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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和收获时期（1976—1999年）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是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恢复生机的过渡时期。1978年5月，十年浩劫后国内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正式成立。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浙江、广西、四川、广东等省也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随后，在1984年5月至1990年5月间，南京市、广西贵港市（原名贵县）、重庆市、安徽省、上海市、四川涪陵市、江苏省也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1990年5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在这些学术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太平天国史研究异常活跃。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共收到中外学者的论文200余篇。这是自1949年10月以来首次在国内举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同时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重新走向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各地又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太平天国史学术会议。据粗略统计，在1980年6月至1991年11月间，仅全国或国际规模的学术会议就召开了16次，平均每年1.45次，各省举办的地方性会议更是不计其数。 1981年、1983年，由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王庆成主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太平天国学刊》先后问世。这两种不定期丛刊均由中华书局出版，前者以编译西文资料为主，后者则专门收集研究论文。其中，《学刊》是国内权威性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业刊物，成为反映国内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一个窗口。1985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合办、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又在南京问世。 地方和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刊的创办，各种学术会议的次第召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这一切均标志着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摆脱极左思潮所留下的阴影后，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基于上述背景，在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90年代初，更是达到了其鼎盛时期。与此前的30年相比，旧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课题的研究得到开拓，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太平天国史的每一个层面；同时，一大批总结性成果也相继问世。兹就其具体表现择要略加评述。一些研究成果带有交叉性，本文将之划入某一课题纯为叙述方便起见，这是需要事先加以说明的。 1、文献史料的编纂出版和相关研究 在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方面，1979年，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计400余件）由中华书局出版；《太平天国印书》也于同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排印本（全2册）。这两部书与前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8册）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构成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最基本史料。1982年，王庆成、庄建平主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收一批新近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1991—1994年间，由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张铁宝等人编纂的《太平天国文书》（计114件）、《太平天国文物》和《太平天国艺术》（增补本），相继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公布则是近期最重大的文献发现。当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今英国图书馆）搜访太平天国文献后，认为已“了无遗珍”。1984年春，王庆成在该馆寻访到这两种珍贵文献，随后编注成《天父天兄圣旨》一册，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们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为破解一些长期聚讼未决的历史疑案提供了文献依据。 此外，陈周棠校注《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是研究洪秀全家世及其生平的重要资料。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由口碑、方志、档案、碑记、谱牒等资料选编而成，内容涉及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家庭情况、早期活动等。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是一部广西与太平天国相关之口碑、碑铭、族谱、契据、手稿等资料的汇编。 陆续编纂出版的清方记载主要有：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第二册《中兴笔记》（中华书局，1979—1980）；董蔡时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何桂清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杨奕清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董蔡时、方之光主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李武纬等编《吴煦档案选编》（同上，全7册）；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皮明庥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杜德凤编《太平军在江西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995，全20册）。以上大半属尚未公布过的新资料，且内容覆盖面较广，为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和区域史提供了便利。 