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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是清朝末年由康有为等人发动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制度，为西学的传播摇旗呐喊，其来势之凶猛，影响之深刻，都是以往的历次改革运动所不能比拟的。经过这次政治风浪的冲击，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纲常，已开始动摇了；许多有识之士，对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怀疑。人们的“智慧骤开，如万流□沸”，(《戊戌变法》第三册156页)大有不可遏抑之势，真是“旧藩顿决，泉涌涛奔”，(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在神州大地上开始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滚滚潮流。诚然，百日维新为时短暂，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凭藉手中的权势，扼杀了这个新生事物，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她亲手断送了清王朝的前程，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显示了惊人的威力。 百日维新既然是一场改革运动，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开新与守旧之争贯彻了整个变法的全部过程。因此，要深入研究戊戌变法史，便不可不对百日维新前后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行认真探讨。 改革风潮的缘起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每当社会危机严重，险象环生的时刻，便会涌现出一批生机勃勃的改革家，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安危，痛斥旧秩序的弊端，为新制度的建立奔走呼号。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在“分割已至，亡国在即”的危迫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掀起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一个个穷凶极恶，张牙舞爪。康有为描绘说：“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如蚁慕膻，闻气并至”，(《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偌大一个中国，大有不可招架之势。正是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清廷当权的守旧势力对维新派稍作让步，允许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接近，总理衙门可以代递维新派的条陈。 维新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京师四处鼓动，为变法大造舆论。他们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一方面“上书求变法于上”，另一方面“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通过总理衙门在短短三个月中，向清廷递上了《统筹全局折》等五个条陈，声泪俱下地劝光绪帝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顶天立地之功。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一书时告诉皇帝说：“窃闻皇上临轩忧叹顿足，枢轴诸臣流涕被面”，所以造成此种危局的原因，不在于强敌之欺横，也不在于无兵无炮，而在于“高卧晏安”，苟且度日，不肯破除旧例，不肯进行变法。他认为，方今事势之急，间不容发，如不尽快更张旧法，与民更始，则诒吴之祸立见，分晋之事即来。康有为进呈的书籍及奏章，“披沥肝胆，竭尽诚愫”，(《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痛陈了改革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广泛地接触各级京官及具有爱国之心的士大夫，动员他们奋起投入改革者的行列，并办成了两件大事：其一，组织了保国会及许多外围组织，如保浙会，保川会等等。这些学会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研讨西学，开通风气，使变法理论更加普及。其二，以德国士兵侵侮山东即墨县孔庙为契机，发动了有两千多人次参加的第二次公车上书高潮。举人们既以列强的肆意欺侮而深感痛心疾首，又以国势不振而产生愤激图强的决心。维新派的上述活动，对于启发士大夫的觉悟，使之增强民族危亡的迫切感，及促进改革高潮的到来，起到了不小积极作用。 戊戌春二、三月，在中华民族的觉醒史上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改革的春风几乎吹遍了京师的各个角落，朝野均为之震动。罗振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自从康有为入都倡导变法，“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戊戌变法》第四册249页)康有为自己也说，他所居住的上斜街门庭若市，几乎变成了谈论变法的中心，“来见者日数十，座客填塞，分日夜之力往各会宣讲”。(《康南海自编年谱》)他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提出了“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的口号，鼓动人们行动起来，以改革来免救“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危局。维新派的议论带有很大的鼓动性和说服力，不少人为之泣下。“人思自奋，家议维新”。(《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69页)一场改革的浪潮就这样兴起了。 争论的焦点 守旧势力对于这种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很快意识到对维新派的让步是一种失策。