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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一致承认。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此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刊布。但以往研究者大多侧重于“联俄联共”等政策的确立过程以及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主要人物的思想行动，而较少关注国民党内部组织构造的实际变动。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结构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俄共组织模式箝入国民党体制之后，是如何调适或变异的？与同时期依俄共模式新建的中国共产党相比，这种调适或变异对国民党的组织运作、政治文化乃至国共两党的竞争和抗衡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党的经验，把一个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基本上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①]。然而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久，何应钦即质疑：“本党自13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②]何应钦之言提示我们，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本文之作，即拟对1924－27年间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和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作一探讨，冀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对国民党改组的意义作一较为适度的评估。 一 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 论者常谓1921年中共的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不难发现两党的社会基础，实际并无太大差异。这个时期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 中共的首创者们为五四知识青年自不待言。用孙中山当时的话，他们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 “北京一班新青年”[③]。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叹喟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④]。他一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将当时中国知识青年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连中共中央通告的称呼正文前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⑤]，从这些“暗语”中亦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氛围。这个时期知识青年在中共党内实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启蒙者的角色。对此前人已有所论及，此处不赘。 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党员入党，使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统计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它人员共占百分之几[⑥]。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⑦]。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当时已数愈百万无疑夸大，但它切实地描述了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份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份（附表）。谭平山在“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亦称：“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⑧]。1926年2月，鲍罗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⑨]。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2次代表大会宣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⑩]。另据1927年1月湖北省国民党第4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大多数是学生[11]。由此可见，即使在大革命后期农工运动发展迅猛的两湖地区，青年学生仍是国民党党员的主要成份。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据1927年1月吴倚沧所作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其时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队，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12]。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所占的比例。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依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估测，这一数字可能不无夸大，但青年学生在国民党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当无疑义。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作过如下一番描绘：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13]。 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以往论者以广东一省党员的构成来例证大革命中后期国民党党员以农工为主体的说法显然以偏概全。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份比较（1926年1月）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1926年5月出版。广东数字 系1925－27年党员数平均值计算，见《青年呼声》第14－17期，1928年8月。本表引自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72－273 页。 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蔚为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其时“学生每以入党为荣”即为写照。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汲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14]。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帜着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大革命结束前后。据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对部分青年信仰的调查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15]。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因为此时（1927年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早已过去，而“主义的时代”却并未结束，至少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和表征，仍以信奉主义为归趋。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据当时的调查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内涵相当模糊。调查中发现，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如内中不少人自称同时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自然与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以及当时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有关[16]，但仍然反映出当时“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 大革命后期青年信仰调查（调查时间：1927年2月）
资料来源：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第43期，广州《民国日报》副刊， 1927年2月28日。 上表被调查者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17]。实际上，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虽然未见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教育程度的直接统计资料，但据稍后的间接资料推测，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中人数最多的是一批受过中小学和私塾教育的青年[18]。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新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制度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在帝政时代，正式编制的官僚队伍的数额有限，每年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人数更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取仕数额的悬殊，势必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入仕的机会和希望始终存在。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会产生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 在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材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材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到五四时期，经新学堂十几年的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队伍已相当壮观。