西文资料方面，除《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3辑陆续编译了《华尔传》、《常胜军》等外人早期著述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马博庵译、章克生等校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择》；《近代史资料》总86号、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97）刊有夏春涛翻译的一些西人原始著述，诸如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选择）、艾约瑟《最近对干王的问答采访录》、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等。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整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内容包括辨伪、校勘、注释诸方面。罗尔纲注释李秀成“自述”便是该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罗氏于1931年开始为之作注，1951年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已见前述。由于曾国藩当初曾对李秀成“自述”妄加删改，世传版本并非其原貌，故罗氏数年后又再次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李秀成亲供手迹》在台北影印出版。罗氏遂第三次调整版本，于1982年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版）。有学者就此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注：祁龙威：《罗先生赞》，“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编委会”编《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57页。）其后，罗氏又根据新史料补注，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增补本。该书从太平天国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的错误或补充其缺略，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共注释了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4倍多，堪称精湛。例如，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曾多次提到与绰号“冲天炮”的清军将领李金旸交战一事。关于冲天炮其人其事，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均语焉不详。罗尔纲经过一点一滴地钩稽史料，终于将冲天炮的生平行迹考订清楚，勾勒出此人从投身天地会到叛降清朝，直至被忠王俘获，获释后走归南昌自首，曾国藩因担心其凶悍难制而将之处死的完整线索。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料所下功夫之深，考订史实贡献之大，史学界无人能出其右。他在1982年版该书的自序中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正是凭借这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罗先生才得以推出这一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罗先生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成为史学界的佳话。 作为1949年以后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名学者，王庆成对文献也有独到的研究。他曾先后在海外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约200册，原刻本的微卷本、复印本、抄本40余册，以及大量的文书，据此撰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199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除结合新文献研究相关史事外，还考察了太平天国文献形成、湮没、搜辑、汇编出版的历史，探讨了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订正了关于文献史料的一些误解或讹传，并重点研究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认为太平天国于1853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规定只有列入“书目”、钤有“旨准”印的书才准传播阅读，否则就要问罪，但该制度后来出现了松懈和变例，并于1861年废弃。在谈到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印书时，作者指出了其独特性，认为“以版本、校勘而论，研究太平天国印书不是要发现‘善本’以校订真伪错讹，而是要发掘各种版本，比较、推究其异同，藉以发明史事”，强调太平天国印书常出版修订本，“这些修改隐含着政策、思想的变化，更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异本越多，价值越大”。此说实为过人之见。在新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造反者文书”部分，王庆成对所辑录的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以《洪仁玕亲书供词》为例，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业已转录，题名《洪仁玕自述》，但其中的错、讹、衍字多达50余处。作者一一予以订正，并考证出这篇供词写于清南昌府，时间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述研究既提高了史料本身的利用价值，同时又拓宽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 祁龙威在文献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尤以对文献史料的考订、辨伪、校注见长，先后校注清人柯悟迟著《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等，编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所撰《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除专论文书、印书和文物研究史略等内容外，还重点进行了史料辨伪。例如，关于清人笔记《ｌíｎ＠③血丛钞》的真伪，学术界争议较大。作者将该书节录的所谓“贼人（指太平军）著述”与真实可靠的文献相对勘，查勘出大量破绽，并发现书中不少内容系抄自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遂判定此为近人伪作。这一结论得到了罗尔纲等学者的赞同。又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根据浙江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了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长明抄存的“禀”、“呈”、“批示”共30件。作者根据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其中的后14件乃是清地方政府文牍，并非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经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则是祁氏从事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首对太平天国印书逐一解题并校勘版本，复就近人所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述评，并采用“以字证经，以经证字”之法，分类笺释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另专论“伪书考辨”，归纳出三条经验：充分发露破绽；抓住作伪铁证；愈经反复，真伪愈明。 