于是，大大小小的顽固派很快麇集在慈禧、奕、荣禄等人周围，向维新派展开了反扑，其来势之凶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守旧派同改革派之间的论战，从戊戌三月开始，直到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前夕，历时约七、八十天。开新与守旧之争，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上： 其一，要不要成立制度局，拔擢新进。 人才的兴衰，决定着改革事业的成败。没有一批思想敏锐，勇于更张旧法的人才，改革即寸步难行。维新派长期以来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即时代变了，当今是“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迥非汉唐宋明一统之旧”，(《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因此，人才亦应相应变更。倘若仍让旧日官吏按老一套行事，则如同盲人瞎马，夜临深池。 那么，如何拔擢新政人才呢？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总理衙门传见问话之后，即向清廷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在中央应设立安排新政人才的制度局。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始，即“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关于制度局的规格，维新派认为：“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精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公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不难看出，康有为所设想的制度局，几乎是全国新政的最高决策机构。为了使新法得以推行，除了制度局这样的“论思之官”之外，还应设立法律局、税计局、社会局等十二个办事机构，“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 除了中央一级应拔擢新进之外，康有为认为“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均应进行改革裁汰。每道应另设一新政局督办，每县设一民政局。新政人员的选择应该是破除资格，厚其俸禄，“专在得才，与共新政，内外本末，指臂灵通”。(《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 在上述建议提出一月后，康有为又为御史宋伯鲁代草《请设议政处折》，再次提出了变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得人，要清帝拔擢贯通中西的人才到议政处任职。议政处与制度局，名虽异而实同，都是挑选与安排新政人员的机构。随后，康有为在《俄彼得变政记》与《日本变政考》中，又再次谈到尽快开设“制度民政之局”，讽劝光绪皇帝象“昔周公吐握，以待天下士”(《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那样，尽快“留意人才，拔至左右，日与讨论，立即施行，拱手垂裳而土地可保，中国可安矣。”(《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 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开制度局，应该说是抓住了进行改革的要害问题，其实质是要使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进入清政府的中枢机构，分掌政柄，并逐步取而代之。因之，遭到守旧势力的坚决反对，其制度局奏折总理衙门“抑压迟迟”，(《康南海自编年谱》)不欲递上。光绪皇帝在二月十九日始见到康的建议，并深受感动，“自四月日日催之，继之以怒，庆邸（按，即奕劻）谮陈太后，太后谕以只管驳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因此，维新派尽管再三吁恳，也无济于事；非但如此，守旧派还对康有为进行人身攻击。一个原来曾涉足维新派而后又变节的御史恶毒攻击康说：“康有为之为人，讲学如明之李贽，干进如明之陈启新，犹复胆大妄为，不安本分，性非安静。”(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改革者要求破格起用人才，却被诬称“干进”，这是守旧派经常采用的手法。 其二，要不要推广西学，变更成法。 维新派认为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在经济、文化领域，而且应在政治领域里“采万国之良法”。康有为认为，“泰西诸国并立互峙者已千余载，讲求新法者已五百年”，因此能“刮垢除弊，更新改良，历千万变而成今法，故能以区区小国，奇械异器，横绝地球。”(《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他认为，如不尽快为西学传播创造条件，不尽快抛弃“昔日一统闭关之旧，”那么就无法拯救割地瓦解之惨祸。(《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 顽固派的观点完全与此相反。他们认为，造成今日危迫局面的不在于科学技术落后，也不在于列强的侵凌，恰恰在于西学的披靡和祖宗成法的“沦亡”。戊戌三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刚毅的上书，是这种意见的典型代表。刚毅说：“我朝成法，尽美尽善，日久废弛者，皆由于粉饰瞻徇，”故“仍应遵旧日之成法，力戒因循，不可轻易更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刚毅《直抒愚悃折》；徐树铭《请尊崇圣学折》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在他看来，“戎狄之患，自古有之”，只要能恪守祖宗旧制，即可转危为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刚毅《直抒愚悃折》；徐树铭《请尊崇圣学折》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顽固派最怕西学的传播，认为一崇西学，“人心日即于禽兽而不可禁也”。