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主与大臣：中国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美]白彬菊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69.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一个特点就是多民族干部的合作。不过，从多民族官员合作政治实践这一层面来说，共和国并非首创。其滥觞或可上溯到汉晋时期，譬如汉初托孤重臣金日磾，就是匈奴人的后裔，但当时还未将多民族官员的政治合作建制化。而清代中期形成的军机处，可以说是多民族官员政治合作建制化的里程碑。 关于满汉蒙多民族官员在军机处“同朝为官”，国内学界研究不多。从国际汉学界来看，则应以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白彬菊（BeatriceBartlett）《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下文简称《君主与大臣》）为个中翘楚。 在白彬菊看来，军机处是“君主专制”向“君臣联合”转变的标志，它始于雍正朝，在乾隆年间获得极大发展并建制化，即使嘉庆年间的军机处改革，也未能触动军机处的本质。军机处的“君臣联合”，实际上是基于清朝统治者的迫切需要。我们知道，清代与元代一样，是少数民族政权。清代统治阶层吸取元代的教训，重用汉官，但在清朝初年的顺治、康熙时期，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僚队伍，仍以满族贵族为主。雍正时期出现的军机处，多民族官员合作是一大特色。据统计，有清一代145位军机大臣中，满族官员75人（包括3位汉军旗人），汉族官员有64人，蒙古族官员有6位。满族官员与非满族官员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一比一，最高中枢机构可以有这样的多民族合作机制，这与元代相比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军机处正因其特殊的决策、参政功能，而造成皇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皇帝的错误决策相对有所减少，进而形成了一种近似于古罗马元老院的共和机制。《君主与大臣》正是从军机处与皇权的关系入手，来探析军机处制度的得失。 清朝皇帝深知，在一个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依赖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的支持。雍正之前的康熙帝就很重视汉族知识分子。雍正年间，汉族官员张廷玉与满族官员怡亲王允祥的“满汉搭配”体现出了多民族官员合作参与中枢决策的优越性，雍正帝遂决定在隆宗门设立军机处，让张廷玉起草军机处章程并与允祥一道主持筹备工作。“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这短短三十九字却影响清代政局近两百年的“军机处章程”便出自张廷玉之手。 乾隆十年，乾隆帝亲自拟定军机大臣分别由满、汉、蒙三个不同民族的官员担任，三人为满族（讷亲、高斌、傅恒，当中高斌为汉军旗人），两人为蒙古族（班第、纳延泰），三人为汉族（张廷玉、汪由敦、蒋溥），这一“满汉蒙”官员结构基本上延续至晚清。《君主与大臣》以乾隆年间的军机处为研究中心，这体现了作者不凡的学术眼光。我们常讲“康乾盛世”，事实上，乾隆帝许多“英明决策”，全赖军机处所赐。该书认为，正因乾隆帝敢于将权力下放给军机大臣甚至汉族高级官员，形成“开明专制”的历史局面。当然历史地看，乾隆帝过于倚重军机处，因此造成了军机大臣的独断专权，从而出现了乾隆后期臭名昭著的军机巨贪和珅。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与两面性，我们在认识到乾隆帝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要对其将军机处建制化并促成多民族官员政治合作这一历史贡献予以肯定。 有清一代，除了军机处之外，还诞生了许多新的政府机构和派出机构，譬如中央的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地方上还有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西宁办事大臣与西藏办事大臣等，它们都是多民族官员合作的政治实践的见证，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不同民族在文化、经济与政治上的融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对于上述机构的系统研究，国内外学界的研究仍相对薄弱。笔者浅识，《君主与大臣》中译本的问世，将会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