2、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讨论 从1979年开始，围绕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封建政权说。这是新近提出的一种观点。沈嘉荣认为，单纯的农民运动“不能变更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整个地主阶级。正因为这样，当它推翻旧的封建王朝以后，建立起来的只能依然是封建王朝”（注：沈嘉荣：《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四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群众论坛》1980年4期。）。孙祚民指出，政体、国体和土地政策是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而以后者为主，“由于太平天国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从奠都天京到失败始终普遍实行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因此太平天国政权是维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新的封建政权”（注：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5期。）。段本洛也认为，“封建生产关系仍牢固存在，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注：段本洛：《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与前途》，《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2期。）。 二是农民革命政权说。这是一种传统观点。孙克复、关捷认为，政权就是统治之权，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农民出于反抗的需要，可以建立短期的、不巩固的劳动者专政；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革命实践，说明其政权是一个与清王朝封建政权对峙十多年的“农民革命政权”（注：孙克复、关捷：《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商榷》，《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1期。）。董蔡时则从太平天国摧毁清朝地方政权系统、肩负起反侵略任务、农民群众基本上掌握了太平天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在经济上空前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太平天国政权始终得到农民群众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五个方面，论证其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注：董蔡时：《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点和性质》，《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2期。） 三是农民政权封建化说。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王天奖认为，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洪秀全等人的反封建斗争仍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确定便是这个新政权开始向封建政权演变的象征和标志，后期则“基本上已完成这个历史转化”（注：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中州学刊》1981年1期。）。苏双碧也持此说，近来还补充指出：“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这个政权在某一阶段更多的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就称之为农民政权，它只区分于地主政权。”（注：苏双碧：《太平天国史综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59页。） 与之相近的还有两重性政权说。李锦全认为，农民和地主是封建社会中对立的统一体，反映在思想和主张上，就是革命性和封建性、平均平等和封建特权交错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政权便是带有矛盾的两重性政权（注：李锦全：《试论洪秀全思想及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南方日报》1981年3月30日。）。反之，孙祚民则认为，“某一政权的性质，只能依据它代表与维护哪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而不能有什么‘两重性’”，“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权，只能代表与维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同时代表与维护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注：孙祚民：《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论坛》1980年1期。）。 与这场讨论同时进行、主题相近的还有关于太平天国能否称为“革命”的争论。有论者强调农民起义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据此认为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不能称为革命，只能叫农民运动”（注：《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牟安世就此提出质疑，认为从普遍和约定俗成的含义来说，“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武装夺取政权，就此而论，太平天国当然是一次革命。他指出，以能否变更生产方式来定义“革命”是不全面的，“因为它遗漏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政权问题和根本方法——使用暴力、武装斗争的方法”，而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也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本身”（注：牟安世：《论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1期。）。 上述讨论在持续了几年后渐告沉寂，辩驳各方未能取得共识，其对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没有50年代的那场讨论那么明显。看来，探讨此类问题，除了侧重对名词概念的解释和个别史事的研究外，还应重视对相关具体问题做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包括加强对太平天国前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然后再据此进行归纳概括。只有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学者们还就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便是一例。罗尔纲一直持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说，这也是学术界迄今普遍采用的说法。其论据主要有二，一是《洪仁玕自述》：“此时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另一为《天父诗》第349首：“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墓日，人得见太平天日。”