湖南籍的一位老官僚上书说：“近年来士气披靡，飞洋浮动，学政江标复以西人之说，簧鼓士林，以为赏罚，老成练达之儒，无不切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刚毅《直抒愚悃折》；徐树铭《请尊崇圣学折》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他提出的办法是“一以经学、史学为准”，即可扶危定倾。 民权问题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有为此时虽然不象前几次上书那样，明目张胆地要求开国会，设议院，但依然不断地要求“纡尊降贵”，要求象日本维新时那样，设立“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维新派所组织的保国会，策动的公车上书，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效法西方的做法，目的在于“以开民智而激民气”，(《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遭到了守旧势力的诽谤。 守旧势力围绕西学、民权问题三番五次地上书，本来是企图以“民权若兴，大乱必作，君权将替”的危局来讽劝光绪帝，不要采纳维新派的主张，但是适得其反。光绪曾明确表示：“你们嫌我讲西法，我将要改变西法，汝等其奈我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这种明确的表态，使守旧派十分恼火。 其三，要不要御门誓众，与民更始。 改革必须要有声势，必须要在全社会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明白趋向，知道是非。尤其是在守旧势力盈廷的情况下，朝廷的一切举措，拘文牵例，率由旧章，更应该由皇帝出面，大召百僚，旗帜鲜明地宣布变法。因此，康有为在正月所上第六书中，认为皇上应办之事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之后，康有为又再次建议皇上“大誓群臣，与民更始，去束缚拘牵之例，改上下隔绝之礼”，康有为认为，这才是“救急之方，保国之策，”舍此而言变法图存，“犹却行而求及前，”是万万不可能的。(《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进入戊戌四月之后，康有为更加急迫地要求皇帝明定国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要求皇上“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他指出：“开新者通达中外，其人本寡，其势甚孤；守旧者承袭旧习，其人极多，其势甚大”，因此，新政诏书屡颁，而守旧派置若罔闻，“或阁而不宣，或宣而不行，则以国是未定，赏罚未明故也。”(《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3页)另一位倾向于维新派的翰林院官员徐致靖说的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皇上如谓今时之政，仍当循旧，则宜将一切总署、使臣、学堂……尽罢废之，明谕内外臣工，恪守旧章……有开新为说者罪无赦。若皇上审敌量时，以为必当变法，亦请特颁明诏。””维新派认为，只有雷厉风行，国是画一，改革才能冲破阻力，顺利进行。 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对于维新派的建议，守旧势力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朝廷内部并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争论。庆亲王奕劻和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于戊戌六月初十日分别向光绪帝呈递了一个说片，很能代表守旧势力当时的观点。奕劻在说片中称：“仓场侍郎李端棻所奏四条，第一条请皇上晓谕群臣，以息争论。奴才见近来时事艰难，凡大小臣工，以国事为心者，无不愿中国之自强，其愚无识者，道听途说，亦无关国是，则争论之说可勿虑。惟其言变法则云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窃思祖宗成法俱在，果实力奉行，自能日有起色……且以中国四千年之习尚，四百兆人之心思，而骤欲大变而急变之，王道无近功，恐操切非所以治天下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奕劻、孙家鼐戊戌六月初十日说片)这位亲王认为大小臣工都愿中国自强，只是自强的办法、途径不同。而他自己的办法是实力奉行祖宗之法，国力即可强盛；至于康有为所要推行的西法，他则认为是“操切”。应该怎样对付这种“操切”之法，奕劻没有明言，在孙家鼐的说片中，讲得则十分明白：“臣见近日臣工愿变法自强者十之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一二，惟新旧党之争绝少，而邪正党之争实多。盖变法不难，而行法之人最难，用非其人，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治乱安危，所关非细，贤人君子，不无思深虑远之心，盖皆以宋时王安石为鉴也。皇上宣示臣工，若能严申君子小人之辨，则争论者当渐化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奕劻、孙家鼐戊戌六月初十日说片) 这两位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一唱一和，都否认朝廷存在有要不要变法的争论，他们把维新派视作“邪党”，把康有为当成“小人”，认为只有除掉康有为，则争论“自当渐化矣。”他们尤其反对光绪皇帝同维新派接近，深怕皇帝受了“异端邪说”的影响，他们提醒光绪说：“以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而高士奇犹能招摇纳贿，声名狼籍，则君子小人之辨不可不严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奕劻、孙家鼐戊戌六月初十日说片)维新派一再要求明确区分守旧与开新，顽固派则强调要明君子小人之辨。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激烈。顽固派以偷梁换柱的手法，胡搅蛮缠，终于使维新派“御门誓众”的建议付诸东流。 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上述几个主要问题争论时间很长，双方谁也没能够说服对方。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明的是，守旧派由于手中无真理，于是就凭藉他们掌握的军队和舆论工具，对维新派施加压力，他们或慑以武力，或恫以危言，企图使改革停顿下来。