据统计，在五四前夕，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与1910年相比，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19]。以中学而论，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学生多达118548人[20]。此外，大学生和国外留学生人数亦达数万人。而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足够相当的职位和就业机会来汲纳源源不断从新式学堂和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因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青年知识分子。据1916年对1655名回国留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多达399人[21]。留学生尚且大量失业，一般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下文简称之为中小知识分子、中小知识青年）谋职之难，更可想而知。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据1923－24年前后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19－20％[22]。也就是说， 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或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已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蕴育而生。正因为此，这个时期学运、学潮的主力军是他们，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也是他们。如在黄埔军校前3期通过考试选拔入学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其学力大多是高小和中学文化程度。另据统计，1919－1927年间，全国学运、学潮有57％发生在中学（含师范学校），大专和小学分别为38％和5％[23]。 中小知识青年与上层知识精英相比，其学识能力毕竟稍逊一筹，故而在时代大潮中，他们一般不能成为领潮者，而只能扮演随潮和追潮者的角色。他们常常踵从于上层知识精英之后。当各种主义流行时，也难免盲目从之。其时即有人指出：“一般青年多数只晓得空口谈主义（其实恐怕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一味盲目地跟着人家跑，究竟主义是什么东西？那种主义适合国家社会目前的需要？……他们通通不暇顾及”[24]。这里所流露的正是当时上层知识精英对中小知识青年的看法。在前者看来，后者连“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 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对中小知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长，其作用实不可低估。白话小说最大的读者群和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支持群体，正是那些介于上层精英和下层大众之间，“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群体[25]。以往只有熟读文言或洋文者才能跻身于新旧精英行列，如今却做白话文也能与上层精英们一比高低。 不过，对广大中小知识青年而言，更大的机会，或许还是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要知道，从“公车上书”、“戊戍变法”，一直到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均是新旧上层精英在唱和，中小知识青年无缘也不够资格参与。当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宣布要面向大众，由一个封闭型的精英组织改组为一个开放型的群众组织时，试想这对中小知识青年们来说，该是多好的一次参与政治和跻身精英之途的机会啊！国民党党章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者，均得为该党党员。这意味着只要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即使普通民众也可以加入国民党，与一些先进的上层精英互为同党，互呼“同志”。不过，真正下层的工农大众若非知识分子们“回到民间”去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不会主动来投奔国民党的。因此，真正积极主动投入国民党怀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们。 再者，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党纲决议，已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不再象《民报》时代那样深奥费解，这自然也迎合了中小知识青年的学力程度。尽管孙中山个人对白话小说和白话诗并不欣赏[26]，但这并未妨碍他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人运用白话文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正如李剑农在《最近30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所称：“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的《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罢；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27]。这些能读懂孙中山白话经典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正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中坚力量。 本来，对中小知识青年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不免过于深奥，但这个时期这些马恩原典尚未译为中文，他们不可能也无须去读。他们所接触到的至多不过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译《共产党宣言》以通俗晓畅的语言文字对阶级斗争学说所作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正迎合了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们的脾胃[28]。不过，中共是一个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对党员要求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个人品质和铁一般的纪律约束，而且在当时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共产党有如洪水猛兽，所谓“父子之亲不认，夫妇之情不顾，打倒智识阶级”[29]乃至 “共产共妻”等种种流言，令一些守旧者畏避三舍。即当国民党“联俄”“联共”之后，外间传闻国民党已被“赤化”时，孙中山亦未敢等闲视之，发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四处辟谣，唯恐影响其“清名”[30]。故此，这个时期中小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者远比加入共产党者为多。 中小知识青年群趋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是一个有历史、有领袖、有势力、有地盘的政党，自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民党在广东一隅已是一个执政党。这对一个谋生无道的中小知识青年来说，加入国民党，或许能为自己的“饭碗”带来一线希望。当黄埔军校第1期招生时，计划录取324人，投考资格限定在高小毕业并入过中学1年以上，或具有相当程度者，正适合众多中小知识青年的条件。结果报名人数多达2000多人，超过预计录取人数多倍，最后录取500余人[31]。这固然说明五四以后青年学生们热心国是，不过也未尝不可视作中小知识青年就业竞争激烈之反映。这个时期的其他资料也显示，确有不少知识青年是出于谋生的动机而入国民党者。其时广州除黄埔军校外，国民党还办有各类名目的党工干部养成所、训练所和民众运动讲习所等[32]，招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入所短期培训后，分配从事工运、农运和政治宣传等工作。他们入所受训，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热情和愿望，但难免兼有谋生求职的个人动机。在1927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曾有多名知识青年投书该刊编辑，毫不讳言自己离开家乡至广州加入国民党，带有“糊口”的动机。一位名叫“亲先”的国民党青年，自称曾在“训育所”毕过业，也曾在“宣传所”念过书，还曾领导千百个群众参加过革命运动，但他为无法养活自己而焦虑。他声称自己本是个“革命热”的青年。他说：“依着总理遗嘱，含辛茹苦，继续冲上革命战线去努力吗？固所愿也，然而哪里有养活臭皮囊的经费？”他指望组织上能给他一个噉饭的处所，以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他又叹息“国民党太膨大而无严密之组织，决无能力以分配同志担任工作而解决其生活问题也”。据他所称，有一些与他一样境遇的同志在找不到噉饭处所的时候，埋怨国民党不能解决党员的生活问题，进而埋怨国民党无能[33]。这说明国民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知识青年参与政治的欲望，却一时难以满足他们入党谋职甚至入党做官的意愿。中小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一方面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这种政治参与压力对国民党的影响将在以后较长时期内呈现出来。 二 国民党改组后的基层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而这两者均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不过，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即孙在坚持其三民主义的前提下，所借鉴的只是苏俄的“办党”方法和建军经验。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34]。“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35]。 孙意甚显，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办党”的方法。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什么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有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1924年元旦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中国国民党改组号”增刊，内中声明：“从同盟会起几次改组，名称变更，‘三民’、‘五权’的总口号始终未变。这次虽然一度改组，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事务机关的改组，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主义的更张”[36]。