据此断言金田起义日与天王生日在同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荣孟源、茅家琦等人则据《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句，持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说。罗尔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团营”与“起义”是两回事，强调金田起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各地会众奉命起义，各地实行团营，接着赶至金田团营，随后从平南迎接洪秀全回金田，于十二月初十日恭祝万寿，宣布起义。王庆成则指出，迄今为止，在太平天国官书中没有发现关于起义具体时间的明确记载，天历六节中既没有金田起义节，也没有天王圣诞节，说明太平天国可能没有宣布过正式起义的日期。他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姜涛、俞政以《赖文光自述》“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秋倡义金田”句为据，持十月起义说，但认为具体日期难以断定。近年来，姜涛又略改前说，根据《天兄圣旨》中关于洪秀全在庚戌年二月廿三日“穿起黄袍”的记载，否定了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的旧说，认为洪在公开揭帜前已在平山秘密登极称王，进而认为广义的金田起义，指庚戌年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仗义起兵勤王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日期，则是同年十月初一日（注：以上参见罗尔纲《金田起义日期再考》，《学术论坛》1980年3期；荣孟源《金田起义日期的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1期；茅家琦《太平天国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质疑》，《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1年；王庆成《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太平天国学刊》1辑，中华书局，1983年；姜涛、俞政《太平天国起义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4期；姜涛《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历史研究》1993年1期；姜涛《金田起义再辩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 3、人物研究 与前期相比，近期人物研究最大的特点是摒弃了以人画线的简单化研究方式，并在对太平天国核心人物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979年，王庆成刊文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作者通过辨析反映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各种资料，结合对其早期生平的考察，认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经历了从追求功名、以道德说教手段改造世道人心到立志反清的发展过程，1843年皈依上帝是其思想异端的开始，但不是反清革命的标志，直到1847年以后，他才正式确立了反清革命立场；强调“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产生于宗教教义。《劝世良言》只把洪秀全变成福音宣传者，而阶级斗争才把洪秀全推向创建新国家的政治革命”。作者还指出，《原道救世歌》根本不含有政治平等的思想，《原道醒世训》也并未提出经济平等的思想，两者和随后撰写的《原道觉世训》一样，都仍然只是宗教宣传品；认为“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注：王庆成：《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研究》1979年8—9期。在1979年南京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祁龙威也否定太平天国实行“四大平等”一说，详参祁龙威《洪仁玕与太平天国革命》，收入《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论会论文选集》。）。上述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并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苏双碧在人物研究方面著述最丰，先后撰有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洪秀全等多种人物评传。关于石达开安庆改制问题，苏氏指出，石达开抛弃空想的《天朝田亩制度》，改行“按亩输钱米”政策，使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建立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很快克服了建国初期的财政和供给困难；认为安庆改制“不是倒退，更不是复辟，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措施”（注：苏双碧：《石达开评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89页。）。这种观点较为平实。 作为太平天国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洪仁玕研究向为学者们所重视，但由于相关文献资料严重不足，致使研究难以深入。夏春涛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利用新近公布的洪仁玕残存文献，并从30余种西人原始记载和论著中发掘出大量资料，对洪仁玕的人生轨迹（包括其流亡期间的交游与经历，从总理朝政直至被俘就义的具体史实），以及他的思想渊源和特征，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作者还就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认为“与洪仁玕相比，李秀成从被俘直至被杀，始终没有在任何场合流露过华夷（汉满）有别之类的思想，可见所谓忠王效仿姜维诈降、意在挑拨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关系的说法值得重新认识”，指出“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内部惟一一位读过《李秀成供》并对之加以评述的人，他在签驳时反复提到李秀成‘变更不一’、‘己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并提及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这实际上是洪仁玕对李秀成变节行为的一种含蓄的谴责”（注：夏春涛：《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295、298页。）。 近期人物研究的另一特点是研究对象开始向次要人物乃至一般民众延伸。例如，陈宝辉、尹福庭、庄建平著《太平天国诸王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共记述了33位王一级人物的生平，是迄今评述太平天国人物最多的一本专著。又如，在《太平天国史》这部巨著中，罗尔纲共给172人立了传，其中包括柴大妹、蒋老水手等普通人物。 以往人物研究中一些以讹传讹的问题也得到了澄清，有关洪宣娇的考证便是典型的一例。世传洪宣娇是洪秀全的胞妹，有论者据此认为洪宣娇嫁给萧朝贵是一种政治联姻，是洪秀全牵制杨秀清的一种手段。钟文典根据民间口碑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考订，最早否定了此说，断言洪宣娇并非洪秀全的胞妹，也不是太平军女军的大首领，实为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的农家女子杨宣娇（注：钟文典：《试说洪宣娇》，《广西师院学报》1980年1期。）。其后，罗尔纲根据新近公布的《天兄圣旨》对之再做考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注：罗尔纲：《重考“洪宣娇”从何而来》，《历史研究》1987年5期。）