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作者：方德万 译者：姚永超 蔡维屏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在《潮来潮去》之前，西方对于中国海关的研究绕不开马士、魏尔特和费正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魏尔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以及《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以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是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海关时都会去查阅的资料宝库。马士和魏尔特都曾任职于中国海关，身居高位，拥有珍贵的一手资料和其他述者难得的亲身经历，著述史料详实厚重，是磅礴叙述的典范。费正清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蒋廷黻，获得了清朝对外关系的档案。这三位学术高山几乎奠定了之后西方世界近百年来对于中国近代海关研究的叙述传统：盛赞海关。而中国学者对海关的研究则游走在另一个极端：少年中国把海关看成是对清政府尊严的侮辱；国民政府将其视为对主权的侵犯；而新中国将它描述成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是让旧中国贫穷、落后、分裂的刽子手。 不管是盛赞还是污名，海关从筹建到谢幕，历时99年。而在这99年间，从内看，中国走过了清政府、军阀割据、南北分裂、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和内战，走进了新中国；向外望，世界经历了帝国的疯狂、殖民的苦难、一战二战的绞杀、民族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浪潮，地区和世界霸主的权柄几次易主，最终站在了相对安稳的门口。而所有这些剧变，都曾波及海关，也经由海关，产生了更多的影响。方德万教授无疑是极具慧眼的，写作一部完整的中国海关史，也就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变革时代中的世界与中国。 海关与中国现代化 《潮来潮去》一书有一个野心极大的副标题：“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这几乎囊括了这部海关史区别于其他海关研究的精华所在：一来，承认海关在中外关系中的困境与妥协；二来，尊重海关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现代化”这个词在晚近中国的叙述中，多半都带有切肤换骨之痛。它意味着华夏中心的外事观被西方的炮舰轰塌；意味着怀柔远人的朝贡体系让步于条约经济；意味着被迫承认自己不但在科技上落后，甚至在体制上也不合时宜；意味着每一次碰撞与冲突后，不得不向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无孔不入的国际资本低头；然后在遵循西方游戏规则下开启现代化的进程。根据《潮来潮去》一书，在催生中国的现代性上，海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有效推动： 第一，海关在清政府和西方国家之间搭建了一个对话与合作的桥梁，让闭关的清政府最终找到了一条折冲带，慢慢走向世界。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政府要员见识过洋枪队的实力，也尝到过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好处；西方国家、尤其是一群涉华事务的英国人认清事实，不愿意再诉诸昂贵的武力，而采取通过规范贸易管理与中国交往的政策方针。诞生于此背景下的海关，从最初就是一个全新尝试。海关是双方互示善意的情况下产生对话的渠道。海关设立要早于中国自强运动，它用自身的繁荣向其他官僚机构显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可能。自强时期的中国通过海关兴海事，办洋学，甚至在欧洲设立了伦敦办事处。也正是在历任税务司的呼吁下，现代海军、国家邮政局、铁路和矿业建设部等逐渐得以成立。这些现代化的部门不仅仅打开了中西双方互相了解的窗口，它们本身也是现代化的里程碑。 第二，海关作为西方的表率，在中国推行欧洲秩序。西方学者对赫德和海关的津津乐道，正是由于近代海关是一个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机构。为了打造一个具有表率作用、能在口岸得到中国官员和西方商人、外交官团体都认可的海关，赫德做了诸多严苛的工作。首先，在招聘程序上，海关力求招聘国际化的优秀人才，力主形塑出一批适合海关态度和标准的职员，并用规章、报告制度和通讯将官僚纪律加强了机构的行政管理。其次，赫德摒弃了清政府老旧易错的四柱式记账方式，转而采用了英国新财政制度，从账本层面杜绝了做假账的腐败行为。再次，为了更有效地监管各个口岸的财务会计制度，赫德还设立了独立的稽查账目税务司。最后，赫德“通过一套西方现代航海专业知识来霸占一块新的运作空间。”