族危亡。也有的提到甲午战前，说“戊戌变法是甲午前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但在他们看来，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持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洋务运动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而以富强自夸时，微弱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经济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开始破产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至酝酿为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只是以自己的“完全破产”才证明戊戌变法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不承认戊戌变法是之前几十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不承认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物质的思想的条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戊戌变法的发生是以洋务运动的经济成就为物质条件的，是以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为社会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在昔日的戊戌变法研究中，很少有人把戊戌变法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而多从战争和政治斗争说其起因。有的虽然注意到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止于甲午战争后，他们把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限于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割断它与甲午以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须知，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正是在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终能改变封建生产关系，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近代生产力，在中国正是由洋务运动从外国资本主义世界引进机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是在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后民族资本新办的几十个工厂，并非从天上突然掉下来，而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在新的条件下的扩充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民族资本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工厂有49家。他们多办在洋务运动比较活跃的广东、上海及江浙一带。正是由于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对封建朝廷的冲击所引起的变法和洋务派在朝廷中的某些有限的作用。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特殊条件。因此，“商民延颈举重，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第19页。) 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创办的厂子，其资本多在洋务运动中积累，是由洋务派官僚直接或间接协助办起来的。洋务运动“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企图割断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联系，这只能发生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本来联系着的历史事实是割断不开的。洋务运动无疑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戊戌变法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那么，政治上的变法正是经济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政治变动的原因，“深藏在经济事实中”，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已经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法则，来解释戊戌变法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引进中国来，是中国产业革命之始。“中国产业革命后所兴新的工商业，因受帝国主义资本的刺激与扶持，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这实亦是必然的，所以自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动以来，政治上的改革要求便继之而起”(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他们认为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动是戊戌变法发生的根源。 可惜，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戊戌变法这一政治变革要求不进行经济分析，不从经济事实中去寻找政治变动的根源，而是以政治说明政治。他们简单地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从而宣判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所以，便有维新运动的发生。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无疑刺激人们寻求救国的方案，但是，救国方案从何产生？甲午战争的失败仅仅是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救国方案之所以是戊戌变法这样的内容、形式和性质，都决非甲午战争所能说明，必须到洋务运动开始以来变动着的经济事实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家认为戊戌变法是为了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即挽救民族危亡与发展资本主义。可是，这两个问题并非发生于甲午战后，实际上，洋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洋务运动就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就是一个自强求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甲午战争把这两个问题提到更加迫切的程度，因而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发生。甲午战役是戊戌变法发生的导因，而不是根源或“原动力”。 从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讲，戊戌变法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其次，就戊戌变法发生的思想条件而言，维新变法思想实源于洋务派的思想，一些论者乐于称道的所谓早期维新派。如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等，实际上是洋务派。郑观应是洋务运动主要的积极活动家，他“奉李鸿章札委总办津沪电报沪局，又在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会办轮船招商局，对开平矿务、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皆曾参与”。王韬“好谈洋务”，“与当时洋务派盛宣怀、郑藻如、郑观应等皆有至交”。薛福成，“初入曾国藩幕，继佐李鸿章，累保至道员。光绪中，充出使英法等国大臣。薛氏为当时谈洋务之巨擘”。马建忠，是洋务派马良之弟，“以郎中留学法国巴黎，为中国官吏留学外国之最早者。以通洋务，居李鸿章幕甚久。凡李氏光绪中所办洋务，率皆参与谋议”(《洋务运动》八，第551—561页。)