。 目前的人物研究虽已相当深入，但几乎每一位重要人物的生平行迹至今仍有不甚明了之处。研究者们在对人物的具体评价上也颇多分歧，褒贬不一。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一些焦点问题上，诸如洪秀全的思想特征及其后期的功过，杨秀清、韦昌辉与天京内讧，石达开的离京出走和大渡河被俘真相，洪仁玕与《资政新篇》，李秀成与其被俘后的“自述”，等等。上述问题仍有待日后进一步探讨。 人物研究的视野仍然有待拓宽。例如，《天父诗》中的绝大部分是洪秀全特为后妃们撰写的宗教伦理诗，其内容大多涉及宫廷中的人和事。50年代，吴良祚曾利用《天父诗》，从天王后妃的称号和内廷女职、天王的家教和私生活、严峻的家法三个方面，对洪秀全的宫廷生活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注：吴良祚：《关于〈天父诗〉》，《历史研究》1957年9期。）。可惜，此后未再有人进行过类似的研究。 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有待加强。以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关系为例，二人各自拥有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权力，是太平天国早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据《天兄圣旨》、《天情道理书》中的记载分析，天兄下凡的风头一开始明显压过天父下凡，在庚戌年四月酝酿起义的紧要时刻，杨秀清甚至“口哑耳聋”，一度脱离了权力中心，以至于有人“不知尊敬东王，反为亵渎东王”；但在同年十月初一金田团营之际，杨忽又“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从此，天兄下凡的影响和作用便急剧下跌，其下凡的频率也骤然减少，次年则仅下凡过一次，形同虚设。后来，萧朝贵奉命率偏师攻打长沙，不幸阵亡，天父、天兄下凡形式并存的局面遂告终结。当初天父、天兄下凡形式并行时，杨、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协调，尤其是在两人意见不一的情况下？二人之间除了联合之外，是否有过权力摩擦？萧的阵亡是否与此有关？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但迄未有人仔细探究过的问题。 4、政治研究 针对太平天国政体是“君主专制”的传统观点，罗尔纲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援引《天朝田亩制度》、《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等史料加以论证，认为太平天国政体是“军师负责制”，“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既包含有农民民主的内容，又沿袭了封建主义的旧体制。它把君主制和农民民主主义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同于我国自秦迄清所行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而是具有它的独特的性质”；并追溯了其历史渊源，认为该政体是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和近世天地会组织的启发；另分析了该政体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认为“在太平天国前期行使这种政体，发扬了农民民主，取得了革命飞跃发展，国势兴隆昌盛”，“到天京事变后，军师负责制遭破坏，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人心离散的严重后果，卒至覆亡”（注：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广东、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9—46页。）。梁义群的观点与此稍异，他认为军师制早在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的过程中就已初步确立，最早提出设置军师的正是天王洪秀全；随着军师杨秀清的权力极度膨胀，天王与军师共治的君主制的特殊政体遭到破坏，导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迅速向君主专制政体下滑，而君主专制体制与太平天国最初所提出的革命宗旨背道而驰，遂使太平天国革命最终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注：梁义群：《太平天国军师制考略》，《江海学刊》1993年5期）。 王庆成则根据《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中的记载，订正了《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的讹误之处，并对若干曲折隐晦的史实进行了探讨。例如，传统的说法是，冯云山被捕后，洪秀全赴广州营救，拜上帝会因群龙无首而陷入混乱，杨秀清、萧朝贵先后托称天父天兄下凡，起了团结会众、稳定人心的作用；洪、冯返回广西后，才认可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地位。王庆成指出，天兄首次下凡时，洪秀全仍在紫荆山，并当即承认了他，“‘拜上帝会’在冯云山被捕事件后，曾出现纠纷和分裂，它主要不是由于外部打击而是由于内部紊乱所引起的。当时，在‘拜上帝会’内搞神灵附体传言的，不只是杨秀清、萧朝贵，而是还有别人，各各发号施令。杨秀清、萧朝贵互相联合，战胜了其它神灵，也就是战胜了‘拜上帝会’内的其他人或其他派别”；认为“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确立，减低了冯云山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削弱了洪秀全的发言权”，但“这对于原来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拜上帝会’逐渐政治化到最后发动起义，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注：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 钟文典著《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是迄今研究太平天国开国史最为翔实和全面的一部著作。该书首先分析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接着依次考察了洪秀全等人从秘密酝酿、金田团营、正式揭帜、永安建政直至进军长江、定鼎金陵的全过程。其中，“封王建政在永安”一章系作者在旧著《太平军在永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详细探讨了太平军攻克永安的经过，以及驻留该城195天期间安抚民众、设防与攻守、肃奸防谍、封王建政的具体措施，写得很有深度。作者指出，太平天国在永安封王建政，休整军伍，为把革命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通过在永安的上述举措，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与领导统属关系基本定型，各项制度基本确立，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说明太平天国的确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的研究同样也有长足进展，其中以捻军研究最为深入。江地是研究捻军的权威学者，所撰《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纵向探讨了捻军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捻军史研究与调查》（齐鲁书社，1986）则横向论述了其性质、分期、史迹调查、资料搜集等问题，《捻军人物传》（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专论人物。张珊《捻军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徐松荣《捻军史稿》（黄山书社，1996）也是两部有分量的论著。