荣禄曾告人曰：“近日皇上大为任性胡闹，我不能与之共事。”(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又声言：“康有为立保国会……潜越妄为，非杀头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于是，守旧势力非常嚣张，许多倾向变法的人开始动摇，原加入保国会者甚至要求除名，京师一片慌乱。康有为在《年谱》中说；当时“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康南海自编年谱》)这种短时间的恐怖给变法运动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守旧派为什么仇视变法 由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维新派的顽强努力，改革运动并没有停步不前。戊戌四月初十日军机首辅恭亲王奕因病死去。这位老朽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给变法运动的蓬勃开展创造了新局面，故此后不久光绪帝即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随即开始。然而，随着改革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却遇到了愈来愈大的阻力。守旧势力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变法？这是我们研究戊戌变法史应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守旧势力之所以拼命反对变法，首先是因为改革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这句话对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阶级和集团都是适用的。对于守旧派官僚来说，旧的社会秩序，旧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最好的手段，而且，旧法的弊端愈多，守旧者就愈加牢固地保护之，对于其中奥妙，严复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法者为难矣。”(《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27页)严复认为，法之弊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法之难易为正比例：“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也。”(《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27页)严复分析的何等深刻，他活龙活现地描绘出守旧势力唯利是图的可憎面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废除厘金制度。维新派痛切指出，全国厘卡日增，密如织网，吏役日多，托为巢穴，大约有十万人“皆仰食于此，”他们“吮民脂血，倚势作威”，(《知新报》第80册)因此，维新派一再要求“免厘金税，减出口征”，(《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以体恤商民，振兴商务，但终因它损害了一些官员的私利，而被顶着不办，使维新派的建议变成了一纸空文。 改革者对旧法疾恶如仇，他们的口号是“其法弥弊，则其变弥不可缓，”(《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27页)尽管困难重重，亦在所不计。康有为对召开制度局所抱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深知顽固派坚决反对，却仍不放弃这个奋斗目标。因制度局不开，其他一切措施均是“零星散杂”，“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康南海自编年谱》)故他殚思竭虑，争取尽快开之。他先后代替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王照代拟过奏章，并不断地变换机构的名称，忽而称之为议政处，忽而称之为立法院。直至七月二十八日，顽固派已经磨刀霍霍了，他还建议开设懋勤殿，并引经据典，声称“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故事”，并“捧出三朝圣训”，企图以此说服慈禧。但是，何谓懋勤殿，一看他们的奏章便一目了然，原来这个机构同样是“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这和制度局毫无二致，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顽固派当然不会允诺。制度局的设立关系到中央机构的变更，其结果将会使政权落到维新派手中，“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戊戌变法》第1册363页)事关身家性命，守旧势力丝毫不会妥协。 百日维新的实践证明：如果说改革派提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诸如劝励工艺，奖募创新，武科改制、兴办铁路矿务等等，守旧势力尚能容忍的话，那么政治方面的改革则要艰难得多。这是因为顽固派的“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102页)维新派在政治方面要求设立制度局，成立立法院等等，都直接涉及到给顽固派直接带来利益的“社会所创造的条件”及其“所提供的手段”的变更，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极力反对。 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 百日维新是在咒骂声中前进的。从中央到地方，守旧势力盘根错节，是改革派无法与之抗衡的。在反对变法的官僚中间，有些人从政治派别来说，是死心踏地地站在维新派的对立面的，如荣禄、刚毅等人就是如此；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对新法不理解，看不惯，因此起来反对改革。当时的知识阶层，绝大部分都是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从科举起家的。这种教育只能使受教育者虚掷光阴，闭塞聪明，只能使人“穷老尽气，白首黄馘，日夜孜孜，仍从事于割截枯窘之八股”，(康有为：《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产岁试片》)而对于“经济掌故、天文地理，图算矿律”则是一窍不通。