对专业知识的谨慎保护让海关自始至终在很多测量的专业领域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这种专业性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尊敬的权威所在。 第三，在一个动乱频繁的世纪，海关在客观上维系了中国的完整性。从性质上说，海关是中国政府机构，但是长久以来高级职位隶属于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的实际情况让它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而这独立性也确保了在清政府失势后，海关还能屹立不倒，甚至成为保持中国完整性的重要力量。在独立性以及列强博弈下，海关定义了现代中国的国域疆界。在赫德初任代理税务司的1861年，全国仅开设3处海关，随着条约口岸的设立以及上海海关模式的推广，到19世纪90年代，全国海关已达30多处。清政府在香港、澳门、云广两省都设有海关，监管边境的贸易往来。清政府在西藏也设立了亚东关，虽不征收关税，但当英国想要染指西藏的时候，亚东关的存在便是清朝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象征。在清政府倒台之后，海关一如既往地通过代表国家权力的标准化，促进了国家意识。灯塔、制服、旗帜、海关办公室的孙中山挂像、注册民船，以及由单一机构的统一方案来标示水道等举措起了相同的作用。最后，通过大规模的缉私活动，海关用现代舰船，划出一道海岸线，勾勒出中国的边界。通过以上所有方式，海关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实质内涵。 第四，催生中华民族意识。1922年，安格联在描述海关历史时说道：“起初，我们是一个纯粹由政府供应和支持的中国机构……有了贷款之后，尽管依旧是以中国政府的利益为优先我们也变成了外国的利益。”足以说明在帝国主义世界瓜分浪潮的影响下，海关越来越背离初衷。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对日赔款引发的贷款热，就已经彻底改变了海关的地位，它使列强瓜分清朝税收资源成为可能。海关拖着中国财库，卷入了日益加深的金融帝国主义。与海关共同成长起来的一批接受过良好西式教育、对世界格局有更清醒认识的本土精英，开始将中国对海关的掌控与关税自主变成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议题，将海关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饱受西方帝国欺凌的史观绑在一起。其中的先锋与代表人物顾维钧在抵制海关及其背后的帝国中，以民族英雄的姿态崛起，带动着一整批青年志士构建了爱国图强反帝国的“想象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海关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上必须要被清除的障碍。 总税务司与中外关系 中国近代海关始于中西合作，终于世界巨变中的权力游戏。海关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的完整和稳定，以及列强之间相对缓和的竞争关系。一旦这些关系之间出现破裂，海关总是以自己所能提供的秩序、规章、利益和税收利诱、威压中国政府和列强，勉强弥痕。所以，我们在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中国内战中，多次看见税务司奔走的身影。方德万教授延续了学界的论述传统，将历任海关总税务司视为海关活动的设计师和实施者，放在著述的重要位置。相较于马士和费正清对赫德的推崇，方德万给读者呈现的历任总税务司，具有更为立体的多面性，有着各自的理念和处事方针。大家不仅可以看到赫德惊人的管理天赋和外交手段；也可以看到他在面对变局的恐慌中，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英国的利益；更可以看到站在权力巅峰的他任人唯亲、刚愎自用。《潮来潮去》一书更为宝贵的部分就在于这是一部海关全史，而海关不仅仅是赫德的海关，还是安格联、梅乐和的海关，他们与赫德迥异的性格，在中国的裂变时期影响了中国内部党派的实力对比，也左右了国际势力之间的权益与诉求。 《潮来潮去》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它将海关的存在与发展放置在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网络之内。通过海关的活动，我们看到清晰的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国的对外贸易经由条约口岸慢慢打开，内陆也开始向洋货敞开市场；自强运动的中国与日本向英、德订购军备，掀起了东亚海军军备竞赛的序幕；殖民地瓜分狂潮中的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弈；几次战争赔款将金融帝国主义的枷锁戴上了中国的脖颈，几届政府也在外债拖累下垮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被波及的严重后果等。正如方教授所说，“近代海关的历史只是更长轨迹里的一部分。”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1978年被开放出来恢复中外贸易交流的，也刚好是上一个时代中从海外贸易中得益的城市，从这一点上来说，海关的影响现在还能依稀可辨。 (责任编辑：admin) |