方诗铭则归纳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两大历史特点：一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投身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人、航运水手、其他城市劳动人民以及工商业主；二是以城市武装斗争为主，起义军在上海县城坚持战斗了17个月（注：方诗铭、刘修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历史学》1979年3期。）。骆宝善考察了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的情形，认为英、法、美等国的武装力量协同清广东当局，破坏了天地会起义军攻取广州的战略部署，从而扼杀了这场起义在广东的胜利进展，“第一次公开扮演了同清朝统治当局联合绞杀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可耻角色”（注：骆宝善：《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反动派的勾结》，《太平天国学刊》1辑。）。罗尔纲则对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重新进行了评价，认为所谓“大理回教国”系出自外国侵略者的捏造，所谓“大理使臣”乃刘道衡的骗局，刘在伦敦向英国送交一份杜文秀向英王称臣的表文，“完全与杜文秀无关”（注：罗尔纲：《杜文秀“卖国”说辟谬》，《学术月刊》1980年4期。）。在新近出版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中，王庆成据原件照片辑录了刘道衡在伦敦呈递的“杜文秀表”等四件文书，并加以考释，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杜文秀表”不可能出于刘道衡私造，刘出使英国的活动不能看做是刘个人的行为。 对于真切了解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和太平天国兴亡的外在原因而言，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在早期研究中，相关论著为数甚少，且大多流于口诛笔伐式的揭露或声讨。从80年代初开始，该课题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陆续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问世。 贾熟村著《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是一部系统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的力作。作者将地主阶级分成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两大类加以探讨，逐一考察了其各种代表人物和重要成员的表现，共涉及千余人之多，然后据此加以归纳总结，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最终摇而不坠的原因做了深入剖析。作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封建家族的顽固性、反动性所导致”；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地主阶级迅速进行了新陈代谢，“但分化到农民起义军一边者甚少，起而反抗农民起义者甚多”，各派势力大联手，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对策，诸如军事上组建湘军和淮军，经济上推行厘金制度以充实军需，政治上不断调节其内部的矛盾，并设法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抗，同时，充分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弱点，并调整了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促成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从而使自己由弱变强，反败为胜，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实现了所谓“同治中兴”（注：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549—556页。）。 作为该课题的核心内容，湘军研究日渐深入，除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诸多文章外，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为龙盛运撰写的《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该书从政治史的角度，详细考察了湘军从创建、发展、鼎盛到基本解体的全过程，包括湘军出笼与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外部影响，两湖后方基地的经营，曾国藩等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满族贵族关系的调整，湘军营制与兵种的演变，饷银的开辟，将帅与幕僚，等等，并兼论湘军战史，从而在内容上超越了以往单纯研究湘军兵制或战史的论著。书中的一些论点也颇有见地。在谈到湘淮两大集团对后世的影响时，作者分析指出，曾国藩等人虽然保护了清王朝，但兵为将有和满汉地主平分政权的格局又给它带来了隐患，高度集中的中央大权开始旁落于军政大吏，这一现象不单见于清末，到民国时更是恶性发展，形成中央政府几同虚设、地方由军阀割据的局面；鉴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政治格局与湘军集团十分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统治者自然会从前者成功的经验中吸取教益，“正因为如此，湘军集团，特别是曾国藩，才长期被统治者吹捧，甚至被圣贤化”（注：龙盛运：《湘军史稿》，512—513页。） 董蔡时则从人际关系角度，侧重探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研究太平天国政治对手方面独树一帜。以曾国藩、胡林翼的关系为例，董氏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53—1856年胡参加湘军依附曾的时期，1856—1860年曾依靠胡维护、发展湘军时期，1860年两人互相配合攻陷安庆时期，认为“在湘军的发展史上，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曾、胡起着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作用，都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注：《董蔡时学术论文选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72—485页。）。池子华撰《晚清枭雄苗沛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对苗氏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也值得一读。 朱东安撰《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从曾氏幕府的组织结构入手，考察了其设置、职能、办理成效及其主要成员的活动，包括它的发展过程与胀缩规律，幕中的主客关系和相互影响，并从中国幕府史的角度，探讨了其历史成因、地位以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将曾氏幕府研究推向了深入。作者指出，曾氏幕僚中以从政人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他们遍布各个领域，一时形成“名宦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致使晚清的满汉政治格局、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烙印，影响到整个政局。 上述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和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