也就是说，孙学习苏俄的内容有明确的限定，即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层面上，亦即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这一点，从国民党改组之初所发表的“辟谣”声明，也可得到应证。1924年2月间，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巳被“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37]。在“三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基本上是符合孙中山改组初期的思想的。 在党务组织层面上，国民党是如何学习和借鉴俄共的？仍有必要作深入考察。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的组织法规，是一个政党赖以运作的基本组织法则。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曾多次更易党章[38]。但自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中国国民党总章》以后，国民党的党章基本定型。其后数十年间，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只作修订，未再重颁[39]。因此，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通过对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的文本进行考察[40]，发现其最初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41]。该章程是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来所制订的第一个党章。俄共章程分12章66条，国民党总章分13章86条，内容均由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如党的组织系统，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相并行的层级机构，国民党亦仿行建立[42]。 列宁主义政党与一般政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一般政党组织很难既紧密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要么严密如同黑社会，难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动员型政党；要么如西方议会政党那样强调群众规模，则又往往缺乏严密的组织内聚力。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色则在于它既能维持严密的组织内聚力，同时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其组织诀窍则在于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也是此次国民党著力改组的重点。列宁主义政党不是由独立散漫的个体成员组成，它是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细胞。俄共党章规定“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国民党仿照设立“区分部”，规定“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支部”和“区分部”，均是以党员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区域来划分。这种基层细胞的特点，一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笼罩性，每个党员必须是某个“支部”或“区分部”的成员，连党魁也不例外；二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平等性，如以地域划分的某个区分部里，属于同一区域的不同职业和不同级别的党员一起出席区分部会议，如孙中山住在甲区，即属于甲区的某区分部，逢区分部开会，便得以党员资格，和同一区中的花匠、司机一样列席；三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凝聚性，在同一区分部里，党员之间一起开会，经常活动，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每个党员对党形成凝聚性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四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一方面“使国民党得尽力于民间”，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考察吸收新党员，可以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的党员，对党员没有太多的约束，一般只要求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党员入党脱党均很容易，入党只须履行简单的登记手续，甚至不履行任何手续。这些政党没有类似的具有笼罩性、平等性、凝聚性和渗透性的基层组织。国民党在改组以前，也只有上层组织，没有基层细胞。挂名党籍的党员号称有20余万，“然按之实际，则除册籍载有姓名者外，……毫无活动，衡量党力，更属微渺”[43]。党员之间因缺乏基层组织相互联络，散漫游离如同一盘散沙。 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建立在海外。据1923年前后的粗略统计，国民党共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共计400余处，亦绝大多数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成绩可言[44]。国民党改组前在国内的组织基础非常脆弱，与国内普通民众几乎不生关系。 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分别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45]；国民党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其中国内党员约占82％，海外党员约占18％[46]。显然，在改组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由一个偏偶海外的狭隘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 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党武力的迅猛推进和民众运动气势如虹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党务组织的发展亦如风起云从，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以上[47]。这是当时概略的估计。据这个时期广东、江苏、上海、长沙等几个省市党员人数的增长率推测，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间，国民党党势确实得到了惊人的扩张（见附表）。到1927年4月，仅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的党员人数总计已达47万余人。以此推测，全国国民党党员100万之数当非虚夸。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 北伐期间部分省市国民党党员人数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①上海市通志馆编印：《上海市年鉴》（上），1936年，第E30－31页；②赵如珩编： 《江苏省鉴》（上），1934年，南京，第55页；③《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 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④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 （上），第101页；⑤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 报》。 党员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及其实际运作的良好与否。否则如民初之际的国民党，人数虽多达300万之众，实际则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党力”可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倾刻化为乌有。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以宣誓押手印等办法约束党员，其结果仅塑造了孙中山个人的强权党魁形象，党的组织结构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进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方法，按理应当一改过去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发现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却未能很好地吸收其组织内蕴，衍为新瓶装旧酒。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而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的反差。“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如下一番痛切的检讨： 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13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48]。 在蒋介石反思检讨的同时，胡汉民也发表文章指出： 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份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乱得乱纷纷呢？虽说是人家挑拨离间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当不上当到底也全在乎自己；虽说很多都是敌不过人家的威胁利诱而上当，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49] 蒋、胡等人于“清党” 反共之际，竟不约而同地分析共产党“以少胜多”的原因，反省国民党组织的缺馅和共产党组织的长处，胡汉民甚至发出“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的慨叹，足见他们当时已充分体察到国共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殊异及其所潜伏着的问题之严重性。 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一如前述，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50]。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51]。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但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试看当时一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述： “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却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52]。 