陈炽，“以孝廉为户部侍郎，后任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实为洋务派官僚。1893年他所著《庸书》虽提出设议院，但也同其他洋务派的思想家一样，在思想体系和本质上并不与洋务运动对立，他说：“法之宜守者慎守之，实课以守法之效，毋庸见异而迁也。法之当变者力变之，实责以变法之功。毋俟后时而悔也”(《庸书名实篇》。)。还是属洋务派的思想体系。 诚然，他们提出了诸如设议院等一些不同于其他洋务派的观点，这是由于出身经历、时代条件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应该看到，洋务派对洋务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不是在运动前什么都设想好了，认识清楚了，而是随着洋务实践活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变认识、深化认识，提出新的前进目标的。关于这一点，九十年前的谭嗣同已经深有认识。他说，“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末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其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所至辄兴创机器，信知所先务矣。沈文肃疏论船政，自谓‘臣则一无知而已，其悔恨为何如矣’。彭刚直号为不喜洋务，然筑沿江炮台，何尝不用西法，又何尝不请造兵轮，其序郑陶斋《盛世危言》，至谓‘孔、孟复生，不能不变法而治’。是于洋务独能深入其蕴。黎纯斋兵备为诸生时，上书言事，深薄洋务。及使东章奏，迥然如出两人。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扬之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获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状吾过”(《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28页。)。比谭嗣同还早，郑观应也说过：“往者议造轮船电报群疑众谤，几废半途，既而毅然群行，至今日而天下之人异口同声，共知其利”（《从盛世危言》）！这都说明人们对洋务有一个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有的问题不到一定的时期，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提不出来。设议院之事，在六七十年代，就没有一个中国人提出过。当时投资于新式工业的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还只是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行程，还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所以，不能因为某人提出了什么，某人没有提出什么，就简单的在他们间划什么派别。有些观点、主张的差异，只能说明他们本身的变化发展，并非有什么路线斗争。 甚至，到1895年，北京强学会成立时，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还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强学会标榜的宗旨同洋务派所说的‘自强’是差不多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08—509页。)。在戊戌变法前，“有许多人宣传变法，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国家独立，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些思想和代表官僚买办利益的洋务派的主张之间还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既然如此，维新派的思想同洋务派的思想直到戊戌变法前还没有明确界限，而洋务派的思想又早于维新派的思想出现。再加上维新派同洋务派有各种关系，为什么就不敢承认，正是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准备了人才。 二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个论断还可以从戊戌变法的参加者及其要求、活动和措施等方面得到证明。 戊戌变法的参加者，几乎无不同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相联系，或者可以说，二者的参加者都是转向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官僚和商人，只是转向资产阶级的程度有所区别。戊戌变法参加者中的许多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是依附洋务派的，如严复等人。一些洋务派还直接参与了戊戌变法运动，如张之洞等人。光绪皇帝的维新班子——军机四卿中，杨锐和刘光第是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的人。所以，有的说：辅佐皇帝主持新政的工作班子，“其实是洋务派和维新派联合组成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43页。)。 关于光绪皇帝本人，有的也说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他们说，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振兴商业”的口号是洋务派也赞成的，光绪皇帝“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洋务派的政策”(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48页。)。 光绪帝关于废除八股的上谕，“彻头彻尾是洋务派的主张”(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51—552页。)。 “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兵、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都是洋务派所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胡□□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就这些建设的内容来看，康有为同洋务派也没有多大差别。”(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51—552页。) 作为百日维新的开端的“下诏定国是”。所谓“国是”“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52—553页。)。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发上谕虽然有一百多条，但其重点和脉络很清楚，反复强调的主要是练兵和筹饷”，“这是洋务派的老方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72页。)。 这些看法当然有值得商讨的地方，但我们有了这些几乎无需再用任何材料，就可以说明，戊戌变法在其主要方面是洋务运动的继续。 三 戊戌变法既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又是洋务运动的发展。维新派提出了“定宪法”、“开国会”的政治要求，虽然这些政治要求并未列入百日维新的议事日程里，从政治思想史方面看，提出定宪法、开国会的政治要求仍然是对洋务运动的发展。这些要求是兴起于洋务运动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成长程度的政治上的反映。民权、立宪的理想虽然早于洋务运动若干年，但洋务运动发轫者们提不出这种政治要求，能提出这种要求的资产阶级还在生产之中，与封建上层建筑冲突的生产力才从国外引进来。提出定宪法、开国会的要求，只是到了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为其服务之时才可能，只是到了资产阶级成长到有了政治觉悟之时才有可能。提出定宪法、开国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要求从经济向政治发展的表现。而洋务运动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清朝帝国主义解体的情况下，一部分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不自觉地行动的表现。 所以，戊戌变法对洋务运动的发展正表现着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差距，正是历史的差距。我们不可将洋务派与维新派放在同一历史时期同日而语。那种因戊戌变法提出了某种洋务运动不曾提及的更高的要求，而否定洋务运动的企图，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