甚至有些“乡里子弟，读书十年”竞不能作一书札，“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徐勤：《中国除害议》，光绪23年《时务报》)腐朽昏庸，如此惊人。 他们的知识谫陋，对西学一窍不通，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反改革的行列。变法期间开新与守旧斗争最激烈的湖南省，曾经闹出了这样的笑话：皮锡瑞的儿子皮嘉祐作了一首《醒世歌》，其中有一段说：“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园物，谁在中央谁四旁？”(《湘报》第27号)守旧派看到后大发雷霆，横加攻击，说他为洋人张目，愚妄到如此可笑的程度。这些守旧派人士，闭目塞听，一看到“热力”、“涨力”、“吸力”、“引力”之类的新名词，就“阅不终篇，令人气逆。”(《翼教丛编》卷5)他们对新生事物抱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既不懂又不学，世界已经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却依然停留在中世纪水平。 守旧势力反对改革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只敢守成，不敢开创，敷衍因循，不负责任。 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曾多次强调：“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康有为：《公车上书》)所谓“开创”，就是要突破常格，大胆革新。在改革派的语言中，特别喜欢用一个“新”字。他们说“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维新派作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当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不为旧说所囿，不为积习所滞，他们希望清统治者以俄国彼得改制为“心法”，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政谱”，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鄙视那种“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的洋务派做法，主张快变、全变，认为只有“重起天地，再造日月”，才能“措天下于磐石之安。”(康有为：《日本政变考·序》)维新派的改革要求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与维新派相反，顽固派是一个没落的政治派别。他们所推行的是敷衍因循政策，对于这一政策的内容，梁启超曾有精彩的分析：“西后及顽固大臣之政策，以敷衍为主义，内则敷衍公牍，外则敷衍外交，但求目前之无事足矣，一年以后之事，非所计也；但求京师之无事足矣，一省之外之事不计也。语以分割之祸，彼则曰：‘吾但善敷衍之，求其现在之无事，吾年今且六七十矣，数年之后，虽有祸而非吾身当之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的这些话写于亡命日本期间，可能有些过头，但是说守旧势力对政事敷衍则是事实。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的侵略，刚毅却高谈“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腿直硬，中屈弗灵，必非我敌。”(《戊戌变法》第1册363页)堂堂军机大臣，其见识若此，指望他进行改革，简直是“视斜日之东还，望洪江之西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正因为如此，改革派的一切举动在他心目中都是格格不入的：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他要“查办会中之人”；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他主张“当予微差以抑之”；维新派主张废八股，他则声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康南海自编年谱》)时时处处与变法作对。在刚毅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顽固派的典型形象。顽固派在变法中的所作所为，体现了那些行将就木的满族权贵和大地主的阶级利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结构的牢固性。顽固派昏瞆贪鄙，仇视和排斥任何改革，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一种可悲的历史现象 列宁在其光辉著作《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书开头，就引用了一句著名的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戊戌变法》第1册第168页)维新运动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来，是要否定封建制度，推行中国的近代化，因此，它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疯狂反对，而且在开新与守旧的斗争中，又夹杂着帝后两党的宫廷权力斗争。随着变法运动日益向纵深发展，愈来愈侵害了守旧势力的权益，终于演化成了戊戌政变，改革派的代表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慈禧又重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在政治斗争的转折关头，往往最容易鉴别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顽固派发动政变之后，“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在被杀害的“六君子”中，谭嗣同最为勇敢卓绝。