这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词并非孤证。据国民党“二大”的检讨，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其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53]。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手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按理该校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最为健全。然而事实亦不尽然。当时即有人指出：“兹姑照中大的区分部来看，能认真办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责者，亦仍不乏其人。在党化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党的区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处，何况在于乡村偏僻的地方”[54]。 本来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区分部去！”[55]这个口号的提出，本身即意味着当时还有不少党员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其时国民党人也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56]。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57]。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属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58]。 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党组织对党员不具约束力。如湖北“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藉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湖北阳新县党部自公开后，“各区党员因多不明党义之故，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59]。 区分部、区党部之上，县市党部也多不健全。如江西省各县党部“只知征求党员，不注意于训练，甚至空悬县党部或区党部招牌，而放弃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分配” [60]。在湖北，据1927年1月该省第4次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各县市执委会对于全县党务没有整个计划；“除了纠纷和要钱以外，很少给省党部以党务的报告”；既不能切实执行上级党部的指示，又疏忽对下级党部的指导；各县市党部对于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对于民众的政治指导更为放弃；公开以后，各县市党部同志积极图个人的活动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61]。192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湖北省第4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县以下国民党组织的弊端痛加指责： “现在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事实上仍是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徒然有一党部，有什么用处呢？老实说，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千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组织方面，党员大多数还不明白党的基本组织是什么，不注意下层的基本工作，弄得党在民众中间不能引起什么影响”[62]。 改组以前，国民党只见上层，不见下层；改组以后，孙中山强调要将国民党组织的重心由上层移至下层。这种下移，首先应向基层投入相当的“组织成本”。所谓“组织成本”，一是党务经费，二是党务人才。这个时期，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正是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由于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在原有行政系统之外，再建立一套相应的党务组织系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要将原有的政权“组织成本”扩大1倍。仅就经费而论，国民党既要遵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自不便过于加重百姓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节减组织经费。以广东为例，按中央规定，广东各县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县公署拨270元。而当时广东各县县长每月的薪金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说，一个县党部整个机关的经费，仅及县长薪金的一半略多。县党部因经费有限，乃规定除书记、干事每人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外，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都不支薪。即使如此，每月仅余下十几元党务活动费，据称尚不够印一二次传单。由于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均为义务职，势必另谋生计，也就不能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县党部的工作只好交给几个书记干事去应付。那些县党部委员大多散居四乡，而当时广东省党部规定，县党部委员每周必须开会1次，一些委员每周要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赶赴县党部1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一些热心革命的边缘知青“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止好让那些自己有钱的大地主，和占着特殊阶级的土豪劣绅去包办。广东各县的党务，不能尽量发达，大多数是因为这个问题”[63]。以打倒土豪劣绅为职责的县党部最终却沦为土豪劣绅手中的工具。这显然非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所能预料。 广东的情形自然也是其他国民党控制地区基层党务的写照。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着领导职位”[64]。这表明国民党在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非但未能动摇旧有地方封建势力的基础，反而为他们所僭夺，成为土豪劣绅维持其原有权势结构的工具。1927年1月广东省第2次代表大会即指出：“各地党部之组织殊为松懈，各地党部之执行委员多不健全，且尚多为不明了党义的反动派所盘踞，而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尚多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65]。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愿望势必付诸东流。 国民党组织的松懈，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和不良分子之混入党籍，亦与这个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机制不无关系。本来，俄共组织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预备期长短不一：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66]。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其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是否坚定，藉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员队伍的质量和组织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但独未采用这一制度。 国民党既未采行预备党员制，又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偏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政党[67]，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来者不拒，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又据该报同年4月8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者，闻已达4千余人”。从这两则报道中，可知国民党从改组之初起，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滥。 除集体入党外，另一种方式是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广州市党部的要求，劝令广州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68]。另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凡（广州）市政府所属机关各职工，如有未入党者，限期本月内，一律使之入党，否则将其姓名列册函送区党部办理”。 除集体和强迫入党外，党票也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或晋升的工具。其时，广州市教育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将全市私塾进行整顿，并解散了一批私塾。不少塾师为保住饭碗而设法加入国民党[69]。更有的藉党招摇，利用党籍壮大宗族势力，如在广东增城县，本地人黎氏与客家人吴氏两大族姓之间矛盾甚深，“为捞取选票壮大自己势力，在县党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党，因此，党组织迅速扩大”[70]。 据称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71]。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员总数翻了一番，猛增50万。据称在马日事变前，仅长沙一市就有国民党员19万之多，而当时长沙全市人口不过30万人，近占全市人口的2／3[72]。这一说法也许不无夸张，但当时国民党吸收党员之滥确已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北伐后有国民党人自我反省说：“党员的本身如此，即使无共产党、国家主义、无政府党等煽动宣传的侵入，已不难自坠入腐化”[73]。 从基层组织和吸收党员两个方面，足以窥见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形态之一斑。