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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1日上午，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和科研处联合举办了“历史学：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学术论坛，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功能与价值，以及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版选登了其中的几篇发言稿，以飨读者。 作为艺术的历史学 马勇 在我们长期所接受的教育规范中，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对于这一判断，我们长期坚信不疑，至少我个人在过去20余年的从业经历中也是如此认识的，并力图将这一判断贯彻到个人的研究工作中去。 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当此次会议发起人促动我们思考历史学究竟是人文，还是科学的问题时，使我猛然醒悟，突然觉得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确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科学的层面似乎只存在历史学的方法论上。我们过去所说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只是说历史学应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改变自身，不断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使自己的历史学更像科学。而历史学的结论，或者说历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则不是科学，而是人文，或者说更像一门艺术。 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西方自近代以来可以通过试验获得同样结果的东西。这种试验的方法、过程和结果，当然可以称之为科学。而历史学根本无法通过试验获取同样的结果，即便将来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大量且细致地记录人类的活动，相信科学依然无法记录人们的思维过程，无法复原人类创造历史的原貌。科学只是帮助历史学实现了某些科学的手段，并不能将历史学完全改造为科学。 将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旨在强调历史学的研究更相信研究主体即历史研究者本人对历史进程的领悟、理解、判断与叙述。历史学就本质而言是人类历史中最聪明一类人的学问，这些聪明的人面对同一的研究对象、同一的史料，可以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与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历史实在”在不同研究者那里总是获得不同的认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实在”真的就像胡适所概括的那样，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操作手段乃至心情的不同，同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获得不同的结果。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某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对另一些历史学家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殊不知这种不同意本身已经表明历史学的艺术性，一百个艺术家可以像张艺谋一样创造出一百个不同的秦始皇；一百个历史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只写出完全相同的康熙大帝。秦始皇、康熙大帝作为历史实在只有一个，而在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那里可能塑造出不同乃至相反的形象，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历史学的艺术性，而且强化了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个人阅历、审美情趣乃至心情对历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这些不同结果的继续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尽管这些描述明显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即便那些“戏说”、“歪批”乃至“水煮”，总能获得一部分受众的欢迎与喜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这些艺术化了的历史解构、重构、阐释、解释、叙述和再现至少在某一方面合乎或者说迎合了、接近了、契合了阅读者所期待的审美结果。由最具灵性的人类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昨日之果可以构成今日之因，然而由于历史创造者的聪明或者说对人类经验的记忆和汲取，这种因果并不总是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例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坏事都必然变成好事。由此，我们过去一直在追寻的所谓历史规律其实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乌托邦，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否则，真的有一个历史规律的话，那么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逻辑推理，通过大型计算机的运算，推定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真实的存在是有的，是客观实在，但它既不是研究者所能获得的，也不是历史创造者所能说清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仔细对勘同一事件参与者的不同回忆，就会很容易地认同这一判断。 历史学是艺术化了的学问，当然也就是一部分聪明人的学问。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历史学只需个人的聪明而不需要辛苦的劳动特别是大量地阅读。恰恰相反，历史学者的聪明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和信息采集的基础上，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持续地阅读和耐得住寂寞的沉思，那么他无论如何聪明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小聪明”。历史学者的大聪明或大智慧主要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在大量阅读和充分占有全部资料的基础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研究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经历、个人知识背景以及个人的主观想象。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懂人情世故，不知轻重缓急，甚者“拎不清”是非曲直的所谓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就很难令人信服。一个历史学者如果不能像艺术家那样对现实生活充满爱心，不留意社会变化的时时刻刻，不关心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那么也很难相信他的研究会有多少价值。生活的经验、个人的经历扩充了历史学者的艺术想象能力，成功的大历史学家不一定是生活中的成功者，但一定是一流聪明的强者。 正如一切艺术形态一样，离开了个人主观想象，历史学便寸步难行，即便在“历史学即史料”这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也很难想象会作出什么成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更赞同胡适的另一看法，即大胆地假设。历史学不能离开假设，正像一切科学特别是一切艺术一样，离开假设就没有创造。只有大胆地假设，才能充分发挥历史研究者的无限创造力，才能对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作出更多的接近于真相的描述。 基于历史学这种艺术特征、人文特征，历史学大概应该是所有人文科学中最主观的学问，它无法通过自然科学的试验与验证，因此关于历史学成果的一切评估似乎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阅读历史学者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阅读者根据自身经验所能获得的快感、愉悦、烦恼、不满、气愤、痛恨和启示。然而阅读者如没有在同一题目下进行过同等努力，没有成果研究者同样的经验和知识背景，那么所获的这种快感、愉悦、烦恼、不满、气愤、痛恨和启示也只是个人的，并不能代表成果研究者的看法。所以还可以说，历史学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艺术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一定是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在相对优越和享有相对尊严的生活情景下的一种艺术创造，或在困厄状态中为了某种理想的发奋之作，从业于历史学的人们如果一味追逐“为稻粱谋”，那么这样的成果即便研究者个人也会不以为然。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史学家或多或少地都有这种体会。这就像一个艺术家为了糊口或者为了某种任务、应酬而创造出的一幅画、一幅字、一段乐曲。 艺术的创造不能无视生活，真正的艺术一定会基于生活的积累而又高于生活原型。历史编撰学和近年来兴起的所谓计量史学格外强调历史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殊不知任何历史文本都是一定条件下的语言文字和符号，它们只能代表历史实在、历史事件或过程，并非就是历史实在、历史事件或过程本身。历史学如果仅仅停留在历史文本的分析上，只不过是在重复这些语言文字和符号。作为艺术的历史学，是透过这些语言文字和符号，根据个人的经验、知识背景重建话语解释体系，尽最大限度地剔除语言文字等符号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遮蔽、作伪，创造更加合乎人们审美需要、合乎人们心灵期待的历史作品。 历史真相是一个客观实在，然而由于历史学的艺术性，人们只能逐步接近这个客观实在，永远无法获知或掌握这个实在或历史真相。所有的历史纪录都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透过已存历史文本的分析，对历史记载中的缺失提供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合乎人们审美需要的解释、阐释、重构与再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历史学对既往的历史就会不断提出新解释，就会不断有新的艺术类型的创造。历史学是一门常说常新的艺术化、人文化学问，它永远都不会固定在任何一种模式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