这位改革派中的勇士早已抱定“块然驱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故在生死抉择面前，表现得泰然自若，并称：“外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仁学·自序》)一个人甘愿为改革而流血，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他忠厚寡言，敦品励学，面对着顽固派设置的铁窗和屠刀，他从容镇定，以“缧绁到头终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杨深秀：《狱中诗》)的诗句，迎接即将到来的死神。这些为改革而流血的仁人志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梁启超所说的“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的诺言，(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他们的锐志改革，不畏艰险的高尚情操，已溶铸到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 册第92页)我们可以说，在百日维新中，为改革旧制度，创立新制度而流血流汗的人，正是我们民族当之无愧的“脊梁”。 但是，还有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人们往往忽略了。这就是原来的一些在变法中同情新政，赞助改革的人，在慈禧上台后，一反常态，改变初衷，对维新派进行疯狂地反噬，清宫档案中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记录：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他是在变法开始前，最早向皇帝递奏章保荐康有为的官员。他的荐章说：“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破格擢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燮曾《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洋弭会片》，光绪23年11月19日)同样是这个高燮曾在政变刚一发生，就又迫不及待地向慈禧表示效忠，声称“诏旨初颁，同声欢忭，莫不称皇上之孝，而颂皇太后之慈。并闻奉旨拿问康有为，尤为称快。”他还向慈禧献计说，外间风传西人必定将干预之说，故应将已抓获的谭嗣同、康广仁等人，“速行惩办”，以免勾串外人，变生意外，并请将康有为、梁启超“务获解京，或即就地正法，以免蔓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燮曾《除恶宜速，缓恐生变折》，光绪24年8月12日)这位给事中自知此举是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故在折末还添了一句：“再：事关机密，仰恳勿将此折发归军机处寻常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燮曾《除恶宜速，缓恐生变折》，光绪24年8月12日)高折虽短，却充满杀机，其用心狠毒，溢于言表。 还有一个早年参加过京师强学会的御史王鹏运，与康有为等人诗酒往还，往来甚密。早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他就代替康有为上书，弹劾“事事阻挠”新政的军机大臣徐用仪，(《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正月，他又再次代维新派上书请求朝廷明确表态，宣告变法，其疏曰：“中国之积弱，年复一年，外侮之凭陵，日甚一日……海内臣庶，叩心饮泣，亟望一伸乾断，明定国是之归，以大雪积年之耻者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王鹏运：《请力行修省实政折》、《请端学术以正人心折》，光绪24年元月25日元月23日)曾几何时，政治气候一变，王鹏运的腔调亦随之改变。他向慈禧诉说：“自康有为平权改制之说兴，一时年少轻浮无识之士，趋之如市，邪说横流，几若狂澜之倒，不易挽回”；“现在康有为逆迹败露，而此等惑乱视听干犯名教之人，若不声明其罪，悉与惩治，彼将谓康有为之败，由于谋逆，而富强之术，仍非用其说不可。谬种相传，其有关于学术人心，实非浅鲜。相应请旨，将该员等分别等差，治以应得之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王鹏运：《请力行修省实政折》、《请端学术以正人心折》，光绪24年元月25日元月23日)由王鹏运此折观之，仿佛他与这场改革运动毫不相干。其实，与其说他在声讨别人，倒不如说他在打自己耳光。 更有甚者，张仲□为了讨好慈禧，竟提出缘坐康、梁家属的恶毒建议，声称“除恶未尽，难免不死灰复燃，致成后患，虽圣恩宽大，概不株连，臣维寻常案犯，罪止及身，而大逆不道者，则例有缘坐之条。”他要求将康、梁家属，迅拿治罪、斩草除根。他还象疯狗一样，狂噬黄遵宪、熊希龄、李岳瑞、王照、洪汝冲等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仲□《请旨缘坐家属并酌惩乱党折片》；《敬陈管见折》，光绪24年8月16日；2月初7日。)真是穷凶极恶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完全忘记了他曾加入过强学会，曾代康有为呈递过联英日、开口岸、设公司之类的奏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仲□《请旨缘坐家属并酌惩乱党折片》；《敬陈管见折》，光绪24年8月16日；2月初7日。) 为什么这些在变法过程中曾经活跃一时的人物，转眼间就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毫无仁义，而且他们的人数比上面列举的还要更多？这种历史现象实在值得人们注意。他们中间大多数属于台谏官员，翰林出身，读书知理，又稍通西学，深知除旧布新、更张旧法是挽救危亡的重要途径，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因此，当改革高潮到来之时，他们都以改革家自居，以维新派为荣；而当守旧势力反扑过来时，他们有的禁若寒蝉，有的落荒而逃，还有的或为身家所累，或为威武所屈，昧着良心反噬同类，以讨好当权的守旧势力，以图洗刷他们的过失。 “余心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如果我们将变法失败后这两种人的不同表现加以比较，那么谭嗣同等先烈如同巍巍高山，后者只是一杯可怜的垢土。他们也许能多苟且偷生几年，但却在青史上留下了污点。人们读史至此，每每掩卷长叹，扼腕痛心，此辈通晓真理，却又不能坚持真理，这也许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屡次变法而屡次惨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