很显然，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组织规模大为扩充，但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松弛涣散的夙弊并未革除。故从党务组织方面观之，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初衷实际未能如愿以偿。 三 国共组织形态之异同与互动 与国民党相比，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作机制判然不同。就吸收党员而论，中共规定：“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且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74]。中共1923年修正党章时仿行苏俄的预备党员制，规定凡入党者须经过候补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75]。1925年10月，中共将候补期缩短为工人农民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76]。因中共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任，为了吸收工人入党，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入党候补期区别对待。对于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早期的看法是：“知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77]。中共将“知识阶级”褒之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和“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可见中共从一开始即对知识青年阶层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中共也看到那些知识青年“富有浪漫、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故对知识青年的入党严求慎选，务必信仰坚定者才准加入，并以铁的纪律加以约束。知识青年加入中共后，很快被塑造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但国民党既无严密的吸纳机制，亦无健全的基层组织，更无像中共那样铁一般的纪律去约束党员。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即当众多知识青年以入党为谋职甚至入仕之阶，而国民党一时又无法解决他们中多数人的“饭碗”时，必然出现前面所谈到的群相“埋怨国民党无能”的局面。二是导致国民党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小知识青年本来置身于上层精英与下层大众之间，而其社会价值却希望认同于上层精英而不愿与下层大众为伍。国民党在改组之初，对民众运动曾予以相当的重视，也一再号召其党员“到民间去”，“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实际情形却是群相往上拱。孙中山自己即承认：“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78]。加之孙中山所倡导的 “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79]。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有几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腐败堕落的表现，立令他们辞职，否则立即登报开除[80]。由于大多数国民党人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特别是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党务机关后，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更加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81]。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农运积极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82]。由此一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态，遂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我们恐怕到将来两党的政策会愈趋愈远，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同志在民众运动中不能积极的参加，将来一定会和民众愈加分开，甚至会不晓得民众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民众是怎么样的情形，有怎么样的要求，和有怎么样的需要，都通通不能够有真知灼见，那是再危险没有了！[83] 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差别，还不仅仅表现在上层与下层之间，即使在同一层级，甚至做同一件事，两党党员的表现也不免有优劣之分。据一位老国民党员晚年回忆，广东时期开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时，讲师中既有“共产份子”，又有国民党“官吏讲师”，但两者的工作态度判然两样：“官吏讲师”对讲课不热心，其态度与材料总比不上“共产份子”之认真切实；“官吏讲师近于敷衍故事，共产讲师同于传道，显然有别”[84]。 国共两党的“显然有别”，在当时即已引起少数国民党人的关注和忧虑。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冲日记记曰：“晚阅C．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85]邵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国民党组织的沮丧和失望。这种沮丧和失望，并非个别国民党人的“先天下之忧”。其时，戴季陶、谭延闿、唐生智等均感叹：“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86]。 同样的沮丧和忧虑甚至从国民党的大众传媒上流露出来。如1926年12月3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报道：“现在有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常常叹气说国民党的组织怎样不好，怎样散漫，怎样不严密”[87]。翌年1月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社论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觉的本党同志，常常呼着‘本党没有严密的组织’；有些别有用意的人们，听到这种呼声，实有意似无意的说：‘你们国民党已经有了总章，并且有了由区分部上至中央党部的系统组织了，怎说没有严密的组织’。诚然，这话说得不错，但是我们看看党的内容吧！看看我们工作所发生的困难，一方面又横看和我们同一战线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工作之顺利吧！我们实觉得相形见绌，实觉本党总章所规定的系统组织，不是一种事实上严密的组织，只是一种文字上严密的组织”[88]。更有的愤激地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而外，泥的纪律的也配不上”[89]。 所谓文字上严密，事实上不严密，表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与其制度形态之间相互背离。由于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当时在国民党内曾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一些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者。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组织严密，训练严格，国民党则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90]。有一位青年谈及他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原因：“我只看见人家（指共产党人）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羡慕，由羡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个实行家，回看国民党的青年，还像暮气沉沉的睡着……”[91]。另一位由国民党转入青年团的青年亦称：“CY的组织，我相信任何团体的好组织都比不上他的严密确真，他对于他的团员有整个的训练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铁的纪律规定团员勤阅书报，这是很好的方法，国民党就因了缺乏这样工作，所以到了现在，许多同志都变成跨党跨团的假党员”[92]。 大革命时期，大致有多少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和青年团，未见统计。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张国焘承认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约占共产党员人数的3％[93]。据称在“中山舰事件”后，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人数明显增多。1926年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使团的报告显示，在“三二0事件”后的几个月内，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大学生就多达300人[94]。此后，这一势头仍有增无减。1927年初，当国民党青年不断投向共产党时，国民党内部纷纷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95] “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96]国共合作的形式最初只是一种单向流动，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到中后期事实上却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即不少国民党员亦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到后期，甚至有逆转之势，即中共中央训令新党员不必一律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者却有增无减。先入国民党，再入共产党，是那时不少青年学生的革命之路。 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的另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本来，从孙中山决定“联共”始，国民党内就一直存在着“分共”、“反共”的主张。那些主张“分共”、“反共”者，其出发点和动机不尽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国共纠纷情形时，即有国民党代表谈到，两党的纠纷并非主义之争，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实是“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怕得了不得”。他们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作秘密党团活动尤生疑惧。共产党代表则声辩说，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不过5000，而国民党员有50万，“这50万国民党为何怕起5000个共产党来呢？”[97]事实上，当时确实流传着1个共产党员抵得上10个国民党员，1个民众运动者胜过100个国民党挂名党员等说法[98]。西山会议派内主张“分共”者，亦部分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心理。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农工运动过火等因素外，国民党对中共在其党内的党团运作深怀疑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公开说：“我们并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99]。陈独秀在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亦承认，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省市的国民党党务，均由共产党人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在湖南，当全省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时，C.P.分子之间开始故意发表些不同意见，国民党以为C.P.也不一致，但当最后决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C.P.的预计实现时，国民党“各派对C.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100]。就连鲍罗廷也感到“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101]。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运作下，国民党人强烈感受到了一种组织生存危机。 回想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是一个党员数百人，党龄仅3岁的幼稚政党，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拥有20万党员和30年党龄的大党和老党。中共领袖陈独秀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比，不过是一个出道不久的“小青年”而已。在当时孙中山眼中，中共不过是一班“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102]。据蔡和森回忆，孙中山当时甚至不承认有C.P.的党[103]。孙自己谈到“容纳共产份子”之缘起时，称中共青年“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104]孙此言固说明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乃苏俄之意，而其中更隐含着孙不愿中共“自树一帜”与国民党争衡和自己欲“独得俄助”之心。孙还称：“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105]在孙看来，俄之所以愿与之合作，乃在于他有所凭藉。孙称：“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106]。不容讳言，此时孙中山言词间充分流露出他对中共的睥睨之态。孙自然不愿与“毫无所藉”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允许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孙意以为共产党人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即已表明这班少年诚心悦服其主义。孙在国民党“一大”上即言：北京一班新青年 “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107]。孙对此非常充满自信。孙当时显然低估了中共这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定信仰和潜在的组织能量。 另一方面，中共当时虽然规模甚小，却自视甚高，同样也瞧不起国民党，甚至比孙中山视中共更有过之。中共最初本不愿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108]。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共还一再告诫其党员不可对国民党“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109]。由此亦可见当时一般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藐视之一斑。苏俄方面，当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担心中共会被国民党溶化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苏俄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四五百人的小组织被分散吸纳到一个有20万党员的大党中，犹如河川汇入大海，很可能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直到1925年4月，斯大林还担忧中共寄人篱下的处境及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当他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他甚感惊讶[110]。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已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组织上隐然有领导国民党之势。到1926年底，中共自己也承认有“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之嫌[111]。国民党人甚至感到“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112]孙中山当初决定“容纳共产份子”时，恐怕不曾料到那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会有如此大的潜力，以至于令国民党人担心会被共产党“吃掉”。 值得注意的是，置身于国民党之内的中共，一方面反复强调自身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却不希望国民党也有一个同样严密的组织。中共一方面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控在手中作为其基本任务[113]，同时又提出“必须放弃自上而下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民党的思想”；“必须放弃按一般共产党的模式，更不用说照抄联共的模式来建立国民党的思想”[114]。1926年7月，中共第3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宽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使与群众接近，不必太侧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缚自己。例如革命的社会团体未始不可整个的加入，这样可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极大的群众的党”[115]。这一方面虽使国民党得以进一步扩充其社会群众基础，但亦无可讳言，这种策略实不利于国民党形成一个组织紧密的集权的政党。 事实上，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着包容者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民初之际，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５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当时党员多达300万，但内部纪律废弛，组织焕散，很快便土崩瓦解。本来，一个真正组织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再容纳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一方面又同意容纳共产党，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兼容与调和的矛盾。孙中山当初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党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活动。但这对具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的中共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旧有的涣散松懈的组织体制，容许中共在其党内作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领导权，最终可能为中共所兼并；另一种是中止两党党内合作，或共产党主动脱离国民党，或国民党强行“分共”、“反共”。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虽不断有人反对“联共”，但孙中山自信有控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变其“联共”初衷。孙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非不得已不敢冒然行事。西山会议派“分共”举动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违背“遗教”而导致党统“合法性”流失所致。蒋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记条下记曰：“……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116]。可见蒋虽早有分共反共之心，此时亦尚不敢冒“违教”之险，以免丧失竞争“党统”的“合法性”王牌。直至 “四一二”政变前，国共基本上维持着第一种局面。但这种局面显然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其领导权的。当中共领导的两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冲击着一大批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和党军军官们的切身利益，无疑为蒋介石反共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打下江西、上海后，个人声威倍增，反共实力已具，反共时机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在所不顾也。 四 结语 党人、军人和商人是近代中国崛起的几大新兴社会权势群体。这些社会权势群体的崛起，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正统迭落，边缘窜升的重要表征。从帝治到党治，从废科举兴学堂，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过程中，人们的上升性社会渠道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第一次为广大中小知识分子提供和开拓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渠道。1924－27年间，在国共合作之下的国民党周围，吸引和容纳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其后，在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历史情境下，以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人”逐渐占居了社会政治运动的重心，并最终演变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格局[117]。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职业“党棍”群体应运而起，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后来国民党党治的历史命运。 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无疑是此次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孙中山在“一大”后给全体国民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形态作过这样一番期许：“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118]。党务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显然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重心所在。但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运作情形实际远不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以往学者多以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悖离实际的历史幻像。这种历史幻像的产生，主要构筑和囿限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未及深入细察其实际运作。事实上，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大革命后期，国民党虽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能。大革命时期，中共最初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加入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仅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从上到下，几乎形成“包办国民党”之势，以至于国民党人感到，初期的国民党“容共”几乎演化为后期共产党“容国”的局面。就两党所崭露的组织实力而论，其时若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两党竞争的胜负格局或许早见分晓。可以说，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崭露端绪。 （原文刊发于《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①] 刘曼容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国内较近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相关研究专著。该书即持此论（第207－208页）。吕芳上著《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9年版）一书亦认为“这次改组，确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第537页），“无论如何，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确是一个‘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第560页），充分肯定国民党改组成功的一面。 [②]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③]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8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384、386页。 [⑤]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⑥]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第208页。 [⑦]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前夕：北京方面加入本党者，唯有学界而已；广州方面加入本党者，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浙江及东三省加入本党者，知识阶级及退役军人最多；湖南山东加入本党者，多为学界和工界；山西加入者大多数为学校教员和青年学生；安徽加入本党者，以学生最为踊跃，其次为工人；上海方面加入本党者，学、商、工各界皆有之；江西党员在1920年以前以军政界和留学生为最多，在1920年以后，以内地学生及工人为最多。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3年版，第4—31页。 [⑧]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 [⑩]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2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10月印，第13页。 [11] 《省党部代表大会报告》，1927年1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12] 《吴倚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13] 彭学沛：《今后的党员》，1928年2月18日《中央日报》。 [14]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15] 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第43期，广州《民国日报》副刊，1927年2月28日。 [16] 内中有人声称信仰“马克斯列宁主义”，受到调查者的一番奚落：“更奇怪的，他居然发明了甚么‘马克斯列宁主义’”。这大概可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的最早出处。 [17] 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 [18] 国民党“清党”后，党员重新登记。登记结果显示，67％的党员受过中学、小学、普通师范、军警学校和家庭私塾教育，13.9％的党员受过大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和留学教育（《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18年，第751页）。由于大批农工党员在“清党”中脱党，推测这一比例高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员的实际教育程度。 [19]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20] 1923年10月8日《晨报》，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4－6页。 [21] 《青年会与留学生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4卷第9期，1917年9月。 [22]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71－72页。 [23]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18页。 [24] 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 [25]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打印稿），武汉，1995年。 [26]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第358－361页。 [27] 李剑农：《最近30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34页。 [28]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47页。 [29] 吴涧东：《党治考察记》，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3页。 [30]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至4月8日连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公告；《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年3月30日第14期亦予以登载；笔者在日本东洋文库还见过一份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同样内容的辟谣传单（油印件）；孙中山还亲自发表讲话辟谣，亦可见其郑重将事的情形。 [31]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94年，第481－487页。 [32] 如广东省党部先后举办过宣传员训练所、青年训育员养成所、青年夏令讲习班、妇女运动讲习所、商民运动指导员学校等。见《全省第2次代表大会党务报告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33] 亲先：《“我一年来的回顾”的共鸣》，《现代青年》第38期，1927年2月21日。 [34]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页。 [35] 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页。 [36] 《国民党过程中两要点》，见《中国国民党改组号》，1924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增刊。 [37]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 [38] 同盟会颁布总章2次，国民党颁布规约1次，中华革命党颁布总章1次，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一大”以前，颁发规约2次，总章2次。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革命文献》第70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 [39] 据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称，1993年8月国民党“十四大”修正通过的党章，系第12次修正。见该书第二编，第446页。 [40] 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参见《革命文献》第70辑，第44－55页。 [41] 1919和1922年俄共党章分别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册，第589~600页；第2分册，第217~229页。日本学者江田宪治认为，1924年国民党党章是以1922年俄共党章为样本。不确。因为1922年俄共党章是1919年俄共党章的修订。见江田宪治：《1920年代の民主主义》，载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の中国》，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版，第104页。 [42] 俄共的各级权力机关依次为：全俄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省代表会议→县代表会议→乡党员大会→支部党员大会；相应的执行机关依次为：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乡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国民党改组后的各级权力机关依次为：全国代表大会→全省代表大会→县代表大会→区代表大会(或全区党员大会) →区分部党员大会；相应的执行机关依次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全省执行委员会→全县执行委员会→全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 [43]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页。 [4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2－47页；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构成》，见《南京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哲社版），1989年4月。 [45]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100－101页。 [46] 陈希豪：《过去35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47－149页。 [47] 刘范：《如何才能做一个国民党的党员》，《现代青年》第7期， 1927年1月4日。另见《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48] 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5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5）－347。 [49] 胡汉民：《清党之意义》，《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50]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100－101页。 [51] 《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52] 亲先：《“我一年来的回顾”的共呜》，《现代青年》第38期， 1927年2月21日。 [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08页。 [54] 王世燕：《对于中山大学的新希望》，《现代青年》第61期， 1927年3月22日。 [55] 王世燕：《对于中山大学的新希望》。 [56] 古有成：《本党整理党务决议案》，《现代青年》第9期， 1927年1月6日。 [57] 《党务通告汇录》，1924年4月12日广州《民国日报》；《全省第2次代表大会党务报告决议案》，1927年1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 [5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21页。 [59] 《武昌市党部全市执监联席会》；《阳新县党部代表大会》，均见1927年1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60] 《江西省党部严密下级党部组织》，1927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 [61] 《第4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务之决议案》，1927年1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 [62] 蒋介石：《加强党的组训与改善党政关系》，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24页。 [63] 刘启能：《各县党部经费问题》，《现代青年》第5期， 1926年12月31日。 [6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65] 武如：《我们对于广东今后的重要工作》，1927年1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66] 1922年修订的俄共章程，对预备党员的规定更为严格：一是预备期延长，工人和红军战士至少6个月，农民和手工业者至少1年，其他人至少2年；二是入党介绍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红军战士入党，须有3年党龄的党员3人介绍；其他人入党，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5人介绍。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17~218页。 [67]《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内称：“现在各位，须知国民党系谋全民利益的党，不是为任何特殊阶级谋利益的党”， 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另见黄健生：《你不要怀疑》，《现代青年》第65期， 1927年3月28日。 [68]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323页。 [69] 邓华卿：《市教育局为什么要解散许多私塾呢？》，《现代青年》第42期， 1927年2月26日。 [70] 引自深町英夫：《改组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近代中国》第129期，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99年2月，第59页。 [71] 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 [72] 《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73] 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 [7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 [7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22页。 [7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408页。 [7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254页。 [7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15页。 [79] 阮啸仙：《关于团粤区1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印，第380页。 [8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45页。 [8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56页。 [8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87页。 [83] 顾孟余：《武汉2届3中全会提案大纲之说明》，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11页。 [84] 李朴生：《参加党务工作的酸甜苦辣》，《传记文学》第8卷第3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66年3月，第25页。 [85]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8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281页。 [87] 龙鼎：《国民党的组织真是不好吗？》，《现代青年》第5期， 1926年12月31日。 [88] 焰生：《欢送广东第2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89]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90] 团：《读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之后》，《现代青年》第8期，1927年1月5日。 [91] 冯金高：《同情的忏悔》，《现代青年》第36期，1927年2月18日。 [92] 张冠英：《由读遗嘱、看书籍、呼口号说到CY》，《现代青年》第64期，1927年3月26日。 [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84页。 [9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87页。 [95]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96] 有成：《正告少数“无所谓”的党员》，《现代青年》第7期， 1927年1月4日。 [9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82－385页。 [98] 曾盛琪：《怎样做一个国民党党员》，《现代青年》第61期， 1927年3月22日。 [9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84页。 [10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280－281页。 [10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73页。 [102]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103]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4]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 [105]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 [106] 孙中山：《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页。 [10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 [10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38页。 [10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81－182页。 [1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7页。 [11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84页。 [112]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 1927年4月9日。 [1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1页。 [1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25－326页。 [1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122页。 [1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版，第587页。 [117]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第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118]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